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衷：刘勰释读、品评经典的重要视角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方法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折衷”是刘勰论文的主要思维模式与操作方法，亦是《文心雕龙》成为“体大而虑周”的文学批评名著的重要原因所在。对此，古人早有关注并加以强调。如清人黄叔琳《文心雕龙序》云：“刘舍人《文心雕龙》一书，盖文苑之秘宝也。观其包罗群籍，多所折衷，于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遗。缀文之士，苟欲希风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别求津逮者。”①清人张松孙《文心雕龙序》亦云：“周诗雅丽，汉赋矞皇。典午风流，每华言而少实；昭明精选，乃寿世而不磨。青宫窥玉海之藏，紫阁尽金相之汇。然而纷纭卷轴，畴是总持；辉映缥缃，谁欤甄综？则有青州才子，宋代公孙，萃百家艺苑之精，研众体词场之妙；随入变幻，归我折衷；著论说者五十篇，示津梁于千百载。”②二人均以为“折衷”群言，是《文心雕龙》得以成为千百载为文之“津逮”的重要原因。 但更多是对刘勰“折衷”作直接评价，以之为儒家观念之流裔。元人钱惟善《文心雕龙序》云：“六经圣人载道之书，垂统万世，折衷百世者也。与天地同其大，日月同其明，亘宇宙相为无穷而莫能限量；后虽有作者，弗可尚已。……勰自序曰：‘《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自二卷以至十卷，其立论井井有条不紊，文虽靡而说正，其旨不谬于圣人，要皆有所折衷，莫非《六经》之绪余尔。”③钱氏以六经为“折衷百氏”之书，而言刘勰“折衷”之旨“不谬于圣人”“莫非六经之绪余”，意谓刘勰“折衷”实承儒家“折中”而来，两者本无差别。 钱氏此说一出，后世多有承袭者。如明代都穆《文心雕龙跋》：“夫文章与时高下，时至齐梁，佛学昌炽，而文随以靡，其衰盛矣。当斯之际，有能深于文理，折衷群言，究其指归，而不谬于圣人之道如刘子者，诚未易得。”④清代李执中《刘彦和文心雕龙赋》：“若斯篇也，是非不谬于圣贤，义理一衷之经传。”⑤清人张曰班《尊西诗话》：“有能深于文理，折衷群言，究其指归，而不谬于圣人之道者，则断推刘勰一人而已。”⑥“不谬于圣人之道”“义理一衷之经传”云云，皆以儒家圣人言说为刘勰“折衷”的标准，将其与儒家“折中”观念等同视之。 近来学术界对于刘勰之“折衷”虽有关注，但多是纠缠于对其思想渊源的考察，或是由此而延展出的对于相应操作层面的探讨。这种讨论固然重要，刘勰之“折衷”，亦的确是在儒释道三家思想精华的深入影响下得以形成。但即使由此切入，其实刘勰之“折衷”亦并非这三家思想因素所能苑囿。如作为他“折衷”标准的“势”，前辈学者亦早已指出应源出《孙子》。刘勰取“他山之石”而化用之，其“论文”方法亦是对前世诸多思想文化吸收、创新的结果。 《梁书·刘勰传》云：“勰早孤，笃志好学。”⑦杨明照先生按：“六朝最重门第，立身扬名，干禄从政，皆非学无以致之。……舍人笃志所学者，盖儒家之著作居多。”⑧《刘勰传》又云：“依沙门僧祜，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⑨杨明照先生又按：“当时庙宇，饶有赀财，富于藏书。舍人依居僧祜后，必‘纵意渔猎’，为后来‘弥论群言’之巨著‘积学储宝’。于继续攻读经史群集外，研阅释典，谅亦焚膏继晷，不遗余力。故能博通经论，簿录寺中经藏也。”⑩笔者引述上文的目的意在说明：刘勰体资“笃志好学”之性情，又身处“富于藏书”之环境达十几载，“焚膏继晷”“渔猎”群籍，于儒释道等诸家言说必了然在胸；在对前代思想精华冷静审视的过程中，刘勰择舍、取去、融会、升华，从而最终形成了自己看待问题的“折衷”观念。 刘勰对于前世作家、作品的品评释读，多由此出发又贯穿始终，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而要进一步对刘勰“折衷”的观念进行具体理解与把握，最不应忽视其本人的相关叙说。张少康先生指出刘勰“折衷”的标准是“势”与“理”，(11)这对于《文心雕龙》“折衷”研究的转向有重要启示，循此则应对刘勰“折衷”所关涉的相关问题详作诠释。对刘勰“折衷”进行历史还原解读，首先应以其本人对“折衷”的表述为依据。《文心雕龙·序志》云：“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惟务折衷。”(12)刘勰在此主要表达了其所持论与“旧谈”“前论”之同异关系。“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人云亦云；“异乎前论者”，非苟异、盲然取异。之所以敢如此立言，即在于对事物的认识，刘勰自以为是立足于它们的本原状态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对于同异所产生的矛盾，他绝不盲从，而是要忠实于事物本身的具体事实。