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化实践中的言语行为：安全化理论应用研究概述
艾喜荣
（榆林学院 陕西榆林 719000）
【摘要】 安全化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末被哥本哈根学派提出后，安全化相关研究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言语行为”是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的起点与理论基石，安全化理论把安全化看作一种“言语行为”。在安全化理论发展的同时，安全化理论的应用研究或安全化的实证研究也大量出现。这些安全化的实证研究对安全化实践中涉及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例如安全化的作用、安全化的路径、安全化理论应用区域范围、成功安全化的界定等方面。此类安全化理论应用研究对安全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
【关键词】 安全化实践；言语行为；安全化理论；应用研究
安全化理论是由哥本哈根学派在上世纪90年代末提出，哥本哈根的安全化理论借鉴了语言学理论中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可以说其理论起点就是言语行为理论。安全化理论把安全化看作一种“言语行为”（speech act），它被表达出来就是一种事实。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使用“安全”这一语言给事物贴上了一个“标签”，主张使用一种特殊的权利去动用各种资源抵挡那种对安全所形成的“威胁”。[1]通过一定的言语行为，某一问题被安全化，从而可以进入议事日程，得到相应的一些紧急应对措施。在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与日俱增的时代，安全化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为安全实践以及安全化问题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方向。在安全化理论发展的同时，安全化理论的应用研究或安全化的实证研究也大量出现。安全化实证研究涉及诸多问题领域，主要包括能源问题、卫生问题、移民问题、网络空间、环境问题、有组织犯罪问题等。这些安全化的实证研究对于安全化话语如何在安全化实践中发挥以言行事的作用，安全化行为主体（securitizing actors）如何利用安全话语建构安全问题作出了具体的分析，同时对安全化实践中涉及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例如安全化的作用、安全化的路径、安全化理论应用区域范围、成功安全化的界定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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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化作用的研究
安全化在安全实践中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安全化在应对安全问题上是否有效是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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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些学者讨论了安全化在安全实践中的积极作用，这些学者认为安全化有助于政治实践中有关问题得到快速而有效的解决。埃米莉·克里克（Emily Crick）的论文分析了国际上对毒品的安全化。论文用安全化理论解释了“毒品作为存在性威胁”话语如何以及为何在国际反毒品中具有很强的效力。[2]亚当斯·卡穆雷德特-科特特（Adam Kamradt-Scott）与柯林·麦金尼斯(Colin McInnes)的研究指出，就采取措施和全球响应的扩散而言，流行性感冒在新千年之际被成功的安全化无论对国家安全还是对国际安全都具有意义深远的影响。[3]
安全化理论可应用于什么样的背景之下也是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有关安全化实践的绝大多数文献都集中在可以被认为多少带有民主性质的政治制度上。[29]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此方法的欧洲性（Europeanness）。[30]而安全化实践被理解为是一种使某些问题超越民主程序的方式。这种“民主制度”和“西方社会”的中心化把安全化研究限制在了民主政治制度范围内。安全化理论的大多数批评者和应用者似乎都认为此理论只适用于民主社会。[31]那么，安全化理论是否只适用于民主社会，是否也适用于其他非西方或“非民主”社会呢？事实上，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应用安全化理论对非西方或“非民主”社会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
