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与新中国的多党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党合作论文,新中国论文,领导集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09)06-0004-05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简称多党合作制)，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大创造。它突破了社会主义国家一党制的传统模式，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多党合作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称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三大民主政治制度，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阐述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这项政治制度的创立之功，藉以彰显开国领袖们对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卓越贡献。
一、建国前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深刻批判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思想，阐明巩固与发展党同民主党派政治联盟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为新中国的多党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1]这一观点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主张多党合作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民主党派是代表与联系广大中间阶级群众的政治力量，就其社会阶级基础来说，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通过民主党派这一桥梁，可以广泛而紧密地争取和团结中间阶级，因此，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认为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党都应当与民主党派实行多党合作。
中共党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出现过三次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对待统一战线问题上，错误地把中间力量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加以排斥，导致自己陷于孤立的境地。建国前夕，毛泽东严肃地指出：我们党内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门主义作风所养成的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确态度，在抗日时期并没有完全克服，在一九四七年各根据地土地改革高潮时期又曾出现过。为此，毛泽东在筹划建国大业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他严厉批判党内长期存在的排斥党外民主人士的“左”倾关门主义，指出：“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2]
新中国成立后，党内一部分同志滋长了骄傲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看不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瞧不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于安排他们的代表人物担任人民政府的领导职务不服气。针对这一现象，毛泽东强调指出：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民主党派。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不拔去都一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民主党派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民主党派，把上层政治活动分子组织起来，便于他们学习，便于他们把各个阶级的意见反映给我们，在政治上他们也能够更好地同我们合作和配合，有些工作他们去做比我们更有效，在国际上也有影响。民主党派的成员在我们的帮助和教育下，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多了一批帮手，这不是很好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建国后党内广泛开展了对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教育。毛泽东指出：整个《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就是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中国工人阶级只求得自己的解放不行，必须求得四个阶级的共同解放，就是对地主也要改造，否则，工人阶级自己就不能得到解放。毛泽东把统战工作置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战略需要的高度来阐述，使全党大大提高了对统战工作的思想认识。
建国前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反复批判党内“左”倾关门主义，深刻阐明巩固与发展党同民主党派政治联盟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为新中国的多党合作奠定了思想理论上的坚实基础。
二、建国初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支持帮助各民主党派整顿发展组织，并将人民政协确立为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为新中国的多党合作提供了组织形式上的必要保障
建国初期，民主党派成员较少，总计不过一万一千余人，并且存在组织不纯和领导机构不够健全等问题，有的地方组织甚至处于混乱状态。例如南京解放的时候，民革有九个市级组织，农工民主党也出现两个市级组织，这些组织各不相属。对于民主党派的组织建设问题，在民主党派内部思想认识不统一，有的主张大门打开，不加限制地发展成员。例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内部有人主张把所有旧国民党员全部接受过来，甚至主张发展成员，可以不问政治面貌，要求登报号召国民党员归队。与民革主张不限制的发展成员的主张相反，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都有人提出民主党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主张解散民主党派。中国人民救国会则认为：它所号召的政治主张已经全部实现。作为人民的政治性的组织，它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于是在1949年12月宣布自我解散。显然，上述状况与民主党派在新政权中的参政地位不相符合。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认为，凡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各民主党派，过去既有与共产党合作奋斗的历史，今后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更有合作奋斗的必要。各民主党派不是要解散，而是需要适当地发展组织，各党派内部更须作必要的整顿和提高，以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
毛泽东于1950年2月从苏联回到北京后，听到救国会已经自我解散，很惋惜地说：救国会是进步团体，不应当解散。当他听说九三学社正在酝酿解散事宜，当即表示不同意，并委托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向九三学社传达他的意见。毛泽东说：因为社会上有民主党派的阶层和人物存在，所以就应当发展。中国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所有民主党派不到二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四万人，并不算多。这个问题应该写出几条指示发到各地去。周恩来则指出：中国这样的大国，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在有五百多万党员的共产党的旁边，各个民主党派成员太少了，就很不相称。当然，民主党派可以发展，也有发展前途，但不可能发展得很大。这是由他们的历史和中国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如民革，虽说有几十万国民党中上层党员可以由他们去发展，但实际上能发展到几万人就算难得了。1950年11月，周恩来对出席各民主党派中央会议代表说：我们需要朋友，而且朋友愈多愈好。根据局势和工作的需要，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不但要巩固，而且也要发展，要把巩固与发展结合起来。照现在的情况看，各党派的基础还不够宽广，这是因为过去受了蒋介石统治的压迫。建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现在需要有一个发展。因此，希望各党派的会议好好讨论发展问题。同年1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中央统战部招待各民主党派中央会议代表时，代表中央统战部就各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的必要性、前途、范围、地区和巩固组织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中共中央于1951年1月召开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把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问题作为一项重要议题，进行了讨论。并拟定《1951年协助各民主党派发展党员的建议》。此后，在共产党各级组织的支持帮助下，各民主党派经过组织整顿和发展，原来人数较少和组织不健全的状况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至1953年4月，民主党派成员总计三万二千余人，较之1950年底的一万一千人，发展了两倍。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更发展到十万之众。
