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琴[1]2004年在《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效应》文中指出本文着重讨论了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各项措施及总体取向产生的贸易效应；二是外贸体制改革引致的国民经济增长的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20余年来，中国渐进式的、分阶段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使中国由保护贸易制度逐步转向有管理的自由贸易制度。这一变革大大减少了传统贸易体制造成的商品市场、要素市场的扭曲，显着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带来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并经由对外贸易增长的传导及贸易体制改革对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同时，由于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因而外贸体制改革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本身带有明显的试验性，并且由于对外贸易领域的特殊性，使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更为艰难，改革中的失误也就难以避免。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开放，实现贸易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而作为转型经济国家，既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又要由贸易保护转向贸易自由化，这一双重目标需要双重的政策工具来实现。通过贸易体制改革扩大开放，不仅可以加速制度的创新，而且有助于制度的模仿和引进，加速制度的变革，从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郝璐[2]2017年在《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对外贸易制度是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管理和经营所采取的管理机构、管理权限分配、管理方式以及经营组织形式、经营分工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制度,它是一国国民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外贸易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对外贸易结构日益优化,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日益重要。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不断完善的对外贸易制度是分不开的。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有针对性的、不断变化的对外贸易制度。2016年,在面对全球经济缺乏复苏动力,国内经济的下行压力较大,对外贸易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严峻的形式,中国对外贸易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进出口总额为36849.3亿美元,其中出口贸易额为20974.4亿美元,进口贸易额为15874.8亿美元。尽管与上年相比有所下降,但仍然好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得到进一步提高。但是,在取得显着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楚的看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存在的问题,如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建设进程缓慢、对外贸易产权制度不健全、内外贸管理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对外贸易技术创新制度缺乏、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不完善、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制度不明晰以及利用外资制度不合理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对外贸易健康持续的发展。从制度层面上来看,有效的制度在推动对外贸易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合理的对外贸易制度一方面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还能够缩小收益差距,极大的激发企业或个人从事对外贸易的积极性,加快对外贸易的发展。因而,在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创新,对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在新形势下平稳增长,提升中国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紧紧围绕对外贸易制度这一主题,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梳理的基础上,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工具,对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历程、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发展现状、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实施效果等进行分析,对中国对外贸易制度进行深入探索,并借鉴美国、日本以及德国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制度的经验,对中国对外贸易制度进行创新。全文共分为6章。第1章,导论。主要阐述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框架结构,指明了本文的可能创新与不足之处。第2章,对外贸易制度的理论基础。对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以及交易费用理论进行梳理与总结,并指出其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第3章,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分析。首先,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历程以及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与对外贸易发展之间的联系。其次,从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构成与特点等方面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发展现状。再次,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存在的问题,即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建设进程缓慢、对外贸易产权制度不健全、内外贸管理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对外贸易技术创新制度缺乏、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不完善、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制度不明晰以及利用外资制度不合理等。最后,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是过度追求利益、过于依靠劳动力优势、国际环境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第4章,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实施的效果评估与实证检验。通过实证检验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实施的效果,为完善中国对外贸易制度提供依据。第5章,国外对外贸易制度及其启示。首先,对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制度进行梳理和分析。其次,分析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制度对中国的启示。第6章,完善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目标及对策建议。首先,确定完善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目标,包括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的公平性、提高对外贸易的自由化程度、优化对外贸易结构、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促进网络对外贸易发展以及形成制度比较优势。其次,提出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创新的对策建议,包括培育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加快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建设、健全对外贸易知识产权制度、降低对外贸易交易费用、推动自由贸易区制度建设、建立有效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构建利用外资的新制度等。
