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以澳门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为例论文,资本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学界对社会资本理论日益关注，尤其对社会资本产生的政治影响给予了充分的探讨。社会资本被认为是有助于公民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升政治治理绩效水平的重要来源，高水平的社会资本从而被认为有助于提升居民的政治信任，并有益于民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是，很多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这种直接、单向的关系，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也被认为是完全不同的两样事物，有着不同的来源①。本文以2010年对澳门居民的一项民意调查数据为基础，试图探讨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以期为下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一、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假设
（一）社会资本的涵义
社会资本最初是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副产品而得来的，并被认为是一种在道德上中性的资源②。社会关系可以缩减获得信息所必要的时间和资源，有助于创建互惠网络，还能代表社会义务和提供一定的保障。社会资本是通过人口中发生的互相依赖和社会互动的模式产生出来的。在帕特南对意大利的社团生活和治理研究中，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即它们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能提高社会的效率”③。帕特南在其研究中进一步夸大了社会资本的作用，社会资本被理解为社会层面上的一种集体资源，他认为紧密的志愿社团和公民组织会通过产生公民之间的信任和合作，产生高水平的公民参与，从而有助于维持公民社会和共同体的关系。由此，社会资本理论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由非政治的社会互动而产生的政治结果。
那么，如何定义社会资本呢？Lake and Huckfeldt通过1992年美国全国选举项目研究中的社会网络和参与数据的使用，发现与政治相关的社会资本（即有助于政治参与的社会资本）是在人际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也即它是与公民讨论的社会互动的一个副产品，而这种不断提高的与政治相关的社会资本也提高了公民参与政治的可能性。进一步而言，与政治相关的社会资本的产生是个人关系网络的政治专业知识、网络中政治活动的频率、网络的规模或广度的函数④。甚至将人的性格和组织参与度这些因素考虑进来时，这些结果也还是一样。结合以上两者观点，社会资本可以由社会网络的广度和频率加上社会信任来定义，即社会资本理念主要是强调两个因素：一方面，由志愿组织等社团参与所建立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互惠性规范和公民之间的信任。
（二）政治信任的涵义
政治信任只是信任的一种，它和所谓的信任文化⑤ 及其引起的信任社会⑥、社会信任等概念的涵义截然不同。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政治信任包括公民间的人际信任，即社会信任⑦。但是奥弗也认为，不能简单地对信任政府与信任他人进行类比。根据伊斯顿对政治系统的分析，政治系统共有三类：政治团体（Political Community），即共享政治分工的广义的政治群体人员；政治制度（Regime），政治权力共享的游戏基本规则；最后，当局（the Authorities）对制定和执行政治决策负责的选举和任命的官员⑧。很多学者也据此认为，政治信任从结构上来说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对政治制度的信任；第二，对政府的信任；第三，对政府人员的信任⑨。
政治信任是公民与政府间的一种互动，它涉及公民、政府与特定价值之间的特定关系，是“民众基于理性思考、实践感知、心理预期等对于政治制度、政府及政策、公职人员行为的信赖”⑩，是一个历史的、不断调整、修复和发展的动态过程。
（三）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的关系及研究假设
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社会资本内部，社会网络与社会信任的关系；社会网络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以下，笔者将分别梳理这三种关系，并给出研究假设。
1.社会网络与社会信任的关系
社团组织的繁衍一直被学术界和政府视为是产生社会资本的一种方式，当前中国学术界也极力推崇社团组织的创建和繁衍，并认为其所创造的社会资本将能有助于改进治理水平和政府问责。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社会团体、家庭和朋友的紧密联系，以及社团、宗教活动、爱好、娱乐活动等种种集体活动的参与。所有这些团体都被认为是充当了培育公民技巧的功能，它们也被认为有助于政治生活。这些社会网络据说可以产生互惠性规则和对其他人的信任，而这种社会信任也被认为是政治激活和有效治理的另一个核心要素，并导致政治的稳定(11)。虽然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之间的这种关系被有的学者所赞同(12)，但是Claibourn和Martin则通过追踪研究发现只有非常有限的证据能够证实参加社团可以使人们变得更加信任其他人(13)。但是，笔者仍然对传统的社会资本理论有一定信心，因此研究假设1为：参加社团可以促使人们变得更加信任他人。
2.社会网络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
