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西北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基于甘肃三个典型社区案例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甘肃论文,体系建设论文,社区服务论文,典型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 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3)02-0045-08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快速转型，传统城市社会中大量“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现代城市社会中的“社区人”，社区日益为社会成员的集聚点、社会需求的交汇点、政府社会管理的着力点和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点，构建以社区为重点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已成为加强社会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2012年3月，国家发布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对“构建社区管理和服务平台”做出了全面部署。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全国处后位，社会转型过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同时又为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区，社会现象复杂多样，多种社会矛盾交织，这也使得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与全国相比有着更大的难度和特殊性。本研究主要对甘肃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社区(一般城市社区、城市企业社区、宗教—城市社区)进行简要分析，找出创新性与不足，总结西北地区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需把握的核心原则及发展前景。
一、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内涵和西北地区的现状
(一)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科学内涵
社区服务主要是开展面向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社会贫困户、优抚对象的社会救助和福利服务；面向社区居民的便民利民服务，面向社区单位的社会化服务；面向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社区服务在改善居民生活、扩大就业机会、建立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服务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社区服务体系是指以社区为基本单元，以各类社区服务设施为依托，以社区全体居民、驻社区单位为对象，以公共服务、志愿服务、便民利民服务为主要内容，以满足社区居民生活需求、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为目标，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主导支持、社会多元参与的服务网络及运行机制。[1]
(二)西北地区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现状
从2007年开始，在民政部、发改委《“十一五”社区服务体系发展规划》指导下，西北各省区陆续制定实施了《“十一五”儿童福利机构建设规划》《“十一五”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建设规划》《“十一五”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等民政专项建设规划。目前，西北各地社区服务主要有三大类：一类是面向社区弱势群体及优抚对象，开展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服务，为社区中的孤老、残疾人、生活困难居民等特殊群体，提供各种无偿和低偿的生活服务。第二类是面向社区居民提供的便民利民服务，如托儿所、孩子上学放学接送，代办、修配、理发及家政服务等。第三类是面向社区机构和组织提供的社会化服务，如卫生清洁等。目前，西北地区的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各省区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创新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二、兰州市城关区“社区虚拟养老院”服务模式
(一)兰州市城关区“社区虚拟养老院”
兰州市城关区现有60岁以上老人15.6万人，占全区户籍总人口的16%，并以平均每年4%的速度增长，但全区养老院目前仅能提供2 000张床位。①随着“4+2+1”家庭的增加以及老龄社会提前到来，养老问题越来越严重。2009年12月，兰州市城关区首家“虚拟养老院”投入运行，虚拟养老院是一种居家养老服务的新模式，是政府投资建设并管理的新型社会性养老机构。
虚拟养老院从“大养老服务观”的理念出发，坚持养老服务的社会公益性原则，以政府搭建的虚拟网络通信平台为支撑，将分散居住的老年人纳入“没有围墙的养老院”，由加盟企业服务人员主动上门为老年人提供便捷的居家养老服务，并发挥政府引导，企业运作，专业人员服务与志愿者、义工服务相结合的优势，实现对老年人各类需求的快速响应、专业服务和过程监督，以政府财政补贴的形式，为全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保健陪护、家政便民、心理慰藉、法律咨询、娱乐学习、卫生医疗、餐饮服务、临终关怀等九大类近220余项居家养老服务。目前，全区已有7万余名老人加盟，1.7万名老人长期享受服务。老年人需要帮助时，只要拿起电话拨打服务热线965885，虚拟养老院就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安排人员到家提供服务。
