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西北地区群众的生活状况——以汉中地区为例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北地区论文,汉中论文,为例论文,群众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07X(2007)02-0026-05
建国初期（1949-1965年），新中国为发展生产、建设国家、迅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做了一系列努力与尝试。西北地区的广大群众和全国其它地区的群众一样，怀着对新生活的无限憧憬与向往，积极地参与了国家的各项建设活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建国初期西北群众的生活水平一直比较低下。地处陕西南部的汉中地区，是西北自然物产较为丰富的区域。在建国初期工业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汉中地区群众的生活状况基本代表了西北群众生活的较高水平。本文拟以汉中地区的城乡群众生活为个案，对建国初期西北群众的生活状况进行考察。
素有“西北小江南”之称的汉中地区北靠秦岭，南倚大巴山，总面积约27246平方公里，建国初期下辖略阳县、城固县、凤县（今属宝鸡地区）、西乡县、洋县、沔县（今称勉县）、留坝县、宁强县、褒城县、南郑县、镇巴县、佛坪县、南郑市、黎坪中心区，占陕西省总面积的13%以上，其中盆地面积占6%，浅山丘陵占36%，高山区占58%；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3.5摄氏度，年均降水量800至1000毫米，无霜期235天左右，年均日照1600小时；平川地区一年种一季水稻、一季小麦或油菜；丘陵、山区多种植玉米、红薯等杂粮。建国初期，汉中交通落后，县与县之间多为土路和碎石路，今天唯一的一条铁路线阳安线 （阳平关——汉中——安康）是1972年才通车的。
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整个社会以节俭、勤劳为时尚，群众的日常生活主题不外乎吃、工作和有限的休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逐渐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下，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的生活状况有一定差异，汉中地区也不例外。
一、非农业人口的生活状况
（一）粮油消费状况
“民以食为天”，吃是生存的第一需要。在中国人的习惯中，粮、油是最基本的饮食消费品。建国初期，国家对非农业人口的粮油以定量供应为主。1949-1952年，这种定量供应限于一定的行业和部门中，1953年以后逐步成为一种在非农业人口中全面推行的制度。汉中地区从 1953年11月开始，对非农业人口全面实行粮油按计划定量供应、统一销售的政策，受供应者凭写明定量标准的供应证到确定的粮油销售点去购买。
就粮食而言，当时的供应标准是按照工种和年龄分类确定的。第一类为电厂、米面加工厂、铁厂、农械厂、油坊、窑厂、搬运、建筑工人，每月供应原粮45斤，其中大米 65%，小麦15%，杂粮20%；第二类为手工业工人、菜农、中等学校学生、医生护士、文艺演员和家庭保姆等，每月供应原粮40斤，其中大米65%，小麦10%，杂粮25%；第三类为商业、服务业工人，每月供应原粮36斤，其中大米 68%，小麦10%，杂粮22%；第四类为城镇居民、小商摊贩等，每月供应原粮32斤，其中大米68%，小麦8%，杂粮 24%；第五类为未满7岁的儿童，每月供应原粮18斤，其中大米80%，小麦20%；第六类为机关干部、学校教师，人民团体工作人员等，每月供应原粮38斤，其中大米50%，小麦35%，杂粮15%[1]。按1953年和1954年汉中地区原粮折合贸易粮的比率计算，1953年底（以12月为例）和 1954年以上六类人每人每月贸易粮供应量如下。
表一 1953年12月
品种第一类人 第二类人 第三类人 第四类人 第五类人 第六类人
大米（斤）19.0 17.1
15.9 14.1 9.412.5
小麦（斤）5.7 3.43.0 2.2 3.011.3
杂粮（斤）2.3 2.52.2 1.9 0 1.4
总计（斤）27.O 26.O
21.1 18.212.425.2
表二 1954年
品种
第一类人 第二类人 第三类人 第四类人 第五类人 第六类人
大米（斤）20.8 18.5 17.4 15.4
