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定位对高科技产业集群内合作创新的影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科技论文,产业集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4-8308(2007)03-0017-07
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逐渐成为国家、地区创新活动的主体，国家的创新能力最终体现在企业的创新能力上。企业的创新活动不再是独立的行为，战略联盟、合同契约和投入产出联系等合作创新成为企业创新活动的主要方式。20世纪70—80年代，为了促进合作创新，一些组织采用了地理上的协同定位(co-location)[1]，形成例如IT、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尤其在美国、英国、德国以及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一批飞速发展的高科技产业集群。
对于这些协同定位的集群现象，理论研究较为丰富。“social capital”和“associative governance”等概念被用来解释为什么企业会选择在一定范围内集聚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其他(Cooke,1998; Porter,1998,1990)。Scott等认为，恰恰是中小企业之间的这种有效合作形式，产生了一种内生力，使当地经济迅速增长[2]。Freeman总结了60年代以来有关成功创新源泉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强调了与用户的合作和外部专业知识来源的重要性[3]。Kaufman(2001)对欧盟内几个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则证实，企业与不同类型的创新伙伴进行合作，可以获得多样化的创新刺激，可以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的多样性。在创新体系中，创新活动的成效源于正确的知识发展过程，并且系统中知识溢出受到系统成员合作的影响[4～6]。可见，现有研究已经达成两点共识：①产业集群内合作创新活动发生在一定数量、一定范围(可以是国家层次，也可是区域层次)的主体内；②产业集群主体之间这样的相互作用有利于创新，并带动经济增长[7，8]。以上两点也是本文研究的基本假设。
在中国，政府提出了在产业集群内建设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的政策，以弥补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经费不足，提高全社会的科技产出能力，带动企业科技竞争力的提升。上海科技2020年战略规划研究中也提出了“以应用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研发平台为支撑”的新思路。
可见，我们并不缺少理论上对于协同定位、合作创新的承认，也不缺少政策上的支持。但是，在实践中，在中国高科技产业集群内，企业在合作创新平台上的活动究竟如何？企业的合作创新活动又有多大程度上源于协同定位？这样的实证研究在学术界还不多见。本文以上海浦东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为例，用问卷方式收集最新的数据，剖析协同定位对企业研发机构合作创新活动的影响。
1 基于协同机制的产业集群合作创新的相关界定
1.1 产业集群企业定位的协同机理
与耗散结构理论、突变理论一样，协同理论属于非平衡系统理论三大流派之一，它是由德国物理学家哈肯(H·Haken)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一门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横断学科。协同理论强调协调效应，特指在复杂系统内，各子系统的协同行为所产生的作用超越各要素自身的单独作用，从而形成整个系统的联合行为。协同理论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源自Ansoff首次提出“1+1＞2”这一协同概念的解释，进而确立了协同的经济学含义[9]。在经济活动领域，协同模式的优势部分源于外部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外部规模经济正是产业集群的主要优势之一，产业集群企业协同定位的行为也正是寻求这种优势的结果。于是，协同理论成为研究产业集群地理集中效应的更新的指导原则，它提出了从外部规模经济研究转向协同效应研究的命题。基于以上协同理论，产业集群企业地理协同定位对于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如下。
1.1.1 结构协同 从垂直角度看，大多数群内组织并不直接竞争，而是通过专业分工相互合作，以此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它们都具有有利于对方创新活动的信息，地理上邻近加快了这些信息在组织间的流动。从水平角度看，同行业企业间的竞争形成集群的外部效益，行业的秘密不再是秘密，“空气中弥漫着产业的气味”(马歇尔语)。由此可见，企业地理集中主要因为集群范围内各主体结构具有相互联动或影响的部分，不论企业之间是竞争还是合作关系，整合某一地理空间创新要素的价值远远大于企业的独立创新行为。
1.1.2 环境协同 高科技发展带来信息的快速流动，导致环境的不确定，使得市场的资源与容量、产业结构、行业技术等要素都处在动态变化中。企业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期望在外部寻求合作伙伴，共担风险、降低成本。但是，对于合作伙伴的合作目标、创新意识以及文化背景的甄别则是一项较高的成本。在产业集群中，企业所面对的市场环境和区域政策及文化环境是同质的，企业的内部资源是异质的，企业更易在协同的目标、行为准则及政策制度基础上寻求互补。地理上接近使企业降低了沟通成本，增加了合作交流的次数，知识和创新能力的增长达到企业的预期，从而提高创新的几率。
