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会昌时期的吏治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昌论文,吏治论文,试论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武宗继位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严刑峻法为中心，对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进行严惩，并且在会昌四年对冗官进行了裁减。这一系列的举措，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二是改善政府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使政府机构不但趋于简便，而且能高效运行。关于这方面，治史者已论之甚明。然而，造成吏治败坏的原因很多，吏员冗多、机构臃肿，只是政治腐败的成因之一，所以对吏治的整顿，便不能仅仅停留在减去几个冗余的官吏上，而必须进行全面的治理，因为惩治腐败、肃清政风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而事实上也如此，在会昌四年减官省俸的前后，围绕着肃贪廉政、提高政府机关办事效率这一中心，武宗君相对吏治进行了整顿和改革。
本文即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会昌时期的吏治建设进行论述。
一、严刑峻法，加强廉政建设
本着“治乱世，用重典”，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尤其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更是从重从严，绝不姑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贪污纳贿乃官僚队伍腐败现象中最为人们痛恨的行为。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唐武宗在即位赦文中宣布：“自开成五年二月八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无罪轻重，咸蠲除之。惟十恶、叛逆、故杀人、官典犯赃，不在此限。”[1]在这里，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不赦之罪”并列看待而将它排除在大赦范围之外，实际就宣告了武宗即将对官吏的贪赃枉法进行整治。李德裕入相后，肃贪廉政建设就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了。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正月，武宗下诏：“朝廷典刑，理当划一，官吏坐赃，不宜有殊，内外文武官犯入已赃绢三十匹，尽处极法。”[2]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下敕，对官吏贪污满千钱的，即处以死刑。这样以诏敕的形式，规定严惩贪污的标准，不难看出武宗君相对廉政建设的决心。考诸史籍，会昌一朝对官吏贪污的惩治，始终没有放松，而是一贯严惩不贷，保持肃贪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武宗加尊号后，又宣布大赦，但仍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宥之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对官吏犯赃依然不予宽宥，并说，“由是退恶进贤，化行令举，刑奸赃之吏，破黩货之家，此宗社降灵，助成时政”[3]。显然是对会昌年间严惩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誉。至于《新唐书》所谓“武宗用李德裕诛刘稹等，大刑举矣，而性严刻。故时，窃盗无死，所以原民情迫于饥寒也，至是赃满千钱者死，至宣宗乃罢之”[4]。认为武宗朝严刑峻法，源起于诛讨刘稹，是不对的，这一点岑仲勉先生已有论列，但所言会昌时刑法严峻，有贪污千钱即处死刑，则符合史实。
关于会昌时期的廉政建设，举措可称者尚有以下事，一是会昌元年十一月，御史台奏请条流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丧葬事，以为“逾越既甚，靡费滋多，臣忝职宪司，理当禁止”[5]，官员大办丧事，难免借机变相受贿行贿，堕败政风，对此进行限制，无疑有助于政风的廉洁；二是禁止官吏经营质库业，不准与民争利，以改善政府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会昌五年赦文云：“古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人争业，然后利可均布，人可家足。如闻朝列衣冠，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与人争利。今日以后并禁断。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6]当然，官吏私营高利贷业，影响了政府的高利贷收入，很有可能是武宗下敕断禁的主要原因，但此举至少在客观上有廉洁官僚队伍的作用。