王文妮[3]2010年在《老挝对外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文中提出在老挝经济增长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以来,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尤其是老挝加入东盟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多变的,那么,在老挝经济增长中,对外贸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本文采用理论及实证多种角度,研究老挝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阐述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并归纳出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思路以及创新点;第二,回顾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综述,总结了有关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和各国以及地区经验研究方面的文献;第叁,在理论基础上,分析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尤其重点研究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在研究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传导途径中,分析了人力资本积累以及通过技术进步的载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也阐释了经济过度依赖对外贸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第四,系统地分析了经济改革后老挝对外贸易,回顾老挝经济改革以来的贸易发展历程,分析了老挝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并且,阐明了老挝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向导,如老挝经济改革后的贸易政策、对外贸易短期和长期发展战略、加入东盟后贸易体制改革等方面。此外,从老挝新税率政策、进出口管制、贸易合作政策等角度深入研究了老挝对外贸易现行贸易政策;第五,在前一部分分析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分析了老挝对外贸易总量,进口、出口贸易对老挝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且根据老挝统计局分类的对外贸易结构,分析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对老挝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第六,首先回顾了近年来有关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方法以及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贸易开放度的各种度量指标计算方法,测算老挝经济改革以来的4个贸易开放度指标,然后运用改进生产函数方法对各个贸易开放度指标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各个贸易开放度指标的回归系数都符合预期。此外,基于一个融入双边冰山型贸易成本的多边一般均衡贸易模型,测度了经济改革开放后老挝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关税等价的双边贸易成本。结果表明,在五个主要贸易伙伴国中,仅与泰国、越南的贸易成本低于50% ,这充分说明近二十年来,老挝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并不是很高;第七,基于前部分的有关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总结,老挝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结果以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基础上,提出老挝未来经济增长中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些针对性的建议。
赖庆晟[4]2016年在《我国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研究》文中认为我国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本质上是一条制度变迁路径。其中主要路径之一是通过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渐进式制度变迁路径,来服务于国家开放战略的阶段性需求,带动国家持续扩大贸易开放和促进经济转型发展。虽然我国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的成功经验很多,但论文的主要思路是：基于一个背景(中国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一条主线(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一个特殊对象(自由贸易区)、一个目的(以新一轮渐进式扩大开放促进经济转型)来构建整体研究框架,研究我国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论文在已有的“自由贸易区(FTZ)”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城市—区域发展”观点为主要理论依据,综合运用增长极和点轴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相关理论,探讨我国通过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变迁过程,不断增加贸易开放制度供给,培育贸易开放制度增长极,通过点辐射、线辐射到面辐射的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方式,优化区域开放经济的空间布局,为我国深化扩大开放打造“制度试验池”以及提供符合实际情况的渐进式复制推广有效路径。这条路径的历史进程是：①1990年为了配合国家对外招商引资而开始试点推广保税区模式;②2000年为了配合国家扩大出口战略而开始试点推广出口加工区模式;③2003年为了解决出口退税问题的保税物流园区模式以及推动边境地区扩大开放的跨境工业区模式;④2005年促进区港一体化的保税港区模式；⑤2006年整合优化各类自由贸易区功能作用的综合保税区模式;⑥2013年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在上海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开始探索新型自由贸易试验区模式：2013年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4年底开始扩区、扩容,突破“自由贸易区(FTZ)”的试验界限,把试验区从离岸保税区扩大到在岸试验区,并从上海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大到辐射东部沿海4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16年8月底,国家宣布,在东、中、西部地区再新设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1+N”的方式逐步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复制推广这是一条典型的通过制度变迁的点辐射、线辐射到面辐射的渐进式扩大开放道路,目的之一是通过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开展从促进货物贸易开放制度增长极到服务贸易开放制度增长极培育的渐进式制度变迁路径的探索,以带动我国贸易发展模式的转型；目的之二是意图通过点轴渐进式开发路径,接轨TPP等高标准“巨型FTAs”谈判倡导的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以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复制推广到全国各地。论文认为,这种带有新时代特征的变迁方式可有效的引领全国走上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道路,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拓展新空间。论文包括七章。第1章是导论,在对“自由贸易区”相关概念做全面的比较界定以及通过文献综述对本文选题论证的基础上,提出我国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这一论文研究主题的意义、框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第2章在对涉及我国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研究的相关经济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概述了论文的主要理论依据：克鲁格曼“国际贸易—城市—区域发展”叁位一体的理论模型和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相关观点,为论证我国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经济理论支撑。