(二)对“社区虚拟养老院”服务模式的分析
虚拟养老院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以电子网络为平台，政府购买服务、社会协同服务、居民互助服务相结合，其优点是高效、便捷、保障。一方面节省了有限的社区服务资金，最大限度地利用社区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保障了服务质量，社区服务人员除了有固定的社区工作者之外，还吸纳社会志愿者、义工提供服务，社区服务的内容和对象扩大，基本上涉及了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需求，但是这一模式也存在着一些显著问题和有待完善的地方。
1.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社区服务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补贴，社会组织、企业提供的援助很有限，社区居民更是很少自己主动投资社区建设。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资金来源渠道过于单一，造成政府财政压力过大，难以保证长期服务，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服务的范围、内容以及服务的质量。
2.缺乏有效监督
该模式主要由政府主导和执行，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比较小，同时社区居委会的自主度受到很大限制，造成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缺乏有效监督，资金利用不透明、资源浪费、重复建设、低质量服务等现象时有出现。作为被服务对象，老年人是严格意义上的弱势群体，目前还缺乏完善的制度和机制充分保障老年人有尊严有保障地接受服务。
3.特殊情况下的服务空白
虚拟养老模式主要针对的是居家老人以及有电话联系的老人，也就是虚拟网络可以覆盖到的老人，但是该模式无法有效地覆盖到社区内某些特殊情况下的老年人。如单独居住的老年人，假使遇到突发疾病就很难及时通过电话服务热线得到服务；又如老年人外出活动时遇到突发情况又未带电话，也很难及时得到救援。总之，需要注意的是，虚拟养老模式在便捷化、人性化的同时，也必须将服务细致化，尽量考虑到各种情况下的老年人和应对多种突发事件的预防机制。
4.缺少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人才
据笔者了解，城关区在构建虚拟养老院的过程中积极吸纳社会力量进入社区服务体系。目前社区已有许多志愿者、义工、服务组织加入这一行列。但是总体上来说，社区一线服务人员(如街道办工作人员、社区居委会工作者)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专业服务教育，且多数只有专科、高中文凭，年龄基本都在30岁到50岁。他们所拥有的仅是十几二十年的工作经验，工作内容也仅是简单的政策执行。面对近两万的服务对象和严峻的养老形势，虚拟养老院亟需大量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介入长期服务。
三、金昌市金川区“企业员工社区”服务模式
(一)金昌市金川区“企业员工社区”概况
金昌市是一座新兴的矿产资源城市，被形象地称为中国“镍都”，近年来金昌市的城市社区建设引领着河西走廊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趋势，被评为全省社区建设示范城、“全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区等。
金昌市金川区宝林里社区成立于2002年，面积1.89平方公里，共有居民住宅楼90栋，居民4 038户，常住人口10 087人(60岁以上老人234人)，社区干部职工32人。辖区内有市公路总段、区农牧局、区法院等行政事业单位5家，个体营业网点160家，小学1所，幼儿园3所，社区居民中近60%为金川公司职工。②宝林里社区的社区服务组织体系由社区党工委、社区工作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三大职能机构组成，其中社区党工委和社区工作委员会受区委、区政府的直接领导，社区居民委员会为自治组织，在社区党工委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社区工作委员会下设“一室四中心”(即党政综合办公室、社区事务服务中心、社区文化中心、社区党员教育管理中心、社区综治维稳中心)，社区事务服务中心对外设立6—8个服务窗口，为“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二)对金昌市金川区“企业员工社区”服务模式的分析
宝林里社区在社区建设中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企业资源，取得了极大成效。与金川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积极引进金川公司的资源，争取了金川公司从人力、财力、物力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基本解决了社区服务所需要的“硬件”问题，同时社区积极与外界建立联系，主动学习其他社区先进经验，制定了多种规章制度，不断提高自身解决问题和服务居民的能力，社区服务体系的“软件”也逐步完善。总的来说，宝林里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模式是“政府主导，企业负责，多方协同”，一方面社区建设所需的资金、人力等问题得到了解决，另一方面也赢得了社区居民对社区、对企业的高度归属感，但是从长远来看，以下三个方面还有待完善。
1.过度依赖公司，缺乏其他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的协助