官吏的贪赃枉法，是古今中外一切政府都存在的现象，也是一切政府都深感棘手的问题。导致贪污的因素很多，一味地依靠严刑峻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会昌时期除了加强法制进行廉政建设以外，还对百官的俸料薪水进行条流，力图从解决官吏的实际困难入手，促使其廉洁奉公，达到廉政的目的。试简析如下：
唐代官俸不高，许多官吏的薪俸收入，尚不能养家糊口，还有许多地方薪俸发放不及时，这样就难免心生他念，转而刻剥于民以自奉。另外唐人重内轻外，多个愿到外地为官，特别是不愿到边鄙之乡或气候等条件恶劣之地任职，结果造成了京师及一些繁华之地官吏冗多，而有些地方则缺官少吏。为解决这个问题，开成五年三月，武宗即位不久，就下制条流百官俸料，“诸道承乏官等。虽云假摄，当责课程，但霑一半料钱，不获杂给料例，自此手力纸笔，特委中书门下条流，贵在酌中，共为均济”[7]。李德裕入相后，这项工作就具体展开了。会昌元年中书门下奏：“河东、陇右、鄜坊、邠州等道比远官，加给课料，河东等道，或兴王旧邦，或陪近旧地，州县之职，人合乐为。祗缘俸课寡薄，官同比远。……自后访闻户部所给零碎，兼不及时，观察使以其虚折，皆别将破用，徒有加给，不及官人。近地好官，依前比远。臣等商议，伏望今日以后，令户部以实物仍及时支遣，诸道并委观察判官专判此案，随月加给官人，不得别将破用，如有违越，观察判官远贬。”[8]保证官员的薪水及其按时发放，乃是稳定官吏队伍至关重要的环节，特别是偏僻之地，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官员能否安心于本职工作。会昌时期严格薪俸发放的管理，就是试图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来加强官僚队伍的建设。又据史载，武宗君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赴选官人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如此。……息债之累，自古已然，无有甚于今日者”。如何解决呢？单靠严刑峻法，是不能完全解决的。既然贪污的产生与俸禄的产生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就必须从他们的实情出发解决其实际的困难，如为解决官吏的京债问题，会昌时增加了他们的薪俸，同时国家借款给他们以偿债，“月选官许借支养廉，较当日加给两月俸料，体恤尤厚”[9]，给官吏养廉银以促使其奉公守法，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赃枉法问题，但一定有其积极的作用，历史上有许多王朝都曾采用过给养廉银以杜绝贪污这个办法，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二、加强相权，保证政出一门
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封建国家的中枢体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力，“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10]，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宰相辅佐的好坏，其权力行使充分与否，对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治影响很大，直接关系到朝政的优劣。前此，皇甫湜在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就曾上书直谏，指出时政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宰相之进见亦有数，侍从之臣皆失其职，……股肱不得而接，爪牙不足以卫，其危甚矣”[11]，也就是说，宰相及侍从官的失职与不得实权，乃是朝政日堕的原因，基于此，他建议宪宗应该“日延宰相与论义理”[12]，即经常同宰相商议国事，保证他们能真正拥有辅弼的实权。我们知道，随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安史乱后，唐初那种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为政务中枢的体制逐渐解体，终至被翰林、枢密和“中书门下”（政事堂）组成的新中枢所取代[13]，相权随而渐遭削弱。特别是“甘露之变”以后，“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14]，文宗开成时期的宰相更是近乎宦官专权的附属品。因此，会昌时期李德裕加强相权的做法，对于抑制宦官权力扩张，提高朝官的声威，保证政令统一出自宰相府，就有很明显的积极作用，至少客观上有这个效果。
