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后现代——兼论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电视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语境论文,中国论文,电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I 01 J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26(2002)01-0166-09
关于“后现代”，在中国已有许多介绍和阐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学术界又出现了一系列与中国当代审美文化走向直接相关的“后”概念：诸如后新时期、后殖民化、后国学、后美学等等。在各种语境中，电视艺术又不断被人们作为最典型的后现代文化现象加以评论和分析。而近几年来，学术界关注的话题又从“后现代”转向了对于“现代性”的探讨，这似乎又在向人们证实着利奥塔所言：后现代是现代主义之初期的合理性。而实际上，在理论界(更不用说在大众文化中)至今对“后现代”的认识仍是较模糊的，一说“后现代”就什么都是“后现代”的，或什么都不是后现代的，这样势必会导致出现理论上的混乱。为此，笔者认为必须先廓清“后现代”概念及其内涵，才能对中国当下的文化转型、理论话语转型作出恰当的解释，也才能进一步具体地分析后现代对当下的电视文化，以及各种时尚性的游戏、娱乐等的影响和作用。
三、处于“后”语境与“信息”社会中的中国电视文化
诚然，中国今天所呈现的各种文化现象并非都是后现代的。在文化转型的当下，既有传统的、前现代的，也有现代主义的和后现代的。即一方面主流文化、国家意识形态仍在强调现实主义的作用，现实主义本身也并未已经走向彻底衰落。另一方面，我们在尚未好好消化现代主义时，又紧接着迎来了全面商品化了的市场经济和后现代的视觉文化的巨大冲击，这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模式，又必然会产生接受心理的悖反特征。而在各种后现代现象中，电视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和最典型的当代视觉文化。不只是因为电视的覆盖面、影响力极大，而且，电视的快速反馈和商品意识的强烈表现欲，也使得当代人对它产生了一种依赖性，即当代人在其世俗生活中已离不开电视文化。
在今天的电视中，除了新闻外，几乎所有的栏目和电视艺术，尤其是电视广告，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后现代”的渗透。这就出现了一种似乎是在同国际接轨的“中国式后现象”，如电视广告中的影像拼贴、跳接式组装，自女性内衣、化妆品直至各种饮料、汽车、购物推介中的“性感”、直观的视觉呈现；又如电视剧中的“戏说”、解构历史、消解崇高；再如，游戏类节目中的调侃、说笑、逗乐，引进周星驰式的“无厘头”，或将一个典雅的词汇，一段经典的话语、图象插入游戏式的嘲弄。凡此种种，都使当下电视的世俗化、大众化特征，无可避免地呈现出零散化、虚幻性和无深度指向。这当然可能投“新新人类”们之所好，同时也如实反映着一定的时代特征和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但却使得许多习惯于接受传统教化模式的人们不知所措，却又在事实上离不开它。因为一旦离开了电视，则不仅信息传播滞后，而且当代人仿佛就会出现一种与现实生活脱节或剥离的状态，如是，他自己也似乎成了一个穿着时装的活化石。
毋庸置疑，除迅速获得最新消息外，看电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休闲和消遣，人们在电视荧屏前既可获得各种知识和信息，如了解政治和时事新闻、国内外重大事件、事变，当下的经济发展、股市行情，交通、旅游、气象、购物等各种与大众世俗生活攸切相关的消息，还能享受到各种高雅艺术、时尚娱乐，如优秀的影视艺术情节剧(片)；电视曲艺、戏剧；电视散文、电视音乐，MTV、各种流行艺术及明星排行榜等等，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同时也是肉体的放松，或是得到换一种“口味”的调剂。如紧张的工作之余看看足球，参与轻松的游戏，欣赏一部老电影、新电视剧等等，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加之图象比语言更直接、更具体、更生动，又无需深思熟虑，所以它也必定更迎合大众的需要。电视是大众的文化，它本身又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所以，一旦开放，西方的各种新潮流、新形式就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大众对文化艺术的再认识，加之互联网的快速传播，当下电视的重组就必然会打上各种后现代色彩的烙印。尽管有些人对消解崇高、零散化、无深度等嗤之以鼻，但也应看到“后现象”的解构模式之存在，只是当代影视发展的一个方面。另方面，“后工业社会”的别一种称谓即是“信息社会”。众所周知，在今天，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就应实现信息化，即要在国民意识中植入全球正在朝信息化方向发展的观念，并使之变成一种共识，转而成为人的思维方法之一个部分。