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既需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也需要共同的组织基础。1949年人民政协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形成了坚强的团结，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人民有了自己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机构。从此，政协的性质有了变化，它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存在？这是党内外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召集参加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的部分党内外人士座谈时，对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和说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有些人认为政协的作用不大了，政协是否还需要成了问题。现在证明是需要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559人当中，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140人，只占总数的1/4，还有3/4不是人大代表，可见通过政协容纳许多人来商量事情很需要。虽然全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和各省市人民委员会各方面都容纳了许多人，但是还需要政协全国委员会和政协地方委员会。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宪法草案就是经过协商讨论使得它更为完备的。人大的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毛泽东强调：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毛泽东明确指出：政协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关。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心安排，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
民主党派组织建设的顺利发展和人民政协作为党派合作机构的确立，为新中国多党合作的发展提供了组织形式上的保障。
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苏联为鉴戒，在政党关系上制定并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基本方针，实际上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从此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还要不要民主党派？如何看待民主党派？如何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在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及时阐明确定的重大现实政治问题。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中共党内“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了，这就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抛弃传统的社会主义一党制模式，勇于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1956年4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在阐述“党和非党关系”时，毛泽东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听到不同意见。正是以苏为鉴并总结了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做出了，“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重要论断。[3]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党派关系的基本方针。
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作了深刻的阐发。“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由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经过讨论，郑重载入中共八大决议，成为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
但是党内有些人对这一方针存在着某种怀疑和抵触情绪。有的认为：“阶级正在消亡，民主党派长期存在没有阶级基础”；有的说：“监督只能是共产党监督民主党派，怎么能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也有人提出：互相监督会降低共产党的威信，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只应当有一个政党存在”，对民主党派应当实行消极防范和控制代替，以斗争为主，“少统多战”。民主党派中也有人怀疑共产党提出这一方针只是权宜之计，是一种策略而已，对将来仍然心存疑虑。
作为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奠基者和领导者的周恩来，历来认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固然要讲究其策略性，但更要强调其战略性，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党派合作关系高瞻远瞩，为了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基本方针，他于1957年4月发表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文。[4]
首先，周恩来论述了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社会历史原因。他说：党派的存在与否，不取决于任何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他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虽然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归于消亡，但是，各民主党派仍然联系、代表着各方面的群众。不仅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是社会主义建成以后，由于成分来源的不同，人们的思想动态还会有不同的。我们是从一个复杂的阶级社会来的。认为只要有一个共产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是一个简单想法。所以，从种种方面看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
周恩来进一步回答了民主党派究竟存在多长时间的问题。他说：一个阶级、一个政党都有自己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共产党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要消亡的。但在现在还有它的历史任务，民主党派也是这样。他指出：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
其次，周恩来论述了互相监督的必要性。他指出，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就带来一个危险，一些人可能会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腐蚀，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最好的办法是有人监督。因此，首先应该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当然，共产党员首先要党的监督，可是整个党的工作也还要其他民主党派监督。同样，每个党员也要其他民主党派监督。因为，多一个监督，做起事来总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周恩来又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际上是扩大民主。我国人口众多，要把人民的生活搞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互相监督，不扩大民主，是不可能做得好的。因此，互相监督的面还要扩大，不能缩小。他说，民主党派对共产党实行监督，就是承认民主党派的民主权利，就是共产党实行民主的具体表现。当然，民主党派也应该愿意接受共产党的监督。
最后，周恩来提出：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宪法范围内有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这种政治自由，是适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的自由，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天地很大，可做的事很多，个人活动范围也很大，他要求各级党和政府尊重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和政治自由，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
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真诚合作的愿望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党派关系方针的明确提出，以及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精辟阐述，使各民主党派受到极大的鼓舞，激励和调动了各民主党派成员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积极性，多党合作关系在社会主义阶段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
