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理论体系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关于情报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形成了各种流派。然而，理论构建的体系与现实形成的体系并不能完全一致，前者反映了一定的情报学观，后者则需要研究内容与学科知识单元的积累，但都不能脱离时代特征。因此，21世纪的情报学理论体系必然要建立在20世纪的基础上，要么是对已有理论大厦的扩建，或者是对理论基础的体系重建。
1 基于“科技—交流”的理论体系
20世纪70年代，情报学基于“科技—交流”的理论体系开始创建。有两个代表性的观点。1970年美国萨拉塞维奇（T.Saracevic）的《情报科学引论》（Int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Science）出版，认为情报学是专门研究人类交流现象和交流系统特性的科学，把情报学分为两大分支：理论情报学和应用情报学。前者研究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的情报以及作为一种过程的科学交流的特性；情报用户及利用；情报系统的情报过程及评价；情报系统环境的各类问题，如科学文献的结构、科学交流与其他社会交流的关系以及科学交流的特点和规律等。后者研究交流的技术问题，包括情报技术的应用；情报表达如情报检索语言、各种文献情报存贮和检索的逻辑原理与方法；情报系统，特别是情报检索系统的设计、发展和使用；情报产业的发展等。1976年苏联的米哈依洛夫在继《科学情报原理》（1965年）一书出版后，又发表了重要著作《科学交流与情报学》，他认为情报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交流的理论。研究内容包括情报学的理论，如情报学的对象和方法、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情报学，科学情报的结构和特性等。萨拉塞维奇和米哈依洛夫的观点是情报学处于“科技—交流”的环境之下提出的，国内学者认为，萨拉塞维奇的观点反映了美国的一般看法，反映了某种综合的特征[1]，而米哈依洛夫的观点其研究范围主要限于科学情报，是一种狭义的科学情报学[2]。我认为，他们的情报学研究不是一个范畴大小的问题，而是真实地反映了“二战”后科技大发展对情报学的要求，也体现出情报学作为社会交流的中介，为科学服务的发展见解。无论是米哈依洛夫的科学交流理论，还是萨拉塞维奇的情报社会传播理论，都统一在“科技—交流”的大框架之中，对于奠定情报学的学科地位，特别是科技情报在整个科技中的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情报学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丰富的情报实践基础上，而理论体系的创建必须有丰富的来源。“科技—交流”理论体系的产生是基于以下积累：从情报政策与情报系统看，美国“二战”后的情报政策从1958年“贝克尔报告”到1976年内务部委员会向总统提交的国家情报政策研究报告，基本上是科技情报政策（有16件之多），科技情报系统迅速建立并发展起来。其他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纷纷建立国家科技情报机构和科技情报系统。从情报学的术语看，苏联1962年提出“информатика”（情报学）学科名称，苏联文摘杂志“科技情报”分册于1970年才改为“情报学”；法国科学院1966年4月才正式采用Informatique这一术语，美国于1968年将美国文献研究所改名为美国情报学会。这些都说明情报学的基础就是以“科技—交流”为中心的科技情报体系。
在情报学的发展中，面向“科技—交流”的理论体系既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又有较多情报学家的理论研究，占有突出的地位。除了萨拉塞维奇和米哈依洛夫的研究外，还有美国情报学家哥夫曼的传染传播理论、英国情报学家费桑的微观情报传播理论等。虽然他们回避了对情报本质的探讨，但他们已经将情报交流从科技领域扩大到社会，重视传播过程的研究，从而发展了科学情报交流的理论。
受国外情报学理论的影响，我国的情报学理论体系也是基于科技情报和情报交流而建立的。严怡民在《情报学概论》（1983年）中说“情报学，是以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着的社会现象的情报和整个情报交流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情报学是专门研究科学情报的构成和特性，以及研究科学交流全过程的规律性的科学学科”。在《情报学研究导论》（1992年）一书中提出了情报学的理论体系框架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一是基础理论部分，可称其为理论情报学；二是情报技术的应用研究部分，可称其为情报技术科学；三是情报学理论的应用研究部分，可通称为应用情报学。此外，还有洪传科的狭义情报学与广义情报学的划分[3]，华勋基的“理论—应用—技术”体系[4]，卢泰宏基于情报交流的SCU规范[5]，文岳雄的“情报服务工程、情报技术科学、情报学原理”三层体系[6]，以及将米哈依洛夫的科学交流原理与兰卡斯特的交流循环圈结合提出的情报产生、组织、传递、吸收四个环节及对应的四个基本原理[7]等等。