宝林里社区居民60%为金川公司员工，社区资源与基本服务主要由公司提供，因此，金川公司对于宝林里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影响极大。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社区建设的各方面都严重依赖于公司的支持，而另一方面社区并未引入其他社会力量协助社区建设与服务。这就给社区的长远发展带来了隐患，一旦公司效益大幅度下降或者公司的政策产生动摇，都会从根本上影响到社区的正常发展。
2.社区文化建设不足，缺少社区核心文化
宝林里社区成立于2002年，是一个典型的新型社区，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社区服务体系的“硬件”与“软件”都已基本确立，但是从社区建设现状的深层次看，社区的建设与服务缺乏一个“内核”，即社区文化。一个完整的、和谐的社区必定是一个拥有着深厚文化内涵的社区，在现阶段来说，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大力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不断挖掘社区内部文化要素，构建一个文化多样的和谐社区。
3.容易造成政府与公司的权责不清
金川公司对于社区各方面发展都产生一定的影响，扮演着主体服务的角色，而政府是社区建设和服务中的主导者，扮演着引导和协调的角色。在社区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二者之间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妥协”，但是在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与公司之间往往会产生意见上的相悖或者方向上的不一致，这就需要通过不断的互动交流，确立一套明确的规章制度以划清政府与公司之间的权利和职责。
四、甘南州拉卜楞寺“宗教—城市社区”服务模式
(一)甘南州拉卜楞寺“宗教—城市社区”概况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西北地区南部，藏、汉、回、东乡、土、裕固等24个民族交错居住，辖夏河、玛曲、碌曲、卓尼、迭部、临潭、舟曲及合作七县一市，总人口66.43万人，其中藏族33.93万人，占总人口的49.7%；甘南州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全州仅有1个县级市、15个建制镇，城镇化水平不到40%，比全省低近25个百分点。[2]全州经济大多以农牧业为主，基础设施落后，城市规模偏小，城镇综合发展能力弱，经济聚集程度低，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合作市及各个县城附近。
拉卜楞寺位于夏河县城西1公里处，它与西藏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扎什伦布寺、青海的塔尔寺合称为我国喇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其规模仅次于布达拉宫，有280年的历史，至今已发展成为一个占地面积866 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0余万平方米，主要殿宇90多座，僧舍1万多间及六大扎仓(学院)，拥有诸类佛殿、众多活佛宫邸及讲经坛、法苑、印经院、佛塔、嘉木样大师别墅等宏伟建筑群。鼎盛时期有僧侣4 000余人，所属寺庙有139处，教权范围达甘、青、川、康、蒙古、东北及新疆等地域。它不仅成为佛家神圣的宗教禅林，而且是传播知识的综合性学府，也是整个安多地区藏民族的文化艺术中心，赢得了第二西藏之称。
1958年前，拉卜楞寺就逐步形成了一套政教合一的组织机构和教务、政务的统属关系，它既是安多地区最高学府，也是最高行政首脑机构之一。拉卜楞寺的最高权力集中于嘉木样活佛，他是当地政教领袖，享有很高的威望，目前寺主是第六世嘉木样呼图克图，其他领导人包括八大堪布和四大赛赤。寺内现有僧人1 000人，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和贯彻，以及我国的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拉卜楞寺已接待了十多万国内游人和僧侣前来参观和拜佛，有近两万名外国游客前来观光。在甘南夏河，拉卜楞寺影响着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夏河县的城市社区建设当中，逐渐形成了以拉卜楞寺为核心，以僧侣和当地居民(基本都是信教群众)为主体的“寺院—僧侣—居民”独特社区。
(二)对甘南州拉卜楞寺“宗教—城市社区”服务模式的分析
1.拉卜楞的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特征
第一，社区设有街道办和居委会，但是街道办和居委会的作用不大。在夏河县的城市社区中，街道办和居委会基本扮演象征性的角色，而社区居民有困难一般情况都会直接去找寺院里的活佛寻求帮助。
第二，社区建设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补贴和寺院的收入。社区居民日常的活动主要是到寺院里“煨桑”③或者是到佛塔下面“转经”，年轻一点的则聚集到广场里面跳锅庄，而大部分人不会在社区里面活动。因此，社区服务的建设主要也集中在寺院内部，除了政府财政补贴外，社区居民大多会很甘心将自己的钱捐给寺院，然后寺院又会将这些钱反过来大量地投入到寺院的建设以及社区居民的服务当中。
第三，社区居民的日常服务由社区工作人员和寺院的僧侣共同提供。社区有独立的藏医院，为僧侣和社区居民提供日常治疗(几乎是免费)。藏族老年人一般会依附于寺院生活，儿童则免费被送到社区内的民族学校就读。寺院的活佛与僧侣经常会到居民家中慰问祈福，寺院僧侣也被纳入国家最低生活保障之中。
第四，活佛在当地居民心目中有着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社区居民大都是非常虔诚的信教群众，活佛在他们心目中是神圣的，被活佛祈福和受到活佛的接见将是最大的荣耀，因此，在社区服体系当中，活佛作为一种角色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2.缺陷与不足
第一，寺院影响极大，社区组织和社区居委会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笔者了解到社区中的主要组织除了寺院还有很多的行政事业单位以及社会机构，但是寺院影响力远远大过了其他部门组织，甚至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街道办和居委会的部分职能，这不利于社区服务的提高和社会的稳定。