此外，有一些学者通过一些相关的案例研究专门针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考察，以期探究安全化理论的适用范围。克莱尔·威尔金森(Claire Wilkinson)的论文通过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被推翻的案例指出，理论的缺陷导致对于情况的描述出现简单化和西方化，没有考虑到当地具体的社会政治背景。论文的结论是，如果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框架要具有普遍适用性，未来的理论发展必须明确地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才能在摆脱国际关系“威斯特伐利亚”的束缚方面取得进展。[32]尤尔根·哈克（Jürgen Haacke）与保罗·D·威廉姆斯（Paul D．Williams）的论文运用安全化概念对非盟（AU）和东盟（ASEAN）处理当代跨国挑战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考察区域性安排如何构建和应对威胁议程。作者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两种情况下，安全文化的影响以及未解决的概念和方法问题对于在欧洲以外寻求运用安全化理论提出了很大的疑问。[33]阿斯利·埃奥吉特（Asli Ilgit）与奥迪·克洛茨（Audie Klotz）的论文以南非的移民政策为例，对哥本哈根学派基于其核心理念“社会安全”的框架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评估和验证。经过验证，作者们认为论文所涉及的安全化的论断都能够站得住脚。但是，作者们也提出需要把社会安全理念与移民政策比较研究进行更为广泛的结合，尤其在欧洲以外的民主国家。[34]皮纳尔·比尔金（Pinar Bilgin）的论文以土耳其加入欧盟为案例，重点阐述了作为“西欧研究方法”的安全化理论如何被土耳其学者所运用。作者指出安全化理论是目前土耳其学者最为普遍使用的安全理论之一，安全化理论的运用可以把对土耳其问题的解释作为对安全化理论的检验，而且也可以用来解释土耳其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如何向非安全化发展。作者认为，就政治作用、理论研究者与理论化方面，安全化理论也应该在西欧以外的区域占有一席之地。[35]玛娅·图扎瑞·格林伍德（Maja Touzari Greenwood）与维夫的论文则运用安全化理论对阿拉伯之春中的埃及革命进行了分析与阐释，并指出安全化理论既可以用于对民主社会的分析，也可以用于非民主社会的分析。[36]
二、安全化的影响因素以及具体过程或路径的研究
在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对于安全化具体过程或路径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多的研究，这些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安全化理论。拜仁·巴拉米·考斯卡（Bezen Balamir Coskun）的论文通过对巴以冲突的分析，指出历史书写（history writing）在对“他者”的安全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历史学家与权力精英一道，在安全话语的建构和重构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14]埃里克·范·瑞瑟文（Eric Van Rythoven）的论文指出，情感，特别是集体恐惧（collective fear），影响着听众对于安全化实践的判断。然而，论文并不是简单地提出恐惧有助于安全化行为，而是通过借鉴心理学的评价理论表明集体恐惧评价的形成往往是脆弱的文化建构。这些情感评价的产生往往受到当地有限的安全象征性（symbolic）资源以及施动者如何争夺与利用这些资源的限制。当产生集体恐惧的能力受到局限，安全化实践也会受到局限。作者把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威胁图像作为实证案例进行了讨论。[15]霍尔格·斯垂采尔（Holger Stritzel）提出对流行文化的互文性使用可以对安全化过程产生一定的作用。通过对美国的有组织犯罪问题安全化的分析，他指出流行文化的影响在于其构建了一个主背景以及意义的情节结构，从而有助于建立安全化行为主体的合法性和更有效地说服听众。[16]阿克塞尔·赫克(Axel Heck)与加比·施拉格(Gabi Schlag)的论文认为，视觉的行事功能使具有符号性（iconic）行为功能的图像（image）在安全化中起着极大的作用，并以2010年刊登在美国《时代周刊》的一个有关阿富汗战争的封面图片作为案例进行了分析。[17]乔纳森·施瓦茨（Jonathan Swarts）与 诺维·M·卡纳桑尼斯（Neovi M． Karakatsanis）研究了希腊在20 世纪90年代对移民问题的安全化。作者指出在此安全化过程中，政治精英起到了重要作用，政治领导人的态度以及官方政策促进了把移民问题框定为安全和需要监管的问题。此外，对于移民对个人人身安全形成威胁的认知（普通公众与精英两个层面）也促进了移民问题的安全化。[18]而加布里埃拉·拉扎里迪斯（Gabriella Lazaridis）与迪米特里斯·斯科拉帕里斯（Dimitris Skleparis）的研究则指出希腊在“9·11”之后对移民问题的安全化中，安全专业人士极端化的安全化观念得到了利用，并且获得了极右翼极端团体的辅助。这样的观念为社会灌输了种族暴力、仇恨言论和犯罪，导致了模式化的、草率的和常规性的安全实践和话语的产生，这种话语更符合极右人士的信念和价值观。[19]赖因·威鲁曼森·伯林（Trine Villumsen Berling）的论文论述了科学在安全化中的三个作用机制：使问题客观化（objectivation），决定安全化主体的地位以及影响说话者的权威性，使科学事实得到动员。作者把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对核威慑问题的客观化了作为第一个机制的例证，把气候变化和民主和平作为另外两个机制的例证。[20]
