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运行状态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步入1998年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有点令人困惑。长期以来在传统体制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是短缺均衡（或称抑制性通货膨胀均衡），即通过对总需求的数量调整方式使过份强烈的总需求与既定总供给相一致。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价格的放开，抑制性通货膨胀演变成公开的通货膨胀。其间我们一共经历了四次经济周期，每次周期的高峰以通货膨胀率的最高年份为标志。因此短缺和通胀一直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虽然每次通胀高峰因有意识的调整而下降，但短缺和通胀的根源没有消除，周而复始的现象明显。但是这一次不同，中国宏观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之后，以前司空见惯的强劲需求消失了，而代之以一个生产几乎全面过剩的经济，在通货膨胀率低下的同时，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短短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何以有这样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根源在哪里？其内在机理如何？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剖析。
一、传统体制下的宏观经济运行及其经济增长的方式
要剖析一种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我们要搞清楚三方面的内容，即宏观总供给的形成、宏观总需求的形成，以及在宏观总供求形成机制中起作用的微观经济行为人（企业和家庭）的行为方式（简称为微观机制）。一个国家的宏观总供给取决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其中劳动力的质量最为重要）以及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宏观上的经济体制因素（计划配置还是市场配置）以及相应的企业效率。从总需求的形成来看，一个国家的总需求总是由四部分构成：（1）家庭的消费需求；（2）企业的投资需求；（3）政府需求；（4）出口需求。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总供给的形成中，还是在总需求的形成中，家庭和企业的行为方式在这里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微观经济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又是与特定的经济体制相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不仅与该国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与一个国家经济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传统体制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处于一种短缺均衡（非瓦尔拉均衡中的一种）的运行状态，我们完全可以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形成及其微观机制运作着手找出其根源。
从总供给角度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除了劳动力要素数量充实之外，其他生产要素都比较短缺，其中尤其是资本要素短缺。面对这样的生产要素禀赋，政府为了在短期内积累起一定物质资本基础，就采取扭曲价格信号的办法，如通过农产品低价从而压低工资成本的手段（即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办法），使工业部门实现高利润，最后把工业利润转化为形成物质资本的积累基金。在物质资本高速增长得以保证以后，与其相配套的劳动力资源在中国是不成问题的。这就是粗放式的使一个国家的总供给能力迅速扩大的过程。从微观机制来讲，由于价格信号的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取消，计划当局就势必要求微观生产单位——企业，只根据数量指标进行生产，既不需要考虑市场需求，也不需要考虑投入和产出的价格信号，最后企业也就不可能树立追求企业的经济效益——利润最大这样一种行为目标。由于企业从短期来讲不追求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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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最大，从长期来讲也不追求企业的现值（Σ────────）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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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投资的风险约束概念就从传统体制下企业经营视野中消失了，这种企业行为状态的直接后果便是企业投资饥渴症的产生——只要有投资资源，企业总是存在无限扩张其投资需求的冲动。就家庭来讲，传统体制下的最主要特征，是家庭的行为选择被限制在日常消费品的选择上，而诸如消费与储蓄的分割（现在消费还是将来消费），不同金融资产的选择等问题在低工资、消费品短缺（大量消费品需要凭票供应）的年代都变得没有意义了。因此，传统体制下一个国家的总储蓄决策是由政府来作出的，GDP中的储蓄份额一旦确定， 余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具有投资强烈冲动的企业之间配置其有限投资资源。至于消费需求，为了服从粗放经济增长的战略，被压制在较低的水平，因此这一领域也存在严重的短缺。政府需求中除投资需求之外，其他需求也都处于紧张的状态。由于传统经济是一个封闭经济，因此出口需求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意义还不是很大。
