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青年中产阶层的奢侈品消费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产论文,奢侈品论文,上海论文,阶层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已成为全世界重要而且快速增长的新奢侈品市场。从2010年至2011年3月底,中国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达107亿美元,占全球的四分之一,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①2013年,中国本土奢侈品消费总额已达280亿美元,加上境外消费,中国人奢侈品消费总额已占全球市场的一半,从而成为全世界奢侈品市场的最大客户。②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国人的奢侈品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奢侈品消费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纯功能性消费。从凡伯伦开始,奢侈品消费一直被视为阶层区隔的重要标志(凡伯伦,2002;桑巴特,2000;Bourdieu,1984;福塞尔,2002)。“享乐主义消费气质的主要承担者”、“承载消费观念变化的新阶层”(Bourdieu,1984)以及“社会阶层中最积极的品味制造者”(福塞尔,2002),这些标签凸显了中产阶层对品位消费的追求。在西方,随着社会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中产阶层独特的消费偏好早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王宁,2001)。 但是,有关客观阶层消费的理论也开始受到挑战。符号消费、认同消费的观点日益凸显,形成了不同于阶层消费竞争的理论,消费分析也开始逐步转向自我认同建构的分析框架(Maffesoli,1996; Pakulski & Waters,1996;郑红娥,2006a)。 国内消费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关奢侈品消费的研究尤为不足(王宁,2001;王建平,2005;徐荣,2005;郑红娥,2006a;余晓敏、潘毅,2008;李春玲,2011a)。本文对上海中产阶层的奢侈品消费进行了研究,希望可以借此弥补学界在此方面的不足。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在西方社会,中产阶层消费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阶层消费和认同消费是研究中产阶层消费的两种主要理论;国内学者对于消费问题的研究也以基本上是以这两种研究框架为主。 (一)理论回顾 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一下有关客观阶层消费、主观认同消费和青年消费的主要理论。 1.客观阶层消费 凡伯伦在制度层面上探讨了有闲消费,在阶级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炫耀性消费”理论。他指出,由于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有闲阶级试图利用浪费型消费炫耀和证明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下层阶级的消费仅仅停留在维持基本生活需求的水平上(凡伯伦,2002)。 布迪厄(1984)和桑巴特(2000)研究了法国和美国的消费模式。在战后经济普遍繁荣时期,阶层对消费的影响并未消失,而是通过“品位”这一中介发挥作用。中产阶层是积极的品味制造者(Bourdieu,1984;福塞尔,2002)。即使在后工业社会“阶层”碎片化的过程中,虽然阶层在多种文化消费模型中的解释力有所减弱,但在高雅文化消费模型中的解释力却一直非常显著(Tally,1999、2002)。 关于阶层消费,中国学者也进行了一些研究。李春玲指出,与非中产阶层相比,中产阶层的消费文化正在形成,其消费偏好显示出明显特征,包括追求舒适、享受和有文化层次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于住房、汽车和中高档家庭耐用品的拥有欲望(李春玲,2011a)。王建平也认为,中产阶层消费具有阶层化趋势(王建平,2005)。许荣指出,中产阶层已显示出不同的文化消费模式(许荣,2005)。 2.主观认同消费 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阶层消费的理论受到了新挑战(Beck,1992; Clark & Lipset,1991; Pahl,1989)。在普遍富裕的情况下,尤其是进入后现代社会后,相对于客观的阶层划分,对独特生活方式的主观认同越来越成为形塑社会的重要力量。同时,阶层在消费领域的重要性正在减弱,生活方式日益变得多样化,并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多的理论证明,符号、象征、个性化、认同这些关乎个人心理文化层面的因素对于消费具有极大的影响力(Maffesoli,1996; Pakulski & Waters,1996)。 