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霞[1]2006年在《中国农业生产率测算及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要素生产率是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本研究主要在分析比较国内外生产率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农业经济背景及可获得的数据资料，采用Tornqvist指数法测算全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采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分省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采用生产函数法分析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因素。 从模型方法的应用与调整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进行了相关理论方法的引用比较。为了全面把握农业投入产出分析的国际前沿动态，本文通过研究比较美国农业部(USDA)、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和国内学者测算农业生产率的理论和方法，并且选择引用其研究模型、数据库，进行了理论框架分析和试运算，选用了文本的研究方法。 2．选择了适应农情的研究模型，对相关数据进行了调整、修正。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市场价格对农业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全国统计数据中的价格数据也逐渐系统化、规范化，但地方价格数据仍比较零星、分散。为使统计数据与研究方法相匹配，本文用以价格为权数的Tornqvist指数法测算全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用不需要价格数据、只需要数量数据的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各省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了进一步测算农业投入产出效率中各因素发挥的作用，把投入划分为实体性投入要素(包括耕地、劳动力、土地和化肥)和非实体性的技术性投入要素(包括基础设施、教育和灌溉)。测算中，对耕地、草地、劳动力等数据依据其全国平均标准进行了分类修正和估算。 3．建立了投入产出数据库，并与模型方法相连接，进行了可重复的计量测算，研究提出了较为规范化的分析工具。研究建立了叁个数据库，即1979～2003年全国农业投入产出数据库、1980～2003年分省份跨年度的投入产出数据库和1992～2003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因素分析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分别与TFPIP1.0、DEAP2.1和Stata8.0测算软件相连接，实现了可视化、规范化的计量分析，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实用性分析工具。 从研究结果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明晰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化走势。据测算，1979～2003年，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为4.52％，增长幅度较大的时间段是1979～1984年和1990～1995年，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6.40％和6.98％，其余时期增长速度较低。 2．比较了不同省份的增长差异。分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表明，在测算期间，纯技术效率为100％即始终处于生产前沿的省份大多为经济较发达的东南部省份，其余省份在多数时期纯技术效率都是下降的；1980～1984年是技术效率发生改善的唯一时期，其他时期变化都为负；技术进步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各时期规模效率变化则一直呈负增长趋势。 3．区分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冈素。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因素的结果表明，实体性投入要素除化肥具有显着性之外，其他实体性要素要么不显着，要么对总产出的产出弹性为负，而非实体性的技术性投入要素则全部具有显着性。 4．研究提出了增长的措施与建议。主要从投入、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几个方面阐述了促进增
刘佳[2]2010年在《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非线性模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具有很多优点,非常适合农业生产的分析。本文采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方法,依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选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的2008年度截面数据和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了全国农业生产函数的截面数据模型和时间序列数据模型,获得在统计上显着的参数估计值,对未能通过显着性检验的参数也进行了严格的讨论分析。截面数据模型结果显示：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中,资金和土地,尤其是资本的贡献较大；劳动的边际生产积极性极其低下,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过剩状态十分严重；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明显；各地区的农业生产因地区不同而存在显着差异。从1990—2008的时间序列数据层次的分析上来看,其分析结果和2008年的截面数据分析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估计结果表明,影响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历史因素和当前因素基本上还是比较一致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农业资金投入和土地播种面积。根据这些简要的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加快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增加对农业资金的投入；重新认识并修正完善现有的土地政策；扩大农业科技推广和培训渠道；增加政府对农村教育事业的投入,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等。本文的宗旨是希望可以为我国的农业生产规划和管理提供一些定量的参考。
何剑[3]2007年在《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和调控策略研究》文中指出农业是新疆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的增长对于提高新疆经济的发展水平,有效解决“叁农”问题,有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持续是有关长期性问题,稳定是有关波动性问题,健康是有关质量和效果问题。本研究围绕“实现新疆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展开,探究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探索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尝试建立农业经济增长的预测预警系统,实现对农业经济的有效调控。在对农业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评述以及新疆农业经济增长历史和现状对比分析中发现:经济增长理论具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农业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从“动力源”探究农业增长的根本;经济增长不能以过高的消耗为代价,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的研究是发展特色农业经济、实现高效农业的核心问题;动力因子相互影响和作用而形成的动力机制是实现新疆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的关键,基于动力机制的调控策略是必需的。