开成五年九月，李德裕入相不久，即向武宗进言为政之要，其中很重要的两点就同相权有关。他认为应该政归中书，保证宰相确有辅弼之权，但同时他又建议限制宰相的任期，宰相在位时间不宜过长。他说，“政去宰相则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节宰相惟奉行诏书，所与国事者，李齐运、裴延龄、韦渠牟等，迄今谓之乱政。夫辅相有欺罔不忠，当亟免，忠而材者属任之。政无它门，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积纤微以至诛贬。诚使小过必知而改之，君臣无猜，则谗邪不干其间矣。……开元初，辅相率三考辄去，虽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权乃十九年，遂及祸败。是知亟进罢宰相，使政在中书，诚治本也。”[15]通过这种既切实保证相权，又加以一定限制的做法，就可以使宰相很好地行使自己的参政大权，干好统率百官的工作。加强相权的另一重要举措是，恢复了中书舍人参与台阁常务的权力，“会昌末，宰相李德裕建议：台阁常务，州县奏请复以舍人平处可否”[16]。在这里有必要追述一下中书舍人的职能及权限，据《新唐书·百官志》，中书舍人系中书省属官，共六员，正五品上，“掌侍进奏，参议表章”[17]，负责起草、署行制敕及玺书册命，并有权与给事中、御史联手审理冤滞，称“三司会审”，“百司奏议考课，皆预裁焉”[18]，尤其是“分押尚书六曹，佐宰相判案，同署乃奏”[19]，更是权重莫比，因此对于相权的行使，既是一个强劲的佐助，同时又是一个有效的监督。然而安史乱起后，“急于权便，政去台阁，决遣专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复押六曹之奏”[20]便失去了佐助、监督宰相行使职权的作用，会昌时期恢复中书舍人行使权力，目的就在于加强和保证相权，使各项政令从颁布到实施都能落到实处。
对于会昌年间加强相权的做法，不少人认为纯系李德裕出于专权而为之，进而予以否定，对此种论点尤需辩明。会昌五年十二月，给事中韦弘质上疏，论奏中书权重，三司钱谷不应兼领。对此，李德裕予以坚决的驳斥，并以韦弘质“受人教导，辄献封章，则是贱人图柄矣”[21]，将其贬逐。持专权论者，多以该条史料为据谴责李德裕，进而对会昌时期加强相权的做法加以否定。按，韦弘质论奏德裕权力过重的理由是，中书兼领三司钱谷。对此，岑仲勉先生曾进行了考辩，他说，“按唐代中叶以还，宰相往往兼判钱谷，不自会昌始，会昌后亦然。盖方镇割据，贡赋不入，中央务聚敛，故特重其任。”[22]而且史已明言，“李德裕在相位日久，朝臣为其所抑者皆怨之，自崔铉、杜琮罢相后，中贵人上前言德裕太专，上意不悦，而白敏中之徒，教弘质论之，故有此奏。而德裕结怨之深，由此言也”[23]。可见韦弘质上疏是出于党派偏见而对李德裕进行攻击，虽然他只是牛党的马前卒，但其贬逐也是自取其宜。所云崔、杜罢相事，确系德裕出于独揽大权的需要而为之，但“中贵人上前言德裕太专”，不也表明宦官权势确曾受抑？退而言之，政治上党派分野，统治集团内部各派之互相倾轧。利用权力打击异己，在封建政治中乃是司空见惯的常事，因此对李德裕在会昌时期排斥异己的行为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他不可能超越所处的时代。而就实际效果来看，会昌朝政之所以颇有起色，与相权的加强、政令的划一就有很大关系。对此宋人孙甫曾有评说，“武宗用李德裕，颇得委任之道，故德裕尽其才谋，独当国事，时之威令大振者，委任之至也”[24]。这个评价用于整个“会昌之政”不尽恰当，但用诸加强相权的评价则是。范祖禹也认为，“德宗之时，宰相失职，故其政谬乱。德裕欲先正其本，而后图所以为治，其能致会昌之攻伐，盖以此欤？”[25]其说甚是。
三、严格铨选，清理入仕门径
唐末人刘允章曾上言，陈述唐后期的弊政，指责仕途太滥[26]；范祖禹也认为唐末仕途太滥，实系当时一大弊端，其祸不在割据之藩镇和专权的宦官之下[27]。因此，整顿吏治就必须追根溯源，找出腐败的根由，然后施以救治之方。会昌期间，对选拔官吏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控制，企图从官吏来源入手，加强官僚队伍建设。为此，李德裕主要采取了以下对策。
首先是严格进士覆试制度，提高铨选质量，选拔真才实学。进士科是唐代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门径，曾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随时间的流转，“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28]，其弊端也日趋明显。有鉴于此，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正月下敕文，“礼部所放进士及第人数，自今已后，但据才堪即与，不要限人数，每年止于二十五人”[29]，这样做，虽难免依权弄法，徇私舞弊现象的存在，但不拘一格、选拔真才实学确也收到一定效果，史言“李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30]即此谓也。又如，会昌四年，王起知贡举，放及第二十五人，续奏五人才堪及第，结果由于覆试，只录取一人；五年二月，谏议大夫陈商知贡举，放及第三十七人，三月白敏中奉敕覆试，结果覆落七人。这样严格选举，自然有助于官僚队伍素质的改善。其次是对新科进士的实授，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武宗下敕：“准太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敕，进士初合格，并令授诸州府参军，及紧县尉，未经两考，不许奏职。盖以科第之一，必宏理化，黎元之弊，欲使谙详。近者诸州长史，渐不遵承。虽注县寮，多糜使职。苟从知己，不念蒸民，流例寝成，供费不少。