10.2 13.5
小麦（斤）5.7 3.4 3.0 2.2 3.0 11.3
杂粮（斤）2.3 2.5 2.2 1.90 1.4
总计（斤）28.0 24.4 22.6 19.5
13.2 26.2
1955年9月以后，西北地区多数省份又根据每年粮食收获情况对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标准做过多次调整，陕西省也随之有所调整，并且在粮食供应方面对非农业人口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分类。由于各年及一年中不同时节的粮食状况有变化，所以非农业人口的粮食定量标准时高时低，时宽时紧。比如，1956年夏粮丰收，6月以后的供应就有所放宽，而且对特殊情况都规定了补助用粮：召开会议时，与会者每人每天补助1.9至3.1两；夜晚加班超过 12点以后，每人每次补助1.6两至2.3两；于部因公出差在途期间每人每天补助2.3两；干部下乡期间每人每天补助0.8两；产妇在产期内共可获得补助粮10斤。这些补助政策一直执行到了1960年上半年。1957年1至7月陕西省对粮食供应进行过两次整顿，从11月起实行了节约预扣粮的办法，即定量标准不变，干部、职工每人每月节约预扣粮食2斤，居民每人每月节约预扣粮食1斤。这种节约预扣粮的办法一直延续到了1958年秋收之前，秋收后粮食供应有所放松。1959年春，大跃进造成的危害日渐暴露，缺粮问题十分严峻，整个陕西省对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又实行了整顿，再次严格管理，并且于10月开始，对熟食、糕点等凭票供应。1960年，陕西省在粮食消费上采取“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10月、11月全省进行丁以“三查”、“五反”为中心的粮食整风运动，不仅压低了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标准，而且把1956年规定的各种补助粮项目一律取消[2]。汉中地区1955-1962年非农业人口粮食定量情况的上下浮动正反映了西北地区粮食政策上的这一变化。请看汉中地区具体情况（均以成品粮、单位为市斤计）：
在食油供应方面，西北地区普遍实行低标准。就汉中地区而言，对非农业人口的食油从1953年11月开始实行定量供应，机关、企事业干部职工每人每月1斤，城镇居民每人每月0.8斤。这一标准一直持续到了1962年2月。 1962年3月起降低食油供应，机关、企事业干部职工每人每月0.2斤，城镇居民每人每月0.15斤。到1963年，国民经济有所恢复，食油供应标准随之提高，职工每人每月 0.3斤，居民每人每月0.2斤。此后一直到1989年，食油供应标准基本上没有提高，职工没有突破每人每月0.5斤的水平，居民没有突破每人每月0.4斤的水平。[1]
（二）工作时间
建国初期，国家规定正常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为8小时，但是，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为了尽快地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国家号召全体国民树立共产主义思想，多为新中国的建设做贡献；大多数群众也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愿意以满腔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去。于是，在工作上加班加点成为一种时尚，作为爱国的具体表现之一被社会大力称赞；再加上新中国非常重视群众的政治思想，每个单位常常在工作时间之外安排各种会议和政治学习以提高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因此，一般国家工作人员的日工作时间都超过了10个小时。这种长期超时工作的现象给国家工作人员的正常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之处，一时间，群众要求保障正常生活不被扰乱的呼声高涨，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刊登的群众来信中反映的此类情况较为多见。如《人民日报》1956年1月15日第6版刊登的读者杨静的来信《一个忙乱不堪的机关》谈到，自己所在的单位名义上是8小时工作制，实际上工作人员的业余时间常被工作、会议所占，很多人每天晚上要忙到11点或者更晚，中午得不到休息，就连星期天的休假也没有保障。从编者按语可以看出，此类现象比较普遍。