结合多种统计和计量分析方法,通过对新疆农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发现:农业区域经济差异、农业经济结构变化、投入要素、制度变革、技术进步、市场机制、农村教育等对新疆农业经济增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对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体系的研究发现:新疆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时间上有减缓趋势,地域空间上的差距不断扩大。新疆农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区域差异扩大、制度、资源、环境、市场约束和规模效益等是关键影响因素,应采用因地制宜的调控对策。当前新疆适宜的农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可概括为:在农业区域经济统筹发展和技术、制度助推的保证下,以农业结构的战略调整为重点,提高农业生产规模效益,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同时,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健全农村服务体系应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乏力的矛盾。本研究探讨了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各种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形成的农业增长波动机制,明确警义、寻找警源、分析警兆、预报警度,尝试性地建立预警系统对新疆棉花和农业经济总量增长波动进行了预测和预警。根据主要警情,适时建立和完善农业宏观调控体系和农业经济增长波动的调控对策,防止农业的巨幅振荡,达到防警和排警的目的。通过多视角、联动(区域差异、内部结构、内生模型、市场条件、农村教育、评价系统、预警系统)地研究,主要回答了叁个问题:现阶段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适宜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如何评价新疆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加快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如何建立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预警系统并实施有效的调控?研究中的实证部分均进行了多次模拟试算,并结合实际对已有方法的不足进行了修正;同时在研究视角、评价指标的建立、预警系统构建等方面有一定的应用创新。
彭亮[4]2003年在《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文中认为一直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很关心农业经济的增长，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学家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原因作出了不同的解释。直到现在，这些理论都还可能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可是在这些理论所涉及的因素是如此的多，所阐述各种因素的作用机制是如此的复杂。这就不能不让人想弄清楚，对我国现阶段的农业经济增长来说，到底有哪些因素真正起到了作用。增长因素分析方法是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种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它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比较有效的说明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因素及其作用大小，是一种比较直观地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和解释的理论。通过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我们能够比较直观的解决上述问题，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共约四万一(?)字，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经济增长和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理论发展，文章从经济增长的基本理论出发，总结了国内外关于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的研究基本状况，并为后面定量分析的指标选择找出理论上的依据。第二部分通过分析1978年以来的相关数据，找出了1978年以来影响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作用大小。第叁部分通过分析1999年的相关数据发现了当前影响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作用大小。最后一部分是基于前叁部分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些对今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有益的建议。
于金福[5]2012年在《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发展水平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到社会运行的稳定。国家历来重视农业问题,先后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来扶持农业的发展。如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2012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等等,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农业各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1)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持续增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995年的20340.9亿元涨到2009年的60361亿元,涨幅达到196.7%。(2)农产品供给多样化,大量农副产品涌入市场,农副产品市场供应充足。(3)我国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改善,农耕广泛使用机械化作业,农业机械化总动力由1995年的36118.1万千瓦涨到2009年的87496.1瓦千瓦,涨幅达142.2%,同时农村灌溉由柴油机器灌溉逐渐转向电力灌溉,增加了有效灌溉面积,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由1995年的49281.2千公顷涨到2009年的59261.4千公顷。然而,我国农业在取得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酝酿着多样化的隐患：(1)农业成果转化率低。虽然农业科技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每年农业方面研究成果达6000多项,但是由于高校科研重成果轻应用等原因,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只有41%,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水平。(2)科研队伍总量不足,劳动人才结构不合理,后备人才不足。(3)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国家,耕地资源紧缺。截止2011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6亩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农用耕地正在不断流失,1995-2009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近1.6亿亩,平均每年减少0.9%,预计到2025年,我国耕地面积将比目前减少8%左右。(4)农业受灾情况严重。由于我国具有典型的季风气候,气候变率高,使得我国历来自然灾害频发重发,农业损失严重。