20世纪50年代前，当中国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时，西方的工业化已基本完成。与之相适应的是，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电视文化，基本上属政治-教化模式和计划经济状况下的宣传工具，其审美流向的基本表现，是以简单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为前提的通俗文化和媒体报道，电视艺术所推崇的，也是以理想主义为主的崇高、革命和充满斗争激情的各种类型模式。50年代后，我们的工业化尚未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又进入了后工业社会，进而向信息化拓展。80年代以来，为跟上世界潮流，中国的电视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开始注入新的审美方式，从文化反思、人性回归、批判现实主义，到转向今天的新现实主义、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多种审美因素的互渗和合一，娱乐化、游戏化，解构崇高、纪实性的平民化等多元共存已成既定事实。应当看到，这其中，信息的传递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信息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可多次使用、不断增值的一种存在方式，在后工业社会中，知识不断更新，旧的信号不断被新的信号所替代，如是，信息自身也就无所谓中心和深度，而反倒是与商业动机紧密相连的。诚如控制论者艾什比所言：“信息就是变异度。”这样，后工业社会中的泛信息化就必然会形成文化和艺术中的消解、变异、无中心和复制，同时也必然会染上商业动机的印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任何一种电视栏目都离不开广告的插播。
现代人都不会否认电视和网络是当今信息社会中最重要的传媒。电视、网络及各种现代通讯技术，每天都在大批量地制造、传播和扩散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尽管有些是重复的，甚至出现“垃圾”信息，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都不能缺少电视和网络的信息传送。由于信息本来就难以避开虚假、失真、过时、重复、零散化、差异性、不确定性等因素，所以，对于信息的取舍和采用都须有一个甄别和选择的过程。尽管当代的国际互联网在不断与电视争夺市场和接受群，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电视信息比之某些“网上游戏”要成熟和规范得多，因此它的信息可信度也相对更强，人们宁肯相信电视新闻和电视栏目里的各种报道，而对网上传来的似是而非的信息，也往往似信非信。因为电视文化中毕竟还始终存活着许多严肃的、真实的和十分重要的内容和话题。
笔者曾撰文认为，“后现代”的当下生存有其不同的语境作为基础，这种不同的语境至少表现为三个层面，分别是(1)现实的文化层面，即后现代的大众文化层面；(2)哲学和美学层面，它是由诸多理论家、思想家共同构筑而成的一个既互相印证，又充满矛盾的文化理论格局。(3)“复制”的技术层面，是指一种工具理性压过主体意识的高技术化的商业性复制（注：金丹元：《全球化背景下的解构与建构》，载《当代电影》2001年第3期。）。电视文化、网络文化无疑与这三个层面都有联系，但电视(包括电视艺术)又无疑与大众文化、现代“复制”的联系更为直接，而与后现代的美哲学联缀则相对要间接些。网络文化则既可能是大众需求的复制，也可能是理论形态式的复制，如学术信息、动态，学术论文、理论专著的传播等等。这就使得处于多重“后”语境中的中国当代电视，在坚守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同时，又必须吸纳不断变化着的民间文化、大众文化与外来文化，既变得越来越大胆地走向世界，越来越在全面开放中体现民主化和文化共享，又在越来越活跃和贴近生活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催生着大众文化中后现象的不断涌现。就此而言，电视文化中的后现代色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电视在多重后语境中的重组是大势所趋，也是合于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大流的。关键在于，在重组中如何保持文化的品味和有意味性的审美属性。换言之，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文化，电视应如何从视觉满足中体现更多的哲学和美学的渗透，应如何起到融娱乐、休闲、审美和引导于一炉的作用，才是理当引起我们认真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四、WTO、本土化与精品意识
