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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1世纪的到来，知识经济——一种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双翼的新的经济形态，已初见端倪。“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古老的论断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知识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资本和权利，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支配力量。作为传授知识、培养人才、创造知识、丰富人类知识宝库以及能够哺育知识型企业的重要手段，教育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因此，关于教育的种种新的观念、新的思维亦层出不穷。目前，“教育产业化”是教育界及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对教育是不是一种特殊的基础产业，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教育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适应，这是教育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然而，教育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等于教育的市场化，不等于将教育办成产业。“教育产业化”的提法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一个误导，这一提法值得商榷。
一、“教育产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民义务教育的实施障碍
现代教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教育制度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强化普及义务教育、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义务教育是国家用法律规定的对一定年龄的儿童免费实施的某种程度的学校教育。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德国、美国陆续颁布了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逐渐成为国际潮流，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的标志。20世纪以后，教育在数量上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现在世界上已经有近2／3的国家规定了九年或者九年以上的义务教育，义务教育也正普遍向中等教育延伸。
然而，由于受“教育产业化”思想的影响，现阶段一些中小学（乃至大学）向学生家庭收取各种各样的高于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费用，以及高额的赞助费，给学生家长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这十分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甚至使得部分学生被迫弃学。这也为当前启动消费市场设置了障碍：一些学生家长为了给孩子积累教育资金，不敢花钱而是将钱存入银行，这对当前的拉动经济很是不利。同时，“教育产业化”引发的收取高额赞助费的问题，也导引了在义务教育阶段普遍存在、愈演愈烈的“择校”问题：一些重点学校，尽管在师资配备、办学条件、办学经费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为了获得每个学生上千乃至上万元的借读费、赞助费，仍然会招收一些计划外的生源，导致生源的不平衡分布和教育质量的下降。
“大多数无法负担孩子上学的父母属于目前中国5000万农村贫困人口之列。他们的人均年收入还不足460元人民币， 远远不足全国农村地区1580元人民币的人均收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希望工程”在中国》）。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教育的产业化不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并且将对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实施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真正实行教育产业化，以能否支付学费、支付高额的赞助费来决定接受教育的权利，那必然会扩大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固化乃至拉大贫富之间的差距，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由于教育的产业化，无论是在义务教育阶段，还是在非义务教育阶段，都必然导致大量的有潜能的、有希望的贫困家庭的子女无法接受教育、无法得到深造，也就必然导致人口素质的下降，妨碍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经济的发展。这损害的将是我们国家最长远的、也是最大的利益。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教育产业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以金钱来选择教育的机制，必然会使得教育陷入不良的循环之中，必然会影响教育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最终严重影响教育自身的发展。
二、对教育价值观、本质观的片面理解
教育的性质、任务到底是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教育工作者先后对“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论断进行了批判。其后，关于教育本质的理解和认识，逐步进入正常轨道的讨论。在教育本质的讨论中，影响较大的观点主要有“生产力说”、“上层建筑说”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双重属性说”、“多重属性说”等。但不管怎么说，从对教育本质的讨论中，教育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教育也逐步在经济建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承担起了社会赋予它的使命。
教育的价值观与教育的功能观是密切联系的。教育功能可以分为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其社会功能包括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等；个体功能包括升迁功能、职业功能和收益功能等。持“教育产业化”观点的同志往往强调社会功能中的经济功能，偏重个体功能的实现。
诚然，由于教育是“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和劳动者的事业，教育的“产品”——人才和劳动者可以创造出比自身培养费用高得多的价值。因此，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时候，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生产力属性将越来越突出。事实也表明，当今世界各国都把发展教育、发展高等教育作为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之下，教育除了文化和政治功能以外，经济功能也将成为其重要的社会功能。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投资教育、获取知识、谋求一份收入丰厚的职业，其投资的效益、回报率确实很高。根据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的估算，90年代发达国家居民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年收益率是12.3%，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指标更是高达20%。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产业化”的观点对人们的教育价值观产生的负面影响相当大，将人们对教育的价值认识和本质认识导向“唯收益至上”、“唯金钱至上”的误区。我们认为，教育的发展始终与人的发展相联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是培养高素质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这种高素质中必须包括较高的“政治素质”，要具有为民族、为国家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国际局势仍处于动荡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和价值仍然要和国家的性质、民族的命运相一致，我们要避免用“个人价值取向”来引导人们的教育消费，要注重用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青年一代，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在教育的宏观决策中，我们必须正确、全面地把握教育的本质，发挥教育的整体功能，在致力于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同时，更要积极主动地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服务。
三、高等教育功能观、发展观的错位
