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主义还是国家民族主义——苏联与东欧关系总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苏联论文,国际主义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总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社会主义阵营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西方学者从一开始就多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因素的视角，强调苏联的“武力”和“征服”；苏东剧变以后，俄罗斯不少学者也步其后尘，并引证了一些最新的档案材料[1]。近来，我国有些同行也持此说。关于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起重要作用，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观点。问题在于：意识形态（国际主义）在苏东关系中是否起作用？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个作用是多大？国际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关系如何？苏东关系中是国际主义多一些，还是国家民族主义多一些？或者说，各国共产党人主要是国际主义者，还是首先是国家民族主义者？
国家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一对相互矛盾而又相互联系的视角
何谓国家民族主义？
国家民族主义即通过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与国家利益相吻合或一致的民族主义，也即民族主义的国际表现。它是相对于国内民族主义和跨国家、跨地区的泛民族主义而言的，是某个民族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在国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带有倾向性的思想、情绪、态度，或推行的运动和行为。国家民族主义是以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为基本单位、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它反映了某个民族国家与其它民族国家以及当今世界的关系，是民族国家生存的基本方式，因而是一种能在国际政治中发生作用和影响的力量和因素。国家民族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特点和民族性格。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是国家民族主义的主要载体。
民族国家利益是分层次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是该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安全，其次，是经济利益，它是国际关系中恒常起作用的物质力量；再次，是国家的权力（即一个国家控制他国的能力、机会和可能性）和国际威望[2]。国家的政府可以更迭，但其民族、国家利益却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国家民族主义既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力量大小也往往与该国的综合国力有关，并且与国内外各种因素紧密相联系。
在国际关系中，如果某个国家既看重自身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同时也尊重别国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这就是比较健康的正当的国家关系。如果越过了这一界线，为满足自身利益而牺牲或侵犯他国利益，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就发生了质的变化，而陷入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泥坑。维护自身正当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抵御外来侵犯势力，这就属于爱国主义的、民族自卫主义的范畴。可见，国家民族主义这个概念从涵义上讲不带有褒贬性质，是一个中性的概念。
关于国际主义的来龙去脉
“国际主义”这个概念和思想最早是由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来的。“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两个著名的论断就集中地体现了国际主义的思想。国际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国际主义的核心内容。在谈到国际主义与民族利益的关系时，经典作家指出：“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3](p427-428)，“无产阶级如果允许‘本’民族对其它民族采取一点点暴力行动，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4](p577)。
列宁较早地提出和使用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概念。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维埃俄国与国内外敌人进行生死大搏斗，迫切希望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和援助，而当时迅猛高涨的欧洲革命形势又为此提供了极大的现实可能性。因此，列宁这一时期所讲的国际主义的范畴主要是指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如苏俄与德国、波兰、匈牙利等），国际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指世界革命尤其是欧洲革命。列宁倡导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著名口号。保卫新生的苏维埃俄国被视为国际主义的直接目标。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苏俄工作重心的转移，随着世界革命特别是欧洲革命由高潮走入低谷，随着统一的苏联国家的建立和党内大俄罗斯主义的抬头，列宁的国际主义思想发生了变化，其范畴从民族国家之间延伸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把苏联内部各民族的平等和联合（如俄罗斯与乌克兰、格鲁吉亚等的关系）也上升到了国际主义的高度，纳入到了国际主义的范畴，再三强调要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不过，列宁并未放弃世界革命的思想，而是在等待新的机会，并力图通过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榜样来影响和推动世界革命。