处在全国这样一种大气候之下的西北地区自然不会例外，正常的工作之外，在接连不断的运动（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中，群众需要不断地学习政策，需要有热情支持、积极参与的表现……因此，主动或被动的加班加点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文化生活
如前所述，建国初期各行各业的人们忙于参加建设和学习，可供自由支配的闲暇相当有限。加之，西北地区城镇化的程度低，不仅非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很少一部分，而且城镇文化也没有多大的发展。因此，居于城镇的非农业人口的文化生活比较单调，除了参加街道和单位组织的文娱活动之外，偶尔看场电影就是主要的休闲方式了。汉中地区的情况堪称西北地区这一情况的极好注脚。
在汉中地区，非农业人口在1949-1965年间一直没有突破20万，占总人口的比例大体维持在8%以下[4]。与此同时，非农业人口有相当一部分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夫妻一方（尤其是女方）在农村的情况相当普遍。这部分非农业人口在周末等较长的休息日往往回到农村，帮助家庭。对于家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电影院是一个经常开放的去处。1949-1965年汉中各县市电影院放映的影片与时事密切相关，紧扣党和国家的政治宣传，题材大体有：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宣传苏联革命的、关于中国与其它兄弟社会主义国家情谊的、反美反蒋的、中国内地人民与各种阶级敌人斗争以建设新中国的等等。比如《赵晓兰》《儿女亲事》《山中防哨》《难忘的一九一九年》《列宁在一九一八》《游击队员之子》《作曲家格林卡》《为祖国服务》《金玉姬》《万紫千红总是春》《碧空银花》《笑逐颜开》《冰上姐妹》《五朵金花》《战火中的青春》《青春之歌》《三八河边》《黄宝妹》《千女闹海》《她爱上了故乡》《平凡的事业》《女社长》《党的女儿》《江山多娇》《红霞》《中华女儿》《赵一曼》《红色的种子》《母亲》《女篮5号》《护士日记》《母女教师》《白毛女》《穆桂英挂帅》《花木兰》《马兰花开》《为了和平》《三个母亲》《我们村里的年青人》《雪海银山》《粮食》《林家铺子》《欢庆十年》《无名岛》《欢天喜地》《沙漠追匪记》《矿灯》《地下少先队》《林则徐》《云雾山中》《绿色的原野》《草原晨曲》《黎明河边》《锁住黄龙》《赤峰号》《节日歌舞》《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风从东方来》《上海英雄交响曲》《美术片集锦》等。[4～7]在工作日的闲暇时间里，单位和街道也组织一些的文体活动如举办舞会、球赛、棋赛、歌咏活动，做广播操等。建国初期，收音机在汉中地区的市、县、镇还十分少见，听收音机只是极少一部分人所能享受到的文化生活。
二、农村人口的生活状况
由于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再加上农业科技水平的制约，建国初期西北地区农业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同时，在工业优先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下，西北地区在农村建设方面投资极其有限，农村建设没有多大改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农村人口的生活状况自然也就很难有明显改善。
（一）农村人口的粮油水平
农村人口的粮油水平和当地的粮油产量密切相关。一般地，每年当地主要的农作物收获后，交完公粮、购粮，留够种子，其余的部分就归农民自由支配了。1956年以前，西北地区的广大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的生产热情上涨，粮食作物总产量基本保持了稳步增长的势头。以汉中地区为例，1950年粮食总产量为88361万斤，1951年为96184万斤，1952年为114 327万斤，1953年为149 544万斤，1954年为162 554万斤，1955年略有下降，为148670万斤。[8～10]1956年至1965年粮食产量不很稳定，时高时低。然而，在建国初期国家“以农业支援工业”的战略部署下，党和政府不断地动员农民交“爱国粮”，基层政府甚至以种种强迫命令逼迫农民尽可能多地交纳“余粮”，致使农民留下来的用以生活的粮食非常有限。与此同时，汉中地区的农村人口却在持续稳步增长[11～12]（具体情况见表四。由于1959至1965年的人口准确数在各种资料中记载不一，本表暂不计，但从各种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农村人口数基本保持在此1958年的水平上，上下浮动不大）。因此，农村人口的粮食人均占有量一直不能有较大的提高。至于食油，因为它只是被作为副食品，所以人均享有量更是有限，在西北著名的商品粮基地陕西关中地区，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人均年消费食油一般在三斤左右。
