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外国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与研究（下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典籍论文,下篇论文,中国文化论文,近代论文,外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古典戏剧
我国戏剧最先介绍到欧洲的是《赵氏孤儿》，由马若瑟神父于1731年节译成法文，1735年发表。法国启蒙主义作家伏尔泰又以它为素材，改编成《中国孤儿》，变成一部颂扬中国道德、颂扬儒家文化、古代文明的剧作，更引起了西方人的兴味。它反过来又推动了西方“中国热”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孤儿》自1755年在巴黎公演之后，就传播开来，先后转译成英、德、俄等文字。此后，中国戏曲译成外文的范围逐渐扩大，19世纪有法译本的《灰阑记》（1832）、《西厢记》（1872）、《琵琶记》（1841）等相继出版。1938年由法国巴黎译出的《中国戏剧选》包括有《梅香》、《合汗衫》、《货郎担》、《窦娥冤》四个剧目。
本世纪以来，尤其从50年代起，国外对中国戏曲的介绍又有所扩大，以《西厢记》为例，目前已有英、法、德、意、拉丁、俄、日、朝、越等文种的译本。在日本，至1978年统计， 《西厢记》译成日文竟有8 种版本，而《元曲选》的日译本也有6种版本。
俄苏的翻译元曲要比西欧晚得多，但50年代以来却有迅速的进展。这起始于1958年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纪念文化名人的决议：纪念关汉卿创作七百周年，在莫斯科出版《关汉卿——伟大的中国剧作家》一书，收入费德林、艾德林、索罗金等汉学家的论文及《窦娥冤》、《救风尘》的译文（均节译）。不久之后，60年代又出版两本古典戏剧的俄译本，一本是孟列夫译的《西厢记》（1960），另一本是彼得罗夫编选、多人合译的《元曲》（1966）。这是苏联汉学界的大事，很有影响。研究元曲的唯一专著是索罗金（生于1927年）的《13、14世纪中国古典戏曲：起源、结构、形象、情节》（1979）。（注：参阅李明滨：《中国文学在俄苏》，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165、169－173页。）
四、古典小说
起源于民间口头创作的中国小说，尤其是与说唱文学有密切关系的章回体古典小说，往往很受欧洲人的欢迎。这一方面是这类小说系以城市为“摇篮”。其兴起和发展，直接与城市的产生，市民对文化的需求有关，反过来又促进城市和市民文化的发展。因而它便成了西方人了解中国城市文化乃至中国文明的窗口。另一方面是欧洲人的民间文化观念比较发达，他们认为直接从一国的民间文学创作可以了解到更多的该国风情、道德规范、伦理观念、文化心理等等，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就认为《红楼梦》、《金瓶梅》这类长篇小说“能使我们充分了解当时的生活”。因此，几个世纪以来翻译中国小说，特别是与俗文学有关的章回小说持续不断，经久不衰。
（一）在欧美
1.法国是最早译介中国小说的国家，至本世纪翻译之风日盛，70—80年代形成高潮。1925年莫朗重译《好逑传》。1957年出版路易·阿韦诺莱译《西游记》，195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决议，编出“东方知识丛书”，由巴黎著名的加利玛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罗歇·卡约和东方学家艾田浦负责组织，该丛书陆续推出中国古典小说的法译本：《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儒林外史》、《唐人传奇》、《聊斋》等。成为一股翻译中国古典小说热。1969年出版吴德明等编译的《聊斋选译》（选入26篇），1970年雷威安编译的《中国白话小说》从凌蒙初的初刻和二刻拍案惊奇中选出12篇。从70年代起翻译出版的还有《儒林外史》、《卖油郎独占花魁》、《水浒》全本、《九命奇冤》、《红楼梦》全本、《孽海花》、《老残游记》、《金瓶梅词话全木》、《明代短篇小说选》和《镜花缘》等。至于《三国志演义》，早在60年代就译出了片断，如今正由汉学家里科·路易与王家煜合译。
2.在英国。《红楼梦》的英译本在1973年以前曾流行多种，均为节译。1973年大卫·霍克思翻译的80回《红楼梦》由企鹅出版社出版，书前有译者长篇序言对它作了全面的译介。这是该书首次的英文全译本。