因此，通过对上述传统体制下的总供给、总需求和微观机制三位一体的分析， 我们不难总结出传统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的几个特征：（1）宏观经济总是处于需求大于供给的非均衡状态；（2 ）总供给的增长与扩大总是受制于经济中所短缺的要素——资本和技术；（3 ）计划信号的失误、粗放式增长的低效以及微观生产单位缺乏激励机制下的低效和浪费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中的短缺状态；（4）由于短缺的普遍存在， 导致微观经济行为人的行为变异，如企业的囤积物资倾向、对产品需求的强制替代倾向、消费者的排队购物现象等等，进一步强化了短缺。在上述特征之下，由政府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目标和微观企业的投资饥渴所推动的经济粗放式的高速增长→增长的低质量和低效率→短缺→进一步要求粗放增长，这就是传统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常态。尽管在那样的年代里，我们也曾经讨论过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的问题，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要做到集约增长是困难的，增长方式不是简单地可以由政府来作出的选择，而是由市场来作出选择。
二、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情况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一个最主要特征是市场机制的引进、计划体制的逐步退出，经过计划和市场双轨经济体制的并存再逐步过渡到全面的市场经济。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二十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我们把它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软着陆”以前所经历的四次经济周期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经济运行的常态是经济扩张冲动→瓶颈制约加剧→通货膨胀→政府暂时的经济调控→宏观经济中瓶颈短缺缓解→新一轮的经济扩张；第二阶段以这次“软着陆”为标志，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市场需求拉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明显，没有市场需求拉动的生产项目通过微观低效率反映出来，进一步加剧这一领域的投资需求下降，市场需求通过影响企业效率进而影响经济的增长。这表明宏观经济运行的机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阶段宏观经济运行的机理。在第一阶段，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宏观总供给能力大幅度提高。总供给能力提高的源泉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下，生产要素的宏观配置体现了中国生产要素拥有的比较优势，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战略，可以广泛利用劳动密集优势的轻工产业迅速发展；第二，农产品价格的放开和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改变，激发了农业生产的微观效率，使农产品供应大量增加；第三，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弥补中国宏观经济中资本要素的短缺，流入的外资与相对充裕的劳动力相结合，使这部分剩余的处于闲置状态的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供给能力。从城市工业的微观机制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就这部分企业来讲，微观体制的改革还没有到位，带有浓重的双轨经济的特征。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盈利动机已经相当明显，提高经济效率和把资源投向高盈利领域已成为经营者的追求目标，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产权改革没有到位，加上资本市场等重要要素市场的建设滞后，追求企业长远盈利性（即企业现值最大）的目标还普遍缺乏，投资资源使用的债、权、利不明确，缺乏投资的风险意识，因此国有企业对投资的饥渴症还没有被治愈。与此同时，非国有企业迅速增长，这部分企业的投入一产出行为和投资行为就比较理性。总而言之，从微观机制的角度来看，利润目标的确立和市场机制的引入，一方面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总供给能力。但另一方面由于体制改革没有彻底到位，留下了许多隐患。隐患之一是企业过于追逐短期利益，在市场价格信号还有问题（或者说市场失效的情况下）时，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等重要部门投资滞后，形成总供给增长上的瓶颈制约。隐患之二同样是企业过于追逐短期利益，加上传统体制条条块块分割状态的延续，重复建设情况严重；隐患之三是在投资饥渴症的作用下，经济的粗放增长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虽然速度很快，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并不是很高，给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一些问题。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家庭消费需求的扩张和出口需求的拉动以及双轨体制情况下的国有企业投资需求的强烈。从消费需求来看，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家庭收入增长倾斜，改革以来家庭收入增长迅速，家庭储蓄上升，成为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但是这一时期传统体制仍然延续了诸如城市家庭的住房福利、养老福利以及子女教育等重要家庭消费项目的配置方式，因此家庭收入增长的直接市场投向是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增长和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而对农产品的需求增长又构成了农村家庭的收入增长，反过来增加对城市工业品的需求。因此，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物质内容是城乡居民人均农副产品消耗量的大量增加和耐用消费品在中国家庭的逐步普及。由于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市场容量相当大，投资于这些部门的短期盈利就相当丰厚，因此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相互推动，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这一时期非常强劲。最后从出口需求看，与其他转轨经济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其他前苏联、东欧国家， 随着经济转轨的开始，原来经互会体系崩溃，由于成员国之间的对外贸易大幅度下降，而出口到西方发达国家，产品又缺乏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因此，外贸出口一落千丈，导致了许多外贸生产企业的倒闭，GDP 在一段时期里呈负增长。然而中国自60年代起由于没有加入经互会体系，外贸活动较早在国际市场上锻炼，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国有外贸企业经过体制的转换，活力增加，又有本国劳动力廉价优势的支撑，另一方面全方位地引进外资，尤其是全世界华侨资本的大量涌入中国，并且这些资本和项目往往已经获得国际市场的一定份额。因此，1979年以来，中国的外贸出口大多数年份一直以两位数的数字增长，出口需求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