帕特南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团生活和社会信任促进了公民对政治过程的参与，但一些研究却证明在社会资本和政治参与之间只存在微弱的联系。而且，在志愿社团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也是模糊的，并且令人困惑。首先，人们的社团活动不再为他们信任他人或政府提供有意义的依据。其次，社团生活不再是政府可以依赖用来维持其合法性或有效统治的来源。政治信任现在更加依赖于政治本身。信任的政治因此也更依赖于政治领导者有意愿并有效地履行其作为人民受托者的角色(14)。
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经常被发现并不显著，这也使人们对社团活动和政治信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疑问。因为大多数人都是不参与志愿活动或是社团活动的，甚至那些参与了社团活动的人，也只花费了非常少的时间在上面，因此，很难想象这种社团活动会对政治信任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事实上，Newton等学者也发现政治信任实际上和志愿活动并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15)。他们认为，帕特南的理论过于看重了公民社会的政治影响，夸大了社会活动的作用以及社会资本的政治结果。Kim在检验韩国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时也发现，参与社团活动、社会信任都与政治信任和选举活动并不相关。而且，这些否定关系被公民对不好的机构绩效的感觉所缓和，例如政治腐败，这显示出机构绩效是决定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的一个关键变量(16)。
但是，一般来说，根据参与式民主理论，社团活动的参与经常被认为是有助于政治复兴，从而使人们认为在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之间有正相关的关系。因此笔者的研究假设2为：社会网络越充实的人，其政治信任度越高。具体来说，相比未参加社团的人，参加社团的人政治信任度更高；参加社会文化活动越频繁的人，政治信任度更高；和亲戚朋友聚会的人政治信任度更高。
3.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
社会信任也即普遍信任，是指对大多数陌生人的信任程度(17)。阿尔蒙德和维巴首次将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联系在了一起。他们认为，在美国和英国，相信人一般是相互合作、值得信任及乐于助人的这种信念，普遍存在而且具有政治后果。相信同胞是宽厚的，这一信念同一个人在政治活动中同他人合作的倾向直接相关。一般的社会信任被转化成为相关的政治信任(18)。这样，一般的社会信任就被转换为与政治相关的信任。比如，Gabriel Parry就指出，政治信任是社会信任（即公民间的信任）的附属物。当一个社会缺乏共识时，社会信任的流失势必造成政治信任的流失，进而导致政治体系的不稳定(19)。
在文化理论中，信任经常被过度的简化。政治信任被认为是和社会信任一样，有同样的根源：他们认为，政治信任像社会信任一样，是来自于并产生于人际信任，由人们早期生活的社会化以及文化理念所形成的。根据这个视角，政治信任也和社会信任一样，看来像是社会中生机勃勃的社团生活的自然结果。Robert Lane观察认为，“那些相信其他人可以被相信的人，将会帮助有需要的人，会关心彼此，也会更可能相信民主的过程”(20)。他认为社会信任无疑增加了人们民主的取向。
社会信任也被很多学者认为是预测政治信任的一个重要指标。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信任是政治信任的基础，一个缺乏社会信任的社会是不可能孕育出政治信任的。即一般来说，人们不能信任其他人，那么他一般也不会信任那些政治职位上有权力诱惑的人(21)。对选举官员的信任被看做是对人类信任的一个更为具体的例子。但是，很多针对个人的调研数据对这派思想传统提出了质疑。没有证据显示出在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存在着重叠，信任和志愿组织成员身份之间也没有重合。在法国，对人民的信任、对非政治机构的信任和政治信任是有一定相关关系的，但关系系数很低，以至于从其中一种信任去预测另一种信任是基本不可能的(22)。许多实证研究都认为在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只有微弱的联系。例如Newton和Norris研究了17个民主国家，发现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弱；Kaase对9个欧洲国家研究后发现，人际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的联系也很微弱(23)；许多研究也发现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很紧密的，相反，很多时候它们都有不同的形成和运作机制(24)。
信任政府与信任他人的另一重要区别就在于政府无法对公民的信任给予互惠，而他人却可以。尤斯拉纳也通过统计发现，在42个国家中，在信任他人和信任政府的法律机构之间的相关性（r＝.154）是有限的(25)。很多证据都指出，政治信任并不总是和社会资本的组成要素——社团参与和社会信任有正相关关系。Brehm和Rahn在研究中甚至证实，社团参与甚至和政治信任是有负相关关系的：他们发现，随着美国公民参与社团生活的增加，他们对全国政治机构的信任反而在下降(26)。尽管他们的假设是来源于托克维尔多元主义的观点，即拒绝中央集权的诱惑，但这种负向关系仍然会包含很多不同的解释。
笔者的研究假设3则为：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二、数据与测量