3.在德国。20世纪以来译成德文的中国古典小说已有《金瓶梅》、《聊斋志异》（节选）、《今古奇观》、《三国演义》、《儿女英雄传》、《肉蒲团》、《红楼梦》和剧本《西厢记》。均由汉学家弗茨·库恩翻译。其中有的是全译本，有的系节译，如《红楼梦》。
4.在美国，流传的《红楼梦》英译本已有多种。一是霍克思的全译本，一是王际真的节译本。此外，还有一种是麦克休姐妹据库恩德文节译本转译的（1957年，纽约）。70年代还流传一种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杨宪益、戴乃选合译的英文全本（1978）。
5.在西班牙，最近出版了《红楼梦》的西文本。系全译本，由格拉纳达大学约请何塞·安乐尼奥·加西亚·桑切斯和北京大学赵振江教授合作，依据中国外文局提供的译文做校订，历时一年多才定稿，于1988年和1989年陆续出版。
据统计，《红楼梦》迄今有英、德、法、意、俄、日、捷、匈、罗、希腊文等十几种文字的译本。
6.捷克是个重视译介中国文学的国家。曾出现过闻名世界的汉学家普实克。另一位汉学家克拉尔也以翻译中国古典文学著称。普实克的翻译有《老残游记》（1946）、《聊斋志异选》（1955，书名标为《命运之大道的故事》）、《浮生六记》（1956）等。还与克拉尔合译《儒林外史》（1964）。 克拉尔系普实克的学生， 早期译过《暴风骤雨》（1958），后多次到北京大学进修，从1968年开始译《红楼梦》，几经周折，至1986和1988年才分为三册出版捷文本。此外，他还译过《文心雕龙》（1968）、《古代中国道德经》（1971）、《六祖坛经》（1989）等书。翻译《水浒传》（1964）的则是巴拉特和拉波什。正是由于有几代汉学家的努力，终于使捷克成为东欧诸国中汉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二）苏联和俄国
汉学大国苏联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工作最为突出，其特点是有计划，全面推进，不但出版的品种多，而且大多数为全译本。同时，翻译与研究并举，两者相得益彰。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迄今几乎全都译成俄文。在50年代翻译出版的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帕纳秀克译）、施耐庵的《水浒传》（罗加乔夫译）、曹雪芹的《红楼梦》（帕纳秀克译）、刘鹗的《老残游记》（谢曼诺夫译）、吴承恩的《西游记》（罗加乔夫、科洛科洛夫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沃斯克列辛斯基译）和李汝珍的《镜花缘》（费什曼、蒙泽勒、齐别罗维奇译）。
60年代译出的有：《今古奇观》（两卷本，维尔古斯、齐别罗维奇译）、曾朴的《孽海花》（谢曼诺夫译）、钱彩的《说岳全传》（帕纳秀克译）。
70、80年代译出的有：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帕纳秀克译）、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马努辛译）、罗贯中、冯梦龙的《平妖传》（帕纳秀克译）等。
苏联为了在少年儿童中普及中国古典小说，特地为《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出过缩写本。
研究古典小说，特别是章回小说方面已出版有一批专著，如李福清的《从神话到章回小说》和《中国的历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罗加乔夫的《论吴承恩的西游记》，谢曼诺夫的《中国章回小说的流变》，费什曼的《中国的讽刺章回小说》。此外，还有大量评介某一部小说的论文和单篇论文。成果丰硕，在世界汉学界占有突出的地位。
这里还要指出，俄国很重视搜集章回小说，为搜集《红楼梦》的版本曾费尽心力。目前在该国各地图书馆保存的就有六十多种刻本的《红楼梦》及其续集。其中在彼得堡亚洲图书馆馆藏抄本《石头记》是连中国也没有的孤本。它在1964年被发现，为我国已知的《红楼梦》12种抄本之外，增添了第13种抄本。中华书局已将其影印出版。
（三）在亚洲
1.在泰国，早就重视译介中国古典小说，1802年由国王拉马一世指示本隆主持翻译了《三国演义》。从玛拉二世至六世（1805—1925）被译成泰文的古典小说有32部，计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说岳全传》、《金瓶梅》、《聊斋志异》等，以后曾陆续重版这些译本。从1961年至1975年新译有《列国》、《宋江》、《万花楼》、《开辟》，而《三国》至1992年已重版了15次。这些小说在泰国流行近200年，对该国文学发生重大影响，使一批“模拟”小说得以流行， 从而推动了该国文学的发展。
