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剧院与北京都市空间想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大剧院论文,国家论文,都市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8)06—035—039
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天空因国家大剧院划过的圆弧而更加富有意味。随着国家大剧院主体工程的竣工，围绕它的无休止的争论也将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事件，国家大剧院牵动万人之心，除了它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内涵，似乎更具有一种精神力量。国家大剧院凝聚了浓烈的意识形态因素，即国家的、民族的、甚至时代的要求。对此，这个新出现的空间和场所，已经作出了强烈的暗示。这种暗示像一个个磁场，相互交错或结合。意识形态在这个空间中转化，精神力量在国家大剧院的物质形体上得以沉淀，在检视跟国家大剧院相关的公众讨论后，笔者认为，从国家大剧院跃入我们视野的那一刻起，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北京都市现代性的核心议题的机会。在21世纪北京都市文化的风景线上，国家大剧院也许可以成为解读这个时代症候的索引之一。作为一个新的城市公共空间，国家大剧院并不是单纯被动的地理环境，而是权力话语、意识形态以及消费主义进驻公民日常生活的一个绝妙注脚。它一方面向权力话语敞开了意义的通道，另一方面也为市民大众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一、国家大剧院的诞生与权力美学
国家大剧院于2001年12月13日正式开工建设，建设期间国家大剧院所涉及的任何动作都引起了国人的热烈讨论。国家大剧院位于天安门广场与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占地11.89万平方米，与天安门、故宫遥相呼应。国家大剧院的外观呈现为水滴性几何体，在考虑到区位、日照、文化以及与周边建筑物的协调等因素之后，建筑物的外形和表现方式随之而定。这座建筑最引人注目的外部特征是呈半椭圆形的钢结构壳体，椭圆形屋面以钛金属板覆盖，中部为渐开式玻璃幕墙，其东西长轴为212.20米，南北短轴为143.64米，建筑总高度为46.285米，地下最深处为32.50米[1]。国家大剧院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威严高大的形体特征表征着“权力美学”在新时代都市生活中的全新演绎，这种“权力美学”一方面表现出阔大与崇高的形体特征，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神圣与不可违逆性的权力意志。
根据学者朱大可的研究，权力美学“主宰了当代中国的公共建筑思潮”。“权力美学一直试图让民众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大尺度、大体量和大景观，是衡量建筑的惟一美学尺度，也是评判官员政绩、经济发达、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的主要尺度”。[2]新中国成立后，“权力美学”在国家的指导下演化出了新的主题，北京长安街成为政治叙事和权力美学的中心，一轮又一轮的“权力美学”叙事轮番上演。如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百废待兴、也亟欲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雄姿，于是具有高大的形体特征并且糅合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和苏联建筑风格的人民大会堂作为“权力美学”叙事的主角登台献演，拉开了“权力美学”叙事的序幕；之后，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和军事博物馆共同见证了上世纪50年代的沧桑岁月，也见证了权力美学的激情演绎；而上世纪80、90年代兴建的前卫时尚、富有现代气息的建筑如国贸大厦、国际饭店和恒基中心见证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同时也将权力话语编码进了建筑符号之中；新世纪，国家大剧院继续演绎着“权力美学”的建筑叙事，大剧院长轴(东西)212.20米，短轴(南北)143.64米，并且使大剧院的东西轴线跟人民大会堂重叠。中轴线是权力空间的辨认基线，处于中轴线与水平线所形成的十字坐标系里的国家大剧院再生产了国家主义全新的权力意象，它与长安街的其他建筑群共同构筑了精心策划的政治象征符码，完成了国家在新时期对于权力分布关系的完美想象。