在影响我国农业的各种自然灾害中,气象灾害对农业影响最大,给农业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特别是最近几年,由于全球变暖等原因,重大气象灾害频发重发,气象灾害给我国农业造成的损失年均约400-500亿元人民币。这些问题与隐患严重制约了农业产出水平,但同时,我国居民对农产品的需求却不断增长,导致供求差异不断加大。据国家统计局预计未来我国人口每年将以1000万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14亿人口,人口的大量增长会加大对粮食的需求量,在2020年粮食的需求总量将达到5.20亿吨,2020年,要满足所有人口对粮食的需求,粮食供应量需要在现在的基础上至少增长15%,肉、蛋、奶也分别需要提高17%、24%、182%。此外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水平的加快,将进一步拉动粮食需求的增长。由此可见,确保粮食安全,增加粮食产量是我国农业的首要任务,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为了更好的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增加粮食供给,需要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基于此,本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综合分析各农业增长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与作用强度,重点分析气象灾害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在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基础上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做对比分析,为农业大省内部省份农业经济增长提供借鉴。在上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以导向粮食供给的增加,同时也为国家制定农业政策提供参考。本文研究思路和研究目的：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针对他们的研究总结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和一些不足之处,提出了本文研究思路和研究目的。通过本文的研究,拟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显着性影响因素有哪些?显着影响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多大?(2)气象灾害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多大?其中哪类气象灾害对农业影响显着?(3)今后我国农业大省内部省份在农业经济增长过程中需要重点重视哪些影响因素?其次,先介绍了一些基本概念及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再在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农业大省自身特点及我国农业实际情况：(1)对我国农业现状和气象灾害现状做了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分析。(2)选取农村从业人员年末数、农业机械化总动力、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业结构变动值、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政府支农支出额、每百人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成灾面积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之比、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年末余额这10个指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3)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再对不同气象灾害因素作进一步分析,找出显着影响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气象灾害类型。(4)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做对比分析,为农业大省内部省份农业经济增长提供借鉴。最后,提出了本文的政策建议及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研究内容：第一章：导论。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其次,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最后,给出了本文研究的特色之处。第二章：文献综述。回顾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简要评价,指出已有文献值得借鉴的地方和存在的一些问题。第叁章：理论部分。主要介绍农业、农业大省、经济增长的相关定义及经济增长相关的理论。第四章：实证分析。首先对指标的选取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包括指标选取的理由,所选指标的一些缺陷以及指标的简单处理；然后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进行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分析,找出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显着性影响因素；接下来对不同气象灾害因素进行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分析；最后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做对比分析,为农业大省内部省份农业经济增长提供借鉴。第五章：文章的结论部分、政策建议部分及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叁点：1.引入气象灾害因素使研究要素更加全面。本文通过对我国农业实际情况的分析及借鉴国内外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选取农村从业人员年末数、农业机械化总动力、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业结构变动值、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政府支农支出额、每百人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成灾面积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之比、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年末余额这10个指标进行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分析。研究既考虑了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又考虑了财政支农政策、人力资本、气象灾害等外部影响因素,研究要素全面,同时更切合我国农业实际情况。最后通过考察不同气象灾害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使得在预防和治理气象灾害方面更具有针对性。2.用面板数据分析,考察角度更加丰富。本文使用的是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面板数据是指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两者结合的数据,不仅能反映时间序列的基本特性也能反映截面数据的特性,集合了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的共同优点。同时,给我们提供大量数据样本,从而减少了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提高了模型的有效性。3.本文通过对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做对比分析,得到农业大省内部农业经济增长最快省份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为其他省份农业经济增长提供借鉴。相对于仅仅分析出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而言,本文对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做对比分析无疑是一大进步。