对于探讨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部分学者在研究中使用的是跨国数据，试图从国家层面上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但也有部分学者是以一个国家内部个人层次的数据进行解释，这两个层次的探讨都存在，其结论也形形色色都有。本文则试图以澳门为例，探讨澳门居民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并据此进行解释性研究。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2010年3月至5月笔者在澳门进行的问卷发放，该问卷为结构性问卷，采取了电话随机抽样发放、学生街头随机发放、通过社团成员代为随机发放的方式，调查对象为澳门特区常住人口中年满18岁或以上的各界人士，强调居民成分的代表性与取样的随机性。调查合计发放问卷1033份，收回800份，有效回收率为77.44％。统计结果处于95％的置信水平，（－3％，＋3％）的误差范围内。该问卷数据录入和处理使用的是SPSS16.0。
（一）因变量：政治信任的测量
问卷在测量时主要借鉴了世界价值观调查对政治信任的测量方式(27)。一般来讲，测量政治信任主要是针对其中几个组织的，例如军队、警察、法院、政府、政党、议会、行政部门。有的学者提取了4个组织对政治信任进行测量。例如，Letki依据调查问卷中请回答者对不同机构的信任进行回答，并根据主要因素分析，选出了4个机构作为基本的国家水平上的机构，分别是：议会、行政部门、军队和警察(28)。将这4项的指数相加为一个相加指数，作为政治机构的信任变量。还有的学者因为做的是国别比较分析，所以只抽取了议会作为对政治信任的测量(29)。笔者认为，“信心”和“信任”有一定的差异，因此为了更好地测量政治信任，本研究在问卷中将“信心”改为“信任”，但保留问题的提法不变。
就澳门地区来说，由于澳门采用的是行政主导体制，所以笔者测量的政治信任的客体主要是针对政府组织、政府成员和立法会，而没有对司法组织单独测量，即最后选取了4个对象进行测量，分别是澳门特区立法会、澳门特区政府组织、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司长、局长等政务官员和澳门特区一般公务员。为了更好地测量澳门居民的政治信任问题，并且由于澳门居民对这4类组织或人员的信任程度高度相关，所以笔者首先将4类政治信任的“不清楚”定义为缺失值，并将“非常信任”赋值为6分，“比较信任”赋值为4分，“一般信任”赋值为2分，“比较不信任”赋值为1分，“完全不信任”赋值为0分，最后将4类政治信任的得分加总，其总分为一个居民的政治信任程度。该指数最低值为0分，最高值为24分，均值为8.65，标准差为4.27，中位数和众值都为8，其中50％的居民打分在6到10之间，该值越高代表澳门居民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反之，值越低则代表居民的政治信任程度越低（N＝675）。
（二）解释变量：社会资本
本研究中，笔者将社会资本简化为两方面的概念，即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由此笔者对该概念进行操作化，分为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两个层面来测量。
社会网络是指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因为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社会网络关注的是人们之间的互动和联系，社会互动会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参加社会、文化活动，参加亲戚朋友聚会，参加社团组织等三方面代表了一般人活动的社会空间，也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状况。由此本文设定了3个问题来测量社会网络的广度和频率(30)。为了统计分析的方便，第二和第三个问题的答案进行了变量转换，从定序变量转换为定距变量，具体赋值方法为：“经常”为4分，“有时”为2分，“很少”为1分，“从不”为0分。
社会信任或人际信任也不是一个容易定义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跨国研究中已有一个标准问题用来测量它，因此可以进行相应的分析。笔者在问卷中应用了这个标准问题，并进行了相应的简单变型，即将“大多数人”改为“澳门的大多数人”，因为笔者主要讨论的议题是澳门的社会信任，而不是澳门居民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人的信任程度，所以问题为：一般来说，您认为澳门的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吗？（也就是说，您在和别人打交道时不用太小心。）本研究将“社会信任”的定序测量转换为定距测量，具体赋值方法为：“非常信任”为6分，“比较信任”为4分，“一般信任”为2分，“比较不信任”为1分，“完全不信任”为0分，“不清楚”的个案很少，将之设为系统缺失值。
（三）其他控制变量及其测量
在分析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两者关系的时候，笔者还加上一些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口统计特征、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政治参与、政策满意度和政治透明度。而后两者又是作为政治系统的可信性的指标来进行测量的。大多数学者都认可政府的可信性是决定政治信任的关键要素。因此，本文这里尤为强调该概念的测量。
政府的可信性由很多因素构成，包括政府的合法性、政府的绩效表现、政务公开的程度等等。本研究中为简化对政府可信性的测量，主要测量了它的两个主要因素：政府绩效和政治透明度，其中政府绩效又是根据居民对澳门实行的特定社会民生政策的满意度来进行测量的。就政策满意度而言，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测量澳门居民对政府绩效的认可程度，为此，问卷中由澳门居民对澳门各项社会、民生政策予以满意度评价，更为适合。问卷列出了7项基本的社会、民生政策，分别是社会保障政策、医疗卫生政策、教育政策、住房政策、就业政策、社会福利服务政策和外劳政策。本研究将该变量由定序变量转换为定距变量，具体赋值方法为：“非常满意”赋值为6分，“比较满意”赋值为4分，“一般满意”赋值为2分，“比较不满意”赋值为1分，“非常不满意”赋值为0分，“不清楚”个案较少，设为系统缺失值。本研究将澳门居民对这7项社会政策的打分进行加总，该指数表示澳门居民政策满意度的得分，该分值越高，表示澳门居民对政策的满意度越高，反之则越低。