许多学者都已清晰地看到，作为发展中国家，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不仅表现在世俗文化中，也体现在理论文化层面的研探中。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于我们至今尚未理清这三大价值体系的关系，随着中国加入WTO后，这种“价值迷失”将会更广泛、更深刻地表现在当今中国文化转型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毫无疑问，电视荧屏将典型地突现这种悖反现象和文化“危机”。尽管电视文化是大众的通俗文化，但许多形而上的冲撞也必将会通过形而下的形式浮现出来。于是，人们不断地呼吁要强化本土意识与品牌意识。问题在于“本土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本土化，“品牌”如果失去品味、品位，它不仅会被自然淘汰，而且也会搅乱了“本土化”，更何况电视品牌不是汽车、西装、手表，它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为此，在强调“品牌”的同时，更应注重“精品意识”。而“本土化”与“精品意识”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又是互有联系、应有机统一的中国电视文化走向新世纪的两个重要环节。
笔者认为，“本土化”不仅是指传统的表现内容与形式再加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及其宣传，它也应包括中国当下精英文化中的个性化、深度化和创新意识，还应包括大众文化中富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各种代表性文化样式。而所谓“精品意识”也远不仅仅只是指“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这么一个既抽象又摸不着边际的正确的套话。“精品”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内容、形式要精以外，它还须具有时代性，能体现当今中西文化碰撞后带有思索性的人文精神，尤其是电视艺术的精品，则更应强调它的艺术创新和审美质性。所以，真正的“精品意识”既是涵盖着“本土化”的，又因其体现了民族审美，体现着开放式的人文关怀，所以，它也是能与世界对话、参与全球竞争的文化产品。在内涵中，它不仅深蕴着中国情结，同时也潜藏着全球目光，在形式上，它可以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是现代主义的，或后现代的。例如，电视栏目的多样性，客观上当然会显现为零散化、不确定性，以及各种因素的自由组合，但如果它真是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是精致的、雅俗共赏的，那么它的这种零散化、不确定性和自由组合，也必然具有较充分的民主性，形成超越国界的规模化的文化共享，毫无疑问，这是加入WTO后，电视文化所必须考虑的。如美国的迪斯尼、时代-华纳等都在国际文化市场上拥有不少知名的媒介产品，福克斯电视网推出的《辛普森的故事》、HBO有线电视网曾推出的传纪片《泰森》等，都具有跨国效应。同样，中国的优秀电视连续剧，如《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唐明皇》等，在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甚至在南亚各国也深受欢迎。这说明打造“精品”自选题开始就要下功夫，就要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此，不妨以谈话节目和电视剧为例，作更具体的分析。
电视谈话节目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当代公众的社会化话语领域，世界各国都有不同风格的谈话类节目，它可有以新闻、政治、社会问题探讨为主的，如CBS的“60分钟”、CNN的《拉里·金直播》等，也可以是讨论日常生活、人际关系、心理求助的，如夜间谈话、辛迪加谈话节目，这类谈话节目涉及面广，且直指普通家庭，人伦道德，人的心理、生理协调，所以受众面往往从20岁左右的青年直至五六十岁的中老年都爱看。还有一种娱乐性访谈，由影视明星、球星、歌星参与，或对著名作家、学者直至演员、导演、节目主持人、模特等的访谈。这类谈话因有明星效应，往往也会有收视率。
