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整体性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其整体性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但是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的研究却很不充分。由于理论界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分解为不同的学科，实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因此，在理论界人们习惯于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这种研究方式既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时又不利于对马克思主义从整体特征上的把握。本文试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作初步的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有两种传统的理解。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它渊源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在苏联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成为一种固定的解释框架，这一解释框架从不同的学科领域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多少门学科就有多少门马克思主义的学科，整体性事实上被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学科的体系化所消解，虽然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三门最核心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被理解为这些学科的体系的总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处理方式的显著优点是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普及，有利于从不同学科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而且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和普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方式用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学科的各种观点掩盖了马克思主义最富有生命力的显著特点，即它是以人类的实践即具有历史规定性的感性具体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学说，尤其是它具有的方法论的本质。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体系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各门学科的体系化，那么以卢卡奇为代表的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和它的观点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他们把整体性理解为部分与整体、要素与系统的关系上整体具有优先性（他们也叫总体性）。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整体上具有的革命的、批判的和人道的性质，规定和制约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部分和所有观点，使其具有从属性。（注：卢卡奇在《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解释说：“总体性范畴，总体之于部分的完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的方法论的精华，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门崭新科学的基础。”“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承认法律、经济或历史等等科学是独立存在的：作为一个整体，这里只有一种唯一的、统一的——辩证的和历史的——社会发展的科学。”（《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2页。）卢卡奇认为总体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本质，而且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这尤其表现在他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的批评中，卢卡奇说：“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从历史来解释经济动机的首要作用，而在于总体性的观点。”（同上，第30页））但是他们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具有的革命的、批判的、人道主义的特征作了抽象的理解，另一方面用早期马克思的思想来注解中，晚期马克思的思想，甚至把它们对立起来。但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的方法论性质，对我们今天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我认为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应从两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的有机统一性和马克思思想所具有的整体性发展的特点来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从内容上讲，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表现形态，因此它是建立在实践运动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科学学说
这种实践所具有的具体的、整体的性质，规定了这种学说的整体的性质。这种规定在马克思主义内容上的表现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种有机统一的关系。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它们是溶为一个整体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通常只从哲学角度来研究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在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系中强调的是这种变革的科学性质，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强调的是马克思实现的向实践向度的转变。我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决不是一个纯哲学内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表现在从思想到现实的根本转变，即哲学的出发点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和共产主义的内在的统一。马克思把实践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看着是同一个东西。他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条件的地方……。”（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98年单行本，第9页，第22页；第87页；第20页。 ）在这里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被看着唯物主义的内在规定。这种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在整体性上最显著的特点。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旧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不是从现实的人出发，而是从所谓的理想、范畴或抽象的直观等等出发；新哲学则不同，新哲学把实践即人的感性活动作为自己认识的出发点。人的感性活动也就是人的现实的物质生存活动。新哲学不仅批判地考察人的物质生存活动，尤其是人的物质生存活动的条件，而且认为强调对世界的改造即革命的实践活动是新哲学的特点。这种革命实践活动是实际的历史运动过程，也就是共产主义的运动过程。从两者的关系看，在这种统一中哲学是马克思科学论证共产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共产主义是他实现哲学变革的内趋力，同时又是他的哲学思想的内在属性。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科学共产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的阐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4页；第22卷，第316页，第372页。））