第3章在归纳分析全球自由贸易区(FTZ)发展中的不同模式的基础上,探讨全球自由贸易区(FTZ)贸易开放不同路径的选择以及对我国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选择可借鉴的经验。第4章从制度变迁角度论证我国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增加贸易开放制度供给：运用理论和实证分析方法,论证我国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对增加制度供给的促进作用；同时,归纳梳理我国从保税区到综合保税区的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实践,增加不同内涵的贸易开放制度供给内容。第5章主要实证分析以自由贸易区(FTZ)作为贸易开放制度增长极的我国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第6章在总结我国各类自由贸易区(FTZ)的经验与不足的基础上,将点轴渐进式开发理论与克鲁格曼“国际贸易—城市—区域发展”融为一体的国际研究范式相结合,分析“国际贸易—城市(点开放)—区域(面开放)”叁位一体模式在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新路径的实践运用：经过点开发、点强化及点扩散模式形成的制度创新实践,在全国不同地方形成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开放制度增长极；并通过接轨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规划,沿重要发展轴线优化布局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自由贸易试验区网络；将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的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贸易开放制度创新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实现可复制可推广目标下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第7章是全文论证思路的梳理与核心观点的总结。论文的核心观点有：①通过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能够增加贸易开放制度供给,形成贸易开放制度增长极,进而辐射促进周边区域经济增长。②从保税区到综合保税区的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具有依靠优惠政策驱动的政策性开放特征,并出现政策开放引致性扭曲效应等瓶颈问题。③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新路径,具有依靠制度创新驱动的制度性开放特征,顺应BIT、TPP等高标准“巨型FTAs"谈判倡导的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的新趋势,有助于消除原有自由贸易区(FTZ)的政策引致性扭曲效应等瓶颈问题。④对我国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的新路径探索,建议通过点开发、点强化及点扩散等极点开发实践,并沿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国家开放战略规划发展轴线,将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贸易开放制度创新经验内容向全国其它地方复制推广。由此形成的T型网络开发结构,能实现可复制可推广目标下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效促进我国区域经济转型与发展。
聂红隆[5]2009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保护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文中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而技术水平的提高主要源于本国的技术创新(R&D活动)以及利用各种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途径对国外知识进行引进与学习、吸收与模仿。国际贸易是国际技术传递和溢出的最主要渠道之一,国际贸易的发展,既为发达国家提供了进行技术创新的充足资金,又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学习先进技术的机遇。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本质是国家的产物,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经济贸易政策时,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必然要考虑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因素。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意味着我国必须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大幅度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把本国市场纳入到整个世界市场体系中。但是,尽管世贸组织以及世界各国都在不断的为贸易自由化而努力,然而存在于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依然有增无减；同时,我国与国际贸易对手和伙伴的贸易冲突也日益增多。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美国、欧盟等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兴起了以非关税壁垒为核心内容的新保护主义潮流。可以说,贸易保护政策的存在是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必然结果。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尚处于初期阶段,从整体上讲,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与当今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决定了入世后我国必须对本国有关行业和企业实行适度的保护。而且,实质上世贸组织也是承认并接受贸易保护的观点的。这既体现在其基本原则上,也体现在谈判协调机制及其实际运行上。在国际贸易壁垒变化不定及贸易冲突加剧的形势下,我国作为一个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认识并处理好贸易保护与技术创新、技术扩散的关系,如何有效利用技术扩散(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这一技术传输途径,发挥技术进步效应,成为一个理论和现实的问题。因此本文选择技术进步的载体之一——国际贸易渠道作为具体分析对象,可能首次从贸易保护的视角,围绕“技术进步”这一核心概念,沿着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技术溢出的技术进步途径,对贸易保护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贸易保护对技术进步影响的评估是贸易保护动态成本评价范畴。一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具有认识贸易保护促进或抑制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内在机制的作用,将丰富技术进步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贸易保护对技术进步途径的影响及技术传播理论)；另一方面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根据贸易保护对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技术溢出的影响作出相应的对策,有利于为制定我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提供参考,有利于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提供可借鉴的国际经验,有利于认识目前我国关税有效保护结构的合理性及其存在的问题。本文广泛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新国际贸易理论、博弈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理论、计量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与论述。