基于“科技—交流”的理论体系推进了情报学研究的许多重点领域：科技情报学、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情报控制论、情报语言学、情报心理学等。由于情报学的实践基础情报系统不断发展，使情报学的研究范畴不断扩大。1977年塞缪尔逊等人阐述了从科技情报到科技与经济情报发展中的四种系统：面向科学的情报系统、面向任务的情报系统、专用的情报系统和面向行动的情报系统。1978年基里亚诺在《进入信息时代》中按情报价值观的演变划分了三个时代：学科情报系统时代（19世纪至二次大战）、任务情报系统时代（二次大战至20世纪60年代）、问题情报系统时代（20世纪70年代）。情报系统范畴的扩大对传统的面向“科技—交流”的情报学体系提出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席卷全球的第三次浪潮和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新技术革命，从学科性质、研究范畴、学科体系、科研方法等多方面给情报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使得面向“科技—交流”的理论体系不能反映现实的变化，从而需要产生新的理论体系。
2 基于“社会—知识”的理论体系
寻找情报学的基点对于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是从哲学的高度去研究情报学的。主张抛弃情报学萌芽时期那些狭隘的限制性概念，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考察情报的本质和情报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提出的“世界3”理论直接影响了情报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据此他提出情报学是关于客观知识的分析、组织、传播和利用的科学。早在1967年，他就为情报与知识的关系建立了[S]+△I=[S+△S]的基本方程式，表明情报是使人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那一部分知识，这一方程式成为他的情报学理论的关键。他不是从科学情报交流的角度，而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情报学，并预测情报学将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布鲁克斯的贡献在于奠定情报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知识基点，然而他并没有明确的将理论体系具体表达出来，他认为情报学只是一些零散的、简单的、不成熟的理论，到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形成严谨的理论体系[8]。维克里（B.C.Vickery）在布鲁克斯方程式的基础上建立了广义的S—C—R模式，他以人本为中心，从宏观社会角度研究情报的传播行为，将情报学置于整个社会的信息环境之中。美国情报学家约维兹（C.Youvits）则从决策的角度研究情报学，他不同意在申农的“信息论”意义上去研究情报的基本问题，也不赞成将情报等同于知识的观点，认为这两个极端都不能严格地建立起情报科学的理论基础。他将情报定义为对于决策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料，并深入研究情报流在决策过程中的功能，从而提出“一般化情报系统”概念，作为情报学研究对象。
美国情报学家德本斯与克罗兰盛斯1988年出版了《情报科学：一种综合观》，次年被美国情报科学学会授予最佳情报科学著作奖。德本斯等人主张通过对情报系统的结构的认识来理解情报学，认为情报系统的结构、功能，以及情报系统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构成了情报学的研究范畴和对象。他们将情报学置于社会的知识大背景中，强调知识系统是一个大系统，而情报系统、交流系统或转换系统都是这个大系统的组成部分。
苏联情报学家们在科学交流理论的基础上，试图突破科技情报的范畴，形成情报学的新范式（парадигма），这个新范式的特征就是要更加深入地理解情报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将研究范围从科技情报扩大到社会领域，尤其是重视理论研究、情报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以及情报的决策作用，从而使情报学从技术领域转到了社会科学领域。