斯大林没有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使国际主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发展和完善：他对国际主义的原则性坚持不足，而实用主义的考虑过多。斯大林以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为理论依据，极其实用主义地把苏联的利益等同于国际主义，把共产国际作为为苏联的国家利益服务的工具。在苏联内部的民族关系问题上，斯大林把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等同起来，实际上强调的是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收起国际主义的旗帜，打起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旗号来动员全民抗德卫国。在斯大林看来，既然国际主义不利于保卫苏联，所以要不惜抛弃，民族主义旗帜有利于保卫苏联，故而要高高举起。
战后，美苏冷战格局逐渐形成，在东欧地区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又开始大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了。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以“民族主义”、“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由开除南斯拉夫，并在东欧各国开展了清除“铁托主义分子”、反对“右倾民族主义”的运动。斯大林把是否实行苏联模式、是否尊重苏联的领袖地位作为检验真假国际主义的试金石。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继承了斯大林对国际主义的看法。“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一提法就源于赫鲁晓夫时期。“社会主义阵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提法几乎成为口头禅。赫鲁晓夫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就像士兵站队一样，应该向领头的看齐”[5](p231)。有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理论更是集中体现了勃列日涅夫对国际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其主要内容有：无产阶级“国际专政论”；苏联“大国责任论”；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国际主义严重变形了，成为苏联干涉和控制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工具。
不能否认的国际主义因素
苏东关系中是否存在国际主义因素，如果仅仅从理论上证明，那是不容易有说服力的。其实，从历史事实的对比中或许可以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社会主义阵营时期的苏东关系，既不同于阵营出现前的苏东关系，也不同于阵营解体后的俄东关系。阵营出现前的苏联东欧，东欧追随西方，政治上敌视、经济上封锁、外交上孤立、意识形态上攻击苏联。剧变以后的俄罗斯与中东欧，相互冷淡，戒备，东欧竭力倒向西方，纷纷入约（北约）加盟（欧盟），东欧西行。这显然不同于苏东阵营时期的苏东关系。在当时国际冷战的格局下，双方在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地缘政治诸方面相互需要，相互依存，相互帮助，也包括相互利用，进行了不无成功的合作。在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情绪和色彩够重的了，但苏联终究予以容忍，始终没有出兵相挟，而匈牙利要退出华沙条约，捷克斯洛伐克偏离苏联模式，有落入或倒向西方的危险，苏联则断然动武，这也说明其中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在起作用，不纯然是国家民族主义的原因。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也决不同于苏联与阿富汗的关系(1979-1989)，那才真正是一种“侵略”与“反侵略”、“征服”与“反征服”、“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人们之所以容易看不到国际主义，甚至否定国际主义，是因为苏联对国际主义的认识特别是操作出了偏差，苏联犯了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错误，苏联推行国际主义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与沙俄传统的大国沙文主义、地缘政治战略不幸吻合或一致。雅尔塔体系固然是苏美划分势力范围的产物，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这种划分不是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吗？
不能否认的是，在近半个世纪的苏东同盟关系中，存在着真诚的国际主义的因素，尤其是这个同盟建立的初期。苏联为东欧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建立和巩固东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给予了很多帮助，做出了巨大牺牲。东欧许多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民族意识、民族反抗精神是非常强的，如果把苏东同盟看成是苏联武力使然，像历史上的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蒙古帝国一样，显然是不科学的。诚然，如果没有苏联红军的存在，或许在有些国家（如民主德国）就不会有共产党的顺利掌权，从而也就不可能有苏东同盟的建立；但同样，如没有东欧因素本身的作用，没有东欧社会进程本身的发展，东欧共产党人的掌权和随后苏东同盟的建立也是不大可能的。即便苏联以武力进行“征服”和“控制”，也不可能在国际冷战背景下为时达半个世纪之久。两者缺一不可。不能设想东欧像反对纳粹德国那样反对苏联，也不能想象在那种情况下西方不会做出强烈反应。何况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是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夺取了政权，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力量也比较强大。东欧各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集团在维护苏东同盟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些是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单纯依靠武力维持而没有基础的帝国所不同的。
二战期间苏联红军也进入了伊朗、芬兰，甚至挪威和丹麦[6]，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建立起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里面除了苏联军事力量的大小及其地区战略等原因外，在一定程度上不也说明了这些国家缺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因素和社会基础吗？反过来，苏联红军也曾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就能证明中朝两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完全是由于苏联因素的作用吗？
尽管关于什么叫做国际主义有过很多种说法，尽管国际主义这个名词在某些人看起来似乎已声名狼藉，国际主义问题的研究目前也不吃香，很多人回避，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国际主义是一种曾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过很大作用和影响的意识形态。它就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终归是事实，历史是不能被取消或否认的。