中国学者也探讨了认同消费具有的深刻含义。王宁首先指出认同消费在理论意义上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们从事消费不过是创造、改变和维持着自己的认同(王宁,2001)。王建平指出,中产阶层的消费具有个性化和阶层化两种趋势,对于商品与服务符号性的重视,是其个性化的表现(王建平,2005)。郑红娥指出,消费文化已从之前的阶层区隔理论逐步转向自我认同建构的分析框架。消费是体现个人价值,建立个人在社会坐标中相对位置的过程。认同感已不再是特定的经济阶级、社会身份团体、种族或者性别的认同所直接决定,它必须由人们主动去创造(郑红娥,2006a)。余晓敏和潘毅探讨了新生代打工妹的消费问题。结果表明,身份认同的形成不再取决于一系列与生俱来的先赋条件,而是转变成为一个反思性的、不断变化的、取决于个体外表和表现的个体化过程,个体主义对于人的工作和生活价值导向作用正在逐步增强(余晓敏、潘毅,2008)。 3.青年消费 青年群体的消费是消费领域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勇于追求前卫与创新,并且勇于示范,这些特质使得青年成为消费流行之先。现代社会的青年大多已不把消费仅仅当作满足生存需要,而是展示自我创新能力的平台。他们能够最先领会实践广告媒体传播的信息,是对时代变迁最为敏感的群体;同时,青年比老一代思想更为活跃,更容易发现并且接纳新事物,因此能够担负起领导潮流的重任。他们是消费领域的主力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消费观念特征非常独特,表现为超前性、变革性与示范性(董娅,2001;郑红娥,2006b;林江、赵靖平,2013;王丽君、岳红军,2013)。 中国青年一直处于消费新潮的潮头(邓伟志,1997)。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和大众媒介的介入,青年群体已形成“个性化消费”的消费时尚和生活方式,追求炫耀式的符号消费和奢侈品消费(文军,1997)。一些学者认为,相比于其他年龄群体,青年群体的消费特征非常明显,表现为消费意愿强烈,具有注重个性展现、追求时尚、易冲动消费等特点(林江、赵靖平,2013)。苏媛媛在研究南京、苏州、连云港三市40岁以下的青年时发现,相比于非白领青年,白领青年的消费观念更加前卫,在日常消费中更看重品牌和时尚(苏媛媛,2014)。 (二)研究假设 根据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影响中产阶层内部的奢侈品消费存在两大因素:一是客观阶层;二是主观建构和认同。同时,我们也考虑了青年群体的影响效果。由此,本文提出以下三种假设。 假设一:客观阶层消费假设,即上海中产阶层的奢侈品消费主要体现为一种阶层消费,客观的阶层划分是影响奢侈品消费的关键因素。 假设二:主观认同消费假设,即上海中产阶层的奢侈品消费展现为一种个性化的趋势,主观阶层认同是影响中产阶层奢侈品消费的主要因素。 假设三:青年群体消费假设,即相对于其他群体,青年群体具有更高的可能消费奢侈品。年龄越小,奢侈品消费的可能性越大。 三、数据和测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上海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2011年完成的《上海市新白领调查》问卷。这是一个针对上海中产阶层的调查,采用“受访者推动”方法进行抽样,共调查1047人。从年龄分布来看,这1047名被访者95%小于40岁;从教育程度来看,51%具有本科学历,26%具有研究生学历;从户籍情况来看,31%具有上海户口,37%具有上海居住证,32%是外地户籍;从婚姻状况来看,61%已婚,39%未婚;从性别来看,男女各占一半;从收入情况来看,个人平均年收入为8.12万元。 (一)奢侈品消费状况 对于奢侈品消费状况,本文采用的测量指标为“您最近一次购买奢侈品的名称是什么”。根据对这一题目是否回答,生成一个二分变量。如果为1表示受访者购买过“自定义”的奢侈品;如果为0表示没购买过。 同时,为研究探讨被访者最近购买的奢侈品是否是“真正的”奢侈品,本文依据全球最大的奢侈品研究与管理组织“世界奢侈品协会”公开发布的2010年和2011年全球奢侈品牌榜单,以及“Onlylady女人志”网站的奢侈品品牌大全,我们对每位受访者所回答的奢侈品品牌名称进行了辨析,从而生成一个最近购买的奢侈品是否是“真正的”奢侈品的二分变量。如果为1表示最近购买过“真正的”奢侈品;如果为0表示没有购买过。 结果表明,按照“自定义”的奢侈品,有45.18%的被访者最近购买过;通过对奢侈品品牌的辨析,最终发现有19.2%的人购买的是“真正的”奢侈品。 (二)客观阶层划分 1.职业分层 伴随着美国从小业主国家向雇员国家的转变,分层轴线也实现了从财产到职业的转变,职业成为界定所属阶层的重要指标(米尔斯,2006)。很多学者对于阶层的划分都考虑到了职业这一重要维度(仇立平,2001;刘欣,2007;李培林、张翼,2008;李春玲,2011b)。本文对于上海白领职业阶层的界定,参照刘欣的划分标准(刘欣,2007),选取企业性质、管理级别和技术职称三个指标,将上海中产阶层分为五个阶层,分别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 2.收入分层 收入是界定阶层的重要维度。