在中国，优秀的谈话类节目已经吸引了不少观众，象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东方时空》、《实话实说》、上海电视台的《有话大家说》、《新闻追击》等，有些虽是新闻的延伸，不一定有在场观众出现，但都强调着深度报道或大众参与的底位进入。尽管并无华丽、强烈的视觉刺激，但由于所谈所论的都是发生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所涉及的是当代中国普通老百姓都感兴趣的话题，是真正“本土化”的，如下岗和再就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离婚与婚外恋、遗产与分家、真功夫与伪科学、灾难与事故、犯罪与破案、汽车、住房与装修等等，在讨论这些社会热点问题时，尽管也可运用闪回、特写、放大等技术处理，形式上也会显得零散、拼贴、变异、夸张和多中心，但只要主持人的引导和深度报道能体现出真正的人文关怀，具有一种“精品意识”，那么“本土化”的谈话节目照样也可给人深刻的启示、高尚的审美诱导，起到呼唤社会正义、关心民众和民族命运，对各种社会现象和自身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的积极作用。电视中的谈话节目或追踪新闻，不是小圈子里的闲聊，或道听途说的瞎扯，也不是节目主持人、新闻主持人的自言自语，它是让公众直接、间接地介入事件、现象乃至人的心理世界，是整个社会的对话与交流。真正优秀的谈话节目往往既贴近生活，关心现实，又在谈古论今、诙谐幽默的交流中贯穿一种合于现代人生活逻辑的理性认识，它的形式可以是游戏的、通俗的、娱乐的，甚至是反传统的、嘲讽的、边缘性的，但往往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形式中渗透着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民族历史的厚度感。既能以情感人，又能见出哲理情趣，因此，堪称精品的谈话节目，应当是将家庭问题、私人话语、个体困境社会化后，再从诸如此类的“形而下”中提炼出一种相对规范化的公共领域里的社会准则。如是，中国加入了WTO，但中国仍有中国自己的电视文化定位和精致的品牌。
诚然，加入WTO后，电视也会象电影一样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尤其是西方电视剧中的视觉幻影、性画面与暴力奇观，肯定会对中国大众的心理接受产生巨大的震荡。但中国文化有中国自己的民族特征，中国的纪录片和电视连续剧，尽管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它也可以出现各种现代主义的或后现代的景观，但数千年丰厚的文化积淀和民族个性，仍可将中国观众吸引到它的极富伦理色彩的叙事画面上来。如这些年有影响力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一代廉吏于成龙》等，尽管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缺陷，而且，事实上都是站在今人的立场来重新审视历史、编排故事的。但由于这些电视剧都十分注重“本土化”情感和“本土化”的审美需求，都凝结着浓郁的民族情结，贯穿着一定的历史意识和当下的人文关怀，所以，收视率普遍较高，经济效益自然亦属一流。这类电视剧的成功，虽不见明显的弗洛伊德主义所强化的性画面，也不以血腥的暴力压迫来刺激人的视觉，但却多了几分中国传统的温情、亲情，突出了纲纪国法，忠孝大义的严肃性以及儒雅遗风、人格力量和斗智斗勇的东方式智慧。这就在解构传统理念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结构文本。实际上也为中国电视的现代剧表现当代人的情感生活，悟解现代性义理，探索新的伦理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本土化”参照。换言之，即使是反映当代矛盾，表现当下情感生活中人性的困惑、新旧伦理观念冲突的戏，也要既精致化又能真正体现本土特色，这样才能不仅有市场效益，也便于同世界对话，被别人所接纳。
总之，笔者认为，中国今天所出现的所谓“后现代”热(多数是后现象)，乃是中国转向现代性的一个必经之途，它与“全球化”、与中国自身要加速融入WTO的进程有关。但在中国，前现代的、现代主义的和后现代主义的表现往往是互渗的，既不可能都是后现代的，也不可能完全排斥前现代或现代主义，后现代理论更不会成为主流文化所依据的理论准则。电视文化中的“后现代”色彩相对较浓，这与现代信息的国际化传播是分不开的。为此，面对“WTO”，我们既不必回避、害怕“后现代”，及其所引发的带有“后”观念的一系列视觉冲击，同时也要在强调“本土化”、“品牌效应”、“精品意识”时，能在全球化浪潮中不失本民族的审美品格，以自己的精品和独特的电视栏目，去面对加入WTO后的各种新挑战，从而满足广大观众日益提高不断变化着的文化需求。
责任编辑注：原文共有四部分，本刊选载时将前两部分(一、文化意义上的“后现代”概念之辨析 二、与现代主义相比较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略去，只节取了与电视有关的后两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