使马克思关注现实， 看到了旧哲学的问题，从而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对现实的关注（即对具有历史规定性的感性具体的关注），必然导向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同时，共产主义对人的关注使哲学成为主体性的哲学，成为人在历史进程中随着其历史基础的变化，走向更符合人性的社会阶段的学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共产主义学说始终是溶为一体的。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产主义和哲学是同一的东西， 人的本质的预设、异化和复归，也就是共产主义的运动过程。在《费尔巴哈提纲》中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里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即共产主义社会，实践即人的现实活动被认为是新唯物主义的中心范畴，不过实践决不象某些哲学家所抽象理解的那样，是一个无历史内容的范畴。实践范畴首先是一个针对费尔巴哈的概念，实践被定义为感性的、能动的、革命的活动，一个与共产主义直接相关的范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实践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区别就在于一个从现实出发，一个从应该（理想）出发，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现实的批判是伦理的批判，其空想表现为从非人的现实到人的理想状态的现实道路的缺失，在哲学上不自觉地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则不同，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是根源于现实的运动，而现实就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在人的这个阶段，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又为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所规定，人的本质成为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因为人不能驾驭这些条件，便为这些条件所规定。但规定即否定，因为人的本质决不是一种抽象存在，而是历史地变化的。随着人的新阶段的到来，随着人对自身生活条件的控制，人的本质将为人所占有而不是与人相异化，这就是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所以共产主义决不是外在于感性现实的理想，而是根源于现实的运动，是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实践唯物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共产主义学说则是对现实的运动的科学揭示，两者是互为表里，溶为一体的关系。
（二）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也表明了这种整体性
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来看，他的思想的发展总是呈现为一种整体性的发展。我们知道，在1843年至1844年间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第一个转变，即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这时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从他的哲学观来讲还是人本主义的。《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他的哲学观还没有发生突变的标志，他的共产主义学说也还不是建立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这部手稿可以看着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发源地，共产主义第一次得到哲学的经济学的论证。异化劳动是进行论证的基本范畴，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被看着人的本质的预设，现实及其发展被看着是人类的异化过程和复归过程。异化劳动是具有哲学经济学乃至政治学品格的基本范畴，集中体现了这时马克思的思想的整体性。一方面异化劳动是马克思这时批判资本主义的核心范畴，是他解析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的工具；另一方面，异化劳动又以人的本质的抽象的预设为基础，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被规定为人的本质，这种本质是人的根本特点，它不是在历史中生成的，而只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被历史活动所异化。克服这种异化并使人的本质得到直接的呈现，就是共产主义的运动过程。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学科角度研究马克思的这部手稿，但只有从整体性的角度才能把握这时马克思思想的实质。《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思想的根本转变，共产主义得到唯物主义的证明，异化只是被看着将被超越的现实状态（马克思恩格斯说，使用异化范畴是为了用哲学家们易懂的语言）。它从现实的人出发，也就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即一定的感性具体出发，现实的人的首要条件是他的物质资料生产，在这里生产是现实的人的根本规定，它表明人的自身活动及其产物驾驭和控制着人，而不是人驾驭和控制着自身的活动及其产物。在这里生产是历史的、具体的、并处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决不是抽象的生产。马克思在讲到研究出发点的生产时总是指出：“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8页，第22页；第42页；第42—43页。）“现实的人”是为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所规定，决不是抽象的“现实的人”。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人”与黑格尔所说的“有”这个范畴在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范畴的逻辑意义相当，它们都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而在马克思具体的语境中，“现实的人”总是指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这时异化劳动范畴为生产或生产力范畴所扬弃。而传统解释却在这里陷入误区，他们把“生产”和“现实的人”诸范畴仅仅看着是抽象的一般范畴。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范畴本身反映的是一种不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转移的一般性社会存在属性。这里的一般性社会存在属性是指，如果说在传统解释看来，社会历史发展总是处在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中，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力本身处在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中，那么起原动因作用的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力的社会历史作用则是生产力具有的一种一般性社会存在属性。它是不随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而变化的历史的一般属性。现实的人的本质规定在任何时代都是生产。其实生产在人的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历史地变化的，马克思多次阐述过这一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出了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以及人类从人类的动物状态向真正的人类状态过渡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过渡不仅是人类的认识－实践状态的变化，更为根本的是人类从一种社会存在状态向另一种社会存在状态的过渡，这种过渡的基础则是直接劳动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带来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力的社会历史作用的变化。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肯定了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原动因作用，而且认为这种作用是随生产、生产力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里有必要指出，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历史作用的变化，是建立在对生产的自然必然性和经济必然性区分的基础上的。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生产是人的自然必然性，这是人的生存的自然需要所决定的永恒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在生产的一定历史阶段，它又表现为对人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支配作用，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必然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因此生产的社会历史作用必须从两方面去认识，前者表现为人的生存的必要基础，后者是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基础。