基于知识的情报学研究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刘植惠认为，知识有序化理论是情报学基础理论的核心部分，知识有序在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层次上进行，据此提出了情报学体系的三个层次：宏观情报学从整体上研究人类社会中产生、传递、利用情报的现象及其规律；中观情报学研究起中介作用的文献；微观情报学研究情报单元及人脑吸收情报单元的机制[9]。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情报学的研究视野从科学技术逐步扩大到整个社会，臧兰提出建立情报学的多元层次体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原理体系，即对情报学分支学科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情报学基础理论体系；二是学科体系，即情报学原理体系和各分支学科一起构成的、系统的情报学理论体系；三是学体体系，即以情报学为核心学科，以情报为主题范围，与相关学科共同构成的统一的框架结构，形成描述“社会情报活动”大系统的趋全性、综合性、多学科知识体系[10]。
“社会—知识”的理论体系对情报学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情报面向社会应用而产生较大的分支学科，如情报经济学、情报社会学、社会情报学等，特别是马费成、靖继鹏等从情报经济学到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以及不少学者从信息经济到知识经济的研究，从信息社会到信息文化的研究，都将情报放在社会的大环境之中进行考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靳娟娟关于情报学学科理论的创新提出，情报学不能仅囿于文献情报学及科技情报学的研究范围，必须真正建立适合于人类现代综合情报需求的大情报学理论，即社会情报学理论。以情报研究为自己的研究领域，社会情报学是未来的发展趋势[11]。还有知识学的提出、知识交流论、知识集合论、知识管理论的研究等，这些研究从实质上延伸了情报学的理论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情报价值的多维性。
在情报工作方面，借鉴苏联的情报机构的决策咨询模式，我国情报系统强调情报为领导决策服务，决策咨询成为情报工作的重点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对情报提出了更新的需求，情报工作从为科技服务转向与经济建设相结合，武衡提出把情报工作引向社会、引向经济、引向生产作为情报工作改革的方向[12]，这一转向导致企业情报研究、竞争情报研究的兴起。从1980年由杨沛霆在文献中讨论Intel-ligeIice，到1994年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成立情报研究暨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1995年更名为竞争情报分会），到反竞争情报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情报学的应用价值和社会影响，也引伸将情报学改名为“Intelli-gence Science”或“Infortelligence Science”的呼吁[13]。
3 基于“信息资源—网络”的理论体系
在情报学的科学交流观和社会知识观的基础上，一种适应社会信息化背景的“大情报观”提出并成为情报学的指导方向。在20世纪80年代末大经济、大农业、大教育、大文化、大科学的时尚之下，1987年卢太宏等人的《变革中的情报工作新观念与新方式》首次提出了大情报观。大情报观认为，情报学要突破科技情报的局限，从科技情报延拓到各类社会要求的情报，从单一领域的情报系统演变为综合的社会情报系统：情报工作必须与社会、经济、管理等情报信息密切结合，立足信息资源，强化信息服务。大情报观既研究情报，也研究信息。与此同时，1992年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改名为科技信息从而引发了对情报与信息概念的广泛讨论，也引发对情报学变革的思考。一些学者甚至主张将“情报学”也更名为“信息学”，在信息潮中对原有的学科方向感到了危机和迷茫。李纲认为，情报学的发展应当针对社会信息化等各种挑战和问题，及时调整发展方向，使情报学发展成为一门能够有效解决信息化带来的各种问题的实用性综合学科。因而提出情报学的主要发展方向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信息网络发展和利用及其相关问题；二是对信息和信息活动有关的经济问题丌展深入研究[14]。面向“信息资源—网络”的理论体系由此建立起来。