权力美学不仅仅体现在以国家大剧院为主的新的建筑群所呈现的建筑符码象征意义上，而且也体现在建筑规划的决策过程之中。或者我们可以说，建筑符码在其社会生产中的特征和含义，比它们所指涉的象征意义更为重要。据2000年7月14日《长江日报》报道，在国家大剧院规划设计的前期曾经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引起157名院士/专家联名上书。[3]但最终国家力排众议采纳了法国设计师安德鲁主设计、清华大学协作的水滴形设计方案。在这场决策过程中，强大的、高度集中的、无可置疑的行政威权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它使公民投票、专家评审和最终遴选都处于权力美学的掌控之中。决策者在这场决策过程中扮演了神笔马良式的北京城市文本的书写者，权力则充当了“起死回生”的神笔，完成了北京都市空间的新的政治想象，这种想象包含着国家对于“未来”的期许，同时也包含着对于意识形态的坚守。透过历史的面纱，我们仿佛又看到了20世纪50年代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围绕北京城的规划所展开的激烈而持久的争论，争论涉及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的位置、旧城的保护与改造、城墙的存废、新建筑的样式等。新起的革命政权坚持拆除旧城墙从而实现北京城市空间整体规模的急速发展；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建筑学者主张保留旧城墙，在北京古城之外重建政治新城。最终，权力美学充当了庄严的裁判，否决了建筑学者们对于北京城市民族文化的延续与民族认同的想象、对于城市空间与公民精神健康的关系的想象、对于现实感与历史感的想象，延续了几百年的旧城墙在这一判决中轰然倒塌。[4]权力美学挽救了刚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对于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的想象，也挽救了它的自我想象，从而激发了“无产阶级以开天辟地的姿态重写历史”的强烈冲动。其实，在建筑领域，赞同或反对某一建筑风格绝对是出于实用和审美的原因，与意识形态无关，因为建筑领域内不可能出现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东西。但建筑学的话语权力毕竟与公共领域话语权力息息相关。有时，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力影响太大，以至于完全淹没了建筑学者或者公众本来就很微弱的声音。在很长时间内，中国所谓的公共话语，其实一直被政治所宰制，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字级建筑物以及与首都北京相关的建筑物则成为“权力美学”普天同庆的表征物。无情的混凝土，被赋予了它们无法凝固的政治命题，接受着中国公民大众的顶礼膜拜。
二、全球化/传统性的双重神话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认为全球化是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合力推动的进程，而且认为全球化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力量对比的同时，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因而“全球化的内容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经济上的互相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时一空巨变”。[5](P33)可以说北京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府“与世界接轨”口号的呐喊下，中国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开始了全球化的想象，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使中国逐步融入了全球化的征程之中。在全球化狂风急吹之下，北京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都市，正是在这种全球化都市的构建背景中，国家大剧院的设计与建设才会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北京城市建设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同时，正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关于国家大剧院与北京城市空间的想象才会演变为一种具有高度“未来”取向的文化景观。然而，北京城市空间的传统性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却面临着边缘化的状态，在国家大剧院的设计理念上已经完全抛弃了传统性的语义符码，正如安德鲁本人所说：“我要为这段历史增加一个新章节，就是要切断历史，要保护一个古老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逼到危机边缘”。[6]传统性是对一个城市文化身份的确认，包含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感，这自然导致了具有传统理念的知识分子直截了当地站在了国家大剧院“未来”风格的对立面。笔者认为，这种针锋相对的话语争论与质疑代言着关于北京城市空间想象的紧张与冲突。
