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民主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农业史研究中心彼得·林德特(Peter H.Lindert)教授所撰写的论文，原文发表于英国《经济史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03年第2期，标题为《表达与增长：民主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作者认为，影响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制度机制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转移，在19世纪以前，民主制度主要依赖私有产权的保护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在此之后，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主要表现为基础教育的投资水平——逐渐凸显，开始成为影响民主制度的经济发展效应的最主要的制度机制。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1947年11月11日下午，反对派领袖温斯顿·丘吉尔向英国下议院，也向子孙后代，发表了他著名的为民主辩护的演讲：
没有人敢宣称民主是完美的或完全明智的。确实，除了那些经常被尝试的其他所有政体之外，民主是政府的最坏形式。但是，在英国，人民普遍感觉人民应该统治，并且持续地统治，以及通过各种宪政渠道表达的公众意见应该塑造、指导和控制那些作为人民仆人而非主人的官员们的行为。
事实上，当时的丘吉尔正试图阻止民主的前进。他反对民选政府提出的措施，以维护上议院的权力。上议院是世袭制的老人俱乐部，其成员并不需要也不允许由民众选举产生。工党的一份议案提议将上议院阻止议案通过的时间从两年缩减至一年，丘吉尔坚决反对。工党攻击上议院所剩甚微的权力，目的在于清除使钢铁产业国有化的障碍，而上议院坚决反对这一争议性的动议。在随后的历史中，有人对丘吉尔反对钢铁产业国有化的做法表示同情。但当时的情况是，丘吉尔为了富有的世袭精英们的利益而反对大众的民选政府。丘吉尔输掉了这场战争，民主又前进了一步。
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在谈论民主对于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的优势时，丘吉尔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这位天才的演讲家一方面竭力拥护民主的价值；另一方面却保守地维护世袭精英的最后权力，反对过度的民主。事实上，丘吉尔在此方面至少还秉持另一种观点，即他主张利用民主作为一种手段来实现财富从地产业主到其他公众之间的公平分配。青年丘吉尔是一位前卫的土地税自由主义者，主张财富从地主到工人和穷人的再分配措施。
要想回答“丘吉尔对了吗”这一问题，我们就要问：“到底哪一个丘吉尔是正确的，平民主义演讲家、精英保守分子还是青年再分配论者?”让我们顺着平民主义演讲家的逻辑来回答他所说的经济发展问题。我们接受丘吉尔的观点，即存在更多民众表达权利的民主政体从长远来看对经济发展更有利。这样解读历史是正确的吗?那些试图促进经济增长以及改变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状况的超级大国和国际机构，到底应该支持充分的民主、有限的精英民主还是稳固的独裁政治?
一、关于民主、制度和增长的争论
冲突性观点与缺陷性检验
我们可以把关于民主的经济增长效应的争论分为四派：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中立主义者与不可知论者。现在来看，中立主义者与不可知论者占据主流观点，但是接下来我将证明这种主流观点实际上是建立在错误的经验测量与检验基础上的。
大部分乐观主义者赞同丘吉尔对于民主的谦虚态度。20世纪的发展经验催生了许多乐观主义观点，但是很少有人像辉格党那样过分乐观。一种较为公允的谨慎乐观论断来自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他认为有充分选举权的民主政体是最好的，只不过如丘吉尔所言，它是一种虚弱的最好政体。乐观主义者认为民主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基于广泛的选举权与参与能够保证重大失误受到制约这一信念。在他们看来，雇工警示甚至威胁他们的老板时，发出的声音越多越好。然而，这样并不能保证避免重大失误。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对民主的期望也不太高，他认为所有的组织，不管是公共组织还是私人组织，都会产生糟糕的绩效，因此需要一种包含退出与表达的机制来减轻失误的成本。民主并不是灵丹妙药，但它增强了表达这一选项，因此最优秀的批评家也不会完全退出。