符福峘较早进行信息学研究，1994年出版《信息学基础理论》，他认为，情报学科体系研究已扩展到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渗透到各门相关学科，基础理论不断发展、提高和升华。提出未来情报学科理论体系结构发展将体现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形态结构；二是本质结构；三是层次结构。形态结构包括理论体系的塔型结构和网状结构，主要反映情报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演化状况；本质结构包括研究对象的主体结构和客体结构，重点概括了情报学科的性质、属性及其整体功能；层次结构包括理论体系构成形式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主要表明情报学科体系构成中知识单元之间的相互连接形式及其各自在学科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与发展前景。情报学科理论体系结构中最本质、最富有生命力和具有决定性发展意义的是情报学科实践结构要素、概念结构要素、理论结构要素和分支学科结构要素，正是这些要素不断的影响与推动情报学科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化和进步，并走向成熟和完善[15]。但他不讲情报学体系，而使用“情报学科体系”的概念，说情报学是研究情报客观现象、结构及情报流运动规律的理论、技术与方法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又说随着情报学科体系的发展，将迅速发展成为一门理论体系结构更加成熟与完善的新型学科——情报科学。
信息资源管理（IRM）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并迅速成为情报学研究的热点。围绕信息资源的技术管理渗透着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信息资源的经济管理则借鉴了信息经济学的原理和知识经济的研究，特别是对信息资源的人文管理研究，涉及到信息政策、信息法律、信息伦理、信息素养等许多问题，大大扩展了情报学视野并丰富了情报学的内容。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环境、信息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变化，对情报学理论以极大的影响。美国情报学家格里菲斯（Jose-Marie Griffith）指出：“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的新角色将会是知识的挖掘者、引导者和知识解说员。”[16]刘春茂和王琳在回顾情报学各理论体系，根据对情报学逻辑起点的分析，指出情报学要以知识的组织创新为基本任务，试图以“知识链”为基础建立情报学理论体系。认为：知识链管理的过程（识别、获取、重组、存储、传播）即对知识流实施有序化的过程。而知识流有序化的最终目的就是激活有用的知识，使用户能够进行动态的评价和沟通，从而在与特定过程的未知单元进行动态匹配中实施创新[17]。情报学的主要功能就是对知识链中的知识流进行最有效的整序控制，形成智能型知识组织结构，为用户提供快、新、全、准的知识[18]。王知津等认为网络时代情报学学科体系应当具有如下主要特征：确立新情报观；注重情报的吸收利用；注重知识组织与控制；注重知识创新与管理；注重信息管理的社会性和人文性；注重情报学学科体系结构的多元化。提出网络时代情报学以文献信息和数字化信息为研究对象，研究网络环境下文献型信息和数字化信息的生产、加工、传递、转化及其效用的发挥。其主要体系结构包括理论情报学、应用情报学、技术情报学、管理情报学四个方面。进而构筑作为网络时代情报学的新兴分支学科的网络情报学的基本框架[19]。
网络和信息资源是20世纪90年代情报学研究的两大主题。基于“信息资源—网络”的理论体系强调网络对情报学以全方位的冲击与影响，认为情报学研究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情报学置于网络的背景下重新思考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等问题，对情报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一体系也淡化了情报系统的概念，正式交流与非正式交流的划分在网络环境下失去了意义，数字化资源与信息的accessibility/availability取得了主导地位。
4 基于“信息—知识—智慧”的理论体系
情报学理论体系的上述三种模式反映了20世纪国内外关于情报学认识的进化，也代表着情报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根据时代背景的变化而构建，从情报、情报系统、情报活动等出发，或扩大研究范畴，或改变研究方法，或增加学科分支，或另辟蹊径，是一种面上的复杂性层次描述。到了21世纪，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应用等这些适用于一切学科的多元化、层次化、公式化的体系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情报学要发展，必须突破传统的体系框架，从情报学的本质出发，深入探究逻辑严密的，体现学科特色的新情报学理论体系。