因此，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阶段宏观经济运行来看，总供给的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微观企业的机制又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其行为目标与行为方式与市场经济的需求相一致，成为宏观总供给增长中的富有生命力的一部分。但是与此同时，许多国有企业的体制特征还带有浓厚的双轨经济色彩，总供给增长的质量还有待于提高，这一阶段总供给扩张中的重复建设为后来经济的持续发展留下了隐患。从总需求的构成方面来说，这一阶段无论是从国内家庭的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来讲，还是从国际上的出口需求来讲，都是非常旺盛的。巨大的总供给的扩张空间和强盛的总需求构成了中国这一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经济转轨基本到位情况下的宏观经济运行
第二阶段宏观经济运行的机理。自1993年起，中国的宏观经济进入了一个高增长同时也伴随高通货膨胀的时期，1993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为13.2%，1994年为21.7%，1995年为14.8%。面对高增长和高通货膨胀，政府实施了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结构性问题上配合相机抉择的（为避免一刀切的不利后果）对某此产业部门的优先发展政策。自1996年开始，通货膨胀全面回落，同时由于瓶颈部门的优先发展政策的支持，总供给能力的扩张还是相当显著的。加上连续几年的农业丰收，农副产品因科技投入增加而使产量大幅度上升，在总供给扩大的同时，价格迅速回落。因此1997年我们还是取得了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相配合的局面，这种现象被称之为“软着陆”。“软着陆”是中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水平提高的里程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也是转轨经济中所罕见的，值得我们进行总结。但是，在“软着陆”成功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又进入一个不同寻常的时期，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都面临着难以继续振作的局面。由于总需求的不足，微观领域里的经济效率难以令人乐观，企业开工不足，生产能力普遍过剩，职工下岗人数增加，金融领域里呆帐和坏帐比例上升。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政府应实行怎样的经济政策来启动当前经济？
对于中国目前经济增长乏力的表现，我们应该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从微观机制的变化来看，这是一件好事，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到位的表现。因为：经济增长乏力首先来自于目前投资需求的普遍不足，用实际经济领域中的一句行话来说，现在无项目可投。所谓无项目可投，主要指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不高，因而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或者对于产权关系已经理顺的国有企业来讲，具有风险约束机制的经营者，预期收益率不高的项目是万万投不得的。对于那些产权关系改革尚未到位的国有企业来讲，尽管他们还存在投资饥渴症，但由于近几年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入，对贷款的安全性、盈利性十分关心，又有自我决策的权利和自我约束的控制，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杜绝了传统体制留下的投资饥渴症。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投资需求的不足是件好事情，是企业普遍理性复归的表现，这是一个宏观经济消除无休止的短缺和通货膨胀的重要微观基础。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宏观经济增长如此乏力，总不是一件好事情，说明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深入分析。前面提到，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是投资项目的盈利概率下降或平均盈利率下降。那么盈利率为什么会呈现下降呢？从供给角度来看，中国由于劳动力资源的丰富，因此只要有资本（如外资的进一步引进）、有市场（如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国内需求增长等），粗放式经济增长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但是，由于过去几年的重复建设，国内和国际对这类重复建设产品需求的限制，粗放式经济增长虽然有空间，但缺乏需求的拉动，只能闲置起来。但是，对于不断需要提高档次和质量的产品，需要创新产品，由于国内大量企业效率低下，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低下，还不可能形成与国外产品和国内三资企业进行竞争的供给能力，因而这部分不断增长的需求只能溢出到进口产品上面。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尽管中国当前的宏观有效总供给扩张还存在些问题，但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来自于总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如对经济增长起关键作用的家庭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因为在企业已恢复理性的情况下，投资需求是上述需求扩张情况下的引致需求，当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普遍疲软时，投资需求是难以好转的。