第二，社区公共服务的服务主体单一且非专业化。严格来说，以拉卜楞寺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社区还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应该是由传统“农牧—宗教”社区向现代的“宗教—城市”社区的过渡或者转型。目前该社区的公共服务提供者主要是寺院的僧人与社区内部的工作人员，尚未获得其他社会组织、社会机构的长期帮助，社区服务也基本没有社会工作者、心理工作者等专业人员的介入，服务主体具有单一性和非专业性。
第三，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层次总体低下。首先从“硬件”上来说，同全省其他地区相比，社区居民活动的主体场所和设施较少，并且基本集中于寺院的周围，居民闲暇活动的内容也有待丰富。从“软件”上来说，社区公共服务中尚未建立一套能够协调“寺院—僧人—社区工作人员—居民”之间关系的有效机制和规章制度，因此，目前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总体层次比较低下。
五、对三种不同社区服务体系类型的反思
(一)政府在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中的角色和定位有待转变
社区服务体系的研究是在我国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型过程中，补缺型福利向适度普惠型福利过渡的背景下展开的，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职能也在转变。对于社区服务而言，服务体系内的分化发展和社区结构的调整重构，是政府基层管理职能转变的基本需要和根本动因，而政府职能转变则是社区结构调整重构及社区服务体系互动发展的重要方面和自然结果。在西北，地区政府是社区服务的主体支持力量毋庸置疑，但是这种主导力量具体怎么发挥作用，尚未理清思路。兰州“虚拟养老院”的服务方式仍然没有脱离计划经济时期的模式，政府扮演的角色是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而不是社区服务能力的促进者，政府职能没能有效转变，发展的趋势只能是政府机构愈发臃肿，效率低下。
(二)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中民间组织有待培育
西北地区社区社会组织和义工队伍发展较慢，有待培育，尤其是在民族内部，都有一些依托亲缘、友缘关系而形成的民间自助方式。这些方式大量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在社区公共服务无法全部顾及的情况下，对于解决百姓日常生活困难的现实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在社区服务的研究和实践中，发展培育民间组织，发展义工队伍已成共识。从理论上说，西北未来社区服务体系中，政府主要起指导管理作用，大量的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社区服务应由民间组织来承担。但是由于西北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社区服务一开始就是在政府强力推行的脉络里发展起来的，如果过分强调等待民间组织条件成熟才能开展社区服务，并不符合西北地区的情况。
社会工作及机构介入社区服务体系并成为其最主要的力量，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印证了这一点，西北社会工作进入社区也即将成为现实。但问题是以何种方式进入社区，社会工作从其传统定位是属于社会组织，随着西北社区社会工作的快速推进，社会工作是体制内发展还是体制外发展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从新疆的实践看，社会工作以居委会为依托，基本上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嵌入”街、居政府体制内发展的路径成为趋势，这种尝试就是将社会工作的发展“嵌入”④到社会管理的组织权力结构中，获得合法性和社会支持。依托社区居委会建立社工站，这种政府主导强力推进的发展模式与西方社会工作由民间自发成长，发展到政府购买的路径不同，所表现出的工作策略和工作效能也不同，尤其是这种社会工作政府行政职能化，过度嵌入政府行政体系带来的张力，将会令人担忧社会工作被行政化而重蹈居委会的覆辙，从而失去其专业使命并被权力所绑架。
(三)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中的资源有待有效整合
社区服务资源的有效整合是建立社区服务体系的重点。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民间组织及家庭之间形成协作意识，形成合作关系，通过这一网络体系，使得社区服务的目标得以实现。研究西北民族地区社区服务如果无视宗教的因素是不可想象的。西北地区现代社会组织发育不良，而宗教组织却十分普遍而强大，尽管有众多的民族成分，但基本上信奉两大宗教，即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宗教寺院、宗教职业人士以及其他与宗教有关的机构和人员承担面向信徒为主、兼及公众的社会服务职能，包括社会救助、精神和心理调适、老年人服务、家庭服务等等。因此，社区服务体系不应将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排除在外，应在尊重宗教的前提下发挥其作用，为其创造一定的条件。
六、西北地区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把握的核心原则
通过对以上三个典型社区的分析和反思，本文认为在西北地区的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当中，以下三个原则必须重点把握。
(一)三方协同原则