新的情报学理论体系要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在1996年的信息资源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德本斯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专家系统，虚拟现实技术等加速了认知科学领域以及“人机接口”新领域的发展。这种学科集成的趋势将导致一门知识科学的诞生，包括图书馆、情报、计算机、远程通讯等领域。情报学的主要发展趋势有学科理论的发展、人—机接口、知识行业三个方面；而理论的发展将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领域：一是存取/检索/文献计量学，情报检索仍然是一个热点，而知识的组织将是21世纪人们面临着的主要挑战。二是人机接口、认知和用户需求，用户接口技术领域内的许多可喜进展向计算机界和心理学界提出了挑战。三是情报及知识服务的营销，由情报经纪人和咨询员以及德本斯1978年提出的情报顾问角色来实现[20]。梁战平认为，情报学是一门研究有效地运用信息、知识和情报的规律性科学，它发源于图书馆学和文献学，已发展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21]。在“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中国信息导报》2000年第12期）、“情报学的新发展”（《情报学报》2001年第2期）中指出：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数字化革命正导致情报学发生深刻的变革和飞跃。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档案学以及相关的编辑出版学趋向一体化，并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情报学已形成大学科结构。情报学的研究正围绕信息与社会、信息与服务、信息与学习三大范畴展开，并按照社会需求导向和科技进步导向发展。赖茂生认为，21世纪的情报学将向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方向发展。情报学脱胎于西方的文献工作和科技情报工作。它所涉及的信息类型以文献为主，信息服务领域以科学研究为主。20世纪末这种状况已发生变化。非文献信息的地位迅速上升，经营管理逐渐成为信息服务的主要对象。因而，原来基于文献信息的学科框架将难以适应新世纪的要求。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基于数据、事实和知识的学科框架，这就是以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为核心的情报学[22]。
任何理论体系都不能脱离其基点和核心，笔者认为，新的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基点与核心既不是单纯的交流或知识，也不是信息资源与网络，而是“信息—知识—智慧”的相互关系与转化。这是因为，第一，情报的形成从与信息、知识的逻辑关系上是：信息—知识—情报。这样一个逻辑关系，使得从信息到情报必须要经过知识的环节。实际上，人们公认情报既是一种有价值的知识，也是一种经过加工并被增值的信息，情报既可从知识中获取，也可直接从信息中获取。史密斯和梅德利的知识金字塔模型、霍顿的“事实的生命周期”、艾米顿的知识梯级要素虽然都说明了知识的来源，但都没有表现情报与知识的关系。
第二，“知识性是情报的基本属性”的观点也没有反映情报形成的实质，情报的本质应当是转化的中介，它与信息、知识、智慧形成一种新的逻辑结构，如下图所示：
这里，情报的作用有三种形式：信息与知识的相互转化，智慧与信息的相互转化，知识与智慧的相互转化，借鉴霍忠文提出的“Infortelligence”术语，用Inforknowlligence表示情报集合。
第三，情报工作的基础是信息工作，从这个意义上，一些情报机构改名为信息机构，做名副其实的基础工作，适应了社会信息化的基本需求。但是信息工作并不能替代比它高一层次的情报工作，必须从“大情报观”（强调扩大到信息领域）转向“大知识观”（从简单的信息工作扩大到知识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做真正意义的情报工作，在信息服务业中发展情报产业。
第四，21世纪的情报学要从局限于科技情报（科学层面）到泛信息研究（信息层面）回到一个恰当的位置——知识层面，不仅要研究网络环境下的情报交流，更重要的是研究情报的转化过程与情报增值，研究情报与智能的结合，研究以知识为中心的情报活动等。如果说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科学要解决的是信息的一般问题，重点是数据处理问题，那么，情报学则要解决的重点是知识处理问题，它们的结合部分是信息层面。
基于这一认识，情报学的理论体系可以从以下方面构建：
4.1 “信息—知识”链及其应用研究
信息社会的首要问题是生产与传播信息，但最重要的却是信息转化为知识。塞德曼早在1991年就指出信息富有而知识贫乏是信息社会的挑战，如何将信息转化为知识是信息社会的难题[23]。