尤其是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以后，多数生产队以“吃食堂”的方式安排群众生活，由于粮食欠缺，公共食堂又未能精打细算地计划用度，各地很快出现粮食紧张状况。与此同时，大炼钢铁及兴修水利在各地方兴未艾，再加上一年四季忙不完的农活和开不完的各种会议，农民体力消耗严重。广大农村群众中营养缺乏者日益增多，有得黄肿病的，有浑身无力遍体干瘦的。如陕西西乡县1958年腊月就有黄肿病发生，1959年春，缺粮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宽川管区有一个女人获得照顾，被分给2斤肉、2斤麦子，这个女人未等到回家已经在路上把2斤肉和1斤麦子生吃光了[13]。在有些省区，群众外逃、患病、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在1959年春季已经相当普遍。据汉中地区1959年4月不完全统计，在缺粮情况不是特别突出的宁强县，干瘦、浮肿病患者2447人，其中214人死亡；仅阳平、大安、代家坝三个公社就有234人外逃；因饥饿而死人的情况也很常见，如代家坝东皇沟管区黄桂英一家，四口人无法生活，全部外出讨饭，于3月17日饿死在石棉矿上；也有一些社员因不堪饥饿而上吊自杀[14]。
到1960年初，西北农村粮食缺乏现象更加普遍，口粮水平很低，尤其是一些平川县、区。以汉中地区的城固县、勉县为例。城固县南乐公社鲜家庙营有6个大队每人每天口粮（按原粮计）只有半斤[15]。勉县褒联公社所属8个管区，5个在平川，三个在浅山（丘陵），多数社队群众生活按1（斤代食品）3（斤青菜）5（两粮食）安排；平川主食大米，浅山主食杂粮（荞麦、苞谷等）；代食品在丘陵地带每日约2.5两，主要是荞花、稗谷、包谷皮、榆树叶等，油每人每日0.5两左右；有的小队口粮水平每天只有4.1两[16]。汉中地区西乡县白龙公社三郎管理区的社员生活安排被认为是扎实的，代表了本地区的较好水平。据对该管理区三郎大队1962年12月的统计，群众具体吃粮情况分为五等，即1-3岁每人每天2.5两，4-6岁3.8两，7-10岁 4.4两，11-14岁5两，15岁以上6.9两；青叶及萝卜每人每天2斤；每3-7天另掺食代食品粗制淀粉一顿（包谷壳制成），每人约2.5-5两；当地的主粮为大米、苞谷，有的食堂略加小豆、巴山豆、荞麦及红苕、芋头等；每人每月食油2两左右，食盐约1.1两，其中三分之一分回家吃；各种代食品各小队食堂尚未普遍经常食用，加工赶不上白天食用；高级代食品还未制作；食用菜蔬大多为捡到的桫麻菜及萝卜白菜[17]。
长期的低口粮水平使得群众普遍营养不良，浮肿、干瘦、身体抵抗力差以及患各种慢性病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因营养不良而子宫脱垂、闭经的妇女也占到相当比例。据汉中地区的粗略统计，1961年农村育龄妇女中患子宫脱垂的有13688人，患闭经的有5844人，合计 19532人，占育龄妇女人数的1/20左右[18]。
表四
年份195019511952195319541955195619571958
人口数1704564 1875674 1939936 2056914 2100574 2120015 2159827 2201921 2201468
（二）农民的劳动负荷
建国初期的西北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农作物的经营、农田的修整及水利的兴修主要靠人力。而这个时期，国家为了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大力倡导发展粮食、向自然挑战、改善农田基础设施。同时，为了让农民了解、学习党和国家的各种与农村有关的政策，以动员农民积极参加各种运动，农村的会议相当频繁。当时，在大多数农村，修水利、炼钢铁、干农活、参加会议等各项有组织的活动都在相当程度上被看作政治任务，是否积极参与被认为和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及社会主义热情密切相关。在那个政治决定一切的年代，农民们不得不参加每一项活动，即使身体不适，也得尽力出工，以免招致种种麻烦。家庭成分不好的农民更得谨小慎微，免得被冠以“阶级敌人反攻倒算”等罪名。