辛翔飞, 秦富[6]2005年在《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及地区差异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采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方法,依据C-D生产函数,对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普遍实行后农业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从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分析我国农业增长的源泉以及地区间农业增长差异的影响因素。
陈祺琪[7]2016年在《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空间差异、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农业生产自然资源约束的持续增加,现代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更依赖于农业科技的创新程度。然而,随着知识创新的发展,知识产权作用不断深化,国际农业发展体现出围绕知识产权来构建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特征。那么,不禁令人深思,知识产权视角下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时空格局是否产生相应的变化?不同区域、不同时段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其差异变动趋势及其深层机理是什么?无疑,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有利于深入了解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现状及发展机理。鉴于此,基于技术空间扩散及经济收敛等经典理论,文章以植物新品种为例,对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现状、时序演进特征、空间分布格局、区域差异,收敛性及影响机理进行研究,并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提升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机制,主要获得以下五个方面的研究结论:(1)中国农业科研机构数量及人力资源投入均呈下降趋势,农业科技经费投入、课题数、发表科技论文数、出版着作数以及农业知识创新成果均呈增长趋势,但农业科技投入与产出资源在行业与空间分布上均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研究结果表明:①1993—2014年中国农业科研机构数量呈下降趋势,年均降幅0.37%,且种植业农业科研机构独占鳌头,区域农业科研机构分布不均。②农业科技人力资源与经费投入变动趋势不同,且东部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科技人员数量略高于西北与西南地区;农业科技经费收入以政府资金投入为主,且科技活动支出多用于扶持与促进种植业农业科研机构的科技活动。③中国农业科研机构课题数、发表科技论文数、出版着作数以及农业知识创新成果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以课题为例,2014年课题类型以试验发展为主,基础研究型课题最少,课题执行者以省属农业科研机构为主,且种植业农业科研机构课题数占比较高;此外,中国农业知识创新呈良好的发展态势,其成果申请与获权能力、质量及有效维持年限均有所提升。(2)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产出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且创新主体与作物类型格局均呈多元化发展,但省域及区域存在明显的差异;植物新品种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存在因果关系,且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实证分析发现:①1999—2014年UPOV成员国植物新品种申请数与授权数总体均呈增长趋势,且每年累积有效植物新品种授权数呈稳定增长趋势;但不同国家在植物新品种申请、授权与累积有效授权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②1999—2014年中国植物新品种创新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不同品种及创新主体的申请与授权量均呈增长趋势,且品种格局及育种研发投资主体均呈多元化发展。然而,我国省域及区域植物新品种申请量远高于授权量,且不同区域植物新品种创新意识及其成果转化能力存在差异。③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与农业经济发展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且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当期及滞后1~3期均对农业经济发展产生正向影响。(3)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创新主体格局趋于合理化,且创新能力低值地区与高值地区具有明显的“追赶效应”;但不同区域及创新主体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仍存在明显的差异,且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间总体差距。实证分析表明:①2002—2014年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不同创新主体及区域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整体均呈增长趋势,且创新主体格局趋于合理化;但不同创新主体及区域创新能力存量及增幅具有明显的差异。②中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落后地区与创新能力高值地区间具有明显的“追赶效应”,但创新能力整体差异较为悬殊,并呈现出叁个明显的“降—升”特征;2014年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的河南、湖南,西部的四川、云南等地。④中国区域内、区域间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差异明显,且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间差异。就区域内部差异而言,除华北地区整体差异略微增加以外,其余5个地区差异均呈缩少趋势,但其年均降幅与时序波动程度存在差异。就区域间差距而言,西南—华北、华东—东北两个区域间差异存在轻微的增大趋势,其他13个区域组合差异均呈缩小趋势,但缩小的程度与速度不同。(4)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s收敛趋势,但区域变动趋势存在明显的差异;在时序和空间上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均存在显着的绝对b收敛特征;但全国及区域条件收敛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①2002—2014年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呈明显的s收敛,且呈波动下降、持续下降和波动上升叁阶段特征;但区域变动趋势不一,并存在明显的差异。②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在时序和空间上均存在显着的绝对b收敛,但其收敛速度存在差异。以东中西叁大地区为例,西部收敛速度最快,达4.18%,中部居中为3.69%,东部最慢为2.27%。③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增长率的影响因素不同,且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技术差距理论在模型中得到了强有力的验证。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不是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提升的必要条件;前期创新能力基础并不能保证后期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技术吸收能力有助于缩小创新能力的总体差异;出口有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但不利于区域差异的缩小;科研经费支出强度、农业科研经费支出强度、城镇化程度以及fdi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均不显着。