1.1.3 方式协同 系统内在的知识积累和应用的协同发展，要求企业在活动方式上实现互动和协同来保证。产业集群内各主体必须遵循一定有序的方式做相对运动，企业之间、企业和其他性质的组织之间自然地选择合作创新，并通过契约等方式来维系这样的合作。与此同时，随着集群内人际间的频繁接触和交流，交易的信任度也随之增加。
从理论角度看，产业集群内企业利用协同定位的优势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合作创新则是行之有效的途径。那么，在实践中企业是否利用协同定位进行合作创新呢？本文利用收集的实证数据对此进行分析。同时，对于合作创新活动主体、活动模式及地域范围的界定也是本研究需要进一步说明的。
1.2 合作创新活动主体的界定
在分析产业集群合作创新活动时，本文以“产学研”合作创新方式为依据，界定主体的范畴。一般意义中的“产”是指产业，考虑到企业研发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新成果真正市场化、产业化的关键，本文选取真正具有从事创新活动能力的企业研发机构作为“产”的主要研究对象，并将其定义为企业从事自然科学及其相关科技领域研究开发和实验(包括为研发活动服务的中间试验)，或从事企业内部技术、工艺、产品开发和有关技术服务的机构。企业研发机构的形式可以是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的研发中心(公司)，可以是企业建立的非独立法人的以研发为主的分公司或分支机构，也可以是设在企业内部的技术开发部门；“学”是指学校，主要是大学或学院；“研”是指研究机构或科研院所。本文要特别指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中的企业经常与各大医院进行合作研发，医院虽然也有对外赢利，但它们无法将其研发的成果自行产业化，所以本文将其纳入研究机构的范畴。为了更好地度量协同定位对于合作创新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范围锁定为产业集群，从地域范围内将合作对象划分为集群内和集群外。
1.3 产学研合作创新协同模式的界定
集群内产学研合作创新是指集群区域内的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以共同的发展目标为基础，按照一定的机制或规则进行结合，形成某种联盟进行合作研发。可见，在产学研的合作创新平台上涉及合作制度和合作内容的问题。在合作制度建设中，产、学、研等各方实体以信用为基础，以法律合同为约束，合作内容则包括技术设备、技术知识的转移，研发人员的技术服务等诸多方面。企业依据不同对象将会选择不同的合作模式。
如表1所示，本文主要在产业集群范围内研究，度量该地域范围内技术的流动，因此，将所有与沪外组织的合作都认为是非集群内的技术流动，并不是由协同定位所引起的。根据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考虑集聚区利用扩散效应带动其腹地的发展，将企业与上海市内组织的合作都纳入集群合作创新活动的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后出版的《国际竞争力报告》中，由于“教育部门与企业合作”这一指标被取消，全社会的技术流动性主要通过“企业间的技术合作”指标来衡量。因此，在研究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创新平台时，重点必须以企业研发机构为主要研究对象，度量它们所选择的合作方式是否真正受到协同定位的影响，知识是否在集群内企业之间流动。
2 实证分析
2.1 上海浦东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概况
生物医药产业(biology pharmacy)是继信息技术产业之后各国政府优先发展的又一战略性高技术产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网络化的合作研发机构和研发活动的区域化、国际化蓬勃发展，促使集群成为这一产业成功发展所选择的模式之一。目前，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颇具规模，园区内共有生物医药企业84家，其中已被浦东新区科技局认定的企业研发机构有30家。在竞争激烈的生物医药行业中，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意识到，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已成为集群发展的关键之路。
因此，我们选择该集群为研究对象，对其中已经认定的30家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机构发放问卷，调查主题为2004年度企业对外产学研合作情况，调查内容为企业总体规模、合作对象、合作(项目)内容、合作方式、合作金额。此次调研回收有效问卷19份。
2.2 企业研发机构合作创新活动趋势概况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并非所有研发机构都属于生产型企业，故不能用以往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如企业职工数、净资产、总收入)对企业进行划分。本文采用企业人均产出强度(即企业总收入/企业职工数)为企业规模的衡量指标。此外，因为企业合作项目数并不能完全反映企业合作创新活动的强度，还需要考虑单位项目的规模，故本研究选取平均单位项目金额(总金额/总合作项目数)作为合作强度的衡量指标。统计数据整理如表2所示。