其中,突出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本文将收集、计算、绘制R&D投入与产出、货物和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分国别中间产品和资本品贸易、关税征收率和资本存量、劳动投入、人力资本存量等数据和图形,构建并估算贸易开放度、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技术创新综合指标、技术转移综合指数、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进行贸易保护对技术进步影响的定量实证分析,并采用国内外该领域研究中常用的主流分析工具,如Pearson相关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Johansoen协整检验及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向量自回归(VAR),以及较少使用的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常用的Eviews6.0软件和鲜见使用的Matlab数学计算软件作为运算工具,再引用贸易限制指数和TFP增长率来说明贸易保护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在实证分析中,还对同一变量采用不同的代理指标进行检验。如体现技术创新的指标有国家财政科研拨款、R&D投资支出和构建的技术创新综合指标；体现贸易保护程度的贸易依存度和关税征收率指标。这些方法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创新性。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本文首先就研究的背景、目的和问题进行了阐述,界定了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技术溢出、贸易保护与技术进步的概念,并且对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技术溢出与贸易保护、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重点介绍了新近发展的贸易保护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理论等。本文第叁章提出了几个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技术溢出与贸易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分析模型。先后回顾了贸易保护理论的发展过程,技术创新、国际技术转移、技术溢出与贸易保护的理论联系,基于贸易保护的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技术溢出效应,贸易保护影响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以及贸易保护影响技术进步的相关模型。在理论分析之后,本文第四章至第六章就中国关于贸易保护的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中国技术创新与对外贸易和贸易开放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我国贸易保护所带来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技术溢出影响程度,并分别从总进口贸易开放度、中间产品进口贸易开放度结构、资本品进口贸易开放度等角度,重点考察了我国由进口贸易保护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后,根据新增长理论,对贸易保护和人力资本因素对我国整体技术进步的影响也进行了详细的实证研究；并运用可获得的、能较全面反映贸易保护程度的贸易限制指数国际截面数据,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保护与国民收入、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国际层面的分析。考虑到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各种技术进步途径对我国的实际影响,本文在讨论贸易保护的技术进步效应时,更多的是关注其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溢出渠道,对我国技术水平的提升所带来的抑制作用。因此,基于贸易保护的技术创新、技术溢出效应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通过本文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保护对技术进步影响的深入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及各个子结论。南方和北方的贸易保护对技术创新、技术模仿和技术转移具有有利或不利的影响；我国的贸易保护对技术创新、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均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因此我国从总体上来说处于技术模仿国的地位；我国中、高技术中间产品、资本品进口贸易开放度的技术溢出效应为正,而低技术中间产品进口贸易开放度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我国关税有效保护结构与我国技术进步效、应相适应,而与我国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还存在不相适应。据此,必须提出促进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技术溢出的对策。主要的子结论如下：1、贸易保护对R&D活动的两面性有不利影响。一方面,在技术模仿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情况下,技术创新来源国的贸易保护对技术创新是有利的,模仿国的贸易开放对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而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另一方面,贸易保护抑制了国内R&D活动,从而也降低了我国对外来技术的模仿和吸收能力。2、贸易保护对我国国际技术转移有不利影响。理论分析认为,技术引进国提高贸易保护程度,可能导致“绕过关税”的国际技术转移活动；而降低贸易保护程度,也有可能导致“遏制竞争”的竞争性国际技术转移活动。实证研究表明,从我国总体层面来讲,存在来自国外的竞争性的“遏制进入”的技术转移,即掌握先进技术的外国企业为了阻止其他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可能采取向中国企业转移技术的现象,并且贸易开放度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是技术转移的Granger原因。3、贸易保护对外国技术溢出效应有不利影响。实证分析也表明,无论是全部产品层面的进口贸易开放度还是中等技术和高技术中间产品、资本品进口贸易开放度对我国的技术进步都产生了正面影响,贸易开放度的技术溢出效应十分明显,而低技术中间产品进口贸易对技术进步具有负面影响。一方面,从全部产品贸易来看,本国研发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起到促进作用,而且作用系数大于国外的技术溢出,说明中国当前的国内技术创新是本国技术进步的根本。另一方面,中国对工业化国家和亚洲国家的贸易开放,促进了从这些国家的中间产品和机械设备等有技术含量的资本品进口,促进了相关产业的竞争与发展,提升了国内企业的生产率。选定的欧美和亚洲国家通过中间产品贸易产生的技术溢出显着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且估计系数大于本国的研发资本弹性系数。这和我们假定中间产品贸易开放度越大,技术溢出效应越明显一致,进一步证实中间产品贸易开放度在技术溢出中的重要作用,也证明我国处于中间产品净进口国地位和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格局的现状,我国整体上处于生产贸易价值链条的较低端。4、必须合理安排中间产品(含资本品)贸易保护结构。对中间产品(含资本品)贸易保护的价格关联效应的投入产出分析表明,由于中间产品(含资本品)前后项产业关联特性,对其实施贸易保护将导致上下游产品价格的连锁反应,扭曲整个产业链条的资源配置,抑制进口贸易,阻碍了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而基于总产品、中高技术中间产品和资本品进口贸易开放度的R&D溢出效应均为正；低技术中间产品的溢出效应为负,但由于以矿产资源为主的低技术中间产品的无序和过度开采,将导致巨大的环境成本和不可持续的发展问题,因此,对于我国这样的资源匮乏的国家来说,相对于技术进步的代价而言,低技术中间产品过度开采的代价更值得考虑。因此,中间产品和资本品贸易保护程度的降低,不仅可以增加外国R&D溢出量,更大程度地促进我国技术进步,而且可以保护资源、降低环境成本、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如何安排现有的中间产品贸易保护结构,以减少贸易保护对技术进步效应的抑制,是一个重大的贸易政策问题。5、人力资本对我国技术进步的有显着促进作用。作为技术进步的载体,人力资本在新增长理论中成为了内生技术进步的主要表述形式之一(Lucas,1988)。第七章的实证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显着促进技术进步,而且人力资本与劳动力结合比人力资本与有形资本结合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大。一国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其成功获得技术扩散、取得技术进步的关键。6、贸易保护的国别特征及其对国别技术进步的影响。越发达的国家,贸易保护程度越低,但核心非关税壁垒和农业国内支持越高；贸易保护程度越低的国家,技术进步效应越大。7、目前我国关税有效保护结构存在合理性及不合理性之处。从结构角度看：一方面,我国关税有效保护结构与技术进步效应相适应。随着产业链的延伸,对加工阶段越深的产品征收越高的关税,从而形成了从上游产品到下游产品逐渐升高的阶梯型分布。相应地,有效保护率也呈现出了从上游产品到下游产品逐渐升高的阶梯型保护结构。这样的名义和有效关税保护结构符合关税升级原理,也与相关产品的技术溢出效应相适应。另一方面,关税的有效保护结构与贸易优势的动态变化发展不相适应。