对于中产阶层的界定,李培林和张翼选用了收入、职业和教育这三个维度。符合收入中产、职业中产和教育中产这三个标准的群体被称为核心中产阶层;符合其中任意两个的为半核心中产阶层;符合其中一个的为边缘中产阶层。收入中产指的是在平均收入之上到平均收入2.5倍之间这一段的中等收入层(李培林、张翼,2008)。李春玲在其对于中产阶层消费研究中也采用这一界定标准。她认为,符合从事白领工作、具有中等或以上文化水平、并且收入高于当地人均收入水平的人群为中产阶层(李春玲,2011a)。 本文把年收入分为五类。其中9.28%的年收入低于3万;15.67%的年收入在3-5万之间;44.20%的年收入在5-10万之间;25.34%的年收入在10-20万之间;5.51%的年收入高于20万。 (三)主观阶层认同 上海中产阶层的价值观和认同体系是影响奢侈品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清晰地辨析认同感对于奢侈品消费的影响,本文选取了两个关乎认同感的问题,分别是“中产阶层身份认同度”和“白领身份认同度”,以此检验不同的身份认同对于奢侈品消费的影响。 中产阶层认同。对“您认为自己属于中产吗?”这一问题的回答,有0.96%认为自己“完全符合”;7.36%认为自己“比较符合”;23.04%认为自己“一般”;46.27%认为自己“不太符合”;而22.37%认为自己“很不符合”。 白领认同。本文选取了测量身份认同的指标即白领认同来测量。从白领的认同度来看,有12.15%的人认为自己“完全”属于白领;40.10%的人认为自己“比较像”白领;27.56%的人认为自己“一般”属于白领;14.83%的人认为自己“不太像”白领;只有5.36%的人认为自己“完全不是”白领。 (四)年龄分组 根据样本分布,本文将年龄分为30岁以下、30-39岁、40岁以上3个不同分组,以考察不同年龄分组对于奢侈品的影响效果。从样本分布情况来看,这3个分组分别为69.19%、25.55%、4.30%。 (五)控制变量 除了从客观阶层和主观认同两个角度测量上海白领奢侈品消费的影响因素外,其他一些变量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比如,性别、出生地、年龄等。表1是模型中使用控制变量的一个基本描述。 四、模型结果 如上所述,本文使用的因变量,即是否购买“自定义”的奢侈品和是否购买“真正的”奢侈品,均为二分变量,因此本文采用Logit模型。基本模型的设定为: 客观阶层划分+主观阶层认同+年龄分组+控制变量+ε 其中,p是表示个人最近购买奢侈品的概率,α是截距,ε是未被模型解释的随机误差。方程的系数到分别代表客观阶层认同、主观阶层认同、年龄分组变量对上海白领奢侈品消费的影响。 为了检验上海中产阶层的奢侈品消费,本文建立了两个模型。模型一检验影响上海购买“自定义”奢侈品的因素;模型二检验影响购买“真正的”奢侈品的因素。结果如表2所示。 下面,我们根据表2进行进一步分析。 (一)职业分层 根据模型一,职业阶层对于上海中产阶层“自定义奢侈品消费”的影响表现为,处于职业中下层和中上层的群体购买自定义奢侈品的可能性是处于职业下层的群体的1.4倍(=);而处于职业上层的群体购买自定义奢侈品的可能性是处于职业下层的2.5倍(=)。 模型二显示,职业阶层对于“真正奢侈品消费”的影响有所差异。处于职业上层的群体从事真正奢侈品消费的可能性显著增多。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处于职业上层的中产阶层购买真正奢侈品的可能性是职业下层的5.1倍(=)。职业上层群体在自定义的奢侈品消费模型中,表现为其购买奢侈品的可能性是职业下层的2.5倍;而在真正奢侈品消费模型中,其购买可能性显著提高,达到5.1倍,远远领先于其他职业群体,从而成为奢侈品消费的主力军。 上海中产阶层奢侈品消费不是严格的阶层消费,但职业阶层仍发挥作用。职业上层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在奢侈品消费行为上产生区隔;而其他四个职业群体间奢侈品消费行为趋于一致性。 (二)收入分层 如模型一和模型二所示,个人年收入不论对自定义的奢侈品消费还是对真正的奢侈品消费都具有显著影响。为了准确地辨析收入对于奢侈品消费的影响程度,本文使用了收入段,以此检验不同收入段对于奢侈品消费的影响。 个人年收入对于“自定义奢侈品消费”的影响表现为,年收入越高,越有可能购买自定义奢侈品。年收入在3-5万、5-10万、10-20万、20万以上的人购买自定义奢侈品的可能性分别是3万以下群体的1.7倍(=)、2.3倍(=)、3.3倍(=)和4.5倍(=)。 个人年收入对“真正奢侈品消费”的影响情况表现为,个人年收入为10万以上的群体更有可能购买真正的奢侈品。在自定义奢侈品消费模型中,个人年收入对自定义奢侈品消费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阶层消费。按照真正奢侈品消费模型,我们发现,购买欲望如何转为真正奢侈品的现实购买力取决于个人实际的经济实力。其中年收入10万是判别个人从事真正奢侈品消费的门槛;只有年收入在10万以上的群体才是真正奢侈品的购买者。 (三)主观认同 按照主观认同理论,消费不仅是被动的过程,而且还牵涉到认同感的建构(郑红娥,2006a)。为了清晰辨析认同感对于上海中产阶层奢侈品消费的影响,本文选取了两个问题来检验认同对于奢侈品消费的影响。这两个认同分别是对中产阶层地位认同和白领身份认同。 如模型一和模型二结果所示,对于中产阶层身份的认同度显著影响奢侈品消费。