悲观主义者则担心民主会产生煽动性政治家，他们鼓吹即时消费，援助衰落行业，主张工会掌权，并且以安全为借口征收赋税，而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许多学者都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那里得出结论，认为那些贫穷的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要被唤醒并且赶超发达国家，只有在独裁者压制消费以及改造了上层制度后才能实现。德意志与沙俄帝国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
中立主义者认为民主相对于专制的净效应为零。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与其同事对1950年到1990年间137个国家的大规模统计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
民主与发展并不冲突，即使在贫穷国家也是如此……所有关于民主与发展的争论都纷乱无章。最近那些为民主的经济效应而欢呼雀跃的言论只不过是又一个意识形态臆造的幻景而已。①
中立主义阵营采用一系列统计研究发现，专制与民主政体的转化对经济发展并无效应，但是政体的稳定程度却关乎经济发展。那些中立主义者同样赞同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和尼奥·费格逊(Niall Ferguson)的主张，即在民主程度适度的情况下，民主对经济发展的效应会实现最大化，而更充分的民主则会消除其对经济发展的净效应。②
不可知论者凭借合理的理由击碎了以往测量民主政体的经济效应诸研究的所有尝试，认为后者是有缺陷并缺乏结论的，没有充分纠正变量的共时性偏见与政体选择偏见。政治领袖与政治体制的生存究其本身是内生性的，本来就伴随着增长、教育与经济不平等现象。在检验民主或不平等对于增长率的影响时，不采用包含变量反馈性特征的“联立方程”(simultaneous-equation)技术是不合适的。体制损耗同样会影响到特定政体的增长效应。缺乏上述判断使得那些有辨识能力的统计研究读者们无法知晓民主到底能不能促进增长。统计研究并没有满足对民主与增长进行合理检验的要求，除了不可知论者所提供的理由之外，还有更多。
哪一种民主概念?
对于政治经济学家而言，现在是时候要摒弃他们所认为的那种测量民主定义的科学化操作了。为了将自己的研究与任何有循环论证嫌疑的推论撇开关系，许多学者坚持认为只能在狭隘的程序层面上定义民主，例如行政与立法长官的正式选举——这至少招致一部分学者的反对。为了避免对民主进行任何形式的目的性定义(如负责性、责任性、代表性、平等、公民权以及其他政治特权的社会经济来源)，学者们所采用的程序性民主概念无缘无故地使得经济成就成为测量民主的维度。根据他们所选择的模型和数据库，这种研究自然会发现狭隘意义上的民主概念确实与经济发展没有或很少有关联。
人们对民主政体——通常是指所有成年人的统治——所蕴含的经济效应所保持的好奇心，主要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狭义的民主概念。我们可以将民主概念的定义扩展到政治表达权层面，避免滑落到那种宣称民主可以用其带来的经济成就定义的循环论证中去。我们自然倾向于认为公民拥有的政治表达权越多，政体越民主。然而，学者们对政体类型的分类显然忽视了政体之间公民在享有真正的政治表达权方面的差距。这在二战以前的政体分类指数中表现的最明显。同样，社会等级制以及反对派选民在选举时遭受的胁迫也会在我们更为宽广的民主概念中得到体现。程序层面上的民主概念不考察上述政治表达权的社会维度，这样的话，19世纪后期印度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政治权利也就没有区别了。现在将政体二分为纯粹民主与专制的做法，大概是没有详查1950年前的历史或者没有考虑到今天拉美和亚洲国家的公民政治表达权方面的现实。
历史学者对民主的程序性归类表示不满。大多数欧洲国家是在发展中不断扩展公民权的，“自由是从各种先例中缓慢扩深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探求从精英统治过渡到民主的原因与后果。现在一些主要的政体分类指标还忽视了政治表达权的性别因素。根据严格的程序性定义，政治民主程度受到是否认还是赋予女性公民选举权的影响。然而，世界银行的政体分类和政体机构的民主指标并没有反映妇女选举权利的历史变迁。最后，现行划分政体类型的通常做法仅仅关注国家的中央政府。这种做法对分析那些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国家并无损害。然而，数世纪之前情况却是这样：那个时候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源头是上层阶级，因此荷兰和英格兰那些限制国王权力的制度使得两国的经济发展熠熠生辉。但是在那些地方政府能够作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的国家，那些区分民主与独裁的通常指标便无法解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
二、哪一种影响渠道：产权还是人力资本政策?