此外,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吸收能力、fdi和出口等指标的差异,导致了区域影响因素的差异。(5)从政策保障机制、财政调控机制、产权调节机制及市场经济调节四个方面构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策略。首先应完善并更新现有政策法规,构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政策保障机制,具体做法包括对现有农业科技创新成果保护法规的完善和更新,并将其上升到法律层面,组织宣传对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进行保护的重要性,培养创新主体的维权意识等;其次应构建并发挥农业科技创新的财政调控机制,以缩小区域差异,主要涉及稳定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与调节投入结构两个方面;再次应明晰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产权机制,激励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可从简化申请流程、降低管理费用以及延长保护年限叁个方面着手;最后应构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有序化交易平台,实现其科技创新的经济价值,具体包括明晰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所属权、构建创新成果的交易平台、规范成果交易的合同文本叁个方面。研究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第一,从研究视角看,文章基于知识产权的视角,以植物新品种为例,探讨农业科技创新问题。已有研究至多是将农业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植物新品种叁个主体中两个主体进行有效的组合,比如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影响(刘辉等,2010;刘辉和许慧,2010),研究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对技术创新(周宏和陈超,2004)、农业创新主体科研行为的影响(黄武和林祥明,2007;王缨等,2015),鲜有研究将叁者结合起来。然而,本研究以植物新品种为例,探讨知识产权视角下的农业科技创新问题,既充分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又深入分析种质资源的发展现状,并量化其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影响。第二,就研究方法而言,文章综合利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归纳法与计量经济方法,并将空间因素融入计量经济方法中,体现了方法应用的多元化。已有对知识产权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且在占比很低的定量研究中,描述性统计分析仍占据“半壁江山”。而本研究所涉及的方法,由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与归纳演绎法、计量经济方法叁大类构成。就计量经济方法而言,首先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因果关系检验等识别植物新品种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继而构建了二者的分布滞后模型,并利用阿尔蒙多项式法与普通最小二乘法量化了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然后结合技术扩散及经济收敛理论,利用dagum分解的基尼系数研究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最后,利用收敛性模型研究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的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将多种计量方法组合应用,对知识产权视角下的农业科技创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第叁,从研究内容来看,本文以农业知识产权中的植物新品种为例,对农业科技创新问题进行研究,是对已有研究的深化与扩展。已有研究,特别是针对知识产权的研究,多是停留在对其现状的分析上,仅部分研究涉及知识产权变动趋势的特征及影响。而本文以植物新品种为例,探讨知识产权视角下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策略。具体而言,在对农业科技创新历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我国农业科技资源的分布特征,并基于国内外两个视角分析了植物新品种创新的现状,继而识别了植物新品种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量化了其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然后,在总结归纳不同创新主体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时序演进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我国及区域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接下来,又进一步分析了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的收敛性,对其收敛速度进行测算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在借鉴国外农业科技创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研究结论,构建了提升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保障机制。因此,从研究内容的整体布局来看,本研究是对现有文献的深化与扩展。
杜江[8]2009年在《转型期中国农业增长与环境污染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民人均收入稳定增长,主要农产品产量和人均占有量大幅提高。在自然资源禀赋并不十分理想的条件下,中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从而有力地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质疑。但是,中国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资源与生态环境基础为代价。中国在持续地保证农产品充分供给的同时,却面临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威胁。近些年来,伴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区域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的逐步推进进一步加大了农业对环境的污染,给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新时期,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瓶颈”,探寻农业增长与发展新的突破口,并实现农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成为目前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论文以中国的经济转型期为背景,以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相关原理以及人力资本理论等为研究基础,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的农业增长与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一,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将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划分为教育投资、迁移投资和健康投资,并基于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加入其他的控制变量,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估计各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找到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第二,分析农业生产中化学投入品对农产品增产、农业增值的作用,并进一步论述化学品使用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由此指明农业污染问题不可忽视。