对中产阶层身份的认同感越强,越有可能从事奢侈品消费。但与中产阶层身份的认同感相反,对于白领身份的认同感对于奢侈品消费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布迪厄将中产阶层刻画为享乐主义消费气质的主要承担者,认为它是承载消费观念变化的新阶层,中产阶层对品位有着特殊需求(Bourdieu,1984)。福塞尔笔下的中产阶层对品味和格调的看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品味的热衷使他们成为社会阶层中最积极的品味制造者(福塞尔,2002)。布迪厄和福塞尔笔下的中产阶层是占据特定的职业阶层,具有特定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然而,自我认同白领的群体并不一定是社会经济地位意义上的中产阶层。这意味着上海白领主动创造个人在社会坐标上的相对位置,即通过消费建构自我的身份地位,以区别于其他群体。 (四)青年群体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年龄对奢侈品消费也有显著影响。相比于30岁以下的群体,年龄在30-39岁和40岁以上的人更不可能购买奢侈品。整体来看,年龄越大,奢侈品消费的可能性越低;年龄分组越小,奢侈品消费的可能性越大。因而,假设三在此得到了验证。 文军指出,家庭周期与青年消费之间的关系呈现为,单身时期通过物资与精神消费达到表现自我的目的;已婚夫妇,没有子女的似乎具有较强的浪漫特色;生育子女之后,消费则主要表现为务实或求实(文军,1997)。年轻人的消费往往不过多考虑父母和孩子的需要,而是以个人或夫妇为中心的消费。这一阶段,他们更重视品位生活,因此也就越有可能把钱花费在奢侈品消费上。而30岁以上的上海白领所处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是家庭负担最重的时期,夫妻原有的消费模式让位于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消费模式,个人消费呈现为务实,不可能利用有限家庭支出从事奢侈品消费。 性别、出生地和婚姻状态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不论是自定义奢侈品消费模型,还是真正奢侈品消费模型,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购买奢侈品;相比于购买自定义奢侈品,女性购买真正奢侈品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出生地对于真正奢侈品消费也具有显著影响,出生地为城市的群体会更多从事真正奢侈品消费。已婚群体更倾向于购买自定义的奢侈品,甚至真正的奢侈品。这也许与配偶之间的相互影响具有一定的关系。 五、结论 在全球化推动的消费主义浪潮之下,中国大地正发生着一场消费革命。作为具有“有效支付能力”的群体,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现状和消费动机值得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索。 中产阶层的奢侈品消费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一种是从客观阶层出发,认为由于地位的特殊性,中产阶层非常善于利用消费来展示和证明自己的阶层地位;另一种则是从主观建构和认同出发,认为消费者的消费决策主要取决于消费者自身的认同体系。 从客观分层的结果来看,虽然职业和收入分层对奢侈品消费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一效果主要由职业和收入的上层群体所造成。除去这一群体,上海的中产阶层之间并不存在奢侈品消费与识别能力的差异,其内部未形成统一的阶层消费模型。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经济虽然快速发展,但是物价也在快速增长。住房压力和生活成本的不断升高,使得上海中产阶层的生存压力状况不容乐观(孙秀林等,2012)。因此,他们的有效支付能力并没有显著增长。 上海中产阶层的消费明显受到以主观认同为核心的消费主义浪潮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中产阶层的认同感越强,越愿意从事奢侈品消费;奢侈品的识别能力越强;购买真正奢侈品的概率越大。 数据结果显示,青年群体是奢侈品消费的主力。所属的年龄组越小,奢侈品消费的可能性越大。相对于30岁以上的群体,30岁以下的青年群体具有明显更高的购买奢侈品的概率。 注释: ①资料来源:世界奢侈品协会与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中心:《世界奢侈品协会2011官方报告蓝皮书》(2011年6月9日)。 ②资料来源: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机构财富品质研究院:《中国奢侈品报告》(2013年11月14日)。上海市中青年奢侈品消费研究_奢侈品论文
上海市中青年奢侈品消费研究_奢侈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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