按照一般的贸易政治经济学理论,关税等贸易措施是用来保护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因此产业竞争优势越低的部门保护程度越高,即形成一种逆比较优势的保护结构,从而抵消外国的竞争优势,促进本国产品的进口替代和幼稚产业内生比较优势的配置。但现实情况是,我国呈现出了一种顺比较优势的有效保护结构。这种顺比较优势的有效保护结构说明我国关税有效保护结构与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还存在不相适应的情况。以上两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在政策实践中必须加以协调处理。本论文虽然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结论有一些创新性,但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研究展望)：1、本文的不足之一在于没能对地区或产业层次的贸易保护技术进步效应问题进行分析,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可行的建议。这固然与本文主题的过于宏大有关,但也与地区或产业层面的数据的系统性和可得性有关。这是笔者打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之一。2、本文的不足之二在于贸易保护度量指标没能采用能够较客观和直接地反映贸易保护程度的贸易限制指数,而是采用贸易依存度作为代理变量或采用局部反映贸易保护程度的关税实际征收率指标。这主要是因为贸易保护数据并不是连续时间系列,而是间断的,而且非关税壁垒的关税等值估计很困难。这也是笔者打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之一。
吴国杰[6]2017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创新驱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创造了"中国增长奇迹",但是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能否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成为一项重要议题。从国内外环境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支撑经济增长的人口、体制、资源等要素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与要素约束的矛盾愈加凸显,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要素驱动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中国亟需寻求新的发展方式,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为突破经济发展困境,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突出了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世界各国对全球经济的依赖性不断加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与受益者,改革开放政策深化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也将面临更加开放的经济条件。在此背景下,中国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有哪些理论依据?又有何现实路径可循?这些问题亟待研究。为寻求中国创新驱动的有效路径,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本文根据参与国际生产与分工的不同方式,将创新驱动分为国际贸易创新驱动、对外直接投资创新驱动和外商直接投资创新驱动,并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进一步阐述了叁种创新驱动可能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之上,利用计算机动态仿真系统,对创新驱动作用机制进行了动态模拟,详细刻画了以知识为载体,以组织学习为途径的创新驱动作用过程。同时,在异质性企业模型理论框架下,从出口产品质量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切入,进一步对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经验检验:首先,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与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计量模型对是否进口中间品及不同贸易类型中间品进口对二者的影响效应进行了检验,并利用分位数回归给出了相关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演化轨迹;其次,利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对中国工业企业中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进行了界定,然后利用PSM-DID方法对不同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处理效应进行了检验;最后,同样利用PSM-DID方法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处理效应,同时,利用互补性检验模型对外商研发投资与国内研发投资之间的互补性进行了检验。本文研究认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在于技术知识的获取与学习,一国或企业可以通过国际贸易的知识附着机制、规模效应机制和人才流动机制进行定向的技术知识学习;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研发收益机制、模仿学习机制和人才吸收机制进行主动的技术知识获取;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示范竞争机制、产业关联机制和人才培训机制被动获取技术知识溢出。而在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内部因素、关联企业因素,以及外部环境因素均会对企业技术知识学习产生影响,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战略联盟选择、内部技术管理和人才引进等措施来促进技术知识的学习。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间品进口、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着,全要素生产率更多的体现"选择效应",也就意味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其选择进口中间品、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而从产品质量视角来看,中间品进口、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通过参与全球生产与分工,有效扩大了资源要素与产品信息的获取范围,对于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正向的反馈作用。为有效促进中间品进口、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在中间品进口的选择方面,应该有效控制来料加工中间品的进口,支持进料加工中间品进口以获取更高的技术溢出。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应注重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鼓励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寻求性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取国外先进技术资源。为促进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溢出的吸收作用,应提高自身技术创新水平,缩小技术差距,增强技术吸收能力;在研发投资方面,应调整研发投资结构,加大对应用研发的支持力度;同时在外资的引进方面,应当控制低技术密度外商研发投资,加大高技术密度研发投资的引入。
伍先斌[7]2002年在《中国贸易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有关中国贸易政策的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多年来，中国自主地向世界敞开了国门，世界也终究接纳了中国。中国与外部世界经济文化诸领域的交融为中国的现代化伟业创造了持久的动力。作为拓展对外经济关系主渠道的对外贸易日益成为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新世纪的初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意味着我国今后发展对外贸易必须遵循国际贸易通行的基本规则和惯例。这日益凸显研究中国贸易政策问题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对贸易政策的理论依据即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然后考察中国贸易政策形成的国内和国际因素，最后对中国贸易政策及贸易政策措施的选择提出对策和建议。从历史的回溯中我们可以看到，贸易政策所根植的土壤是几百年来积淀的贸易理论。贸易理论的发展史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两条基本线索，即自由贸易理论和贸易保护理论，它们从来都是既对立又平行地发展。