泰国翻译《红楼梦》早在1809至1925年之间，但早期译本已失传。目前所见译本系哇拉它·台吉高所译，曼谷建设出版社1980年3 月出版，共40回，是摘译本。有译者序文和由洛·哇依维旺撰写的长文，详细介绍小说的故事梗概、历史背景、哲学背景、作者对中国封建制度的观点及结论。《红楼梦》的全译本目前正由他威·瓦拉迪洛同其夫人合作翻译，预计五年内完成。最主要的研究《红楼梦》论著有华侨学者张硕人博士的专著《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研究点滴》，由30篇论文结集成书。
2.新加坡也是重视中国古典文学的国家。从1889年起就先后翻译出版《三国演义》、《二度梅》、《包公案》、《忠义节》、《今古奇观》、《反唐演义》、《雷锋塔》、《水浒传》、《西游记》、《五美缘》等，用马来文出版。至本世纪30—40年代形成翻译中国小说的热潮，影响大，所以1988年中国新拍成的《红楼梦》36集电视连续剧立即被新加坡引进放映，得到强烈的反响。近年来，已直接从中国进口大量中文版的文学名著。
3.在朝鲜、韩国，《红楼梦》的流传极广，其途径有两种文本，一是中文本的传入，懂汉字的人多，能够直接阅读。一是朝文译本，种类和版别为数不少。据统计至1988年已出版8种：（1）东善斋本《红楼梦》，汉朝文对照，120回，李仲泰等译。（2）《红楼梦》，二册，金龙济译。（3）《红楼梦》，五册，李周洪译。（4）《红楼梦》，一册，金相一译。（5）《新译红楼梦》，五册，吴荣锡译。（6）《新译红楼梦》，六册，禹玄民译。（7）《红楼梦》，十五册，李仲泰等译。（8）《红楼梦新译》，冽上古典研究会译。有人统计，朝鲜文译本《红楼梦》“在全译本的数量上居世界之首”。（注：参阅韦旭升：《中国文学在朝鲜》，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胡文彬：《鸭水相逢论红楼》，《文史知识》，1989年第7期。）
4.日本在译介中国文学方面，从数量上讲毫不逊色。据谭汉谦主编、实藤惠秀监修、小川博编辑的《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截止70年代末，日译中文书属语言文学类的已达1025种，其中大部分是古代文学作品，章回小说《水浒传》达33种，其他如《三国演义》16种，《西游记》20种，《红楼梦》也有6种之多。从总体看， 古典文学作品最受日本社会欢迎，包括《史记》、唐代传奇、唐诗选、《剪灯新话》、《聊斋志异》、《金瓶梅》等的译本都拥有许多读者，每一种书的印数也不少。当然，近现代文学也有翻译。至70年代末统计，毛泽东作品的日译本已超过100种，鲁迅有80余种，郭沫若40余种。
（四）国外的仿中国古典小说
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章回小说在国外的影响很大，以至引起仿作。如在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就有这类作品。远在欧洲，也有汉学家由于学通了汉文和古典文学而动手仿作，突出的如荷兰的高罗佩（1910－1967，Robert Hans Van Gulik）。 这更是世界汉学研究中的一大奇观。
高罗佩25岁从大学毕业后即进入荷兰外交界，任职30多年，其间曾在南京、重庆等地居留，加上大学期间学习过中文和中国文化历史。对中国的国情和文化有深刻的理解。他于1949年用英文翻译了《狄公案》。其时恰值英国作家柯南道尔所著《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风靡世界，世人便产生误解，以为唯西方才有破案高手和侦探小说的大手笔。高罗佩以其丰富的中国历史知识，作出了不同凡响的判断。他称“中土往时贤明县尹，虽未有指纹摄影以及其他新学之技，其访案之细，破案之神，却不亚于福尔摩斯也。”
为此，他依据1949年其所译《狄公案》，加上自己丰富的中国风土人情知识，加以构思仿造，用英文创作出一系列侦探小说，最早的两篇是《中国钟杀案》和《中国迷宫命案》。后来，他又用中文把《中国迷宫命案》改写成章回体小说，共25回，于1953年由新加坡南洋印刷社出版，书名改为《狄仁杰奇案》。
高罗佩所作“狄案”之特点，其一，仿章回体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极相似。每回都有回首、回末。
依通例，开篇便有词一首，如：
“运转鸿钧包万有，日星河岳胎鲜，人间万物天然，恢恢天网秘，报应总无边。在位古称民父母，才华万口争传，古今多少圣贤，稽天行大道，为世雪奇冤。”
回首对仗工整，主题鲜明。回末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其写法悉按章回小说套路。
