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和历史人物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人物论文,评价论文,李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5)01-0097-04
李贽评价历史人物，有他自己的标准，有他自己的思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是儒家思想的叛逆者，是宋明理学的激烈批判者。自汉代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了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历代思想家、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多以儒家思想为准绳。李贽作为一个“叛逆”者，在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时，就必然是反其道而行之，与传统历史观唱反调。他客居黄安时，在给焦竑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山中寂寞无侣，时时取史册披阅，……尝谓载籍所称，不但赫然可纪述于后者是大圣人；纵遗臭万年，绝无足录，其精神巧思亦能令人心羡。况真正圣贤，不免被人细摘；或以浮名传颂，而其实索然。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辩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敌对，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1]（《续焚书》卷1）他认为过去评价历史人物，造成不少冤屈，而他评价历史人物就是想替这些受冤屈的历史人物“辨雪”，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历史的传统观念，往往从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表现出来。李贽读史时和“百千万人作敌对”，正是想对历史人物一一审查。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刺痛了封建传统势力，击中了反动理学的要害。封建专制主义者在逮捕他入狱时，把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当成主要罪状，说他“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2]（《张问达劾李贽疏》）从这里所举被李贽重评的历史人物看，主要有两个基本点，即如李斯、吕不韦、秦始皇等是属于垂功于历史的人物，应予肯定；而肯定卓文君善择佳偶，则旨在反对假道学对妇女的歧视，提倡婚姻自主，具有进步意义；至于孔子之是非不足据，则是他反对封建传统思想的一例。在封建道学家们看来，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当然不能允许。不过，也正因为李贽因评价历史人物而受到专制政权的迫害，才更显出李贽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的独到之处，以及他的胆略，下面想举几个例子。
其一，非孔的矛头主要指向假道学。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大圣、先师，他的学说是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人人都必须以孔子的思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几乎是两千多年来知识界共同信守的原则。对此，李贽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有自己的观点，即自己的是非观。他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说：“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则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3]也就是说，各人有各人的是非观，如果各有的是非观被别人所接受，不也可以吗？他指出，千百年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3]。历史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前进的，任何人的观念都是受到历史和时代局限，孔子也不能例外，怎么能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呢。
李贽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冲击了封建社会的传统势力，使封建意识形态失衡，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是非标准。可知李贽所反对的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传统惰性，并不是刻意反对孔子个人。例如，理学家倡言“存天理灭人欲”，说什么“修身”时要有大公无私之仁。能做到这些的自然是那些被认为能点化人间的“圣人”，即那些讲空话的理学家。李贽针锋相对，指出人都是有私欲的，都有趋利避害之心。他在《藏书·德业儒臣后论》中指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故官人而不私以禄，则虽召之，必不来矣。……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日安其心于鲁也决矣”。[4]这是一般道理，连孔子也无法否认。理学家鼓吹“灭人欲”，并不是孔子的本意，而是拿着孔子做招牌，进行骗人的苟当。李贽抨击的仍然是理学家的假道学。