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不同的贸易政策，都在其最高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认可了贸易理论所给予的启示。中国贸易政策的形成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国内和国际的环境因素。就国内因素来看，首先，建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为我国现实的贸易政策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改革开放前中国执行了极端的保护贸易制度，这与当时的体制和贸易战略是紧密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中国开始了贸易改革的进程，促进了贸易政策的转轨，即开始走向渐进的贸易自由化道路。其次，中国的比较优势及其发展是我国贸易政策的现实因素。在中国工业化的前期阶段，出现了工业化与比较优势的背离状态。改革开放后，由于实行了开放型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比较优势即劳动密集型优势日益凸显。渐进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也正是建立在这种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使我国获得了较大的贸易得益。但是，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不能长期地专业化于这种传统的比较优势。贸易政策必须能够促使中国从现实的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就国际因素来看，中国贸易政策的选择也面临着诸多因素的制约。首先，中国的贸易政策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既要能够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又要避免其带来的冲击。其次，中国的贸易政策必须能够及时敏锐地抓住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贸易创新所带来的机遇，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再次，发达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兴起对我国是一个挑战，同时也给我国的贸易政策选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最后，中国已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一员，世界贸易组织的的贸易政策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设计提供了依据的框架。世界贸易组织的思维体现了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相统一的理念。它
马丹[8]2005年在《中美对外贸易体制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100多年来,美国长期处于世界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强国地位,并且逐渐建立起一整套功能完备、反应快捷的对外贸易体制。国家对外贸易管理的法制化以及贸易主体(对外贸易企业)通过竞争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进而确立竞争优势的不懈努力是美国对外贸易体制的主要特征;中国的对外贸易在过去20多年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为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对外贸易管理的单一化和集中化以及对外贸易企业的结构多元化是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主要特征;总之,中美两国分别实行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对外贸易体制。随着中美两国之间对外贸易交往的不断发展,各种与贸易相关的问题频繁发生,这不仅对中美两国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且可能对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甚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中美两国的对外贸易体制进行比较研究是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同时也有着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本博士论文以《中美对外贸易体制比较研究》为题,共分五章。第一章通过对中美两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历程进行回顾,简要分析中美两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阶段和特征;第二章则结合现有主要国际贸易理论对中美两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进行简要比较和分析;第叁章则通过对中美两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组织结构设置及其相关职权配置进行完整地介绍和比较,并结合中美两国经济体制的特征,对中美两国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差异进行分析和研究;第四章则通过对中美两国对外贸易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全面回顾,分析和比较中美两国对外贸易法律体系(特别是中美两国对外贸易法)的差异和主要特征;第五章则通过对中美两国对外贸易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回顾,研究比较竞争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以及竞争优势的确立对中美两国对外贸易企业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李勤昌[9]2009年在《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提出在当今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农产品贸易的保护程度依然很高,平均约为工业品的四倍多。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地区对农业实施高保护政策,严重扭曲了农产品生产和贸易,不仅导致了资源的错配,对发展中国家农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还威胁到它们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多哈回合农业谈判历时九年至今仍未完成谈判目标,不仅给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蒙上了阴影,还对当前萧条的世界经济恢复信心产生负面影响。探索世界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的本质、影响因素和机理,预测国际农产品贸易制度的未来走向,对于我们正确制定农业发展战略和国际农业多边谈判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问题。在贸易制度的研究中,传统贸易理论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解释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贸易政策产生的政治过程及原因,但是两者都存在局限性,无法全面揭示当前顽固存在的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因此,如何改进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型,并融合传统贸易理论,更加全面地揭示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产生的根源、形成机制和决定因素,形成一个完整、具有说服力的农产品贸易政策分析框架,对于我们理解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制度,预测其未来走向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基本研究方法,结合归纳和演绎的逻辑手段,对国际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进行研究。具体地,在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上使用的是规范的分析方法和归纳逻辑手段,在对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WTO农产品贸易制度形成过程和典型民主政治制度下农产品贸易政策决策的政治过程的归纳,提炼和构建国际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的分析框架,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打下理论基础；在对美国、欧盟、WTO农产品贸易制度的分析中采用实证分析中的历史分析、案例分析、对比分析、数据分析等方法和演绎、归纳逻辑手段,验证本文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最后,再利用该一般性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演绎推理,分析国际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未来的可能演化趋势。