三方协同主要是指“国家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这三大宏观组织之间的互动协作。现阶段，中国宏观组织架构的主要特点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组织、市场经济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共同构成的三原结构格局初步形成，但其中社会组织处于最弱势地位，其发展受到种种制约。[3]在现代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构建社区服务体系必须注重三大组织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同时应该更加注重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的介入，以实现社区服务的科学化、现代化，保障社区居民的根本福利。三个案例中，或多或少会发现三大主体各自的影子，但总体上基本是其中的一方独大(如城关区为政府主导，甘南为寺院主导，金昌为企业主导)，没有真正实现国家、经济、社会三大主体之间的力量平衡与密切协作，这在未来的城市社区建设中将是一段很长的路。一方独大与甘肃乃至西北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关，从长远看改变此现状只能是培育公民社会组织，即专业化的社会服务组织，才能影响、重构社区服务的结构格局。在西北，正在展开的社区实践证明，社会工作即将在社区服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2011年，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与爱德基金会携手在新疆推进社区社会工作并得到中央财政支持，迄止目前，乌鲁木齐市已有金胡杨、幸福阳光、金雪莲等社工站挂牌，阿勒泰、喀什、吐鲁番等地社区也已建立起了社工站，2012年10月19日民政部在新疆召开民政工作会议，藉此新疆社区社工站模式将起示范、引领、孵化、辐射的作用，带动整个西北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这种推进的速度和发展远景令人浮想联翩，虽然比发达地区晚若干年，但仍足以鼓舞人心。2012年8月甘肃首家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甘肃惠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立并进驻社区。这些发展给西北的社区服务展示了一个蓝图，即专业的服务交给社工站来做，社会工作在社区服务体系中发挥中枢纽带的作用，联接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并起到平衡和协调的作用。区委、街道办退出直接的服务工作转换职能而充当指导、监督、评估的管理角色，形成“能促型的政府模式”⑤，以多元化的方式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而西北星罗棋布的大型国有企业如新疆石油及建设兵团、甘肃河西走廊酒钢、金川公司、西固石油化工等则在人、财、物上给予大力支持并以企业文化影响所在地的社区服务建设，从而发挥企业责任；西北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通过寺院组织承担面向信徒为主、兼及公众的社区福利服务功能。应正视并积极引导使其成为我国社区福利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工作与宗教有非常接近之处且关系密切，应将寺管会作为社会工作的特殊机构纳入社会工作的人才队伍培养、服务管理机制之中，使其成为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公民参与原则
社区建设的最终归宿是为社区居民谋福祉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必须有广泛的公民参与。谢尔·阿斯汀认为，“公民参与是一种公民权力的运用，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使目前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无法掌握权力的民众，其意见在未来能有计划地被列入考虑。”[4]社会学视野中的公民参与往往比较微观，主要指向社区与居民这一层面。西北社会组织发育缓慢，数量少，因此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内政府将发挥主导作用并居于主体地位，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往往是公民参与的重要场所和渠道。在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以制度和法律保障为基础，积极发动和引导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建设的决策、服务、资源提供、智力支持等各个领域，不仅能有效提高社区公共服务的科学性与民主性，也能最大限度增强社区居民的社区凝聚力与社区归属感。
当我国社区主要组织呈现行政化倾向时⑥，“公民参与”在实际操作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完全自治自主的社团组织，从法律上有制度性的保障，能够发挥权力，具有广泛基础的群众性的服务娱乐团体，当它发展足够强大时，就能激发出能量从而与政府对话，最终维护居民的权益。从长远发展看，这一社区发展目标须得依靠社会工作的专业手法——社区发展目标模式来完成。西北社区公民参与的切入点应主要是社区互助互惠服务以及文化娱乐活动的参与，社区能力建设将是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长远目标，如在汉族春节、清明节、重阳节，藏族的藏历新年、酥油灯节，穆斯林的开斋节、宰牲节时，通过广泛组织开展社区传统民俗文化和互助活动、发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激发、增强居民的社区意识，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福利性与经营性的统一原则
目前国内对于社区服务的定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社区的服务应该是面向全体社区居民提供的福利性的、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服务，主要是体现国家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另一种观点认为社区服务应该走产业化、经营性的道路，引入市场竞争，以服务养服务，以经营养福利，不断扩大社区服务的规模，提高社区服务质量。[5]本文认为应将两种观点统一整合，打破非此即彼的观点，根据社区建设的实际区分出不同类型的社会服务，由社区自身决定哪方面服务可以是公益性的——社会工作，哪方面服务可以是经营性的——家政公司。根据不同的划分，确定不同的发展方针与原则，逐步实现福利性与经营性的统一，以完善社区的服务体系，提高社区服务水平，从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来说，福利性与经营性统一发展，无疑是一条充满前景的发展之路。