关于安全化过程的阶段性问题，有些学者进行了分析。保罗·罗伊（Paul Roe）的论文通过对普通公众和国会分别在英国政府作出参加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决定中的不同作用，提出安全化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由两个阶段构成的过程：“辨识（安全）阶段”和“动员阶段”。[21]伊泰·费舍海德勒（Itay Fischhendler）的论文提出了对于水资源话语进行安全化可能存在的几种机制。其中包括结构性机制，例如在水利基础设施周围设立缓冲区；制度性机制，例如把公民社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语言机制，例如使用框定和叙述为军事干预提供正当性。[22]韩国学者具民教（Min Gyo Koo）的论文指出了战后美国对与东亚的贸易—安全关系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安全化、去安全化和再安全化，并对各个阶段政策选择的原因进行了分析。[23]阿米尔·卢波维奇(Amir Lupovici)的研究通过以色列对伊朗核计划的安全化为案例，揭示了安全化的一种特殊过程——从安全化到安全化高潮(climax)，即在一个问题被安全化后，安全化行为主体试图进一步对这个问题安全化，通过引人注目的手段吸引公众的注意以使安全化达到新的高潮，其目的是证明比以前采取更密集的特殊措施来应对这个威胁性问题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这种安全化发展过程显然不同于一般的从安全化到去安全化的过程。[24]索尔特的论文指出安全化行为的背景的多样性，并提出了一个至少由四种独特类型的听众和言语背景所构成的模型：大众型、精英型、技术官僚型和科学型，安全化过程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瞬间行为，而是说话者与听众之间的渐进的政治过程，安全化行为是在不同的社会性背景下发生，其运作具有独特的规则、规范和实践。[25]王凌的博士论文《美国对他者的安全化：路径与动因研究》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安全化的路径。该论文提出了由三个步骤所构成的完整的安全化路径。首先是安全化启动：拥有相应的话语权或社会资源的安全化施动者指涉某物为威胁从而提出安全化动议；其次是安全化传播：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和框架效成两大功能说服听众形成共同的安全认知；最后是塑造安全受众：听众接受安全化动议。[26]其创新之处在于融入了传播学的理论，但是其研究对具体的话语作用的论述相对较少。王江丽的论文通过政治议程和科学议程的事实把生态问题安全化的过程表述为：通过科学议程和政治议程及其之间的互动，生态问题从一个非公共问题社会化为一个公共问题，再通过社会化和政治化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再经过安全化变成一个超政治问题——安全问题。[27]晋继勇的论文分析了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安全化路径。作者指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安全化主要遵循了以下路径： 一是“存在性威胁”，即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安全化所产生的客观条件；二是“言语行为”，即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安全化动议的提出；三是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安全化的“主体间性”建构，即国际规范的确立。[28]可以看出，该论文提出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安全化路径也遵循了安全化的一般发展模式，但是作者把安全化与规范生成结合起来具有一定的新意。
三、安全化理论应用区域范围的研究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安全化具有消极影响和作用。乔娜·尼曼（Jonna Nyman）的论文通过美国对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进行安全化为案例，提出对能源问题安全化损害国家间合作，使国家把能源和国家安全捆绑起来，进而激发国家间在能源供应上的战略和经济竞争。[4]杰里米·尤德（Jeremy Youde）的论文指出了禽流感安全化带来的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它激发了不适宜的反应，二是它分散了对于其他真正具有紧迫性的卫生问题的关注，三是它扩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5]罗伯特·多弗尔（Robert Dover）的论文对因针对次撒哈拉非洲而制定的欧盟移民政策进行了研究。作者指出欧盟移民政策的安全化在两个方面具有负面影响。一是对来自南部的经济移民建立的进一步障碍和对这一问题的过度领土化（extra-territorialization）增加了交易成本以及重要廉价劳动力来源所面临的外在危险。二是在试图把非洲移民排除在欧盟境外时，欧盟也把经济和社会的不安全锁定在了自己的领土范围内。[6]拉尔夫·埃莫斯（Ralf Emmers）的论文研究了东盟从1996-1997年以来对跨国犯罪的安全化。尽管东盟成员国发表了一些与安全有关的声明，但没有证据显示这种做法能激发区域政策制定者采取一致的安全反应。作者认为东盟无法采取一致行动一方面归因于国内环境，另一方面也归因于其自身的共识模式和对制度性改革的抵制。因此，作者认为，对于跨国犯罪问题，如果主要以刑事问题而不是以安全问题进行处理，可能会更加有效。[7]艾汗·卡亚（Ayhan Kaya）认为，西方国家把移民问题和伊斯兰教的安全化作为一种在民族文化和宗教上多元化社会中控制大众的治理形式，却加深了已经存在的主流人群与具有伊斯兰背景的少数族裔的裂痕。[8]凯文·沃尔比（Kevin Walby）与杰弗里·莫纳汉（Jeffrey Monaghan）的论文分析了2004年至2009年期间加拿大对海地援助的安全化所带来的“海地悖论”（“Haitian Paradox”）：尽管在加拿大政策制定者的官方话语中，安全化可能基于法律和人权的规则，但在实践中却加剧了监狱人满为患的状况，引发了对警察的不信任，造成了对政治反对派的迫害和侵犯人权等。[9]