所谓政治透明度，就是权力机构政治活动的公开程度，也是当前学界和政府最为热门的话题和实践活动之一，即“政务公开”。从澳门居民角度来看，如何评价澳门特区政治系统的透明程度，也是个人信任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本研究的测量问题为：您认为现在澳门政务是公开的吗？为统计分析的方便，我们将该变量转换为定距变量，具体赋值方法为：“完全公开”为4分，“部分公开”为2分，“公开一点”为1分，“完全不公开”为0分，“不清楚”为系统缺失值。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澳门居民的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情况
在澳门居民社会网络情况方面，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澳门居民中，参加社团组织的比例为63.1％，未参加社团组织的比例为36.9％（N＝788）。其中，在参加社团组织的被调查澳门居民中，7成左右（70.8％）的澳门居民只参加了1－2个社团组织，参加3－4个社团组织的澳门居民占19.7％，参加5个以上社团组织的澳门居民占9.4％（N＝497）。7成左右的居民也回答有时会参加社团活动，而其中经常参加社团活动的市民只占35.8％，26％的居民很少或者从不参加社团活动（N＝500）。总体来看，6成左右的澳门居民都有参加社团组织，并且一般来说对社团活动的参与程度较高，这也显示了澳门的社团组织生机勃勃，发育较好，并且在澳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
在问及澳门居民是否经常参加社会或文化活动的情况时，近半数澳门居民都回答有时会参加社会或文化活动，但是很少参加社会或文化活动的居民比例也高达35.2％，更有部分居民从不参加澳门的社会或文化活动（15.8％，N＝800）。显示出一些澳门居民的社会活动较少，对社会或文化活动参与度不高。2/3以上的被调查澳门居民有时或经常和亲戚朋友聚会，但也有20.4％的被调查澳门居民回答很少聚会，更有3.1％的澳门居民从不和亲戚朋友聚会（N＝798）。
并且，在被调查的澳门居民中，参加亲戚朋友聚会的频率与参加社会或文化活动的频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Gamma＝0.391，差异显著度P＜0.001，N＝798）。经常参加亲戚朋友聚会的人，也会经常参加社会或文化活动，显示一个人的社会网络情况其实是相通的。
就澳门居民的社会信任而言，调查显示，澳门人的社会信任程度是比较高的，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的居民占29.1％，即接近三成左右的居民是比较信任大多数人的，而回答一般信任的人更是高达53.9％，相反，回答比较不信任和完全不信任的人数则仅占15.2％（N＝787）。
就澳门居民的政治信任而言，调查显示，居民对该4类对象的信任程度总体来说相差不大，但对澳门特区立法会的信任程度(31) 总体来说更高（75.8％），而对政府组织（68.6％）、政务官员（64.5％）和一般公务员（69.7％）的信任程度差别不大，居民的政治信任程度总体来说处于较高的水平。具体来说，将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合计为较信任，则澳门居民对特区立法会的较信任为26.2％，而对政府组织、政务官员和一般公务员的则分别为20.4％、21.8％和17.1％；将一般信任的高低排序而言，澳门居民对一般公务员的一般信任比例最高，为50.4％，其次分别是立法会（49.6％）、政府组织（48.2％）和政务官员（42.7％）；将比较不信任和非常不信任合计为不太信任，则由高到低分别是政务官员（28.6％）、政府组织（24.9％）、一般公务员（22.8％）和立法会（18.6％）。
（二）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笔者将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进行了差异分析（见表1）。研究结果显示，在社会网络的三个变量中，只有参加社会或文化活动这个变量是一般显著（p＜0.05），而参加社团情况以及和亲戚朋友聚会情况都是高度显著（p＜0.01）。可见，在不同社会网络下社会信任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具体而言，相比未参加社团组织的人，参加社团的人其社会信任度明显更高；相比很少或从不参加社会文化活动的人，经常或有时参加社会文化活动的人社会信任度会更高一些；相比很少或从不和亲戚朋友聚会的人，经常或有时和亲戚朋友聚会的澳门居民，其社会信任度明显更高一些。这些都展示了具有一定社会网络的人，社交比较活跃的人其社会信任度明显更高。
（三）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笔者将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进行了差异分析（见表2）。研究结果显示，在社会网络的三个变量中，只有参加社会或文化活动这个变量的影响不显著，而参加社团情况以及和亲戚朋友聚会情况都比较显著（p＜0.01），社会信任变量也高度显著（p＜0.01）。由此，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都和政治信任有一定关系。
具体而言，相比未参加社团组织的人而言，参加社团的人其政治信任度明显更高；而相比很少或从不和亲戚朋友聚会的人，经常或有时和亲戚朋友聚会的澳门居民，其政治信任度明显更高一些。这些都展示了具有一定社会网络的人，社交比较活跃的人其政治信任度明显更高一些。而对于社会信任而言，那些明显更信任其他人的人，比起那些一般信任和不太信任大多数人的人来说，其政治信任度也显然更高。