在“福利性与经营性的统一”原则基础上，西北未来的社区服务体系将形成三个层次：第一，政府购买为主的公共服务，主要依托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通过各级财政配套，以社区的孤老、残疾人、生活困难居民等特殊群体及优抚对象为重点，面向全体居民开展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服务；第二，志愿公益服务，由民间社团和宗教组织及人士提供的志愿服务、公益服务，家庭、邻里之间的互助互惠服务组成；第三，市场机制引导下便民利民的营利性服务(家政公司等)，这三个层次形成一个有效运转的社区服务网络体系。2012年6月，中央财政支持开展西部地区“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拉开了序幕，至此，西北城市社区将形成以政府购买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为主要支柱，志愿服务、公益服务，家庭、邻里之间的服务为补充，便民利民的营利性服务为基础，以满足社区居民生活需求、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为目标，最终形成政府主导支持、社会多元参与的社区服务网络及运行机制。
七、结语
在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西北地区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具有自身显著的特点：一方面经济欠发达，社会发展综合水平居于全国的后位，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另一方面西北地区历史上一直是多民族混合杂居的省份，社会要素复杂多样，省内不同地区的城市社区异质性较强，各地在积极发展社区服务的同时也面临不同的发展困境，也就是说一方面问题突出、形势严峻，一方面经济落后、资金短缺，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陷入一种矛盾境地。落后的现实逼迫我们在发展中必须少走甚至不走弯路，实现又好又快的跨越式的发展。本文以实证材料归纳出理论层面的构思，试图克服目前有关社区研究中对相关理论及政策讨论较多，微观方面研究较少，实证性的研究更少的现象；也试图克服局限于一些表面的问题与对策的研究而缺乏理论深度分析的缺陷，提出在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当中，一方面必须主动借鉴国内外先进实践活动，一方面要积极积累自身正负两方面经验、不断探索创新。三方协同、公民参与、福利性与经营性的统一三大原则体现的是西北地区城市社区发展中社区服务的发展方向，应贯彻到西北地区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过程的始终。
引文格式：张姝，徐向文.转型时期西北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基于甘肃三个典型社区案例的分析[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2)：45—52.
注释：
①该组数据来源于兰州市城关区虚拟养老院的宣传资料。
②该组数据由金昌市金川区宝林里社区居委会提供。
③煨桑是藏族祭天地诸神的仪式。在藏族地区，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每逢藏历新年，大年初一第一件事就是煨桑祭神，后来的人在已经燃起的煨桑堆上加松枝、柏枝、桑面(糍粑)等物，顺便献酒洒浆，跪拜叩首，添嘛呢箭杆。据说在煨桑的过程中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徒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神会降福于敬奉它的人们。
④波兰尼提出“嵌入”概念，认为经济本来是“嵌入”在一系列社会关系之中的，市场交换的行为受到各种社会习俗和价值规范的约束。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商品化(commodify)土地、劳动力和金钱，使得经济活动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国家要介入市场经济，修正这些问题，使得市场能够重新被嵌入到社会生活中；王思斌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中国专业社会工作要开展，至少存在三种“嵌入”，即制度体系层次的嵌入、项目层次的嵌入和服务行动层次的嵌入。
⑤由美国学者内尔·吉尔伯特(Neil Gilbert)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代表西方新公共管理行政改革思潮，核心思想为公共服务市场化，主张多元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政府职能从政府提供向民间提供转型，从政府直接拨款支持向政府间接支出转型，赋予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和选择公共服务的权利(能促作用)。
⑥向德平在《社区组织行政化：表现、原因及对策分析》(2007)提出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在我国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社区组织行政化的倾向。表现为组织设置功能行政化，自治章程、工作制度及人事决定行政化，经费收支行政化，运行方式、考核机制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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