分析中国目前的家庭消费需求，为了把问题引向深入，我们首先把它分为农村家庭需求和城镇家庭需求两部分。
就农村家庭的需求来讲，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农村家庭收入上升速度较快，原因是当时城市家庭收入上升以后最需要大幅度提高和满足的消费内容是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城市家庭需求的旺盛，拉动了农村生产的发展，农产品供给由于农村改革所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和微观经济效率的提高大大增加。农村供给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反过来对工业消费品提出了需求，农村消费市场的需求容量扩张十分明显，这对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8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增长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农业生产的增长受土地资源的限制和农村劳动力过分密集的限制，现代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是在土地密集和资本密集的国家，不在劳动密集的国家；第二，农产品是竞争性产品，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农产品保护逐渐被淘汰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两方面的问题结合起来，就限制了中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首先，中国农业从供给来看，农产品的生产方式还是采取劳动密集的方法，表现为农产品的成本相当高，出口无比较优势；其次，城市家庭对农产品的需求有一定的限制，因为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粮食，其收入弹性很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副产品也逐步进入生活必需品的范围，其收入弹性逐渐下降。换句话说，城市家庭收入提高到一定高度以后，其花费在农产品上的支出比重将越来越低。另外，城市家庭对农副产品如水果之类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这就导致人均收入比较高的城市（如人均GDP已达3000美元的上海等）， 家庭开始消费进口粮食（泰国米）和进口水果。把这些现象综合起来，我们就会发现，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已不能贡献更多东西。尽管随着科技和资本投入的增加，其供给能力的提高余地还很大，但是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农村家庭单单依靠农业生产已无法大幅度提高其本身的收入水平。因此，城乡的收入差异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农村家庭收入的困难，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来看，其最大的问题是，农村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还不可能象城市那样迅速普及。而在城市工业中，近二十年迅速发展壮大的耐用消费品工业由于城市家庭使用的普及，需求下降很快。因此，在耐用消费品上面，我们看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的城市工业这部分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能力大量过剩；另一方面中国广大农村市场上需求却不怎样旺盛，家用电器在那里还不可能普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部分生产能力只能被闲置起来。
就城市家庭的需求来讲，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应该归功于城市家庭对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需求拉动，但是前面我们在分析农村家庭需求时已经提到，以家用电器为标志的耐用消费品在城市大多数家庭中已经饱和。因此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就物质内容来讲我们需要提出新的产品和服务内容。象上海这样的城市，家庭消费内容上的许多新变化也就慢慢凸现起来了。首先，由于家庭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人们对一般消费品的质量，或者说消费品中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的要求大大提高，这就使得人均GDP 增长带来对进口商品的需求的增加和进口溢出效应明显，这对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显然是不利的。其次，家庭收入进一步提高以后，不可避免地将对目前尚未普遍走进中国家庭的两项消费内容越来越感兴趣，这就是住房和汽车。但是这两项重要的消费需求和支出在中国由于国情的原因，发展将极其困难。住房消费需求扩张上面的困难更多地来自于体制问题，即由于长期以来所实行的是福利分房制度，导致购买商品房的需求发展将还会有一段路要走。因为第一，由福利分房制度到货币分房制度的转换还不能一下子完成，尤其对于许多国有企业单位来讲，且不说在政策方面会有许多矛盾，就是过渡到货币分房以后，工资成本将大幅度上升，这对于我国产品的竞争力是有影响的（尽管福利分房制度下这部分成本也是存在的，但它毕竟处于隐性状态）。第二，长期福利分房制度下所形成的观念很难在一夜之间转换过来。但不管怎么说，只要我们下决心彻底改革福利分房制度，城市家庭对住房支出的潜在需求迟早要爆发出来，那时，住房需求的扩张将是推动今后几年乃至几十年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因为房地产业是产业链条较长的行业，可以相应带动很多产业的发展。与房地产业相比较，汽车需求的发展在中国将更为困难，因为中国人口规模大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城市居民人均道路面积拥有量很低。对中国人来讲，汽车消费不仅涉及到汽车的制造成本和使用成本，还涉及到情况特别严重的道路成本，每辆车的消费负外部性将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因此汽车需求将是一项长期受限制的消费。