此外，有一些学者在论及安全化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论及了安全化带来的消极后果。萨马拉斯的论文通过对20 世纪90年代希腊移民问题安全化的分析，指出安全化对安全化行为主体既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一方面，移民问题安全化使政治精英能够达成一些隐秘或有争议的目的，尤其是一些与国家利益有关的目的。然而与此同时，安全化使政治精英为了满足一些短期政治目标而作出消极的反应，而他们所处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环境却需要转向更加自由的移民政策框架。[10]斯蒂芬·阿尔伯(Stefan Elbe)的论文对HIV/AIDS 是否应该被框定为国际安全问题进行了分析。基于安全化理论，该论文认为利用国际安全语言来构建全球的HIV/AIDS 反应存在着复杂的规范困境。把艾滋病安全化虽然可以通过提高认识和筹集资源来达到支持国际防控艾滋病计划，但安全语言同时会使对艾滋病的反应从民间社会转向军事和情报组织，这些组织会把权力凌驾于感染艾滋病毒或患有艾滋病的人的公民自由之上。[11]丽塔·亚伯拉罕森(Rita Abrahamsen)的研究发现，尽管英国对外政策中对非洲的安全化或许使西方的援助有所增加，然而此举虽然有助于使“反恐战争”合法化，但是却对非洲的发展问题几乎没有提供多少帮助。[12]潘亚玲认为，冷战后，尤其是“9·11”后， 核恐怖主义威胁日益上升，美国政府通过对核恐怖主义的安全化操作获得了相当大的特殊权力，但美国过度运用安全化逻辑导致了对假想敌的塑造， 使其在伊拉克及伊核、朝核问题上陷入困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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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来，安全化理论在西方以外区域或“非民主”制度中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虽然安全化理论的“西方化”或在适应范围方面也受到了一些质疑，但随着理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安全化理论的适用和运用范围也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扩展。
四、成功安全化界定的研究
一些学者也对何为成功的安全化进行了探讨和界定。海伦娜·卡洛佩可(Helena Carrapico)的论文分别用“语言学方法”（linguistic approach)安全化理论和“社会学方法”（sociological approach)安全化理论对欧盟境内有组织犯罪的安全化进行了评判。作者指出，根据前者理论来看，安全化可以说成功的，但也忽略了许多要素，而根据后者理论来看，安全化是不成功的。该论文指出了安全化中的话语与实践之间的脱节。[37]而麦克唐纳的论文也指出了语言与政治行动之间的不一致性，成功的安全化可能无法保证紧急措施的实施：澳大利亚民众大多接受了陆克文政府关于气候变化构成严重威胁的说法，可以说气候变化安全化取得了成功，但是其主流的气候变化政策遇到了显著而有效的政治对抗。[38]从这些研究来看，对于何为成功的安全化，基于不同的安全化理论视角，学界的评判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有些学者探讨了气候变化安全化的成功与否问题。雪莉·V·斯科特（Shirley V．Scott）的论文讨论了在世界政治中气候变化完全安全化的体现以及实现全球气候变化完全安全化的可能性。作者认为世界政治中的气候变化的完全安全化就是气候变化从多边条约框架转向具有“承担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职责的机构”联合国安理会，也就是把问题从正常的政治领域变为一个可以忽视正常民主程序的紧急问题来处理。[39]迈克尔·梅森（Michael Mason）也提出了气候变化安全化成功与否的界定问题。他认为对于哥本哈根学派来说，气候变化没有被安全化，因为相关国家行为体还未认同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险的”气候风险的必要性。相比之下，“社会学方法” 安全化理论的支持者则确定气候变化安全化是成功的，因为气候政策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否则如果没有讲述人类和生态系统健康受到威胁的危机叙述的政治动员，气候政策也就不会被采纳和实施。这种分歧产生的原因是哥本哈根学派认为以国家为界限的领土概念是主导全球安全动力的力量源泉，而把气候变化看作为一个地位较弱的非领土概念的安全化对象。社会学的方法则承认更广泛的安全影响来自于对气候威胁的政治动员，因为安全化被认为是源于多种不同的施为空间（performative spaces）。[40]
五、结语