本文研究的总体思路是：主要以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工具,辅以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首先对现存的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中的“利益集团—政府”基本分析框架加以改进,加入国际贸易制度这一因素,形成“利益集团—政府—国际贸易制度”叁维分析框架,重点从利益集团、政府和国际贸易制度叁个因素在贸易政策决策中的政治行为入手,分析国际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产生的机理、主要决定因素,结合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的历史考察,揭示该保护制度产生和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对主要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以及WTO农产品贸易制度未来演变趋势作出基本判断,并提出我国的相应对策。本文整体上分为叁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构建(第1、2章)。其中,第1章除了说明论文的写作背景和意义外,主要内容是对与论题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收集整理,为本文的理论构建及后文分析汲取营养,同时提出现有文献的有待深入研究问题,为本文提出研究任务。第2章为理论构建部分。该部分首先归纳了古典、新古典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思想和保护贸易的理论思想,目的是把它们作为分析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及其政策实践的理论工具。本部分还重点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框架研究文献进行了归纳,指出了现有的“利益集团—政府”基本分析框架的理论缺陷,并且在该框架基础上,引入“国际贸易制度”因素,构建了“利益集团—政府—国际贸易制度”叁维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本章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做出如下理论判断：1.任何经济开放国家总体对外贸易政策都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混合体,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贸易和绝对的保护贸易,农产品贸易政策也是如此。它们是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和外部制度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国际贸易政策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我们研究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出发点。2.一国农产品贸易制度的自由性倾向或保护性倾向,根本上取决于该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大、竞争力强的,就会主张或赞成自由贸易,比较优势弱、竞争力差的,就会追求保护贸易。3.一般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阻力大于工业品,因为农业利益集团组织良好,对政策决策的影响力往往大于工业利益集团,它们为了维持贸易保护所带来的既得利益,会极力阻挠农产贸易自由化。4.为粮食安全、社会稳定、经济结构等宏观因素考虑,政府往往倾向于农业保护。5.农产品贸易大国及人口大国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更加敏感,因而将是多边农业谈判的主要参与者,它们的政策取向决定了多边谈判的方向。本文第二部分为实证分析(第3、4、5章)。文中选取美国和欧盟为研究对象,在上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下,对它们的农业贸易保护制度产生的历史、政策决策机构、国内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决策的政治过程、政府在政策制定中的政策偏好等因素进行分析,探索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揭示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顽固性和持久性的政治根源,并对它们的未来政策走向做出预测。然后,根据同样的思路,对WTO农产品贸易制度的同类问题进行了论证分析。本部分的基本结论是：第一,WTO贸易制度对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制约能力脆弱；第二,WTO农产品贸易制度将继续朝着自由化方向发展；第叁,未来的国际农产品贸易制度仍将具有相当的贸易保护特征,为成员国实施一定的农产品贸易支持和保护提供制度保障。本文第叁部分(第6章)分析了中国农业及农产品贸易的发展特征和WTO贸易制度框架下的政策运用空间,提出了中国农业政策调整和参与多边农业谈判的战略建议。本文最后提出了如下基本研究结论：第一,任何贸易政策都是政治主导下的经济决策,农产品贸易政策尤其是这样；第二,WTO国际农产品贸易制度是经济领域内的贸易规则和纪律,该制度建立与变迁的驱动力源于成员国间的国家总体利益博弈；第叁,发达国家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决定因素主要有叁：一是比优势和市场波动,该因素决定着农民的相对收入,从而影响它们寻求政府保护愿望的强烈程度；二是经济结构及其发展水平,它决定着政府提供保护的经济能力、保护的政治成本(来自反对派的阻力大小)和政治组织能力；叁是政治体制及其组织架构,它决定着农业利益集团政治行为对政府的影响效果；第四,随着WTO制度下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深入,来自成员国内部的改革动力在逐步衰减,有的问题已经触及到了它们的根本利益和法律制度。因此,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展将呈加速递减趋势,最终,一定程度的农业及贸易保护制度将成为常态；第五,农产品贸易保护措施的大幅削减或消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特别是对于人口大国和粮食净进口国而言,可能成为一种灾难。因此,这些国家应当从本国国情出发,认真思考自己的谈判立场,不轻易承诺削减,更要维护和加强特殊保障机制；第六,未来的WTO农业谈判仍将是主要国家利益集团间反复斗争的过程,但最终结果应当是在当前的主席方案水平上达成某种妥协,这意味着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自由化努力会取得一定的成果。对于中国而言,与世界发达农业大国相比,农业发展中仍然存在诸多弱势特征。因此必须重视发展农业和坚持粮食自主原则,以保证农业人口就业、福利水平提高和国家政治经济安全。本论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本文在研究的理论工具上,采用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使分析能够更全面涵盖并接近贸易政策的实际形成过程,从而使结论更有说服力和实际指导意义。在分析工具上,改进了现有的分析模型,加入了国际贸易制度新的要素,构建了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叁维分析模型,增强了贸易政策走向预测的准确性；第二、提出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有限性和保护的长期性的结论；第叁、指出了WTO贸易制度的脆弱性,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不能盲目做出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承诺的观点。
文雁兵[10]2014年在《包容型政府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研究》文中指出发展是在特定时空环境和社会结构下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互动过程,大国如何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和构建适宜的治理模式是经济学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经济改革迄今为止基本上延续了改革之前户籍制度的城乡分割、财税制度的经济分权和社会网络的关系纽带几个特征,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对于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市场激励和合约履行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发展代价,如城乡间、区域间和人际间的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的扩大,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结构的失衡和社会福利的扭曲。这些问题这使得当代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大国治理模式呢?这种治理模式具有怎样的运行机制呢?是否具有一般性规则和借鉴意义呢?