李贽对假道学打着孔子的旗号，招摇惑众，十分反感。理学家们鼓吹孔孟之道“天下遵之则治，违之则乱”[5]。对此，李贽在《答耿中丞》中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指出，人“不侍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1]（《焚书》卷1）在《答耿司寇》中，李贽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但却硬说是什么“我为他人”，并以此标榜他们的行为是孔孟之意。李贽针锋相对地指出，“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使那些自诩为秉承孔圣教训之徒的两面派丑行暴露无遗。李贽指责那些自称孔孟高徒，实际上竟连被他们瞧不起的“市井小夫”都不如。至少那些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并不弄虚作假。[1]（《焚书》卷1）
其二，肯定武则天，意在于宣扬男女平等。李贽针对儒家“男尊妇卑”，“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说教，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赞扬卓文君善择佳偶，赞扬武则天当政时的政绩，批驳了封建儒家对卓文君、武则天的非议。武则天当皇帝之所以受到儒家道统的非难，主要原因是武则天是个女人。他们为了丑化武则天，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她的私生活受指责更多。在封建社会，男人当皇帝，可以有成百后妃，女人当皇帝有点私生活为什么就是丑行。对此，李贽认为武氏的所谓丑行，也不过是那些“拘守圣人名教”的贤人制造出来的。其实，这些人的丑行并不比武氏好多少，但这些人为了贬斥武则天，闭口不谈武则天的政绩。而李贽对武则天的政绩却给予很高的评价：“诚观近古之王，有知人如武氏者乎？亦有专以爱养人才为心、安民为念如武氏者乎？此固不能逃于万世之公鉴矣。”[4]（《藏书》卷56）这些评价是公允的，但和封建道统比较却是相悖的。其实，李贽对武则天的肯定，除了和传统历史作敌对之外，更重要的是和他主张男女平等相关联的。李贽对历史上的一些女杰，如无忌母、班婕妤、从巢者、孙翊妻、李侃妇、海曲吕母等等，都称之为“真男子”。他又愤然指出：“然天下多少男子，又谁是真男子者？”[6]（《初谭集》卷4）所以，“男尊女卑”是圣人、名教造成的，是没有根据的。
李贽既肯定女权，对卓文君自择佳偶，他自然大加赞赏，他说：“相如、卓氏之梁鸿也。使当其时，卓氏如孟光，必请于王孙，吾知王孙必不听也。嗟夫！斗筲小人，何足计事，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4]（《藏书》卷37）李贽对武则天、卓文君等的评价，说明李贽不但尊重女权，主张男女平等，而且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女子在社会上处于受支配地位。这一点是封建道统、儒家之徒所不能做到的。这也说明李贽思想在当时是高出时人，具有一定进步性的。
同时，李贽认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指出尧舜和平常人一样，圣人和凡人一样，都是平等的。这样就把封建社会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一概否定。王侯将相和普通老百姓一样都是人，富有人和贫苦人所享受的权利一样，这才是“真平等”。特别是受教育方面，男子有受教育的权利，女子也同样有受教育的权利。李贽针对道学家们所谓“女人见短，不堪学道”的说教，指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1]《焚书》卷2《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李贽揭露了道学家歧视妇女的错误，指出女子和男子有同样的见识和能力，在招收门生时不论男女，以实际行动回击了道学家们的谬论。这些思想都可看出，李贽思想资料中有许多新的因素。他赞扬促进历史进步的人物，称颂有功于历史的伟人，主张男女平等，给有益于历史的女杰以高度的评价。从李贽的历史观看，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他主张历史总是向前演变的，他反对因循守旧的历史观，这是李贽历史观的总脉络和总趋势。
其三，颂扬历史上的革新人物，目的在抨击当时因循守旧的腐败政府。李贽对商鞅、韩非、申不害的变法，认为皆有“一定之学术、非苟苟者，各周于用，总足办事”[1]（《焚书》卷5《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给予肯定的评价。对秦始皇、李斯十分推崇，称之为“豪杰”，赞颂“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7]（《史纲评要》卷4）。对因循守旧，左顾右盼的儒家则批评他们“自己既无一定之学术，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耶？”[1]（《焚书》卷1《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因此对儒家的显要人物孟子、董仲舒、朱熹都大加贬议。指出，这帮人“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往往学步失故，践迹而不能造其域。”[3]（《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后论》）而对善于理政的桑弘羊则认为是“富国名臣”[3]（《藏书》卷17）。对张居正则称之为英杰宰相。李贽很推崇何心隐，因为此人除了学术上的“异端”，即批判封建理学之外，许多见解反映了市民思想。明王朝以及明代士人，大多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大多贬斥革新，何心隐之被害，便是一例，李贽却大声疾呼，为其鸣不平。