“同异”中又涉及“古今”问题，刘勰对此的处理亦然，即不因它为古、为今，而与之同或与之异，而是在对“旧谈”“前论”与自己持论同异的比较中，把古今各宜的内容肯定下来。而这是“势”“理”使然，不得不如此。 而如何来把握对象的具体事实？刘勰在对事物作出评价之前，首先要对它们做一个“擘肌分理”的过程。“擘肌分理”一词最早见于张衡《西京赋》，文云：“若其五县游丽辩论之士，街谈巷议，弹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恶生疮痏。”李善引郑玄《周礼注》云：“擘，破裂也。”李周翰云：“言此人弹剥善恶，虽毫厘肌理之间，亦能分擘。”(13)由此知“擘肌分理”原指拨开“皮肉”，一点点地来翻验其“肌理”。这一过程非常重要。刘勰对于前世作家、作品的认识与把握，就正是在这样一个个“擘肌分理”的过程中实现的。而每一个“擘肌分理”的过程，又为刘勰相关“折衷”评价的客观、恰切提供了保证。因此，“擘肌分理”的过程，对于理解刘勰的“折衷”而言至关重要，刘勰之“折衷”，其实背后有着具体的操作过程。对于评价对象，他首先作“擘肌分理”式的深透了解，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于“旧谈”“前论”，当同则同，应异则异，这是“势”“理”之必然。 由此出发，试以其在“文之枢纽”部分对纬书与屈赋的评价为例作简要讨论。这在学界曾经引起过较热烈的讨论，意见不一。对于谶纬，刘勰的基本态度是“芟夷谲诡，糅其雕蔚”(《正纬》)。这一结论的得出，正是基于他对谶纬作“擘肌分理”后的“折衷”评价。刘勰没有因其“征圣”“宗经”，即如汉儒一样对谶纬全盘否定，而是在指出其“伪”的同时，又以“文理”为标准，将其“有助文章”的部分肯定下来。“正纬”的目的，在于纠正谶纬“诬圣”“乱经”之处，进而维护他在《征圣》《宗经》两篇以圣人为为文之“师”，以儒家经书为“实”、“华”并茂之典范的论文主张；而“酌乎纬”的目的，则是基于其对后世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欲以其“雕蔚”作为行文之规范。这也正是将《正纬》篇置于“文之枢纽”的初衷所在。(14) 对于屈赋乃至《楚辞》的态度，刘勰以“辨”、“变”二字括之。通过辨析汉儒评屈之论，进而对《经》《骚》关系作精审辩正，从而得出“四同”“四异”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刘勰认为《楚辞》“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并进一步从整体与局部两端对屈赋之“变”进行评析，由此，《楚辞》也即为文“变”之典范。而这一过程，也典型体现了他“折衷”思维方法的运用。刘勰以“辨”《经》《骚》关系，而知屈赋之“变”，又知屈赋之“变”与后世文章新“变”之关系。由此置《辨骚》于“文之枢纽”，则是其意在欲以之为文章“通变”之榜样，示后世创作以津逮。(15) 综上所述，对于《文心雕龙》“折衷”的讨论，应首先重视刘勰本人的相关描述，由此来进一步推逆、还原他所作评价背后的“折衷”思维及其具体操作过程，这是极为关键和重要的。 ①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②③④⑥转引自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69～970、950～951、973～974、656页。 ⑤江标辑：《沅湘通艺录》，清光绪中元和江氏湖南使院刻本。 ⑦⑨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10、710页。 ⑧⑩甫之、涂光社编：《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5、9页。 (11)张少康：《擘肌分理 唯务折衷——刘勰论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学术月刊》1986年第2期。 (12)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95页。 (13)《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2页。 (14)关于刘勰“折衷”在《正纬》篇的具体运用，可详参拙文《〈文心雕龙·正纬〉“折衷”解义》(《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关于刘勰的“酌乎纬”——〈文心雕龙·正纬〉“折衷”解义》(《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5)关于刘勰“折衷”在《辨骚》篇的具体运用，可详参拙文《〈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以刘勰的“辨《骚》”为例》(《云梦学刊》2007年第5期)、《关于刘勰的“变乎骚”——〈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