信息构建之所以成为21世纪情报学的首要热点，正是为了解决这一迫切需要。早在1975年，美国建筑师沃尔曼（Richard Saul Wurman）就提出了“Information Architecture”（信息构建，简称IA）的概念。周晓英在《信息构建（IA）——当前情报学研究的热点》里对信息构建进行了阐述，介绍了当前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协会（ASIST）成功地在2000年、2001年、2002年三年里连续举行了三次峰会进行研究，并准备继续举办第四次峰会，反映了情报学界对IA的重视[24]。
“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dabases”即数据库知识发现（简称KDD）的提法要归功于1989年以它为主题的研讨会[25]，旨在澄清数据调查的最终结果应该是有用知识的发现。1996年，Fayyad在《IEEE Expert》发表了“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让数据有意义”，同年他又与Piatetsky-Shapiro以及Smyth在《AiMagazine》发表了“从数据挖掘到数据库知识发现”，系统地表达了对KDD的见解。他们认为：KDD指从数据中发现有用知识的全过程，而数据挖掘（data mining）指这一过程中的一个特定步骤。KDD包含所有自动的与非自动的能促进大大小小的数据库开发，从中抽取潜在知识的全过程。这些过程中最常谈的部分已成为数据挖掘，它包含着面向数据表示、分类、语义、规则应用等方面的模式或模型识别的各项活动。强调KDD是一个完整过程目的在于说明数据集合中的知识查寻包含着所有智能的和技术的设计考虑以查寻有用的知识而不仅仅是搅拌数据。它有一些基本前提：（1）知识是一个根植于个人信息基础与需求的相关术语；（2）数据中找到类型不等于发现了信息；（3）有效的数据挖掘必须是结构化的；（4）任何发现活动的结果都须置于一定的环境中予以评价；（5）这类提问的检索机制需要大量的重复；（6）KDD的许多方面在应用中是动态和相互作用的。当KDD的一些方面能被技术较好地实现时，最终的评价和发现者仍然是产生最初提问和指导全过程的人来代理。对KDD的研究还有W.J.Trybtlla 1997年在《情报科学技术年评》发表的“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B.Vickery 1977年在《文献工作杂志》发表的“数据库知识发现概述”，JASIS1998年的“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专辑。《图书馆趋势》1999年的“书目数据库知识发现”专辑等。Jiawei Han和Micheline Kamber 2001年出版的《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一书明确地将数据挖掘作为知识发现7个步骤（数据清洁、数据整合、数据选择、数据转换、数据挖掘、类型评价、知识表示）中的一步。KDD技术已成功地应用到大型科学数据库中，突出的是天文学中用于类分太空物体，此外，还应用于医学、环境科学、政治学、人口学的研究中，在面向工业和商业的数据库中也有应用。然而，应当指出的是，KDD虽然是情报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但却并不是依托一个学科所能完成的，它需要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数据库技术、专家系统、统计学等许多学科领域的共同努力。
当然，知识也需要转化为信息，知识转化为信息的过程就是知识编码化和知识数字化的过程，即对所有可编码的知识进行编码，转化为数字的形式。没有这一过程，知识既难以交流传播，也难以开发与利用。马费成曾提出情报学取得突破在微观上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知识信息的表达和组织必须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元向认识层次的知识单元或情报单元转移；二是知识信息的计量必须从语法层次向语义和语用层次发展[26]。从情报组织到知识组织的研究发展，包括知识地图、知识空间等的深入研究，仍然是情报学研究的重点。
4.2 “智慧—信息”链及其应用研究
在信息管理的研究热潮之中，人们已经从技术（IT）的兴趣转到了内容（Content）方面，信息重组或信息再包装（Information Repackage）将各种信息源中的信息进行分析加工，重新组合成新的信息产品，这种面向需求的信息开发只是从信息到信息的过程。情报学要解决的问题是“智慧—信息”的相互转化，特别是要用智慧来指导信息的生产、收集、加工、利用，从源头上扼止信息爆炸、信息无序与信息污染。
网络信息的混沌以及网络社会问题的加剧，特别是网络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递的线性和定式，淡漠了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收者，信息生产者与信息传播者的区分，信息自组织成为必要。从今天的网络智能搜索、跨平台检索、网络信息导航到网络信息的自组织，通过特定的网络信息结构与机制，赋予网络智慧，实现人网交互过程中信息的有序化和网络信息的有效控制，在这个过程上，智慧对信息数量与质量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