产权渠道
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是个人的非人力资本具有免于被没收的自由。经济史与政治经济史专家通过影响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产权与法治——将治理与经济增长相联系。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的直觉认知被道格拉斯·诺斯、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巴里·温格斯特(Barry Weingast)等人的制度史理论所详细阐述。不管是个人的远见卓识还是变革性的强制力量，都会促使统治者实施那些限制他们罚没权或某些领域的税收权的法律，一旦实现这一点，自由就会促进城市、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一旦统治者的权力受到限制，国家实力将最终得到增强。
这种解释对于早前的历史非常有效——有学者将这一段历史追溯到1776年的苏格兰。在那一段历史中，世界各地到处都存在短视贪婪的统治者，以至于任何一个能够逃避罚没权的避风港都会成为增长与繁荣的福地。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的面板数据检验表明，产权渠道适合系统地分析中世纪和前现代历史，而并不局限于几个单独的案例研究之中。
国际组织同样重视法治与产权保护的作用，并将其应用到对第二和第三世界的观察之中。除此之外，产权渠道也成为广泛应用的投资者服务指数——即“国家风险”指数，它主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测量腐败、罚没、失责等产权保护指标——的基础。
人力资本政策渠道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他一些生产性投入变得更为重要。我们很早就知道，经济的发展使得非人力产权、尤其是土地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下降，而人力资本变得越来越重要。经济发展向以人力知识和沟通为基础的经济形态缓慢转变，使得民主和独裁国家需要发展和保护的资产类型也发生了变化。但是，依然还有许多学者固守非人力资本的产权信念，低估了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现在重申人力资本作用的理由也相当充分，为此，我们建议那些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在保护非人力资本产权时，至少应该同样重视那些推动教育和健康发展的政策。
比较经济增长文献注意到了教育入学率的重要作用，虽然有些学者低估了它的价值。罗伯特·巴罗和李钟和(Jong-Wha Lee)的研究发现，入学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克里斯托弗·克拉格(Christopher Clague)等人虽然意图证明产权保护的重要作用，但他们的研究却表明只要存在合适的条件，学校教育对人均GDP的影响就非常显著。另外，马克·比尔斯(Mark Bils)和彼得·克莱诺(Peter J.Klenow)认为，学校教育虽然不能完全解释经济增长差异(狭隘意义上的)，但是他们同样赞成这种观点，即至少存在一些由学校教育所产生的外部性条件会补充学校教育的增长效应。最近关于这方面的调查也发现了学校教育对于增长的重要作用。
政治表达权会强烈影响学校教育以及经济增长，这一点在经济史学家的比较研究中越来越明显。选举权发展的历史差异经过许多论证才能用来解释19世纪和20世纪各国儿童受教育状况的差别。选举权对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投入学校教育的税收政策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正是在此半个世纪内，许多国家将选举权扩展到了最低收入阶层，然而其他国家依然保持专制或将政治表达权局限在高收入精英阶层。充分民主国家将税收投入到基础教育的意愿显然要比只有精英拥有投票权的限制性民主国家强烈。实际上，最不愿意将税收花在大众基础教育领域的国家并不是专制国家，而是只有精英拥有投票权的国家。然而，在高等教育的公共支出中，情况并非如此，在此方面，只有精英拥有投票权的国家、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意愿大体相同。