（四）政治信任的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全面且客观地分析社会资本对澳门居民政治信任变量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将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采用全部纳入进行回归处理分析，并且为了更准确地说明各解释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还渐次进行了5个模型的处理和分析（见表3），以期达到更为准确的分析效果。
对于社会资本变量，从模型3可以看出，加入社会资本变量后模型3比模型2的解释力进一步增强约13％，达到24.82％。研究发现，性别（男性）、政策新闻关注度、政治效能感等变量并不因加入的其它变量而发生改变，它们对政治信任度的影响仍然显著存在；但是年龄（36－50岁）对政治信任度的影响则消失了。具体来说，在统计控制的前提下，社会网络的三个变量中，只有参加社团组织变量有显著影响，其它两个变量，参加社会或文化活动的频度及和亲戚朋友聚会的频度对政治信任度并没有显著影响；参加社团组织的人相比未参加社团组织的人，其政治信任度更高。研究结果也显示，社会信任对政治信任度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澳门居民的社会信任得分越高，则政治信任的得分也越高。通过T统计量绝对值大小的比较，笔者发现，社会信任对政治信任度的影响最强，影响其次的分别是政治效能、政策性新闻关注度和性别（男性），参与社团组织则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相对最小。
最后在模型5中，笔者加入了控制变量中的政府可信性两个变量：政策满意度和政治透明度，结果显示，模型总体解释力已经达到34.89％，比模型4增加了约8％，显示政策满意度和政治透明度变量对政治信任度的解释力约为8％。在纳入这两个变量后，和模型4相比，原有的性别（男性）、政治效能、政治关注、积极参与政治、社会信任变量依然都保持显著，而且，对政治信任影响显著的还增加了社会活动和消极参与政治变量。具体来说，越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居民，其政治信任度反而越低；但是消极参与政治的居民则相对没有参与的居民来说，反而政治信任度较高；同时，新加入的两个变量中，澳门居民的政策满意度越高，则其政治信任度越高；澳门居民感受到的政治透明度越高，则政治信任度也越高。通过T统计量绝对值大小的比较，笔者发现，社会信任对政治信任度的影响最强，其次是政策满意度和政治透明度，政治效能感则更次之，接下来分别是性别（男性）、积极参与政治、消极参与政治、参与社会文化活动、政治关注这些变量。总体而言，可以看到，除了社会信任外，政府的可信性也对澳门居民的政治信任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四、讨论与结论
（一）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是否真正存在？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澳门，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存在很强的正向关系，社会信任对政治信任有很强的预测力。但是从很多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非常有趣。很多学者发现它们之间没有什么正向关系，而发现它们之间有一定关系的学者则纷纷提出，这种关系或是较微弱，或是需要一定的限制条件，例如政治环境、社会传统、社会财富分配状况、文化环境等种种因素。
阿尔蒙德和维巴发现，在美英两国，一个人在政治领域的观点，似乎同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密切相关，而在西德、墨西哥和意大利，社会态度和政治态度之间的融合就比较少。他们认为，可能的答案是，美英两国的每个人从孩提时代就被给予了同其他人一起参加团体活动的机会。这种早期同团体打交道的经验，可以说是公民合作的一种主要根源，从而社会领域的态度和政治领域的态度被融合在一起(32)。
Edgar Litt发现政治环境是影响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Brookline），对人民的信任是和政府信任相关的，那里的政府有一种诚实的传统，公民不信任的主导因素是性格变量；而在波士顿，那里的政客一般被认为是不诚实的，对人民的信任在那里也被发现是和政府信任不相关的，政治环境（Political Milieu）成为了公民不信任的主要因素(33)。由此，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的有相关关系的背景地区一般是一个相对和平、有共识的社会。
Johan Ambler发现，就法国而言，人们对非政治机构的信任是和政治信任有正相关关系的，但是这种相关系数非常低，以至于从一个人的社会信任度去预测他的政治信任度是几乎不可能的。他这样解释法国的社会情况：存在一种政治犬儒主义的传统，大多数人都认同社会关系的正常规则并不适用于政治这个领域(34)。因此，社会传统被认为是影响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
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也被认为是影响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越平等，其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的水平也就越高。在没有共产主义遗产的国家中，社会信任与基尼系数之间的相关度是0.684。在33个民主国家中，当收入不平等被拉大时，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水平就会下降。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能够在两个方面提升信任：第一，财富的公平分配能够使公民变得更为乐观，而乐观正是个体信任倾向的基石；第二，财富的公平分配能够缩减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对于信任者（公民）而言，制度及其规则为他们提供了规避信任风险的保障措施(35)。