总的来看，关于安全化的论文在国际关系以及其他学科的学术期刊中数量众多，涉及问题的种类非常广泛，远远超出了本文以上所论述的范围。对各问题领域的安全化理论应用研究或安全化的实证研究在分析政治实践问题的过程中，促进和加深了对这些问题领域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应对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而另一方面此类研究也在宏观的安全化理论基础上，探讨了安全化过程中的一些微观性理论问题，进而促进和深化了安全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档案资料、使其文化价值最大化，仍然值得学术界，尤其是档案届的思考探讨。笔者认为如果想要将档案的利用价值最大化，必须建立在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想方设法与群众生活相联系。近年来，微信成为人们最常使用的社交媒体之一，因此笔者以为，利用微信公众号进一步促进 《扬州清宫御档》档案资料价值的实现具有一定可行性。对此笔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仅供相关部门参考。
大量的安全化实证研究的出现也充分说明了安全化理论具有极大的实践价值和意义。从以上文献梳理来看，目前大多数安全化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还是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即把话语实践作为安全化过程中的主导变量，但把话语作用与实践作用进行结合也是一种发展趋势，也可能更加符合政治现实活动，也更具说服力。安全化研究的这种发展趋势也将会对安全化理论以及安全研究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Ole W·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in Ronniie D. Lipschutz, ed., On Security[C].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48.
[2]Emily Crick. Drugs as an Existential Threat: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ization of Drug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 2012(3):407-414.
[3]Adam Kamradt-Scott & Colin McInnes. The Securitisation of Pandemic Influenza: Framing, Security and Public Policy[J]. Global Public Health, 2012(S2):95-110.
[4]Jonna Nyman. ‘Red Storm Ahead’: Securitisation of Energy in US-China Relations[J].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4(1):43-65.
[5]Jeremy Youde. Who’s Afraid of a Chicken?Securitization and Avian Flu[J]. Democracy and Security,2008(2): 148-169.
[6]Robert Dover. Towards a Common EU Immigration Policy: A Securitization Too Far[J]. European Integration,2008(1):113-130.
[7]Ralf Emmers. ASEAN and the Securitization of Transnational Crime in Southeast Asia[J]. The Pacific Review,2003(3):419-438.
[8]Ayhan Kaya. Backlash of Multiculturalist and Republicanist Policies of Integration in the Age of Securitization[J].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2012(4-5):399-411.
[9]Kevin Walby & Jeffrey Monaghan. ‘Haitian Paradox’ or Dark Side of the 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Canada’s Role in the Securitization of Haiti, 2004-2009[J].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2011(4): 273-287.
[10]Georgios Karyotis. Securitization of Migration in Greece: Process, Motives, and Implications[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2012(4):390-408.
[11]Stefan Elbe. Should HIV/AIDS Be Securitized?The Ethical Dilemmas of Linking HIV/AIDS and Security[J].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6(1):119-144.
[12]Rita Tabrahamsen. ‘Blair’s Africa: the Politics of Securitization and Fear[J].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2005(1):55-80.