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事情几乎使农民一年当中除了春节前后有半个多月的休息以外，难得有自己的闲暇。1950年代后半期以后，有的地区还经常临时组织“捉懒汉队”挨家挨户去捉懒汉，不论原因，只要是平时能出工的人，凡滞留家中者一律被赶出去出工。农忙时期，农民更得加班加点，日劳动时间超过12个小时的情况很常见。1960年，汉中地区的一个调查组在勉县褒联公社调查时，该公社纪宅大队的于部说，纪宅社员9月份每日劳动时间为12小时零30分，11月为10个小时零50分。当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基本生活物资缺乏，人民生活困难，浮肿、干瘦病流行，汉中专署政府强调各县、市一定要减轻群众的劳动负担，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保障群众的休息时间，以免在营养缺乏的情况下过于劳累而导致浮肿病的大面积发生，该调查组正是为了配合汉中专署政府这一政策的贯彻落实而调查的，纪宅大队的干部在这个时候所汇报的群众日劳动时间绝对不会高于实际劳动时间。调查组在给汉中专署的调查报告中建议特殊时期不能象平常时期那样，开会不宜过多过长，不应占用夜晚，社员每月应有 1-2日假日（女社员应有3-4日假日），要克服社员劳动时间到社里干活，休息时间给自家干活的虽逸仍劳现象[16]。这一建议从侧面反映出汉中地区农村会议多而且长，经常占用群众夜晚的休息时间，群众每月连1-2日的休息时间都不能得到保障。
（三）文化生活
建国初期，西北地区农民的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是相当贫乏的。当时，农民的文化生活与国家在农村开展的各项运动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大力推行扫盲运动，在农村办冬学、民校等，利用农闲时间组织农民识字。西北地区的各级政府也积极组织和领导这一运动，所以当时识字是农民主要的文化生活。1953年春季，全国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农民在劳动之余大多被组织起来，接受关于婚姻法的宣传：听讲解、看宣传图片及以民间文艺方式排演的节目。比如，当时地区的文化馆就曾在1953上半年组织了图片流动展览，深入到其所属的村庄进行讲解宣传，同时还组织了文娱宣传队、群众业余文娱组，以民间文艺形式表演了《罗汉钱》《田春生结婚》《当面定亲》《娃的婚姻莫包办》《虐杀媳妇要严办》《二巧离婚》等十余种节目；设在今天汉中市的天汉秦剧学社曾以地方剧的形式编排、并深入农村上演了《刘巧儿》《新劈山救母》《豆汁计》等与婚姻法宣传相关的剧目，既宣传了婚姻法，又使农村群众得到了娱乐[19～20]。此外，为了配合农业的合作化运动，农村的爱社会主义、向苏联农业学习的宣传在50年代也一直进行着，一些苏联电影如《列宁在一九一八》《难忘的一九一九年》《山中防哨》《为祖国服务》《游击队员之子》等在农村巡回演出。1958年，西北地区农村的文化革命搞得热热闹闹，农民们利用大量的时间识字、排演秧歌、唱歌甚至写打油诗，仿佛农民们的文化生活一时间丰富了很多，高雅了许多。实际上，识字、唱歌、跳舞、写诗等对于农民来说，更多的是政治任务，而不是兴之所发，因而乐趣也就少得多。到了60年代，有线广播（即大喇叭）在西北地区的农村已相当普及，它所播出的节目成为群众日常的主要文化生活内容：听政策及歌唱社会主义、歌唱中国共产党、歌唱毛泽东的歌曲。春节是农民们最放松的时候，也是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最丰富的时候。各种传统的、现代的娱乐方式一齐上演，如皮影（在山区很流行）、秦腔、社火、舞狮、耍龙灯、踩梁船、荡秋千、拔河、打篮球等，为忙碌了一年的农民带来难得的轻松。
可以看出，建国初期西北地区群众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下，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文化生活，都颇为贫乏。如果说，陕西汉中地区的群众生活状况是西北地区的一个缩影，那么，西北地区则是当时全国普通群众生活状况的一个缩影。
【收稿日期】2007-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