大众选举权与基础教育之间的联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基础教育的边际增长效应在欠发达环境下非常高，例如工业国家在1914年前的历史或如今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治理良好的国家，学校教育的真正社会回报应该与学校教育的水平以及其他经济回报率相对等。基础教育的失败恰好解释了过去或现在欠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现实。
大量的间接证据表明贫穷社会的基础教育投资不足。这些证据之所以是间接的，是因为它被限制在较高水平的入学率所带来的所谓“社会回报率”之内。这些回报率具有明显的包含性特征，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将教育的社会回报率剔除出来。一方面，此回报率仅能够测量出学校教育结束后的回报与成本，而不能测出学校教育质量在不同阶段得到提升后取得的回报与成本。也就是说，它只能体现配给性教育——即教育机会被分配给某一特定群体——所带来的经济损害，并不能体现低劣的教育所造成的损害。另一方面，这些指标无法测量教育的纯外部性或代际收益，它们之所以还是“社会性”的，是因为内含了公共投资及其后从受教育成年人中获取税收的公共预算效应。然而，这些研究的价值在于它持续性地表明，当今第三世界国家基础教育的社会回报率要高于本国高等教育以及高收入国家任何阶段教育的回报率。
基础教育投资不足反映了两大缺陷。第一，它反映了资本市场的不完善，这将阻碍低收入家庭借钱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而得到教育后的孩子们可以用以后的较高收入来偿还低利率的贷款。第二，它也无法通过利用纳税人的钱来克服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性。基于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普遍性和教育的外部收益的现实，代表公共教育利益的纳税人的呼吁成为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两个世纪以来，能在入学率、考试能力和争取权利方面领先于世界的国家无不依赖于基础教育的公共支出。税金并非仅仅是私有的或是慈善性的。
精英主义政策无法平衡各种社会回报率，它牺牲了经济增长，并且看不起那些从基础教育——尤其是针对穷人、农村和女性的教育——中得到发展的国家。
虽然没有充分的数据来估计回报率，但是一些简单的指标还是能够反映精英主义国家的教育政策偏见。我们将这些国家的公共教育支出和入学模式与同时期高收入、高技术化的国家相比较，就会得到该国对于基础教育的“支持比率”：
基础教育支持比率=每个基础教育阶段儿童的公共支出/人均GDP
注意，为了将对每一个小学生的支持和入学率结合起来，此处的学龄儿童总数是此年龄段的全部人口，并不仅仅是小学生。一般来说，此支持比率会随着人均GDP的发展而提高。如果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支持比率低于经济收入相等的其他国家的水平，或低于同时期更穷的其他国家水平，那么该国就是教育政策精英主义倾向的国家。在此情况下，该国的经济发展将受到阻滞，要么是权力阶层不纳税，要么是未受教育的大众被当作臣民看待。上述论断将在下一节中得到论证。
18和19世纪具有教育政策精英主义倾向的国家为上述支持比率的检验提供了最好的例证。在20世纪，另外两条线索也支持了上述支持比率的可靠性。随着经济发展的基础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和技术的进步，许多国家增加了各教育阶段的公共支出。然而，精英主义倾向依然体现在相对慷慨的高等教育支出上，这是因为高收入和拥有政治特权的家庭更容易获得高等教育。基于纳税人对各阶段教育投入的现实与更多可获得的数据，我们将运用以下两点来衡量GDP增长支出的精英主义偏见：
高等教育相对支持率：每个学生高等教育的支出/每个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支出
和
偏向高等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公共支出用于高等教育的集中程度(例如基尼系数或前10％受到最好教育的学生获得的补助)