本文试图从政府生产性、发展性和包容性特征出发和聚焦其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在国家理论下能够厘清不同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治理功能发展的脉络,以及总结出在经济社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差异、作用边界和作用大小,另一方面,能够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和已有的发展理论、增长理论和国家理论,深入剖析经济发展中适宜制度和政府治理的作用,构建包容型政府的理论框架,并对未来可能的改革路径进行展望,以期能够对中国可能走上的包容性增长道路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本文在构建包容型政府理论框架和对包容型政府行为及其绩效分析的基础上,强调适宜制度(专利制度、财政分权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和政府干预(政府行为、政府规模和政府效率)发挥政府治理包容的作用,通过经济增长(利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实现)和成果分享(通过体现效率的初次分配、体现公平的二次分配)发挥经济增长包容的作用,通过社会流动(如通过代际流动和收入流动)和社会包容(如户籍改革如和教育公平)实现社会发展包容的作用,通过思想繁荣(思想自由和知识资本积累)实现思想市场包容的作用。本文首次对思想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全面的论证,进一步提出了适宜制度的概念和功能,并构建了新的内生增长模型论证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根本作用和机理。思想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经济增长既有逻辑链条(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而适宜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否定之否定。政府积极干预可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产生更好的积极影响业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赞同,但对于政府边界、政府行为选择(“攫取之手”或“援助之手”)及其演变(更多“攫取”或更多“援助”)仅基于中国式分权(“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宏观一元框架和“政治人”或“经济人”微观单峰偏好的假定,以及暗含区域间禀赋同质和完全流动,忽略了中观层面区域禀赋异质性对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和演变的影响是已有研究的重要缺陷,本文既从中国层面考察了区域异质性视角,还基于地方政府官员“政治人”和“经济人”的微观联合偏好视角,对宏观财政分权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选择、演变和绩效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是对已有财政政分权理论和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有益增补。运用了面板门槛模型,本文首次全面细致的检验了“利维坦假说”、“粘纸效应”和“瓦格纳法则”在中国的存在性、有效性和条件性,结果发现政府规模与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和经济增长交互影响对发展包容分别表现出“N型”、“倒U型”和“N型”非线性关系,应当引起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的重视,在制定和执行区域性政策和战略时,应充分考虑政策实施的综合效果而不是单一目标。包容型政府行为模式不同于“泛利性政府”、“中性政府”、“生产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其治理模式也不同于市场式政府(强调政府管理市场化)、参与式政府(主张对政府管理有更多的参与)、弹性化政府(认为政府需要更多的灵活性)和解制型政府(提出减少政府内部规则)。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从社会包容视角首次提出并探讨了包容型政府概念和理论,为解决中国目前经济社会转型过程的诸多现实问题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包容型政府需同时解决经济增长和发展包容两个核心问题,具体而言,是形成适宜制度、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为核心内容的“发展的叁角”。这一概念和理论是对林毅夫(2003,2013)关于要素禀赋决定比较优势和政府如何遵循比较优势理论的逆向补充和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关于中国“半包容半掠夺”制度和政府行为特征的有力佐证,也为中国道路可能具有的世界意义增加了新的内容。(2)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同于既有研究的内生性视角(要素禀赋、政治博弈或威权选择的结果),而是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从国际贸易这个外生性冲击渠道分析了政治经济制度演化。(3)既有研究强调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和产业集聚的自组织性,强调产业升级和产业内结构变动的市场机制,对政府行为在产业集聚过程的作用以及产业关联效应,尤其是二叁产业发展对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关注较少。本文则从产业关联视角考察了农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关联绩效,农业现代化发展事关“叁农问题”、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而本文的研究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4)本文关注了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将分属社会学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和经济学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包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性发展的耦合机制。社会流动不仅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发展包容同样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教育流动、劳动流动、职业流动、性别流动和收入流动可以减少“机会不平等”和“静态不平等”等“坏的不平等”,逐渐消除各种排斥(社会排斥、地理排斥和经济排斥),实现增长包容性,这一思路将有助于解决目前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难题。(5)本文首次提出了包容性减贫模式,强调通过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自上而下”和自生能力与社会流动“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贫困缓解策略,从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两个视角强调贫困缓解的新渠道。2013年11月恰逢中共十八届叁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本文的研究或许能够为未来政府职能改革提供少许有价值的学术火花。
参考文献：
[1].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效应[D]. 孙玉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4
[2]. 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研究[D]. 郝璐. 吉林大学. 2017
[3]. 老挝对外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D]. 王文妮. 湖南大学. 2010
[4]. 我国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研究[D]. 赖庆晟.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5]. 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保护对技术进步的影响[D]. 聂红隆. 江西财经大学. 2009
[6].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创新驱动研究[D]. 吴国杰. 浙江大学. 2017
[7]. 中国贸易政策研究[D]. 伍先斌. 中共中央党校. 2002
[8]. 中美对外贸易体制比较研究[D]. 马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5
[9]. 农产品贸易保护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D]. 李勤昌. 东北财经大学. 2009
[10]. 包容型政府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研究[D]. 文雁兵. 浙江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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