况去年选格，改更新条，许本郡奏官，便当府充职一人，从事两请，料钱虚占。吏曹正员，不亲本任公事，其进士宜至合选举，许诸道依资奏授，试官充职，如奏授州县官，即不在兼职之限。”[31]按，进士中举以前，由于经年苦读，无暇过问闾里疾苦，故对民情并不谙熟，像从前那样辄及第即除授正职，就难免出现“苟从知己，不念蒸民”的情况。当然，这不是举子们的责任，因为他们没有门荫可以依靠，惟以伏案经年才有跻身仕途的机会，他们的不谙民情，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乃是社会制度造成。针对这个实情，规定须经两考，方可实授，则多少可以避免敕文所说的弊端。另外，从敕文中可以看出，对诸道奏授官也作了一定的限制，关于这一点尚有更为详备的规定，“近日诸道奏官，其数至广，非惟有侵选部，实亦颇启倖门。向后淮南、两浙、宣、鄂、洪、潭、荆、襄等道，并不得奏请。其三川边镇、河南北地远官，无选人肯去，阙员稍多处，即任量切奏请，仍每道一岁不得过七员”[32]。诸道奏授官过多，不仅造成“料钱虚占”，“供费不少”，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同时也“颇启倖门”，使得恩非出于朝廷，权则归于私门，容易形成地方集团势力，影响朝廷威信。对此加以限制，不仅可以避免上述情况，也可以增强中央政府的凝聚力。
对策之二是，对官宦的门荫特权进行了限制，并严格控制官员的兼职范围，防止堕政害民，提高官吏队伍的素质。唐人入仕之途甚多，除通过科考以外，利用门荫特权入仕者，其数亦不在少，详情见诸《新唐书·选举志》。科举取仕固不免流弊，但较门荫取仕，则其优点十分显明，因为凡参加科选者，必然要经过多年寒窗苦读，不似有门荫特权的子弟，可以不学无术而凭父祖的功勋劳绩，直接获得禄位！他们之中虽不乏杰出英才，但较之纨裤子弟，则实为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会昌二年四月，武宗下敕，其中云：“今一身属太常金吾，一门尽免杂差役。今日已后，只放正身一人差使，其家下并不在影庇限。……高秩峻级，荣荫子孙，盖宠劳能，著存令式。近者渐寡廉朴，多补名身。不独假荫近房，兼有规求厚利。选曹既阙磨勘，长吏不闻纠绳。此弊公行，吏途太滥，自今后并须准格用荫，人数年限，不得逾越。委吏部及御史台严加宽察。据其选授官列本道本州，须审磨勘，稍疑渝滥，及察知冒卖资荫，便收禁牒报有司。”[33]从中可知，门荫特权，尤其是滥用、冒用门荫特权，已成为中晚唐社会一大弊病，因为那些豪门子弟往往是“自幼授官，多不求学，未详典法，颇有愆违”，不仅造成“吏途太滥”，而且还由于“一身属太常金吾，一门尽免杂差役”，使许多人得免差役赋税，这样势必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对门荫特权加以限制，不但能提高官僚队伍的素质，还可以扩大国家的财源，增加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会昌时期人口有显著的增长，恐怕与限制官宦的荫庇权，使许多人口重入国家户籍，也不无关系。因此，可以说，会昌年间明令限制门荫特权，规定必须严格执行用荫标准，对于避免或减少“其中亦有影庇，真伪难分”，肃净官吏队伍有着积极的意义。
吏治败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官员兼职太多而无力全面顾及，故常常只对本职州府尽心尽责，对兼领之地则留意甚少，或竟至加以暴政。如，在讨伐泽潞时，王宰身兼忠武节度使、河阳行营攻讨使等数职，李德裕遂上奏，认为“王宰止可令以忠武节度使将万善营兵，不可使兼领河阳，恐其不爱河阳州县，恣为侵扰”[34]，显然，兼职常会形成蠹政。而御史台在会昌四年二月所上奏书中也说：“准会昌三年十一月敕，诸道进奏官，或有一人兼知四五道奏进，兼并货殖。颇是倖门，因缘交通，为弊日甚。”[35]从中还可以知道，兼知过多容易造成地方官权限过重，还会“因缘交通”形成地方势力集团，甚至出现尾大不掉对抗中央的情况，当初安禄山所以敢称兵反叛，与他身兼数任、权重员广就很有关系。因此，御史台提出，“向后兼职，不得过两道以上者。各委本道速差替闻奏，仍委台司纠察，如有违反，必议重惩；又兼知三四道者，台司勘检，各牒本道……”[36]，规定兼职不得超过两道，因特殊情况而兼三四道的，必须接受中央机关的监督，如此不仅可以督促地方长官恪勤职守，同时也可以有效抑制地方势力的过分膨胀。
四、禁止游宴，加强监督职能
为整肃政风，会昌时期严禁官员无节制的游宴，并取缔了进士曲江集宴。我们先来看武宗会昌元年三月所下的一道诏书，“州县官，比闻纵情杯酒之间，施行喜怒之际，致使簿书停废，狱讼滞冤。其县令每月暇日，不得辄会宾客游宴。其刺史除暇日外，有宾客须申宴钱者听之，仍须简省。诸道观察使任居廉察，表率一方，宜自励清规，以为程法。”[37]唐代官吏按规定都有宴会钱，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不正常的消费活动，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官员往往游宴无度，如此不仅造成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也助长了奢侈之风，堕败社会风气，在民众中造成恶劣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官吏因嗜酒贪杯，耽误办公，严重影响了政府机构的办事效能！诏书所谓“致使簿书停废，狱讼滞冤”，史不绝书，兹举一例，“王源中为户部侍郎、翰林承旨学士，性颇嗜酒。尝召对源中，方沉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怀忧，殊无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终不得大任，以眼病求免所职。”[38]以如此醉生梦死之人掌握政权，国家何以得治？因此，武宗下诏禁止官员游宴，其意旨就在于促进政风的廉洁和政府形象的改善。