关于高等教育的功能，目前比较认同的主要有四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国际合作。在这四项功能之中，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培养人才，离开这一功能，其它功能就无法支撑；人才培养不仅应着眼于个人素质的提高，更要提高其社会、政治的价值，这是事关国家经济、政治的根本所在。
从“教育产业化”的观点出发，不少同志将高等教育的功能过多地定位于“社会服务”。他们从高等教育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巨大作用，提出要积极推动以高新科技企业为重点的校办产业的发展，大力兴办高等学校的校办产业。
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当然是巨大的，但是重要的一点在于要找准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着力点”。我们认为，高等学校的根本作用和优势并不在于兴办产业，而是要从自己在科学和专业上的优势出发，更加贴近社会和市场的需求，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发挥人才培养的作用，发挥科技成果的“孵化器”作用，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缩短成果转化的时间。例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本身并没有企业，它对硅谷高科技园区的影响是通过培养、提供人才来实现的。事实上，办产业并不是高等学校的长处，现在高等学校办产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它使得高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将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创收、兴办产业上，导致其教学、科研精力投入的严重不足，从而影响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在企业未成为科研开发主体的情况下，大学会起到一种桥梁作用。一个好的企业需要知识、人才，但对高校来说，市场和资金并不是长项。当校办企业需要大的发展时，必须将其推向市场。可以预测，在市场经济发展完善起来之后，大学办产业的现象会越来越少。目前对校办产业进行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将企业从学校剥离到社会的积极举措。
因此，高校要发挥在科教兴国战略中的作用应当通过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来实现。为社会培养人才、提供研究成果和孵化成果，这才是高等学校最大的优势，也是高等教育最根本的功能。
“教育产业化”还将导致高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都要以市场为导向，使得部分专业重复设置，引发无序竞争的现象。目前部分高校、尤其是民办高校普遍存在着一些短期行为，纷纷着眼于市场，着眼于近期利益，开设一些短平快、投资少、收益大的专业，如经济管理、工商管理等，而对一些耗资较多、难出效益的理工科、人文社会科学，乃至一些高精尖的学科问津较少。这一方面导致教育资源的分散和浪费，使得人才的无效供给现象充斥市场；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高等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应该说，高等教育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业，需要有长远的打算和通盘的考虑。教育从来都是政府行为，政府应当通过宏观的经济、社会政策来支持和引导教育的发展，而不应将教育投进市场去任其取舍。事实也证明，在任何一个国家，民办的高等教育只是高等教育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任何一所民办高校，都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经济资助。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中国有着12.5亿人口（其中9 亿在农村），是一个人多资源少、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农业大国，还有70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因此，无论是从高等教育的功能，还是从其发展来看，高等教育产业化都不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教育产业化”也绝对不能支撑我国的高等教育。
四、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来刺激经济恐不可行
通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国95%以上的行业和产品实现了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形成了买方市场；惟独各级各类教育（特别是优质的基础教育和高层次的学历教育）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仍然是卖方市场。由此，持“教育产业化”观点的一些同志认为，在21世纪，教育必然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不仅在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依托，还在于教育本身可以创造收入。因此他们提倡要以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来刺激经济形成景气现象，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们承认，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高等教育是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知识创新和知识型企业孵化的重要场所，由于高校拥有科技、人才的优势，是高新技术的辐射源，高等教育必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依托。但教育作为一种传承文化、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能否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去看待，能否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能否用产业收入的标准去衡量教育的收益，期望着它去刺激经济增长，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单纯用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其现实意义、可行性恐怕都不会太大。我们常说，教育是“千秋功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活动需要较长的学习时间，教育在经济领域里的成效短时间内也难以显现，教育的财政支出比重又比较大，因此其经费投入一直是呈现出平稳增加的趋势，在经济迅速增长时不会有大量的资金投向教育，在经济萧条时对教育的需求和投入也不会大量减少。教育的这种不易波动性对经济周期的波动有着自然的抑制。因此，教育及其规模不适合用来调节经济的波动。同时，靠扩大教育规模来拉动内需，恐怕也不具备可行性。实际上，将大多数学生家长的存款引向教育，这本来就意味着学生家长对自身消费的牺牲，从而影响正常的社会消费，对市场的整体盘活、对拉动经济并不十分有利。
教育规模的发展应当具有超前性，但这种超前无论在时间、还是在数量上都必须是适度的。教育规模的过度扩大，必然导致生源质量的下降，导致教学资源的相对不足，必然在短期内需要增加很多教师，从而使得一些不合格的教师进入高等教育机构，这种状况势必对教育质量造成不良影响。国际经验也表明，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以后，高等教育的质量开始分化，出现了不同水平的高等教育，甚至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中学后教育。有些同志认为，教育的发展、学生人数的增加，对一个地方第三产业、服务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也是教育往产业化发展的一个方向。其实，从教育的概念和构成来说，后勤服务并不能包含在教育之中；学校、学生对地方的第三产业、服务行业发展的促进，使得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并不能看成为是教育的经济功能。目前正在进行的高等学校后勤服务的社会化，正是将一些本不该属于教育自身的职能剥离，让教育者真正将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事业上去。
以上仅仅是个人的肤浅认识。当然，我并不反对在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借鉴产业管理和运作的先进经验。从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来看，教育应当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对人才培养的素质要求，要更新观念、改革体制、调整结构、转换机制，积极将市场经济的竞争观念、效益观念引入教育的过程，通过改革，给教育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达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目的。但是，教育毕竟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是承传社会文化、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基本途径。我们在制订教育政策时，要切合国情，符合教育的本质，无论如何改革，都应当将教育当作一项非赢利性的公共事业去办，政府应当对此承担主要的责任。
收稿日期：1999—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