上述等式检测的是一国相对于收入水平相似或更高的其他国家所给予高等教育的相对支持比率。自然，可以想见的是，贫穷国家往往会集中教育预算用于培训社会高层人群，因此国家领导层和教师会首先得到培训，大众随后才能接触学校教育。回报率提供的证据以及历史上大量描述精英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漠视大众教育的事实，表明第二个等式所表达的阻碍经济增长的精英倾向论断是成立的。第三个等式展现的则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的直接测量公共投资偏向受高等教育群体的不公平程度。经过计算，高等教育的社会回报率要低于基础教育。在低收入国家，投资高等教育的外部性效应也并不比基础教育多多少。
三、五个解释案例
作为领先者与落后者的英国
英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引领世界的民主制度，又是通过什么渠道促进了经济增长?传统的回答是：自1688年(或更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的民主都光彩夺目，因为它支持私有产权，英国的土地精英愿意适应工业化。虽然这些传统观点对于理解前现代的英国是部分正确的，但是产权论断已经得到修正，英国财政和教育政策不民主的一面应该得到重视。
传统观点认为，英国1866年之后的经济腾飞是因为光荣革命对国王的负债权与随意征税的权力进行了宪法限制。一旦议会变成最高的预算权威机构，私有商业主和政府债券的持有人就会感到受到了保护。私有资本积累开始加速，国家发起的战争更有效率，这是因为国家更有信誉以及税收的可预见性和征税能力得到了提高。
随后学者的研究巩固了政府信誉度诸类变量的重要性，但是没有注意到光荣革命对于提供私有资本积累更低利率贷款的作用。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发现光荣革命对市场利率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市场利率在1688年之前与之后都在缓慢地下降。另一方面，他却发现光荣革命确实降低了新政府的公债利率。由于无法再像1672年那样实行财政止付措施，英国国王只能遵守信誉去借贷，从而调低了公债的利率。
如果说产权保护的进步起始于1688年皇室信誉状况与英国税收效率的改善，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光荣革命对于债权人的保护从而导致英国私有产业与工业革命的兴起这一观点?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我们必须考虑到英国私有资本供给的改善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上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应该看到，不动产资本利率从1251—1350年这一世纪到1900年左右都在持续下降，这一状况不仅发生在英格兰，而且发生在法国、佛兰德斯、德国、荷兰和意大利。也许，私有产权保护的发展改善了资本的供应状况，此观点已经在西欧被谈论了6个多世纪，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国家的宪政取得了胜利。
谈论完英国在产权与公共财政领域取得的成就，我们接下来将衡量英国18和19世纪偏向于地产精英的政策所带来的长远损失。当然，地产精英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将自己的利益与新自由主义和工业化相适应，成为城市土地大亨。我们也会认为，英国地产精英的适应过程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顺利。也许正是因为英国的税收政策和早期的精英民主制度，我们才会信任英国早期的财政制度，因为在当时其他国家的制度状况更为糟糕。
地产精英的权力对于经济增长的阻碍可以从英国的财政结构中得到体现。税收的传统算法忽视了英国向现代部门征税的具体方式。有证据表明，稳定的产权保护实际上导致了商业、法律和金融服务的印花税提高。根据产权与合同记录等文件资料的显示，1815年至1941年间，上述税收已经占到了英国总税收的12％到15％，远远高于土地税与收入税的比例。任何强调精英要适应工业资本与知识扩散的观点都不应忘记那些针对玻璃、窗户、砖块、纸张甚至是蜡烛的税种以及各种印花税等。我们同时还应该看到，在1700年至1870年间，进口关税占到政府收入的22％到40％，这打击了出口商的积极性，继而阻碍了制造业的发展。原因很简单，即从长远来看，任何针对对外贸易的征税都会限制进口与出口。
《谷物法》的实行使得税收制度更加激进，对工业发展更为不利。英国的《谷物法》提高了粮食与基本食物的价格，导致一部分资本被投入到农业而不是工业之中。然而这一现象在政府的税收记录中并没有体现，因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被禁止的(在1765—1792年间与1815—1843年间)。小麦贵了，面包就会涨价，从而提高了无地居民的生活成本。考察乔治王与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税收政策时，我们不要忘了《谷物法》导致了长期的食物短缺，从而损害了工业和穷人的利益。