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或经济必然性决不是生产的自然属性，不是社会存在的一般性历史存在属性，而是生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社会历史属性（注：以往解释的错误之一就是没有区分生产的这两种作用，可参见我的《试论物质资料生产决定作用的局限性》《求是学刊》1982年第6期； 以及我发表在《哲学研究》1980年第6期、1989年第6期、1991年第3期、1992年第7期、1993年第4期上的文章。）。 传统解释的错误正在于没有区分生产的社会历史作用的这两个方面。因此传统解释就不能全面理解经济必然性的社会历史作用，也就不可能从整体性上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在这种解释那里，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之间失去了有机的联系。他们没有看到，肯定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般性社会存在属性，是与直接劳动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作用和地位的变化相矛盾的；而如果没有这种变化，共产主义的实现就失去了现实的基础。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虽然经济必然性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人类从人类的动物状态向真正的人类状态过渡的条件，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自然历史过程，但经济必然性又把自我否定，自我扬弃包涵于自身之中，把对自然历史过程的超越看着共产主义的实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生产的社会历史作用的肯定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感性具体的历史规定性而言的，而不是抽象的肯定，共产主义就是对生产的这种社会历史作用的扬弃。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并不仅仅是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在马克思看来其历史内涵是对经济必然性的扬弃。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发展总的说来有三个阶段：史前人类阶段、历史人类阶段、社会化人类阶段；因此也有三个基础，史前人类以血缘为基础，历史人类以生产为基础，社会化人类以自由为基础。第一阶段是人的自然形成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人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阶段，在第二阶段由于人被自身活动的产物所控制，在这个意义上，人也仍处在自然形成的阶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这个阶段称为人类的史前时期）；第三阶段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相协调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对前二个阶段的超越，是人真正达到自由的阶段。这时的自由决不能理解为绝对的自由，而是指人能有意识地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不让它作为与人相异已的力量和人相对立。因此抽象存在的只能是生产一般，不过那决不是历史的基础。从这里可以看出，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的人的历史特征决不是同一的。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表现在对现实的人的历史规定性及其变化的全面阐述上，也即实践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的全部内涵。
既然人的本质规定深藏在生产中，而现实的生产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深入剖析就是阐述历史发展趋势的关键，剩余价值理论使共产主义学说建立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科学揭示上。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是以确定现实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本质规定为前提的。同时又是以否定为其规定的，也就是说，人的本质符合“肯定即否定”的哲学命题。正如恩格斯指出，辩证法的本质是“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的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决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理论，关注的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而是对现实的人的命运及其发展趋势的关注。马克思反复强调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物的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扬弃的历史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而这种发现又是以辩证法“作基础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74页；第2卷，第122页。）因此政治经济学、哲学、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始终是溶为一个整体的。不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共产主义学说，也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源于它的方法论，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根源于人类实践的整体性或感性具体的整体性。人类实践的整体性是指，人类实践总是具体的、历史的活动；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中心范畴，实践具有普遍性的品格，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都基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强调实践的这种普遍性品格的同时，也把人类实践所具有的具体的、历史的性质看着实践的本质的、内在的属性。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实践时总是指出，这是指的处在人类一定历史阶段的、为一定的物质资料条件所规定的、具体的人类实践活动。而人类实践具有的这种整体性也就是感性具体的整体性。人类实践就是人类的感性活动。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98年单行本，第9页，第22页；第87页；第20页。 ）这里的感性活动就是指的感性具体。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对象的事物本身，不可能无中介地成为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它必须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才能成为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因此，它必须以人类实践客体即一定的感性具体的形式呈现在人类的面前。这种呈现是历史的呈现。所以，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是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98年单行本，第9页，第22页；第87页；第20页。 ）所以感性具体的整体性也就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的事物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历史的具体的呈现。这种实践的或感性具体的整体性也就是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的辩证统一，任何概念对人类实践的或感性具体的整体性的反映都体现了这种统一。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表现，就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特征。下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这一特点。