其二，故事情节也依照中国公案小说中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安排，使得破案过程依次推进，环环相扣，结构严整，逻辑严密。
其三，《狄公案》文笔流畅，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具备侦探小说应有的魅力，使得作品也如《福尔摩斯探案集》一样风靡欧洲，“狄公”几与福尔摩斯并称。
高罗佩对汉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还研究古诗词，精通古文，能写旧体诗词，擅长汉字书法，对于诗、琴、书、画都曾广泛涉猎，著有《琴道》（1940）、《书画鉴赏汇编》（1958）等书，特别是1951年出版的《秘戏图考》和196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房内考》，在对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意义。（注：杨权：《高罗佩，一个“中国痴”》，《现代与传统·开放时代专号之二》第2期，1994年第74— 78期。）
五、现、当代文学
世界各国重视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其原因之一在震惊于新中国的出现，人们急于窥察这个伟大国家的新貌，当时不能亲临考察，往往通过文学作品这条捷径。但是，能不能如愿以偿，自由地选择和介绍，却受其本国条件的制约，那就是各国的对华政策。因而在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时，各国的步伐参差不齐。在苏联，民间和政府的愿望一致，便迅速形成热潮，而在西欧、美国，甚至日本，开初只是民间的若干渠道，透露一些信息，出版的热潮则有待于建立或恢复邦交，例如法国和日本正是随着邦交的建立而先后分别于60年代和70年代才形成的。
（一）在法国
50年代初， 最早传递现、 当代文学信息的是《欧罗巴》文学月刊1953年推出的中国新文学专号，载有鲁迅、艾青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同年，巴黎多马出版社出的明兴礼著《中国当代文学的顶峰》则是全面系统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力作。全书主要篇幅分为四章：1.小说，评介巴金、茅盾、老舍和沈从文，2.故事和杂文，评介鲁迅、周作人、冰心和苏雪林，3.戏剧，评介曹禺、郭沫若，4.诗歌，评介徐志摩、闻一多、卞之琳、冯至和艾青。
70、80年代的热潮对现代文学翻译与研究的范围和深度都有进一步发展。其重点首先是鲁迅。从1970年至1979年的十年里，由鲁阿夫人、弗朗索瓦·于连、于如伯等汉学家的通力合作，已经把鲁迅的小说、诗歌、杂文等大部分创作都翻译成法文。
其次是巴金，从1978年巴黎出版玛丽·约瑟·拉丽特夫人译的《寒夜》，成为巴金作品的第一部法译本开始，便逐渐形成翻译界的“巴金热”。相继出版的有于如伯、白月桂译的《憩园》（1979），多米尼克·科里奥和德·埃马纽埃尔·佩塞那尔等合译的短篇小说集《罗伯斯庇尔和其他小说）（1980），佩乃劳珀·希尔热瓦等合译的短篇小说集《复仇》（1980）。时隔不久又先后译出了《春》（1983）和《长生塔》。1978年4月28 日巴黎《晨报》曾经著文评价巴金的杰出贡献：“巴金之于中国文学，正如托尔斯泰、高尔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俄国文学，巴尔扎克、左拉、福楼拜之于法国文学，亨利·詹姆斯之于英国文学”（注：转引自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218页。）。
茅盾的作品也早就介绍到法国，1972年出版《子夜》的重译本，随后陆续出版的有于如伯、白月桂译的《动摇》（1979），黄育顺译《春蚕》（1980）、《路》（1980）。 鲁阿夫人、 沈大力译的《锻炼》（1987）等。
其他的作品翻译有老舍的《骆驼祥子》（1973重译）、《茶馆》（1980）、《猫城记》（1982）、《正红旗下》（1986）等。丁玲的《大姐》（即《杜晚香》，1980）；《郭沫若诗集》（1976）、《艾青诗集》（1979），《冰心诗集》（1979）、曹禺的《雷雨》（1980）、李劼人的《死水波澜》（1981）、姚雪垠的《长夜》（1984），钱钟书的《围城》（1987）以及报告文学集《这里，生命也在呼吸》（1986）等。
当代文学的翻译则有王蒙中短篇小说集《蝴蝶》、《王蒙小说集》，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艾青的诗选以及宗璞、刘绍棠、黄宗英、蒋子龙、茹志鹃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