在开拓教育渠道方面，有人也许会认为英国恰好符合我们的论断，因为英国在民主制度与学校教育方面都是领先者。英国确实很符合主题，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英国却在两个方面都是落后者。关于民主，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有一半的英国男性公民拥有投票权，这比北美和法国晚了数十年。而在学校教育方面，自中世纪(或更早)时起，英国在入学人数和支出两个方面都已经落后。直到1891年免费教育法案实施之后，英国才开始追赶领先者，而类似法案在其他国家早已实行。
英国纳税人对于基础教育的支持要比同时期人均收入低的国家更低。虽然可能的解释理由是复杂的，毕竟教育事务是与宗教和宪法事务混杂在一起的，但是19世纪的论辩已经表明贵族托利党人、英国教会、上议院等团体持续抵制将税收用来让普通民众的孩子接受竞争性的世俗教育的做法。在19世纪的早期和中期，英国的精英特权通过限制大众教育阻碍了数代英国人的技能成长与人均GDP的增长。
1688年之前，英国和荷兰在政治自由和生活水平方面都领先于世界。但是在1820年至1870年间，英国的经济增长就已经落后于美国和澳大利亚。到了1870—1913年，英国则落后于大多数欧洲国家。英国的衰落最好应该追溯到19世纪，而不是20世纪。精英统治在18和19世纪起到了阻碍经济增长的作用。
德国
德国在经济大国地位上的后来居上是如何来验证政治表达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呢?人们通常会区分两个不同的德国，一个是拿破仑入侵之前的德国，一个是19世纪崛起的普鲁士和统一的德国。然而，这种区分无法有效地解释产权与教育的重要作用。
德意志各国的多样性对于理解德国治理形态的经济效应提出了严峻的问题。19世纪前德国的政治分裂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好还是坏?有人也许会说，各公国之间竞相免税，就像欧洲其他地方的城市之间一样。然而，那些将19世纪早期以前的政体类型与产权进行分类比较的开创性研究早就放弃了如下观点，即德意志各国像阿尔巴尼亚和西西里一样是一整块不受约束的统治者所均衡治理的地域。因此，19世纪早期以前的德国被看成是在地方君主统治下发展落后的例证。
要想正确地理解德国治理的效应以及寻找经济发展的制度渠道，我们首先要知道德国在19世纪是如何后来居上的。我们可以胸有成竹地指出，德国开创性的大众教育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惜的是，学者们对此进行的分析却是错误的。他们用一种并不令人满意的方式将专制君主制与领先于世界的教育制度联系起来。他们陷入到了简单关联与过度信赖成文历史的陷阱之中，认为普鲁士与德意志各诸侯的帝国构建过程壮大了国家的实力，继而促进了大众教育的发展。既然如此，我们就有理由质疑为什么奥地利、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其他帝国的野心却压制了大众教育的发展。
然而，在屈辱性地战败于拿破仑之后，普鲁士与其他德意志诸侯国的专制中央政府开始将教育财政与发展的权力下放给地方。中央的控制只表现在保守性的政府对课程设置、爱国教育以及增强师资等相关内容进行限定上。学校的资金依赖于地方上的受益者，因此以税收为财政基础的大众教育在那些18世纪晚期社会教育需求就很强烈的地方(主要是城市)繁荣起来，这种繁荣局面也开始在德国的北部和西部蔓延。在容克权力与国家资助占主要地位的东部农村，虽然存在将波兰人德意志化的帝国教育政策，但是那里的学校获得的资助最少，毕业率也最低。
以上关于德国治理与增长关系的研究表明，在19世纪前后德国北部和西部城市地带，有限的地方自治通过教育政策的渠道促进了经济增长。德国经济增长最显著的原因恰恰是非民主的中央政府无法实施有效控制。在此方面，德国的情况类似于北美，而与英国形成反差，在那里议会对教育政策的直接控制持续了整个19世纪。
印度：经济落后的民主制
我们对于政治表达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考察，还要关注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穷的民主国家印度的情况。自从独立以来，印度的民主指数比法国还要高。那为什么印度的人均收入甚至在发展中国家也非常低呢?