艾萨克·多依彻认为战后东欧旧的制度已经很难存在下去，而革命的力量又太弱小，因此出现了这种“半是征服半是革命的”政治现象[7](p635-636)。这个分析有其中肯的地方。俄罗斯严肃的历史学家也在强调苏联因素的同时，并不否认东欧本身因素的重要作用[8](p6)。把半个世纪以来苏东关系骂得一团漆黑，把苏东同盟的建立完全归结于苏联的强制，全盘否定苏东关系史，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苏东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国际主义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斯大林并没有忘记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他本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与苏联一样，东欧也被视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东欧国家在实践中大多自觉地维护苏联和苏共的威信，把苏联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把苏联的今天看成是自己的明天。其中也有真诚的国际主义成份，尤其是在苏东同盟建立的初期，不仅苏联领导人，就是东欧国家的领导人都把保卫苏联看成是国际主义的主要内容。
在实践上，虽然战后苏联极度困难，但仍然做出了很多牺牲，在物质、精神方面给予新生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以大量的、有力的支持和帮助。这种国际主义的表现是实实在在的、有目共睹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苏联全部损失合1280亿美元，人均损失达650美元[9](p66)。大量青壮年牺牲，集体农庄都是由一些老幼病残在使用原始的农业工具耕种。1946-1947年，乌克兰发生了大饥荒，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10](p325-326)。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还是给东欧新生的人民民主国家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这些支持和帮助涉及到了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其经济、文化、政治和外交各领域。1946年6月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大会上也承认，对南斯拉夫最实质的援助是从苏联来的，说没有苏联就没有新的南斯拉夫[11](p171)。
苏联还给予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政治、外交上的有力支持和大力帮助。在国际舞台上保护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二战中的战败国的利益，支持东欧国家进入联合国，要求国际社会承认民德的主权国家地位，保护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的利益，响应东欧国家的倡议，如中欧无核区（波兰）、巴尔干半岛无核区（保加利亚），等等。1947年8月捷共第一书记戈特瓦尔德说：“客观地分析一下国际形势再一次证明，只有同苏联和其它斯拉夫国家的结盟才是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和安全的未来的可靠的保障。”[12](p8)1956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三大文件中谈到：“我国人民同苏联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阿尔巴尼亚人民对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的热爱和忠诚，是我们生活、自由、独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保障。”[13](p108)
事实上，战后苏联推行苏联模式，建立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两次威胁波兰，出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都有“国际主义”因素的动机和考虑。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国际主义的具体认识和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容易使人忽略、怀疑甚至否认国际主义因素的存在。战后初期的苏联外交经常与沙俄传统的地缘政治战略相一致或吻合，如斯大林与邱吉尔私订的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百分比”协定，以及斯大林关于这次战争“谁的军队开到哪里，谁的制度就会推进到哪里”的谈话，就体现了这种精神。还有一种就是对国际主义肤浅的理解或类比，如赫鲁晓夫多次讲，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和1848年沙俄出兵匈牙利不同，1848年是沙皇镇压匈牙利人民革命，是反动性质的；而1956年是苏联军队帮助匈牙利人民镇压反革命，是进步性质的。再者，就是国际主义的变形或走样，如“勃列日涅夫主义”。
国家民族主义的双重变奏
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是永恒的。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之间的国家民族主义作用是相互的。在苏东阵营中，苏联是最强大的国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东欧是小国、弱国，苏联的实力大于东欧各国实力之和，苏联对东欧的影响大大大于东欧对苏联的影响，苏联的利益与意志决定苏东关系的性质。虽然，对于苏联来说，有些错误难以避免，但有些错误本可避免却没有能够避免，有些事情本可处理得更好一些却没有做到，其中，苏联具有历史传统的大国主义，以及作为大国主义集中表现的大党主义是主要原因。苏联对东欧的外交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大俄罗斯主义的传统，把东欧纳入世界冷战体系，为苏联的全球战略服务。苏联打着国际主义的幌子，经常表现出一个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利益和意愿的轻视、压制和侵犯。它表现在强行输出和维护苏联模式，恩威并施，文武兼济；人为结束了东欧正在实行的、比较符合东欧国情的人民民主制度和多党联合执政，消灭资产阶级政党，急速向苏联模式过渡，批判南斯拉夫道路为“右倾民族主义”，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是对苏联模式的破坏，终于不能容忍，直至出兵碾碎“布拉格之春”；粗暴干涉各国内政，惩治和镇压“异端”思想和行为；扶植各国内部“亲苏派”，打击“民族派”；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经互会和华约谋民族私利。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苏联同西方阵营进行斗争的工具和砝码；苏联对东欧实行沙俄式的控制手法：区别对待，分清亲疏远近，层次分明，分化东欧各国，防止其铁块一板，对东欧国家的团结存有戒心。