第叁,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及其实证研究范式为基础,定量分析农业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以判断目前我国农业污染所处的阶段。具体包括:①运用传统的简约式EKC估计模型及其扩展式,定量分析农业增长与化学品使用之间的宏观趋势;②运用结构式估计模型,估计农业增长对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第四,主要从宏观层面的农业部门、社会与政府角度来分析农业污染形成的原因。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改革开放以来,农户越来越重视对人力资本投资。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幅度高于收入增长幅度,对人力资本投资已是他们日常生活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投资力度受到收入增长缓慢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潜力巨大。(2)传统要素和人力资本均是农业增长的驱动因素,其他因素的影响各不相同。物质资本、土地和化肥投入是农业增长的源泉,其中土地是重要源泉。教育投资对农业增长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迁移投资,健康投资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不明显。经济结构、城市化、对外贸易、财政支农、政府的经济活动参与度、国有化程度等因素均对农业增长产生了不同影响。(3)化学投入品对农业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化学品的不正确使用甚至滥用则会对环境产生污染,严重时还会对人类的生命健康构成威胁。农业污染问题不可忽视。(4)简约式和结构式模型估计结果均说明,环境污染状况随着农业的增长进一步恶化。简约式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化肥、农药、农膜的使用处于EKC左半段,叁要素的投入密度随着农业增长而进一步提高,环境污染状况进一步恶化。结构式模型显示,农业增长对环境的规模效应为负(伴随着农业增长和规模扩大,化学品使用密度提高),技术效应为正(伴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化学品施用密度降低),结构效应因化学品的不同而不同。目前农业增长对环境的规模效应占居主导地位,伴随农业增长,环境污染状况进一步恶化。简约式和结构式模型估计结果一致。(5)微观层面的农户在化学品使用选择上主要受利益的驱动,化学品使用所可能引起的污染并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部门的结构变动和农业生产中投入要素的替代是化学品使用增加的原因之一,但结构变动和要素替代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主要特征之一。对农业污染形成原因的分析还需从社会与政府层面入手,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因:粮食安全保障与产业政策、区域性贫困、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农业污染控制资金投入不足、缺乏对流域的综合管理、环境污染管理体制的冲突、农业与环境政策的脱离、农业污染治理法律缺失、环境教育不足。论文的可能创新有以下叁点:(1)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分析了农业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以往有关农业增长与农业污染的研究比较零散,或者局限于探讨农业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或者主要分析农业污染产生的方式和原因。本文则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一,利用近期数据定量分析农业增长的源泉,发现我国仍然处于传统农业阶段,对化肥、土地的依赖程度非常高。第二,在肯定农业化学品使用的重要贡献的同时,指出不能忽视化学品使用所带来的污染问题,并进一步对农业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宏观经济分析,以判断目前我国农业污染所处的阶段。在农业增长与环境污染两者的结合研究方面做了一个尝试,这也可以说是研究视角的创新。(2)以主流经济学理论及其实证研究范式为基础,定量分析农业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第一,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将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划分为教育投资、迁移投资和健康投资,利用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并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实证分析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第二,将EKC研究理论与实证方法应用到农业领域,利用简约式的估计模型分析农业增长与化学品投入的关系,并且进一步利用经过改进的结构式EKC模型,分析农业增长对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通过以上两类模型的估计来判断目前我国农业污染所处的阶段。这可以说在实证方法应用方面有所创新。(3)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农户日益重视对人力资本投资,其中教育投资始终放在首位,迁移投资力度越来越大,健康投资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但健康需求潜力巨大;教育投资对农业增长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迁移投资,健康投资的贡献不明显;城市化、对外贸易、财政支农、非国有化、政府经济活动参与度等对农业增长产生了不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降低有助于降低化学品使用的强度从而降低农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等。根据分析结果,取得了有价值的政策含义并提出了可操作的对策建议,这对于进一步认识农业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
姚远[9]2015年在《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因素与对策分析》文中认为农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非常突出。同时,不同时期科研工作者对于农业经济进行研究的热情也一直都很高涨,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帮助,然而对于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却一直以来都不太成熟。本文主要是通过分析目前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从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希望能够为我国的农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闵锐[10]2012年在《湖北省粮食生产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粮食安全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关系重大的全局性战略问题。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国以不及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超过20%的世界总人口量,为世界的反贫困治理与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国内粮食供求形势依旧偏紧,潜在危机依旧存在,我国粮食安全仍不可高枕无忧。粮食生产供给方面,资源要素的供给与生态环境呈刚性约束。