法国设计师安德鲁主设计、清华大学协作的国家大剧院水滴形设计方案凸显了现代理念，建成后的国家大剧院正如安德鲁所说：“湖上是一座由玻璃等材料组成的半透明、椭圆形、外壳呈银白色、曲线的构图则像是含苞欲放的花朵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和地面不相连接，它就像是横空出世、浮出蓝色水面的一颗珍珠”[7]，这种打破一切传统性的设计理念通过对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的褒扬，可能会完全压抑北京城市空间的历史记忆，当然这与国家的意识形态立场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但它却满足了国家意识形态对于全球化的想象。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意识形态立场表现为“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与国际同步，与世界接轨”的坚定取向，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指引下，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北京逐渐以巨大的城市广场、西式快餐的连锁店、夜晚星河般闪烁的霓虹灯、国际化的建筑等等奢华而又繁荣的景象编织了一个现代化的迷梦，使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得到了替代性和想象性的满足。全球化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的先进色彩，与全球化未能横扫的地区形成了先进/落后、现代/传统之间的时间意义上的二元对立，无形之中形成了中心/边缘的关系，中心是现代化的象征，边缘则是次发达或者待发展地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的脚步拉近了中国与西方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距离，因为全球化就意味着经济、文化生活的潮流几乎与世界同步。城市的标志性空间，最能够体现全球化浪潮给予北京城市景观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全球化压缩要求标志性建筑不仅仅是作为控制中心，而且要像列斐伏尔所说的那样，作为集体意志的幻景”。[8](P211)而对于北京城市来说，这种集体意志就是希望通过具有“未来”取向的标志性建筑尽快汇入全球化城市的行列之中，同时以西方“他者”的文化认同来挤压北京城市的传统文化认同，从而首先在文化上形成一种全球化的多元态势，也预示着社会主义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日益活跃的角色和更加博大的胸怀。
以吴良镛为首的157名专家/学者以及众多的公众对于国家大剧院或者说北京城市空间的想象则传达出对于城市历史记忆的坚守，时间意识是指向过去的，历史感和怀旧感深深地镌刻在他们的意识形态构想之中。我们似乎也从157名专家/学者以及众多公众的某种固执的坚守中读懂了深深困扰他们的某种焦虑。无论一种建筑风格或者其所代表的文化是多么具有“未来”取向的，它都切断了对城市历史和文脉的理解，导致了一种在一张白纸上规划历史城市，改造城市空间的盲目性。城市的积淀与资本的积累是同时形成并完善的。作为历史古都的北京自然有其长期积累的文化资本，而全球化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言压缩时间和空间，时空压缩造成了一个收缩的世界(空间压缩)和共时性(时间压缩)。[9](P355)全球化的时空压缩必然消除每个城市的差异，最终将会以同质化的空间取代异质化的城市特色。
然而，全球化必然保证繁荣未来的神话已经被灌输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观念之中，传统性必然保证历史文脉的传承的神话也深深地印在了国人的潜意识之中，它们在北京的城市想象中被双重地书写。在北京的现代化过程中，他们仍然是两股互相交织的力量，向人们述说着“北京既是全球化时空压缩的北京，又是拥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北京”的意识形态法则。
三、精英趣味与市民世俗欲望的张力
对国家大剧院所形构的城市空间进行宏观的解读将不可避免地遗漏对于城市的情感体验以及个人化的日常空间想象。正如本雅明已经告诉我们的：“建筑物是以双重方式被接受的：通过使用和对它的感知。或者更确切说：通过触觉和视觉的方式被接受。如果人们根据旅游者面对著名建筑物常常所作的凝神专注去构想这种接受，那就不会把握这种接受。触觉方面的接受不是以聚精会神的方式发生，而是以熟悉闲散的方式发生。”[10](P64)公民大众对于国家大剧院的想象最重要的是如何以熟悉闲散的方式加以利用。然而，国家大剧院作为城市公共空间，意味着各种社会身份或利益的人物及团体都将会在其中活动，他们对于国家大剧院的想象自然也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利用方式。