需要注意的是，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印度的产权保护制度在投资者眼中并不糟糕。如果实行民主制度的印度的整体商业环境是令人满意的，那么我们有理由质问为什么印度依然贫穷。为了解答这一难题，我们首先要知道20世纪90年代印度的公共政策明显对基础教育投资不足，却对高等教育相当慷慨。在印度，人力资本是解释低收入的重要机制性因素。在90年代初期，印度虽然逐渐成长为软件及其他高技术服务业的出口国，但是接近一半的成年人——36％的男性和6l％的女性——是文盲。一系列深度研究证实，印度的公共政策是如何严重地偏向高等教育投资而不是基础教育，这种“反常性”的教育制度甚至在亚洲各国中都十分明显。印度对基础教育的忽视表现在“大课堂”、教师旷课与高辍学率上。这些问题在印度的内陆各邦最为严重，如比哈尔、奥利萨、北方邦以及90年代末期以前的中央州。在北方邦西部一个叫帕兰普的村庄里，1983—1984年，158个6至10岁的儿童的教育只有一位教师负责。然而就是在这些内陆穷邦，中等与高等教育的投资近年来却十分充足。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企业组织通过创建中学与大学的方式来构建政治基础并以低成本获取来自政府的利益，而小学的经营权自1950年就已经下放到了村务委员会，因此使得经营小学无利可图。
为什么多年以来分权化的民主没有就这一政策失败进行改革?如果每一个印度公民都具有表达权，那么我们的确可以认为民主没有通过教育渠道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以下事实有效地回应了上述质疑，继而维护了丘吉尔的民主支持论观点，即从公民权角度看，印度并不是充分民主制，大多数印度民众被系统地剥夺了在税收和教育政策方面的表达权。我们还可以看到，充分民主的缺乏在那些教育政策最为失败的地区最明显。
有限的政治表达权是通过哪种机制与基础教育投资不足联系起来的呢?我们知道，简单多数制——如印度和美国的选举制度——对历史悠久的大党十分有利。长期以来，印度的国大党作为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在各党派之间占据明显的主导地位。在独立运动之后的30年里，国大党的主导地位难以动摇，它虽然从没有获得大多数选票，但是却在大多数州的选举中获胜。一旦国大党五年计划中的教育政策偏向于高等教育，下层社会与反对派就难以推翻这一政策。由于历史和制度的原因，表达权被有效地限制在特定群体内部。
当然，印度政治的排斥性基础之一还在于其世袭种姓、族群分离、阶级分野与种族划分传统。不管公民权如何充分以及各省、乡村委员会的分治权力有多大，大多数地方的治理权力都被集中到那些历史悠久、组织良好的团体当中。正因为如此，中央政府才设法给予那些“落后阶层”、“特定种姓”和族群以工作机会配额甚至是保留性的立法选举权来平衡权力。然而税收，尤其是对教育的控制权，依然被保留在省级政府层面，这使得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以及内陆各邦的基础教育的落后局面持续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它在教育政策领域还不够民主。
“亚洲虎”与趸足的“龙”
李光耀可以为他治下的新加坡所取得的发展与繁荣而自豪。在新加坡，促进经济增长的两大制度渠道都得到了发展：商业产权的保护以及对教育的大力补贴。对于李光耀而言，最近亚洲的发展表明专制资本主义远远优于民主制。如果说李光耀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最好对这一地区的所有情况进行比较。是不是民主制度拖住了东亚各国——从蒙古到印尼，从缅甸到日本——的经济增长?如果我们调查一下1960年到1998年间各国的经济表现，就会发现，总体而言各国的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正相关性而非负相关性。即使去掉社会主义国家和日本也不影响该结论。李光耀的观点拿来评价进行过平稳转型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并不合适。可以说，李光耀的假设是建立在一种自我欣赏的对比基础之上的，即拿新加坡与(转型前的)台湾地区和那些其他政体下发展落后的国家相比较。
那些对于威权体制的支持性观点并不妨碍我们思考和平时期的大灾难——比如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政策。这明显与我们所讨论的政体与增长的话题相关。对于毛泽东政策的批评与挑战在1958年的“大鸣大放”运动后终止。不存在有效的表达权来挑战“大跃进”政策，即便是“大跃进”造成的恐怖局面已非常明显。
对中国案例的不正确处理表明，学术界自1950年以来关于民主与增长的讨论存在问题。实际上，所有的研究样本都是单一的横切面国家数据，最多涉及简单的时间集合数据。这使得我们无法区别特定变量——如民主与产权保护——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继而忽视了各国影响经济发展的特殊因素，所谓的“特定国家效应”也失去了解释力。更糟糕的是，横切面数据处理方法并未考虑几个重要的政体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变化。在对智利的研究中，研究者忽视了弗雷、阿连德、皮诺切特以及90年代的民主政府吸取其他政体发展经验的努力。自1953年开始，韩国政治在威权与民主之间经历过5次大的转换，使得特定政治体制的绩效难以得到清晰判断。