关于罢进士曲江集宴，史书载之甚详，“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初，举人既及第，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其制，序立西阶下，北上东向；主人席东阶下，西向；诸生拜，主司答拜；乃叙齿，谢恩，遂升阶，与公卿观者皆坐；酒数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会，题名席，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39]有人认为李德裕是出于“尤恶进士”才罢曲江宴会的，唐末五代的笔记小说更是众口一辞，以为纯系出于一己之好恶而为之，我以为此说不正确。德裕确实说过进士浮华，根艺不实之类的话，但奏罢曲江宴，“尤恶进士”并非主要原因，德裕的根本目的和主要动机，还是为了防止官僚小集团的形成。若非如此，他完全可以利用独掌朝政之机，控制科举选士，使恩出己门，组成自己的势力集团。科举制的实行，在抑制贵游、奖拔孤寒方面确曾功不可没，但也自有其弊，尤其时至中晚唐，积弊更日渐明显，特别是利用科举比周结羽、“附党背公”的现象，日渐其多，检诸史籍，在在皆是。“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40]；郑从谠，“故相令狐陶、魏扶，皆父贡举门生，为之延誉”[41]；王起，“李训用事，训即起贡举门生也，欲援起为相”[42]。而穆宗于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所下诏书中说，“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扰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43]，可见利用科举选士以结党营私已成为大弊，根除此弊虽非禁其集会所能为之，但采取一定的抑制措施，毕竟比一无所为要高明许多，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加以指责呢？
会昌时期吏治建设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通过提高政府监督机构官员的品秩，加强监察机关对官员的监督职能。这又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加强御史的监察权力。据《旧唐书·职官志》，御史台的主要属官有大夫一员，中丞二人，“大夫、中丞之职，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中丞为之贰。……凡中外百寮之事，应弹劾者，御史言于大夫。大事则方幅奏弹之，小事则署名而已”[44]。作为国家最高纠察机关，御史台肩负着监察百官的重任，如何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吏治的清浊治乱。为此，会昌年间提高了御史台属官的品位，会昌二年十二月下敕，将御史大夫由从三品提升为正三品，中丞由正五品上，提升为正四品下，敕文云：“大夫，秦为正卿，汉为副相。汉末改为大司空，与丞相俱为三公。掌邦国刑宪，肃正朝廷。其任既重，品秩宜峻。准六尚书例，升为正三品，著之于令。……中丞为大夫之贰。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为宪台长。今九寺少卿及诸少监、国子司业、京兆少尹，并府寺省监之贰，皆为四品，唯中丞官重，品秩未崇，可升为正四品下，与丞郎出入迭用，著之于令。”[45]如此一来，必定会提高御史台官员的热情，更尽心于本职工作。其二，提高谏官品级，充分发挥其舆论监督作用。谏议大夫具有“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的权力，在上疏劝谏、补过拾遗、对时政的舆论监督方面负有特殊的使命。其设置始于秦、汉，曰谏大夫，后东汉光武帝加一“议”字，称谏议大夫。隋时为门下省属官，共七人，从四品下。唐高祖武德四年敕置四人，正五品上。其后又屡有改置，“历代之品制，位不常定”，到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由于门下、中书侍郎升格为正三品，两省遂缺四品官，此后一直如此。既然谏议大夫承担着“规谏讽谕，侍从赞相”的重任，那么如果品位太低或可有可无，就必然挫伤其积极性。顾念及此，中书省于会昌二年十一月上奏，“其谏议大夫望升为正四品下，分为左右，以备两省四品之阙。向后与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选”[46]。武宗下敕准奏。补阙、拾遗官品虽低，但他们“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47]，亲近龙颜的机会较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皇帝了解民情时政的耳目，充分发挥他们对政事的拾遗补阙作用，无疑将有助于皇帝对朝政保持较为清醒的认识。为此，对他们的连状上书也作出了具体规定，“会昌四年六月中书门下奏，谏官论事，臣等商量，望令各陈所见，不要连状，涉于纠杂，如有大段意见，及朝廷重事，必须连状者，即令同商量进状，不得辄有代署。敕旨依奏。”[48]这样规定了在通常状况下不许连名奏事，有利于帝王兼听则明，对政事能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因为连状往往不能各抒己见、言无不尽。而至于朝廷大事，又必须连状进奏的，则规定一定是共同商议的结果，并且不准代为署名，从而保证奏议更能代表集体的意见、更贴近于实情。