最后，从出口需求来看，我们目前也是面临种种挑战。挑战之一来自东南亚金融风波以后，一方面我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势必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我国与东南亚出口产品替代性较强的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可能因为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而失去竞争优势。最后东南亚金融风波可能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影响我国产品的出口。挑战之二来自于我国国有外贸生产企业由于改革的不到位，自身的包袱（如隐性失业包袱、退休人员包袱等等）较重，在出口竞争中将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挑战之三，象上海等人均GDP不断增长的城市， 其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优势将逐渐丧失，面临一个出口产品调整和转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强劲的出口增长势头，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总而言之，在中国宏观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着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来自于供给方面的，如以前重复建设所所形成的部分供给能力的过剩等等。但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是来自于总需求的不足。总需求不足中，投资需求的不足反映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是理性投资机制在中国的逐步形成，这是好事；二是投资项目的盈利差，其实质是当前我国家庭的消费需求上出了问题，问题之一是农村由于近几年收入增长缓慢，消费需求尤其是对家电等耐用消费品需求不足，问题之二是城市家庭的住房需求和汽车需求等需求升级因为中国的体制原因和国情原因，难以顺利升级，从而导致全面的消费需求不足。因此，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有效需求的不足。
四、简单的结论和建议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处于微观经济行为人理性复归，但体制转换还没有彻底到位情况下，总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经济增长乏力，这种经济增长乏力的最直接后果是生产能力利用的不足，失业人口规模的扩大。因此，当前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点，一方面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尤其是要杜绝导致重复建设的微观投资冲动，另一方面就是要想法设法启动总需求。就第一方面来讲，我们目前还不能采取普遍松动的金融政策，因为就国有企业投资的自我抑制能力来讲，还没有到位，目前对国有企业非盈利项目的拒绝给予融资的约束主要来自于商业银行，因此，普遍的金融宽松政策虽然能对启动总需求有一定好处，但是会对重复建设的调控产生负面影响。就启动总需求来讲，我们可以分别从启动农村家庭需求、城市家庭需求、政府公共工程方面的需求和出口需求几方面来进行论述。
在上述四类总需求的构成来看，农村家庭需求和城市家庭需求实际上是宏观经济中的内生变量，其启动涉及到整个宏观经济的方方面面，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是一种转轨经济，在这两方面可做的工作还是有空间的。政府公共工程需求从短期看是一个有效的政策变量，宏观经济调控的操作余地最大。出口需求是纯粹的外生变量，但是本国政府也不是无能为力，还是可以做一些工作，特别是做些长期的战略性决策。
从农村家庭需求启动来说，中国的宏观经济由于劳动力资源充裕，因此粗放式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相当大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可以进一步利用农村闲置的劳动力，例如由国家财政投入在农村大兴水利、公路等基本设施，就短期看可以提高农村家庭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品市场，反过来对城市消费品生产的过剩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利用，这就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凯恩期长期的乘数效应。总之，在近期内如何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对启动农村家庭需求是很重要的。由于农民凭借农村生产已很难大幅度提高其收入，因此其他收入提高的主要途径是发展非农产业，如接受城市中夕阳工业的转移，完成产业结构在中国的梯度转移，但要完成这一转移，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都是至关重要的。
从城市家庭需求的启动来说，近年内可通过住房制度的彻底改革，启动房地产市场，全面带动新一轮的中国经济增长。其次，对汽车进入家庭问题要进行全面研究，在进一步改善城市道路设施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扩大城市生活半径的方案，城市半径的扩大对于汽车进入家庭是十分重要的。最后，我们还要注意需求的创新问题，除上述提到的需求内容之外，服务性需求在城市家庭需求中的比重将会大大提高，如高等教育，待城市家庭对其需求强度高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将教育作为一个产业部门来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政府公共工程需求的启动来说，政府公共工程支出的增加，都可以直接带来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收入的增加，然后通过乘数效应作用到整个经济，加快我国经济增长速度。
出口需求的启动。从短期看，我们要进一步利用劳动力廉价优势，推动出口的进一步增长。从长期看，我们要把我国产业部门划分成涉外经济部门和非涉外经济部门，对于涉外部门，我们要增加R＆D的投入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通过知识经济含量争取国际市场的更大份额，而在非涉外部门，可以适当多吸纳一些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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