因城镇化、工业化的持续深入推进、生物质能源发展、种粮比较效益低及农业结构深化调整等原因,大量粮食生产要素资源不断向外转移,同时,农业生产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粮食需求方面,人口自然增长、食品结构的升级换代、加工制造生物质能源等带来了粮食需求新的增长,使得国内偏紧的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只能依靠自身解决,粮食主产区作为我国粮食生产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提高其以技术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粮食生产效率是实现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关键。湖北省是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份之一,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地位。近年来,湖北省年均粮食商品率为35%,商品粮达180亿kg,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湖北省粮食生产同样存在资源要素与生态环境的刚性约束的问题,提高该省粮食生产效率刻不容缓。本研究在技术效率理论与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框架内,以生产前沿面方法为实证红线,系统地研究了湖北省的粮食生产效率。论文在基本把握该省粮食生产成本收益与单要素生产率增长变迁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面测度了湖北省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效率水平的历史变迁及特征、行业基础、影响因素等进行了分析,以此探寻该省粮食生产在全国范围内的成绩与地位、省内粮食各品种的生产效率内在联系与区别及比较优势、省内粮农在生产过程中的绩效提升所遇到的技术与非技术瓶颈。从研究内容具体看来,论文共分为8章：第1章,导论部分。首先,本章在对国内外研究背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引出研究问题。其次,详细介绍了论文所涉及到的国内外研究动态,以分析目前该研究领域仍值得完善的地方。再次,详细交代了论文的研究目的、意义,并据此阐述论文的研究内容、思路、技术路线及方法。最后,提出了本研究可能取得的创新之处。第2章,湖北省粮食生产的历史变迁与现状介绍。本章在阐述湖北省粮食发展优势的基础上,对该省粮食生产的发展历程展开分析,总结了其粮食生产发展经验。随后,论文对湖北省粮食生产发展的可持续所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进行了全面分析。第3章,湖北省粮食生产投入产出特征与单要素生产率分析。本章对以成本收益分析为代表的经济效率指标、以单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资源利用效率指标进行一般性描述与统计分析,以明确湖北省粮食生产资源要素的利用情况与技术进步特征。第4章,宏观层面的湖北省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分析。本章主要考察宏观层面的湖北省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情况,采用环境方向性距离函数与超效率DEA方法,将环境污染因素纳入技术效率测算的考虑范畴,将该省粮食生产是否包含环境污染因素的两种情形下的技术效率进行对比。第5章,宏观层面的湖北省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本章同样将环境污染因素作为粮食生产环节的“非合意产出”,利用全国省域投入产出平衡面板数据,采取序列DEA、环境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对是否包含环境因素两种类别的湖北省粮食生产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与分解。第6章,中观层面的湖北省粮食生产效率部分。本章探寻湖北省粮食生产效率的静态技术效率、动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分解的行业基础,选用序列DEA方法和湖北省县域面板数据,对湖北省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小麦和玉米这五种粮食主要品种的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第7章,微观层面的湖北省粮农生产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本章重点在于探寻湖北省粮食生产效率的微观决定性因素,主要采用农业部湖北省固定观察点2007-2011年所形成的农户微观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回归分析与SFA一步法,估计农户各种家庭特征及状况变量对湖北省粮农技术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程度。第8章,研究结论与展望。首先,本章对论文所做研究工作与所得结论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形成论文政策建议。其次,阐述了论文中所存在的不足,据此提出论文未来如何进行完善,即研究展望。论文基本结论为,湖北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省之一,在粮食生产方面具备较好的优势条件,建国以来该省粮食生产整体情况良好,粮食经济呈现一定增长态势,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较大贡献。但随着经济增长和农业生产结构的深化调整,湖北省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面临着挑战,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性决定了湖北省必须选择一条以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为代表的集约型现代化农业发展路线。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粮食生产效率的提升是湖北省粮食产出增长的保障,其效率表现基本上是顺周期的,即该省粮食生产效率的发挥与国家和地方的农业、农村政治经济环境、国家政策与制度的支持与力度密切相关。从湖北省粮食生产方式选择的实际绩效来看,相对国内其他大部分产粮省份而言,该省粮食生产环节的“环境友好”绩效优于“资源节约”理念的践行效果。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成为湖北省粮食经济增长重要贡献来源,但这一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所贡献,即湖北省粮食生产率增长主要呈现“单驱动”增长模式,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成为提升总体生产效率、实现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从湖北省粮食生产效率影响因素角度来看,农户家庭特征及状态变量对该省粮食生产效率产生了较为显着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中国农业生产率测算及实证研究[D]. 张永霞.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6
[2]. 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D]. 刘佳. 西北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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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分析[D]. 彭亮. 四川大学. 2003
[5]. 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D]. 于金福.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6]. 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及地区差异比较[J]. 辛翔飞, 秦富. 新疆农垦经济. 2005
[7]. 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空间差异、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D]. 陈祺琪. 华中农业大学. 2016
[8]. 转型期中国农业增长与环境污染问题研究[D]. 杜江. 华中农业大学. 2009
[9]. 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因素与对策分析[J]. 姚远. 商场现代化. 2015
[10]. 湖北省粮食生产效率研究[D]. 闵锐. 华中农业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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