（一）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述了这一方法。感性具体→抽象→思维具体是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形成理论、范畴的过程，以往的解释却忽略了马克思对这一过程所作的历史限定，将感性具体到思维具体的过程作了抽象化的理解，具体成了无历史规定的东西，从而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误释。在马克思看来，从感性具体到思维具体以及从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的过程，是以感性具体的历史规定性为基础的。现实的存在决不是抽象的、仅有一般品格的存在，它是具有历史规定性的存在，具有特殊品格的存在，正是这种特殊品格构成了现实的存在的质的规定性，从而给任何理论（包括最抽象的理论），烙上了时代的烙印即历史规定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始终是以感性具体为基础的；任何思维具体都不仅是抽象具体的，同时也有由其抽象的基础所决定的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范畴都不是无历史内容的抽象，都既具有抽象性，又具有历史规定性，都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
劳动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核心概念，由于其抽象似乎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传统解释正是这样理解的。其实这并不正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劳动范畴的分析说明了这一点。在那里劳动范畴同时是与资本主义生产这个特殊相联系的。这是因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有两个基础，一个是进行概括的某物的类，一个是某物的现实存在形态或历史上的典型形态；而两者又是统一的。因为在典型形态中某物的类的一般特征得到集中体现，或者在现实存在形态中某物的类的本质特征得到了现实的理解。类的典型形态或当前形态之所以成为抽象的对象，是因为从前者讲类的典型形态具备了类的一般特征，并且以发达的形态呈现。马克思说：“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8页，第22页；第42页；第42—43页。）这里的具体是感性具体，具体到劳动概念的抽象是指的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从后者讲是因为人作为抽象过程的主体必然受当前形态呈现的特征的制约，也就是说主体不能摆脱具体的历史规定性。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感性具体是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现实基础。而现实存在形态和典型形态往往又是统一的；《导言》中劳动就是这种统一。马克思指出劳动一般的抽象过程为劳动的历史形态所制约，只是在亚当·斯密那里才完成了劳动一般的抽象过程，这是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只是在资本主义的普遍交换中劳动才摆脱了劳动的特殊性的制约。劳动一般的概念也受劳动一般形成的这个历史基础的制约，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一般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马克思指出，劳动一般概念的形成“这也许会造成一种看法，好象由此只是替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抽象表现。从一方面看来这是对的。从另一方面看来就不是这样”。劳动一般“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8页，第22页；第42页；第42—43页。）因此，劳动概念适用历史只是相对的，以往的劳动的历史形态是向当代的劳动形态演化的一个进化系列，劳动的一般特征受劳动的特殊形态的制约，它的一般特征没有得到完整的显现。
在马克思看来，事实上不存在绝对的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概念，任何概念都具有当代性，都是当代人理解的产物。因此当代的社会存在形态必然渗透到人们对概念的理解中。如果有人要寻找在任何时代都适用的范畴，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发生变化的概念，那么这只可能是一些最简单的抽象规定。这些简单规定不可能说明任何具体的社会存在形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7页—第46页。我发表在《哲学研究》1992年第7 期上的“对自然历史过程的超越与劳动的历史性”一文对劳动的非历史性理解提出了批评，其依据就是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传统解释正是在这里发生失误。在他们看来理论、范畴的抽象过程的基础不是感性具体，仅是进行概括的某物的类，因此传统解释就没有摆脱旧哲学的影响。在这种解释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对脱离了感性具体的一般规律和一般范畴的阐释，这些规律和范畴不仅适用于当代社会，而且适用于人类的所有社会，甚至自然界；认识了这些一般规律和一般范畴也就达到了某种绝对的真理。马克思提出的哲学终结的观点的意义正在于这种排除感性具体的作用的哲学的终结。这也是传统解释始终不能摆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的认识论原因。
（二）历史地认识任何社会历史形态和范畴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不外是历史主义的方法。历史现象处在永恒的发展之中，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现实基础，现实基础不同，人的社会存在形态、人的社会本质就不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社会存在的区别决定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人的社会理论、范畴等的不同，因此，理论、范畴等等也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任何理论、范畴既受其形成的历史基础的制约同时又是当代理解的产物；马克思关于“人类的史前时期”和“真正的人类时期”，所谓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区别，就是基于人的现实基础的不同。马克思否认有绝对适用于人类的社会规律，社会规律的区别根源于人的现实基础的区别，因此规律总是具体的，不存在抽象一般的规律。既然在马克思看来不存在绝对不变的规律和范畴，因此，以这些范畴来表达的一般规律同样是不存在的。这些规律表达的只能是具有历史内容的、为一定社会阶段所具有的内在联系。这种历史主义的方法也就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 卷第二版跋中在引用了一段评论后指出：“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注：《资本论》第1卷，第23页。 ）这位被马克思认为：“描述得这样恰当”的俄国评论家的评论，就把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描述为历史主义的方法，即马克思自己所称的辩证方法。但长期以来这一评论却没有得到理论界的应有的重视，而恰恰是列宁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用他自己的语言引用了这位俄国评论家的评论（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32—34页。）。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重新看一看这位作者先生的评论。
（三）马克思关于时间的理论对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的理论的整体性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但统一于现在，因此在时间的三维结构中现在同时又具有总体性。过去是现在的前提，因而表现为现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它预先规定了人们活动的基础和范围；现在则是人们的活动的展开，是规定和创造的统一；人们只能通过现在去认识过去，同时预测未来；未来则是现在的可能，同时也是人的活动的目标。同样，现在不是抽象的现在，而是指现实的存在、现实的实践即具有历史规定性的感性具体。时间的三维结构事实上是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因而也是我们认识社会和理论、范畴的基本方法，对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注：刘奔的《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哲学研究》（1991年第10期）对马克思时间理论的方法论作了有创见性的探讨。另外可参看丁佑群：《“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被误解的命题》，见《马克思主义研究》1993年第1期。该文对人的本质从马克思的时间理论的角度重新作了历史主义的理解。）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及其全部范畴和概念都应当放在时间的三维结构中才能正确的理解，同样，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当代价值同样是在时间的三维结构中实现的。而在时间的三维结构中现在所具有的总体性的方法论的原则，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的时间理论以现在、现实作为总的出发点，这就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开放性的学说，本质上是反教条主义的学说。它始终立足于人类实践的发展并把人类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作为自己的丰富营养来吸收。这就是马克思虽然产生在十九世纪，而在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仍然具有当代性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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