其四，肯定林道乾、宋江，目的在抨击冠履倒施专制而腐败的王朝。万历年间，曾在闽、粤海上活动的林道乾，当局称之为盗贼，欲痛剿之，李贽却认为林道乾之所以在海上横行是因为“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他在历述当朝对林道乾的征剿之后说，连倭寇也被平息了，“然林道乾犹然无恙如故矣。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并称林道乾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1]（《焚书》卷4《因记往事》）林道乾当时活跃于福建、台湾、广东沿海，其成员主要是不堪地主压迫的农民，从事海上活动后主要是经商。据《神宗实录》所记，林道乾“盘据山谷，聚众数千，据膏腴之田，以自安固，至今无可奈何”[8]。既据山谷，又据膏腴之田，是有一个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所以能“横行”三十多年。李贽这样称颂林道乾，是具有勇气和叛逆精神的，这种思想和当时的假道学家完全是对立的。
李贽对《水浒传》也有过许多评议。在《忠义水浒传序》这篇文章中认为，“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又说：“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1]（《焚书》卷3）李贽对水浒的评价很有见解，他歌颂水浒皆忠义之士，指出宋江等人皆“专图报国”，“心在朝廷”。李贽是个爱国主义者，他见明王朝吏治腐败，江河日下，自然痛心疾首。因此，对宋江等“身在水浒，心在朝廷”的人是很推祟的。农民战争归根到底无非是想换个好皇帝，过上太平的日子。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他们在发动起义之际，有推翻腐败封建王朝的雄心壮志，却没有可能设想建立一个有别于封建王朝的国家。因此，李贽认为宋江这些人虽然起来造反，却是为了朝廷，为了国家。这种见解，虽然有受时代局限的一面，未能指出宋江所忠义的政权，是不足以把中国的社会改造好的，但李贽指出农民起义是“身在水浒，心在朝廷”却是历史的事实。
不过，上面所说的宋江心在朝廷，这里的朝廷是象征性的名词，是不能和当时的明王朝划等号的，因为当时的朝廷处于“冠履倒施”的不正常现象。正如李贽指出的：“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1]（《焚书》卷3《忠义水浒传序》）真是一针见血，他认为，“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是对的，而“以小贤役人，大贤役于人”是不合理的，人心是不能悦服的。明王朝的统治者尽是一些无能之辈、不肖之徒，而林道乾、宋江这类有大贤、大德的人却被当成叛逆加以诛剿。如果让这些有德、有才的人到朝廷任职，自然要比朝中那些不肖之徒强出许多。可知，李贽的“朝廷”是要有个开明的朝廷，大贤大德的朝廷，并不是腐败无能的朝廷。
李贽由于受时代局限，不可能给农民战争指出一条出路，而且事实上，在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也只能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完善到衰败，而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的所谓农民政权，来取代封建政权。从这一点来说，李贽赞扬“身在水浒，心在朝廷”的宋江也就可以理解了。而李贽当时虽然看到封建道统对社会的束缚，从而产生了对孔子儒学的抨击，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鞭挞，但他同样找不到一条真正的出路。事实上，他仍然希望有个修明的社会，而这个修明的社会首先是要有个好的皇帝，从宋江的“忠义”吸取历史的教训。所以，他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指出：“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比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乎在？在水浒。”[1]（《焚书》卷3）这段话很深刻，如果当道者能以水浒为借鉴，去掉水浒所反对的那些弊政，重用宋江、林道乾这类有才能的人，改变“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局面，国家就能搞好。这是李贽评水浒真义之所在，也是李贽叛逆精神和历史局限性互相交织的表现。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李贽推祟宋江、林道乾，其对立面都是专制而腐败的王朝，都是那些不肖之徒当政，逼得那大贤、大德之人，落草为“寇”。这正是当时明王朝的写照。
上面四点，我们可以看到李贽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是抱着和传统历史观相敌对的态度，是从颠倒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历史人物的。正如他在《读书乐引》中所说的：“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1]（《焚书》卷6）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历史人物，李贽认为对历史上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都要推翻，对被枉评的历史人物，应为他们“辨雪”，即重新评价。
李贽不论是非孔，还是颂扬秦始皇、武则天，尊宋江、林道乾为大贤，都是针对着假道学的。假道学家们，是以他们自己定下的标准，即贵人和贱人、贤人与不肖、君子与小人，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因此，这些人定的标准是维护封建政权，维护封建道德标准而不是客观标准的。假道学宣扬“天生圣人”，他们的言论、意志就都是正确的，都是真理。对此，李贽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指出“致之一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9]（《明灯道古录》。在李贽看来，天子和庶人都是平等的，不应有贵贱之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是看对历史是否作出贡献，看其品德和为人，而不是看他那些伪善的表白和宣言。这些就是李贽评价历史人物上和假道学的根本分歧。
收稿日期：2004-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