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政治信任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或是直接的，这一点已经可以确认。但Newton则进一步强调指出，从个人层面上的研究数据分析并不能确认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因为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是社会系统的社会和集体特征，而不是个人可以自身携带的一个特征，所以这种关系应该从社会层面上寻找，而不是从个人层面上寻找。他认为，并不能从一个人的社会信任程度去预测他的政治信任程度，但是从社会体制层面或是国家层面而言，拥有相对较高的社会信任的国家通常也会有相对较高的政治信任水平。从国家层面而言，他发现有最高程度社会信任的国家通常是那些最为富裕的国家——挪威、芬兰、瑞典、丹麦和冰岛；而最低程度社会信任的国家则是巴西、土耳其、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但是国家层面上这种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有时又不一定是紧密的，也有例外。他特别提出日本和芬兰，这两个国家都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水平，然而其政治信任程度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存在较严重的政治问题(36)。
个人的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更有可能是由社会和政治制度有效性所决定。而且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关系也不必然是紧密或是对称的——高水平的社会信任可能和高水平的政治信任相关，但是并不必然是这样。很难想象一个运作良好的政府会没有稳固有效的制度基础。低水平的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更可能是和低水平的政治资本和政治信任相关。
Newton认为，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关系可能像芬兰和日本那样断裂，原因可能是联盟政府的长期失败、政治腐败或无能的历史、对体制的外部冲击，高失业率或通货膨胀、较差的经济绩效或战争失败等等。这些都会导致较高的社会资本伴随着较低的政治资本。但是那些有较少社会资本的国家会发现很难创建政治资本，而那些有很好基础社会资本的国家则会更容易重建高水平的政治资本。
基于以上讨论也可以看到，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向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直接或简单的，而是有条件变量在起作用。具体来说，政治环境、社会文化传统、历史因素、社会稳定、社会财富情况等等都会对这种关系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些因素中如果哪一方面特别令人不满意，就会造成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正向关系的割裂。例如如果社会政治腐败现象严重，经济绩效较差，则民众的政治信任肯定下降，而无关其社会资本存量是否良好。
（二）政策满意度是否更能解释政治信任？
就社会信任和政策满意度谁更能解释和预测政治信任而言，从政治信任回归模型的结果表面看来，似乎社会信任比政策满意度对政治信任的解释力更强一些。但实际上，许多研究指出，政治信任在统计上与政治因素更为相关，而不是和社会信任相关度更高的社会因素更为相关，例如收入、教育、社会地位、生活满意度(37)。正如Newton所指出的，政治信任“并不是‘信任性格’的一个基本特征，而是对政治世界的一个评价。这使信任作为公民眼里政治系统绩效表现的试金石”(38)。
对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研究最有趣的是，除了短暂公共舆论泡沫之外，还需要深入分析一个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政府和政治更持久的感情。因为，无可怀疑的是，人们对政治团体、政治规则和机构的态度往往比对当时当日对政府的舆论更为稳定。就法国和美国近年来的发展经验而言，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或不信任根本上仍是由政府行动的经验所形成的——这种经验或是直接的个人体验，或是他所在的团体所解释的体验(39)。据此，Ambler提出了很多解释，尽管他的数据无法证实他的结论，但他仍然认为相比于社会信任，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往往是更为重要的长期因素。
Rodgers对黑人青少年政治犬儒主义的研究发现，心理因素（即社会信任）和政治因素对于黑人青少年的政治效能和政治犬儒主义都有显著影响。但他强调指出，政治评价看来是更为重要的，尽管社会信任也有一定影响(40)。Kim认为，政治信任是由政府绩效决定的事实会导致其和社会信任之间另外一个重要的区别：当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是由文化规则和价值观形成的，它是一种长期的力量，而对政治机构的信任则部分可以短期内由于政府机构的短期变动而相应改变。这种区别尤其重要，因为它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即首先并主要依赖社会资本来解救政治不信任是不太明智的，因为政治信任度是与变动的政治事件相一致的，而且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社会资本的存量(41)。