（二）在其他欧美国家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诗选、艾青诗选、闻一多诗选和文集、郭沫若诗选和文集、老舍文集、孙犁文集、康有为作品选等。瑞典还翻译出版了谌容的《人到中年》。
匈牙利翻译了王蒙的《说客盈门》。
罗马尼亚翻译了王蒙的短篇小说《深的湖》。
墨西哥用西班牙文翻译了《王蒙短篇小说集》。
瑞士翻译了王蒙的《夜的眼》。
意大利翻译了王蒙的《西藏的遐思》、《活动变人形》。
美国翻译了王蒙的中篇小说《布礼》。
从总的情况看，还是现代大作家被译介的居多。如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人的一些作品已有了英、法、德、俄、日、捷等文的译本。
（三）在苏联
苏联用俄文所作的译介，在世界汉学界尤为突出，不但有大批翻译，而且有研究专著出版。汉学家已写成发表14部专著，分别论述鲁迅、老舍、茅盾、闻一多、艾青、曹禺、瞿秋白、郭沫若等。
苏联汉学家的著作别具特色，其特点有三。其一，是遵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作家作品实行明确的社会历史评论，尤重视其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例如遵从毛泽东的论述：“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苏联汉学家特别注重鲁迅研究，成果很集中。在50、60年代就出版了四部鲁迅研究专著：波兹涅耶娃著《鲁迅·生平与创作》（1959），索罗金著《鲁迅世界观的形成（早期的政论作品〈呐喊〉）》（1956），彼得罗夫著《鲁迅·生平与创作概论》（1960），谢曼诺夫著《鲁迅和他的前驱》（1967）。
其二，突出革命家，尤其革命烈士的作家。如施奈德著《瞿秋白——革命家、作家和战士》（1960），马特科夫著《殷夫——中国革命的歌手》（1962）。不但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而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烈士都得到重视，如查雅茨著《中国的女革命家、女诗人秋瑾》（1980）。
其三，是从创作方法上看重现实主义，尤其是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作家。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就明确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要求文学研究工作者在对艺术创作的分析过程中，做到美学观点与社会历史观点的统一。”（注：转引自李明滨：《中国文学在俄苏》，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页。）。
（四）在日本
50年代初，中日没有邦交，文化的沟通只在若干民间渠道中进行。一部分文学家为了抵御和摆脱西方文化日益强大的侵压，意识到以新的角度发掘和评价日本文学传统中优秀成份的必要性，同时开始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学，以寻求日本文学发展的道路。郭沫若、茅盾、老舍、丁玲、赵树理等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家，引起了日本文学界的兴趣。这些作家对旧中国的深刻描绘，总是在读者的头脑中与日本的现实迭现在一起。解放区文学也开始走入日本学者的研究领域。通过1956年仓石武四郎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篇》，日本读者读到了张天翼、肖三、李季、田间、艾芜、康濯、马烽、胡可、马凡陀、邵子南等人的作品。”（注：严绍
、王晓平：《中国文学在日本》，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405页。）
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全面介绍的主要有两本书。一本是菊地三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革命与文学的关系》（1953）。一本是小野忍的《中国现代文学》（1972）。
新文学翻译成日文开始于1949年前后，由设在沈阳的民主新闻社出版，辗转传入日本。如八木宽译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森茂译胡可的《战斗里成长》（1950），鲍秀兰（伊藤克）译陈登科的《活人塘》（1952），森茂译柳青的《铜墙铁壁》（1953），鲍秀兰译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1953）等。