波德莱尔以悠闲的姿态漫步在巴黎的街头，给我们讲述了波德莱尔式的现代都市体验，那种在当下的片刻摆脱生活的必然性控制、悠游于时间和空间之中、在生活的缝隙间静静享受城市的独特滋味；本雅明通过艺术家敏锐的觉察与感知以考古学的方式研究都市日常生活空间，但它们都是以神入的、超越的状态感受城市居民的生活与言行举止，从而将现代的都市空间阅读给神秘化、专业化了，透射出一种精英趣味的审美形态。其实普通的市民每时每刻也在观察和体验着这个城市，他们的观察和体验构成了这个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城市为市民提供了生活的空间，市民日常的行为和活动又成为城市新的印迹，城市与市民之间的互动推动着城市的现代性进程。市民的一举一动，就是城市无以计数变化动作中的一部分，人们的观察与响应，是城市的日记。城市的市民受限制于日常的生活琐事之中，对于城市的解读自然是琐细的、世俗的、充满欲望的。国家大剧院在北京城市空间的出现，自然会产生精英叙事与世俗欲望两种不同的空间利用方式，当然这样说稍显简单化了一点，其实精英叙事和世俗欲望两者之间是更细腻更复杂的相互交织、相互转化的过程，因此我们下面的解读都渗透着复杂性与细腻性。
城市空间是各种力量与关系的聚合之处，是多重意义、权力、利益冲突交织而成的互涉空间文本。城市空间的物质形态和能指符号以相同的形式凝固在一个透明的文本里，但是这个城市空间的主体——城市市民却无法被单纯地解读。城市中的居住者，并不仅仅是这个城市的读者和体验者，而且也是这个城市空间文本的生产者，但并不是唯一的生产者。通过主体的行动，钢筋水泥等物质形态所形构的城市空间才具有了灵魂。然而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是有着不同的层次的，例如，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者凸显了“未来”取向的设计理念，而建筑商和运营商则会优先考虑商业盈利，生活于城市中的市民更多地考虑的是日常的浪漫。透过不同的利益以及其间的利害关系和权力角逐，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循环发生。因此，这样的城市空间将单一系统符号与意义生产的过程解构了。国家大剧院所形塑的意义聚合着规划师、政府当局、建筑商、业主委员会等等各方各自的利益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想象，但这种意义却无时无刻不遭受着大众——城市市民的颠覆与解构。
人们在空间中所占的位置不同，就有不同的感知与认同。不同的感知与认同再生产着不同的趣味，正如布尔迪厄所说，趣味是：“对于分配的实践性把握，这种把握使我们能够直觉地了解什么东西可能(或不可能)降临于一个位于特定社会空间内的个体，以及是否适合于这个个体。它发挥着一种社会定向，一种‘感觉到自己的位置’的作用，指导特定的社会空间中特定位置的占据者趋向适合于他们特性的社会地位、趋向有益于这个位置的占据者的实践与商品。考虑到其在社会空间中的分配及别的行动者所具有的关于商品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对应的实践知识，它意味着对特定的实践与事物的社会意义与社会价值可能会是什么的实际的预期”。[11](P190)
空间符号系统的建立就在于它同时是一种建制，它划分界线，塑造身份，制造认同。国家大剧院可以是政治图腾的摆设地，它原本存在的目的也可以直接就是政治性的诉求与宣扬。但是它一旦在城市空间出现，由于人们在空间中所处位置以及趣味的不同，各种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意识便会随之而来，呈现多元的意义交杂。精英阶层对于城市空间意义的再生产强调的是“整体性”，是对城市全景式的解读，他们以一种审视者的眼光默默观察着这个城市。他们对于城市空间的使用也呈现出一种精英的趣味，高雅、时尚、康德式的美学性情成为他们消费城市空间的指导原则。而市民大众阶层对于城市的体验则是琐碎和片段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融入到了这个城市空间之中，每天的日常生活成了他们的观察对象。如果说，精英阶层在审美趣味上更多地关注的是形式因素与超越性的心灵追求的话，那么市民大众阶层更多关注的则是实用功能因素与世俗化的欲望，是随时将公共空间改变成私人空间的颠覆性话语。如果说精英阶层对于国家大剧院想象的是西方高雅音乐、严肃音乐以及芭蕾舞等纯粹艺术的话，那么城市市民大众阶层关于国家大剧院的想象则是流行歌曲演唱会、好莱坞电影或者东北二人转等大众艺术。因此，可以说，国家大剧院承载着精英阶层和城市市民阶层对于城市空间的双重想象，它既是精英趣味的橱窗，又是市民世俗欲望的客厅；既是纵欲主义的天堂，又是禁欲主义的乐园。在这种语义混杂的调配中，国家大剧院完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界定。
四、结语
在国家大剧院形构而成的新的城市空间中，我们看到了复杂而多重的关于城市空间想象之间的冲突。国家大剧院作为城市的公共空间，本来就是一个替代，一个显露欲望的对象，一个无法完全实现的想象。它不是各个利益集团原初想象的真实再现，而是各方利益斗争的结果。对于各个利益集团来说，它不是真的，它是自己意识形态的虚假再现，但它却使各个利益集团的文化想象寻找到了释放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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