Davis对墨西哥1973年实证调查的研究结果证实，转型社会中的社会不信任并不必然会导致政治犬儒主义。对墨西哥市人民来说，政治信任的关键解释变量实际是人们对该政体象征性意义和实际的绩效表现的看法。即如果人民对绩效满意，则不管他们对其他人的信任态度是什么样的，他们一般都会倾向于更信任领导人；而如果人民对绩效并不满意，那么即使他们一般来说更信任其他人，他们也会更倾向于怀疑政治当局。即社会不信任，并不能作为所有条件下政治犬儒主义的一个原因。只有在政治当局被看成是有利于某个特定阶级的利益时，社会不信任才会有一定的影响。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都认同政治信任作为反映人们对政治世界的信念与观点，虽然社会资本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但它更多是由人们对政治体制的评价而决定的。即政策满意度作为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的中介变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对澳门居民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的解释
从上文的研究结果来看，就澳门地区而言，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之间有一定的关系，社会网络、社会信任也和政治信任有一定的正向关系。从回归模型来看，社会信任显然比社会网络对政治信任有更大的解释力度，甚至比政策满意度更能解释和预测政治信任。那么，和前文的理论探讨呼应，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关系呢？
首先，我们的研究是从个人层面的数据出发，因此，就分析层次来说，研究结论显示，个人的社会信任和政策满意度都能较好地预测和解释个人的政治信任程度，而其中社会信任又似乎比政策满意度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其他学者站在宏观的角度，利用国家层次的数据分析，也认为拥有相对较高的社会信任的国家通常也会有相对较高的政治信任水平。这和我们的研究结论也是相符的。很明显，澳门作为相对较为富裕发达的地区之一，幸运的是已经拥有较好的社会资本存量，人们的社会信任度显然很高，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活动也明显较其他地区更为频繁，在这种熟人社会中，澳门已然拥有了帕特南所说的社会资本，这对于有效政治体制的建构又是一个优势和前提条件，有助于高水平的政治信任产生。而且，就干扰社会信任的中介变量而言，澳门没有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和政治腐败，有较好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有相对富裕的经济条件，政治环境相对和平、稳定、有共识，这些中介变量对于澳门地区而言，反而起到了促进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的作用。
其次，就政治层面而言，澳门特区的政治体制可信度也相应较高。澳门居民对政策的一般满意及以上的程度由高到低分别是：教育政策（81％）、社会保障政策（69.9％）、社会福利服务政策（63.9％）、医疗卫生政策（60％）、就业政策（35.9％）、房屋政策（23.3％）、外劳政策（21.1％，N＝783）。总体而言，居民对教育政策的满意度最高，其次是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服务政策和医疗卫生政策，但是对就业政策、房屋政策和外劳政策的满意度最低，引起的民怨也最多，因此也是有待突破和亟待改善的。从澳门居民感受到的政治透明度而言，回答部分公开及以上的居民占35％，回答公开一点的居民占41.2％，回答完全不公开的居民占14.4％，回答不清楚的居民占9.4％（N＝791）。可以看出，澳门居民整体来说对澳门政务公开的程度有一定满意，政治透明度处于中等水平。澳门居民对政治世界的评价反映了澳门居民的政治信任状况。笔者认为，澳门长期以来较为稳定的政治生活和回归后良好的经济绩效为澳门居民提供了较为稳定和有保障的生活质量，形成了潜意识下对澳门政治系统较为满意的评价。但是，澳门政府仍需要注意提高政治透明度，并改进其引起民怨的房屋、就业和外劳政策，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
再次，就澳门居民的社会资本而言，虽然澳门的非政府组织繁多、社团密度高，公民社会似乎有所培育和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相当数量的大型社团是因应一定历史条件下某种特殊政治需求而成立的，其形态往往表现为社会庇护组织或意识形态化社团，在内部治理上往往也体现出“大家长主义”与协商治理的行为取向，而与非政府组织所要求的民主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的原则存在相当距离(42)。由此，向来被认为可以充当“民主精神与自主意识培训学校”的社团组织其实并未充分发挥作用。调查数据显示经常参加社团活动的市民只占35.8％，26％的居民很少或者从不参加社团活动（N＝500）。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社团组织在培育民主精神、社会信任中所发挥的作用有限。澳门公民社会如果要向国际化发展，必然需要进一步推动澳门社团的变革，促进其内部治理机制的发育，强化社团与民众联系的紧密度和主动性，让社会资本形成良性互动，社会网络的紧密化进一步促进社会信任的生长和互惠性规范的形成，从而间接为政府治理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最后，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更为有效促进公民政治信任的方法显然是改进政府绩效，因为社会资本这种长期力量很难产生立即的政治结果。但社会资本存量确实是能否短期内重建政治资本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需要长期积累，较好的社会资本是一个有效的政治体制的先决条件，并有助于创建政治资本，但是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并不必然或是一定导致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高水平的政治资本。
注释：
① Kenneth Newton.“Trust,Social Capital,Civil Society,and Democrac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1(2).