综上所述，会昌年间的吏治建设，虽然没能最终扼制李唐王朝渐近衰落的趋势，但会昌朝局在整个中后期，还算相对景气的一个时期，其间所以能取得对回鹘战争的胜利，并平定了泽潞镇，与此都不无关系。王士禛谓“武宗之治，几复开元、元和之盛”[49]，虽稍嫌溢美，但会昌朝政确有可取之处，尤其是在吏治的整顿与建设方面，则断然无疑。
注释：
[1] 《全唐文》卷七八《即位赦文》。
[2] 《唐会要》卷三九《议刑轻重》。
[3] 《全唐文》卷七八《加尊号后郊天赦文》。
[4] 《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
[5] 《唐会要》卷三八《葬》。
[6] 《全唐文》卷七八《加尊号后郊天赦文》。
[7] 《全唐文》卷七八《条流百官俸料制》。
[8] 《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9] 蔡世钹：《读旧唐书随笔》，丛书集成本。
[10] 《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
[11] 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三《制策》，四部丛刊本。
[12] 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三《制策》，四部丛刊本。
[13] 袁刚：《唐代的翰林学士》，载《文史哲》1985年第6期。
[14] 《通鉴》卷二四五太和九年十一月条。
[15] 《新唐书》卷一八○《李德裕传》。
[16] 《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
[17] 《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
[18] 《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
[19] 《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
[20] 《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
[21] 《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22] 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通鉴对李德裕不少曲笔》。
[23] 《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24] 孙甫：《唐史论断》卷下《不能驾驭李德裕》，丛书集成本。
[25] 范祖禹：《唐鉴》卷二○《武宗》。
[26] 《全唐文》卷八○四，刘允章：《直谏书》。
[27] 范祖禹：《唐鉴》卷二二《僖宗》。
[28] 《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
[29] 《唐会要》卷七六《进士》。
[30] 王谠：《唐语林》卷七《补遗》。
[31] 《唐会要》卷七五《杂处置》。
[32] 《全唐文》卷七八《加尊号后郊天赦文》。
[33] 《全唐文》卷七八《加尊号敕文》。
[34] 《通鉴》卷二四七会昌三年八月条。
[35] 《唐会要》卷七九《诸使下》。
[36] 《唐会要》卷七九《诸使下》。
[37] 《唐会要》卷六九《县令》。
[38] 《太平御览》卷八四六《饮食部四·嗜酒》。
[39] 《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
[40] 李肇：《国史补》卷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41] 《旧唐书》卷一五八《郑余庆传附从谠传》。
[42] 《旧唐书》卷一六四《王播传附弟起传》。
[43] 《唐会要》卷七六《进士》。
[44]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
[45]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
[46]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
[47] 《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
[48] 《唐会要》卷五六《补阙拾遗》。
[49]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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