与此同时，在日本也有一批翻译：鹿地亘译周立波的《暴风骤雨》（1951，与安岛彬合译）和冯雪峰的《回忆鲁迅》（1953）。实藤惠秀译老舍的《四世同堂》、叶圣陶的《芳儿的礼物》、黄谷柳的《虾球传》、孔厥、袁静的《抗日自卫队》、欧阳凡海的《不是她的罪》以及《高玉宝》等。三好一译草明的《原动力》（1951，与宇田礼合译）、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1951，1953分别出一部分）、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1954）、周立波的《奔流》（1956，与池田幸子合译）等。
从1951—1956年译成日文的还有不少名作：坂井德三译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1951）， 岛国政雄译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1951），春日明译周而复的《八路军》（1951）， 冈崎俊天译丁玲的《在霞村的时候》（1951），桑岛信一译徐光耀的《平原烈火》（1952），冈崎俊夫译李广田的《引力》（1952），竹内实译陈登科的《活人塘》（1952），牧浩平译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1954），竹内实译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1955）以及坂井德三编译的《中国解放诗集》（1953）等。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作家作品成了重点翻译的对象。例如老舍的全部重要作品在1954—1955年两年内基本上译成日文出版。
到了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日译现当代文学已集中在一些影响大的名作上。如有冈本隆三和伊藤敬一译周而复著《上海的早晨》（1959—1964），岛田政雄译杨沫著《青春之歌》（1960），冈本隆三译曲波著《林海雪原》（1960—1961），三好二译陶承著《我的一家》（1961，改书名《一个母亲的回忆》）和冯德英著《苦菜花》（1962），岛田政雄译《铁窗烈火·王孝和的生涯》（1961）和杨朔著《三千里江山》（1965，改书名为《跨过千百山》），竹内实译吴源植著《金色的群山》（1962），鹿地亘译吴强著《红日》（1963），伊藤克译胡万春著《光照大地》（1963）和冯德英著《迎春花》（1964，与木山舵夫合译），以及阵内宜男编译《中国现代抒情诗》（1966）。
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也为日本译者所瞩目。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已陆续被译成日文。如80年代初出的一批译作：相浦杲用译王蒙著《蝴蝶》，田畑佐和子、田畑编译鲁彦周著《天云山传奇》，北霖太郎译张贤亮著《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田武司、田口佐纪子译张辛欣、桑晔著《北京人》等。甚至出现过全面介绍的著作如高岳俊男、玉本瑞枝、辻田正雄撰写的《中国新时期文学108人》（1987）。
近年来，当代的许多优秀作品正不断地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发行，为增进两国文学界的了解和友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外对中国的兴趣升温，加上中国文化通过各种实物载体、作品翻译和书报评介等形式远播海外，使得国外人士拥有资料，在国外研究中国成为可能。中国学或称汉学已经成了世界学术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世界各地随人们对中国了解的增进，也将会在不同时间和地区一再出现研究中国的热潮。
责任编辑注：《近代以来外国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与研究》（上篇）见本专题1999年第4期90～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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