② J.S.Coleman.“Social Capital and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94).
③ 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④ Ronald La Due Lake,et al.“Social Capital,Social Networks,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Political Psychology,Special Issue: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to Social Capital 1998(3).
⑤ 参见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南出版社2001年；佩兰·佩雷菲特：《信任社会：论发展之缘起》，商务印书馆2005年；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⑥ 参见佩兰·佩雷菲特：《信任社会：论发展之缘起》。
⑦ 宋少鹏、麻宝斌：《论政治信任的结构》，载《行政与法》2008年第8期。
⑧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89年。
⑨ 参见宋少鹏、麻宝斌：《论政治信任的结构》；Citrin也认为我们需要区分一下各种政治态度：对当前政府政策立场的不满意，对现在发生的事件和政策结果的不满意，不信任在位的官员，拒绝整个政治体制。Jack Citrin.“Comment: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Trust in Government”,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4(3).
⑩ 刘昀献：《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及其培育》，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1) 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
(12) J.Brehm,et al.“Individual Level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7(3).
(13) Michele P.Claibourn,et al.“Trusting and Joining?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Reciprocal Nature of Social Capital”,Political Behavior 2000(4).
(14) Alfonso J.Damico,et al.“Patterns of Political Trust and Mistrust:Three Moments in the Lives of Democratic Citizens”,Polity 2000(3).
(15) Kenneth Newton.“Trust,Social Capital,Civil Society,and Democracy”.
(16) Ji-Young Kim.“‘Bowling Together’Isn’t a Cure-Al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Trust in South Korea”,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5(2).
(17) 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18) 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8页。
(19) 闫健：《居于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信任——兼论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0) Robert E.Lane.Political Life:Why and How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New York:Free Press,1965,p.163.
(21) Joel D.Aberbach,et al.“Political Trust and Racial Ideolog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0(4).
(22) John Ambler.“Trust in Political and Nonpolitical Authorities in France”,Comparative Politics 1975(1).
(23) Max Kaase.“Interpersonal Trust,Political Trust,and Non-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Western Europe”,West European Politics 1999(3).
(24) Stephen C.Craig,et al.“Political Efficacy and Trust:A Report on the NES Pilot Study Items”,Political Behavior 1990(3).
(25) 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第51页。
(26) J.Brehm,et al.“Individual Level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
(27) 该调查中对信任的测量是这样的：以下我将提到一些组织，对每个组织，请您告诉我们您对它们的信心程度：是非常有信心、有些信心、不太有信心还是完全没信心呢？这些组织包括教堂、军队、新闻出版界、电视、工会、警察、法院、政府、政党、议会、行政部门主要的大公司、环境组织、妇女组织、慈善或人道主义组织、欧盟、联合国。
(28) Natalia Letki.“Investigating the Roots of Civic Morality:Trust,Social Capital,and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Political Behavior 2006(4).
(29) Kenneth Newton.“Trust,Social Capital,Civil Society,and Democracy”.
(30) 问题分别为：您有没有参加澳门的社团组织？您是否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或文化活动？比如志愿活动、小区组织的活动、政府组织的文化活动等公共活动。您是否经常和亲戚朋友聚会呢？
(31) 这里对信任的测量，包括回答非常信任、比较信任和一般信任三类的百分比之和。
(32) 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第260页。
(33) Edgar Litt.“Political Cynicism and Political Futility”,Journal of Politics 1963(2).
(34) John Ambler.“Trust in Political and Nonpolitical Authorities in France”.
(35) 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
(36) Kenneth Newton.“Trust,Social Capital,Civil Society,and Democracy”.
(37) Paul R.Abramson,et al.“On the Meaning of Political Trust:New Evidence from Items Introduced in 1978”,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1(2).
(38) Kenneth Newton.“Trust,Social Capital,Civil Society,and Democracy”,p.205.
(39) John Ambler.“Trust in Political and Nonpolitical Authorities in France”.
(40) Jr.Harrell R.Rodgers.“Toward Explanation of the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olitical Cynicism of Black Adolescents:An Exploratory Study”,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4(2).
(41) Ji-Young Kim,“‘Bowling Together’Isn’t a Cure-Al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Trust in South Korea”.
(42) 娄胜华、潘冠瑾、林媛：《新秩序：澳门社会治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5－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