[13]潘亚玲:美国与核恐怖主义的安全化[J].现代国际关系,2008(6):6-12.
[14]Bezen Balamir Coskun. History Writing and Securitization of the Other: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Palestinian and Israeli Security Discourses[J].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0(2):281-298.
[15]Eric Van Rythoven. Learning to Feel, Learning to Fear? Emotions, Imaginaries, and Limits in the Politics of Securitization[J]. Security Dialogue, 2015(5):458-475.
[16]Holger Stritzel. Securitization, Power, Intertextuality:Discourse Theory and the Translations of Organized Crime[J].Security Dialogue, 2012(6):549-567.
[17]Axel Heck & Gabi Schlag, Securitizing Images: The Female Body and the War in Afghanistan[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5(4):891-913.
[18]Jonathan Swarts & Neovi M. Karakatsanis. The Securitization of Migration: Greece in the 1990s[J].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2012(1):33-51.
[19]Gabriella Lazaridis & Dimitris Skleparis. Securitization of Migration and the Far Right: The Case of Greek Security Professionals[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rticle First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8, 2015.
[20]Trine Villumsen Berling. Science and Securitization:Objectivation, the Authority of the Speaker and Mobilization of Scientific Facts[J]. Security Dialogue, 2011(4-5):385-397.
[21]Paul Roe. Actor, Audience(s) and Emergency Measures: Securitization and the UK’s Decision to Invade Iraq[J]. Security Dialogue, 2008(6):615-635.
[22]Itay Fischhendler. The Securitization of Water Discours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Research Gaps and Objectives of the Special Issue[J].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2015(3):245-255.
[23]Min Gyo Koo. US Approaches to the Trade-Security Nexus in East Asia: From Securitization to Resecuritization[J]. Asian Perspective, 2011(1):37-57.
[24]Amir Lupovici. Securitization Climax: Putting the Iranian Nuclear Project at the Top of the Israeli Public Agenda (2009-2012)[J].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rticle First Published Online:October 17, 2014.
[25]Mark B. Salt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A Dramaturgical Analysis of the Canadian Air Transport Security Author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2008(11):321-349.
[26]王凌:美国对他者的安全化：路径与动因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27]王江丽:安全化:生态问题如何成为一个安全问题[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36-47.
[28]晋继勇: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安全化的路径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2):225-229.
[29][31] Juha A.Vuori. Illocutionary Logic and Strands of Securitization: Applying the Theory of Securitization to the Study of Non-Democratic Political Orders[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8(1):65-99.
[30]J. Huysmans. Revisiting Copenhagen: Or, on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a Security Studies Agenda in Europe[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98(4):488-506.
[32]Claire Wilkinson. The Copenhagen School on Tour in Kyrgyzstan: Is Securitization Theory Useable Outside Europe?[J]. Security Dialogue, 2007(1):5-25.
[33]Jürgen Haacke & Paul D. Williams. Regional Arrangements, Securit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The African Union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Compared[J]. Security Studies,2008(4):775-809.
[34]Asli Ilgit and Audie Klotz “How Far Does‘Societal Security’ Travel? Securitization in South African Immigration Policies,” Security Dialogue, Vol.45, No.2,2014, pp.137-155.
[35]Pinar Bilgin. The Politics of Studying Securitization?The Copenhagen School in Turkey[J]. Security Dialogue,2011(4-5):399-412.
[36]Maja Touzari Greenwood & Ole W·ver.Copenhagen-Cairo on a Roundtrip: A Security Theory Meets the Revolution[J]. Security Dialogue, 2013(5-6):485-506.
[37]Helena Carrapico. Analysing the European Union’s Responses to Organized Crime Through Different Securitization Lenses[J]. European Security, 2014(4):601-617.
[38]Matt McDonald. The Failed Securit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in Australia[J].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2(4):579-592.
[39]Shirley V. Scott. The Securit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How Close Have We Come and Would Full Securitization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Policy?”[J]. 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2012(3):220-230.
[40]Michael Mason. Climate Change, Securitisation an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J].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2013(4):298-308.
〔本文为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话语操控’视阈下的安全化话语作用机制研究”（17YJA810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艾喜荣，陕西米脂人，榆林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