福利国家：不存在任何一种机制
最后，我们如何从更为广阔的比较历史方法的角度来理解丘吉尔的第三种观点，即坚持再分配从地主阶层向农民和工人转移的充分民主主张?一般的研究发现，充分民主制度下的税收与转移支付会抑制创新，继而阻碍经济的发展。然而，比较历史研究似乎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即使更充分的民主制度更有可能提高转移支付的水平，但是提高了的转移支付与GDP的变化并不存在明显的关系。经验研究——区别于理论模型的构建与模拟分析——表明，虽然高比例的税收与转移支付水平会抑制GDP的增长，但是这一状况在高预算的福利国家并不成立。
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福利国家的民主制度设计了多种转移支付方式，能够促进医疗投资并将公民的工作消极性降至最低；二是那些选择高预算福利制度的民主国家同样会选择那些在平均水平和边际上降低储蓄与投资负担的组合型税收政策。因此，工业化的经合组织国家并没有出现再分配的经济风险。
四、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丘吉尔的三种观点从不同的侧面来看都是正确的。至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中等水平的民主国家要比中等水平的威权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得更好。也许，李光耀时期的新加坡是一个例外。而在阻碍经济发展方面，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暴政——因托克维尔的研究而令人熟知——也无法与公民缺乏表达权的暴政相匹敌。
在民主国家中，丘吉尔的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丘吉尔为上议院辩护的精英主义的保守民主观点在经济发展方面是否比以充分表达权为特征的另外两种观点更为优越?考虑到人均GDP，这种保守观点似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可取的。然而，保守民主制度的政策特征与再分配后果却彼此不同。与精英民主国家相比，公民权更为充分的民主国家通过基础教育和其他公共投资保证了更大程度的社会公平，同样取得了经济成就。到了19世纪，基础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经十分明显，英国却在当时错失了发展时机，只能在20世纪迎头赶上。
随着历史与现代化的演进，民主制度的经济优势也在演进之中。17世纪，精英民主制度的净优势体现在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上。但是，随着人力资本、技术与个人决策能力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提升，威权政体的优势逐渐丧失，就像历史上农奴制的优势消失一样。这种可能性在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民主辩护词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金大中在反驳李光耀时看到了威权政体向选举民主制的自然演化：
亚洲经济正在从资本与劳动密集型工业阶段发展到信息与技术密集型阶段。许多专家认为，新的经济世界需要信息自由与创新，这只有在民主社会才会成为可能。因此，亚洲除了走向民主之外别无选择。这事关激烈竞争时代的生存问题。世界经济的变化已经带来更大规模信息的快速流动，这也加速了亚洲的民主化进程。③
如果金大中是正确的，那么人力资本渠道将成为连接政体类型与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机制。
注释：
①Adam Przeworski,Michael E.Alvarez,Jose Antonio Cheibub,and Fernando Limongi,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78 and p.271.
②Robert J.Barro,“Democracy and Growth”,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no.1 1996,pp.1-27; Niall.Ferguson,The Cash Next: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1700-2000,New York:Basic Books,2001.
③Dae Jung,Kim,“A Response to Lee Kuan Yew:Is Culture Destiny? The Myth of Asia' s Anti-Democratic Values”,Foreign Affairs,no.6,1994,pp.18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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