早在1977年，M.Derhey就提出了情报学的认知观，使情报学的重点从情报检索系统的设计与丌发，发展到重视情报消费主体（人）的知识结构、情报行为、人机交互等方面。情报学从1957年克兰菲尔德建立的系统观转向认知观，实质是从情报系统转向人[27]。D.Ellis区分了情报学的物理范式和认知范式：物理范式是仅仅对技术面感兴趣的范式，认知范式则寻求理论解释[28]。20世纪90年代的领域分析（Domain Analysis）又将情报学的认知观转向了这一社会学范式，将情报作为一个社会现象，通过研究作为思想和过程体的知识领域来理解情报，从社会心理学、社会语言学、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等角度来研究情报及情报过程。“智慧—信息”转化研究要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德本斯建立的EATPUT模型，确立生命信息系统与现实信息系统、网络信息系统之间的信息转化，特别是通过专家系统和人工智能的实现，增强信息处理和检索的智能化。
4.3 “知识—智慧”链及其应用研究
在一个知识重要性突显的时代，情报学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托夫勒曾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说“‘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论断已经过时，只有‘知识的知识’才是力量”，这正是情报学应当思考的问题。
情报不是一般意义的知识，而是“激活的、活化了的知识”（钱学森语），关键就在于“激活”二字。如何将知识激活，比信息转化为知识更为重要。知识激活的过程，也就是“知识—智慧”转化为“生产力—财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智慧的作用使知识激活，而被激活的知识成为情报，情报的应用就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管理（KM）研究和知识创新研究，力求将知识激活与知识增值。知识管理最重要的意义是发挥隐性知识的作用，日本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广孝提出的四种“显性知识—隐性知识”转化，揭示了知识共享的基本模式。第二代知识管理突破了组织内现有知识共享的模式，更多考虑人的因素和知识过程的主动性，组织学习和个人知识向社会知识的转化成为知识管理的关键。知识管理的成果已经在企业管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知识创新的研究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内容，通过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对于提高组织乃至国家的竞争力有着更重要的意义。斯卡姆将各种知识的活动称为“知识社区”，在知识的有机转化过程中运行着两个知识循环圈——创新循环和共享循环，知识创新循环包括创造、编辑、嵌入、传播四个环节，以产品/工艺为中心，是无序知识向有序知识的流动；而知识共享循环中的知识管理流程包括收集、整理/存储、共享/传播、存取、使用/利用，以知识库为中心，并从循环中产生一种有用的知识——元知识[29]。如果说知识管理已经将知识与智慧结合在一起，其核心是知识共享，那么知识创新的核心不只是通过科学研究获取新知识，也不仅仅是知识的开发应用，而是将知识作为一个生产力系统，保障知识的可持续发展。知识管理更强调人与文化的作用，而知识创新更强调机制与系统的作用。实际上，知识管理与知识创新是密切相关的，它们都是依赖于智慧的知识激活的过程。
知识虚拟化和智能化将使知识自组织以及知识记忆功能的强大，知识生产与获取更具有人性化。威尔斯（H.G.Wells）的创建“世界大脑”（World Brain）思想试验以及如同个体智能扩充的百科全书的实现，布鲁克斯的“知识地图”思想以及体外大脑的实现，道金斯（Dowkins）的思想基因（即知识基因）理论以及知识网络的实现，从万尼瓦尔.布什（V.Bush）的《As We May Think》及其个人机械化文档Metnex到现代的超文本和超媒体技术，这些都将成为知识智慧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以上方面虽然不是新的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全部，但却提供了一个构建的思路。与20世纪情报学理论体系不同的是：情报学理论体系不仅是依托一个新的环境：网络环境、信息化环境和知识环境，更重要的是从情报源、情报系统的“物”中心的研究转向“人”中心的研究，从技术主导转向人文主导，从应用普遍性转向知识领域。只有从情报学功能泛化中走出来，找到准确的定位，并进行扎实的探索，现实的情报学的理论体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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