按人均产出强度，企业规模可划分为5个级别，不同规模企业的合作创新活动显现出两个趋势：①中小企业(规模处于1～3级别的企业)的合作创新活动比较频繁，合作项目多，但合作强度不是很大，项目的平均单位金额都不大。对这种趋势的解释是，中小企业规模小，运作灵活，信息流通快，可以与较多单位进行沟通洽谈，但它们受到资金限制，投入研发的项目规模不大。②规模较大企业虽然合作项目数量并不多，但是合作的强度都比较大，合作项目的金额在研发总体中占主导地位。大企业可以利用合作获取新技术以保持领先地位[11]，但同时还坚持保留研发内部化战略以控制核心技术不外泄，它们并不会过多地选择合作伙伴，而是相对更为慎重地选择合作对象和合作项目。
2.3 合作创新模式分析
本文依据前述已界定的创新平台中产学研主体和地域范围来划分企业所选择的合作模式，并统计各模式下的合作项目数、合作总金额、合作项目的平均强度。
从表3可以得出如下结论：①小企业(处于1、2级别)在集群区域外的合作较频繁，强度也较大，区域内的合作关系却比较薄弱，而大中型企业(处于3～5级别)与集群内主体合作的频率与强度比较强。也就是说，在小企业的合作创新活动中，协同定位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大中型企业则较好地利用了地理临近的优势，值得强调的是，大企业的集群外交流频率和规模都绝对偏小甚至没有，这是一种不正常现象。②在合作对象选择方面，小企业则较少选择与企业合作，更多选择与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合作，企业与企业的合作只集中在少数几个大企业中。也就是说，虽然大中型企业的合作创新活动受到协同定位的影响，但协同定位对整个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中“企业之间的技术流动”这个重要的竞争力评价指标的贡献并不大。还必须提出，表3所反映的7个企业与企业合作项目中，只有两个是发生在集群内企业之间，这说明在整个集群内部并没有哪些企业可以在这个合作创新平台上扮演核心的角色，集群没有形成理论上所描述的知识源。企业在该生物医药集群落户的行为只是受到了理论上的指导，并未从实际中获取协同定位的优势。③从总体来看，在同一合作对象下比较地域范畴，可以看出协同定位对企业之间的合作影响比企业与“学”、“研”的合作来得大。也就是说，在选择与企业合作创新时，大部分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地理临近的企业(即使本次调查问卷中企业间合作不多，但大部分都在沪内)。
3 总结分析
尽管存在与总体趋势不一致的一两处数据，但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还是能从总体上反映张江生物医药集群内合作创新活动的现状。由以上数据分析可见，高科技产业集群内的企业研发机构已经意识到在集群范围内协同发展有利于合作创新，并采取协同定位形成了现存的产业集群。但是，在地理定位后，基于地理临近优势上的合作创新活动却在某些方面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本文从协同机制角度对此进行分析，提出以下结论。
(1)结构协同的不完善。在高科技产业集群内，企业在合作创新上的结构协同受到行业自身特点的挑战，出现了水平结构协同的不完善。高科技产品投入大，技术作为中间知识投入具有整体性、共享性，一项复杂的技术往往难以分割让渡，其效果和价值只能通过使用，在实践中加以判断。同时技术产品本身又要求严格保密，以免知识产权泄露，即使是在地理临近的集群内部，企业之间也尽可能地避免交叉。实证调查数据也显示企业往往倾向于选择并无重大利益冲突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进行合作，产学研平台出现倾斜，集群水平结构上的协同机制不完善。
(2)环境协同的不完善。高科技产业集群企业之间的合作还受到了企业自身规模的限制，在协同机理上出现了环境协同的不完善。从理论上分析，协同定位于产业集群的企业享受共同的集群环境，但是从实证数据来看，小企业在集群区域外的合作较频繁，区域内的合作关系却比较薄弱，而大中型企业与集群内主体合作的频率与强度比较大。因为在实践中，每个企业入住园区或申报高科技企业，多是希望争取得到地区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惠。大企业因为其资金和信用方面的优势总是能获取更多的好处，而小企业因自身规模限制，却不能充分享受到协同定位的优惠。
(3)方式协同的不完善。企业任何的技术创新都在一定的制度空间中进行，制度影响着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式，我国高科技产业集群由于制度缺陷引起了方式协同的不完善。我国高科技集群多是由政府规划形成，很少是因为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知识密集和市场规律形成，企业之间的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到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政府制度支配，这为技术创新的过程带来不确定性。企业的协同定位受到利好政策的影响，期望单独占有区位优势，企业之间并不能积极地形成理论上分析的契约关系。实证数据也证实了企业之间的联系比较弱，或者说没有联系，集群系统取得协同效应之艰难也使企业望而却步，甚至对协同效应产生质疑，整个集群缺乏核心的技术扩散源。
我国高科技产业集群中，由于企业协同定位的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导致了企业之间缺乏技术合作与知识流动。对于这样的矛盾，政府应该意识到产业集群是综合了市场和科层组织的功能，形成了一个稳定、持续、有序的自组织系统，系统内的主体依据市场规则进行演化，政府单一的手段对其发展并不奏效。政府更应该给企业自主能动的空间，通过相关措施，促进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技术创新的结合，使企业有更大的动力积极进行合作与交流，真正享受到协同定位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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