然而，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及随之发展起来的“左”倾错误，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贯彻实施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在“左”倾错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尽力减少“左”的干扰，仍然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坚持贯彻实施多党合作制度。1959年4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肯定民主党派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强调继续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959年4月，周恩来在民主党派中央会议上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不是偶然的，肯定民主党派的重要作用。1961年夏，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文艺座谈会上，在讲到“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时指出：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就是统一战线，不仅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如此。统一战线应更扩大、更深入，这一点要肯定下来。此后，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周恩来又多次反复重申这些思想。
1962年4月，第十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周恩来、邓小平到会作了重要指示：民主党派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要认真改善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关系，经常向他们交待政策、交换意见，很好地使用他们，让他们有职有权。随后根据周恩来提出的“调整关系、发展民主、加强团结、加强教育、充分调动积极因素”的统战政策，党采取一系列措施，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有所改善。
正是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十年当中，“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虽然受到“左”的干扰，但在总体上仍然得到贯彻实施，统一战线在曲折中发展。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国家政权和各级政协中始终占有相当的比例，其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民主协商，有效地行使参政议政的职权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基本方针的制定与实施，实际上标志着多党合作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四、“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坚定立场，维护并保存了多党合作的根基，为新时期党派关系的新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遭到极大破坏。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和地方组织被查封，一切活动被迫停止，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遭到迫害。民主党派参政监督、民主协商的权力被取消。
在当时十分困难复杂的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为维护多党合作制度和保护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物做了许多工作。
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著名民主人士李宗仁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说：红卫兵把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封了，但政协还是要的，民主党派还是要的。同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次汇报会上说，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并且强调要同红卫兵讲清楚。1967年，毛泽东接见湖南省副省长，省民盟负责人周世钊时，对他被抄家一事表示深深的关切，并对他说了一段诚挚隽永，含义深远的话：“湖南的事，你还是管的，当说的说，可管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你是副省长，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袖手旁观。”周世钊答道：“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能起什么用，连这个庙都没有了”，毛泽东说：“庙可以重修嘛！修庙是积福的事，我出点香火钱。”[5]1971年8月，毛泽东巡视南方几省，在同地方负责人谈话中又强调，民主党派还是要的，不要急于取消。可见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爱护关切之深。在毛泽东生前召开的1975年四届人大，依然选出5位民主党派领导人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说明毛泽东始终不渝地维护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始终不渝地坚持多党合作的原则立场。
1966年8月，周恩来获悉民主党派机关被冲击查封后，非常痛心，指示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8月底，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不堪忍受红卫兵抄家的粗暴行为，写信给毛泽东，恳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毛泽东当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6]周恩来立即采取措施派人保护章宅，并以此为契机，亲自拟定了保护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范围、原则和具体办法，使一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得到了保护。周恩来总是利用一切适当的机会与场合，充分肯定、热情赞扬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作出的历史功绩，要求红卫兵、造反派懂得历史，正确对待他们，不要任意批斗、伤害他们。1969年5月，周恩来专门致函人大、政协的军代表指出：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干部队伍，而不是去斗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1970年2月，周恩来再次指示：对民主人士不能随便揪斗。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保护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屈武、邓宝珊等著名民主党派领袖、民主人士的事迹感人至深，成为多党合作的历史佳话。
林彪集团覆灭后，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开始联合办公。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用两天半时间，亲自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传达讲解林彪集团问题，并特地邀请李富春等人帮助组织座谈讨论。这是“文革”以来中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传达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筹备四届全国人大的时候，中共中央统战部普遍了解了被“审查”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结论情况，使最后确定的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成员，其中2885名代表中，党外人士为668人，占23.2％，有相当一批民主党派成员参与了对国家大事的管理。1975年1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坚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重要性，重新明确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周恩来在病重住院期间仍然心系多党合作，多次叮嘱有关人员遇事要同民主党派协商，对民主人士要多加爱护照顾，直到病危时刻还在询问民革领导人朱学范的下落。周恩来对于患病的民主人士总是积极组织力量治疗和抢救，去世后则妥善安排后事，对家属关怀备至。周恩来对在“文革”期间逝世的民主人士，尽可能举行追悼会并发表消息，表达共产党对长期合作共事的老朋友的悼念。民革中央主席何香凝逝世后，为尊重她的遗愿，周恩来让邓颖超、廖承志等护送灵柩到南京与廖仲恺合葬。
毛泽东始终不渝地维护多党合作政治格局，始终不渝地坚持多党合作的原则立场。周恩来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保护和关怀，维护保存了多党合作的根基，并在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使党外人士理解和体谅“文革”对党派关系的破坏，坚定了他们跟共产党走的信念与决心，为新时期发展多党合作关系准备了深厚的思想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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