反过来，东欧国家民族主义，东欧的国民性，东欧各国领导人的个性和思想，以及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也在苏东关系中发挥了作用。东欧一些国家及其领导人也在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号并利用苏联谋取民族私利。如波兰、匈牙利民族的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和无纪律，南斯拉夫人的尚武和好斗，民主德国人的骄傲自大、目空一切。另外，“大匈牙利”，“大罗马尼亚”，“大保加利亚”也是具有历史传统的[14](p129)。从客观上来讲，东欧的这些民族性格是苏东同盟中的消极因素。
国家民族主义在苏东关系中表现更多。在苏南冲突中，南斯拉夫坚决要把苏南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意识形态之争。铁托说：“不管我们之中的每个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多么爱，但他决不会因此对他自己也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少爱一些。”[15](p252)铁托顶住苏联的压力，走独立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并力图扩大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以致引起了赫鲁晓夫的警惕。1964年，罗马尼亚国防部长萨拉扬发表文章，叙述了罗马尼亚党和军队在解放罗马尼亚中所做出的贡献，“罗马尼亚军队在爱国主义热情的鼓舞下，同光荣的苏联军队一起奋勇作战”，还与事实不太相符地有意指出“苏联的贡献居于第二位”[16](p87)。齐奥塞斯库在国际舞台上刻意要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英雄形象，以使自己能够与铁托相提并论。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透露了波兰之所以需要苏联，是因为波兰的安全所需。他批判那些攻击波苏友谊的人是不顾波兰的生存，仿佛波兰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孤岛上。他们完全是不现实的，应该毫不犹豫地进行谴责，因为他们寻求自由权利这样的奢侈品，而不顾波兰的根本利益[17](p244-245)。继任的波兰党的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也几乎不加掩饰地说：“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主要目标和最高权利就是波兰人的幸福与劳动人民的幸福”，把波兰民族利益置于社会主义利益之上[18](p32)。盖莱克下台后还公开承认：“我们从自己方面来说，不断努力为我国争取获得华沙条约第二号国家的地位而工作。当时我认为，从我国人口数量来看，或从所占有的领土面积来看，以及从我国正在上升的经济地位等理由来看，这是我国应当享有的”[19](p112)。民主德国党的领导人乌布利希认为，凡是对民主德国有利的事情，总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利，从而也就对苏联有利[20](p82)。即便是一贯比较听话的保加利亚，在自己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也强调：“保加利亚共产党把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看作是民族的事业，也看作是国际主义的事业。”[21](p79)匈牙利也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同时看成是国际利益。东欧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或在同盟内提出了一些倡议，如波兰1958年提出了中欧无核区的倡议，保加利亚进而提出了巴尔干无核区的倡议，其实这些倡议中包含有它们自己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动机。波、保、罗等国担心，一旦西方对它们进行核打击，苏联不会给它们提供核保护。这些建议可使它们摆脱对苏的依赖。关于在经互会内部实行经济专门化的设想最先是民主德国提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民德自己的国家利益，因为民德自己的经济技术基础比较发达，希望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不愿为其它比较落后的盟国所拖累。赫鲁晓夫接受并支持了这种观点，从而导致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欠发达国家对苏联的不满和反对[22](p80-81)。波兰和罗马尼亚不愿把粮食拿到经互会市场上出卖，而宁愿卖给西方赚取外汇[23](p90)。波兰甚至从苏联获得便宜的粮食，不是为了满足国内的人民生活之必需，而用以它作饲料养猪制成咸肉卖给西方赚取硬通货[24](p551)。1963年，苏联不得不花黄金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而以低于世界平均价格的价格向波兰提供粮食。波兰则向美国出口粮食获得黄金和美元。赫鲁晓夫恼火地说：“我们从土地中得到黄金，而你们（波兰人）从我们的帮助中得到黄金[25](p79)。”东欧有的国家以即将遭到西方侵略为由，要求苏联重视自己的国家利益，甚至把自己的国家利益置于社会主义阵营利益之上。如民主德国乌布利希在1967年4月危言耸听地对勃列日涅夫和哥穆尔卡说，根据东德已掌握的情报，西德正策划在几个月内在边界发动武装进攻，以便把冷战变成热战。这不仅要把民德卷进去，而且会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被迫在一定程度上也卷进去[26](p67)。东欧各国经常以国内可能出现政治动乱为由，向苏联索要便宜的能源和经济援助，如80年代初波兰危机时期卡尼亚就这样干过[27](p98,99)。更有甚者，打西方牌，巧妙地在东西方之间施展外交手段，以西方来牵制苏联，为自己谋利。如波兰盖莱克搞高速发展战略，向西方大借外债；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在东西方集团之间左右逢源。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是斯拉夫民族，它们也利用这一点来与苏联拉特殊关系，以期争取特殊的好处。如哥德瓦尔特就曾向斯大林要求捷克加入苏联；保加利亚曾计划将保变成“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28(p26)。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一篇宣言中讲：“历史和战争的经验证明，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斯拉夫统一战线才能防止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犯，这个基础就是波兰一苏联一捷克斯洛伐克协议。”[29](p322)这个宣言很容易使人想起历史上由西部斯拉夫人最先提出来的泛斯拉夫主义。东欧一些国家还把经互会当作倾销自己的次品的市场。
利用领导人私人之间“亲密关系”为国家和个人谋取好处最典型的要数保加利亚党的领导人日夫科夫。他与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关系“非常密切”。1971-1974年，他们每年都要一块打猎或度假，并“讨论”国家大事。这一方面有利于他巩固个人权威，另一方面也为保加利亚谋取政治上经济上的好处。比如，70年代欧洲发生能源危机期间，保加利亚照样以便宜的价格从苏联获得石油、煤、金属、木材、棉花，等等。苏联供应的能源和原料大大超过了保加利亚本身的需要。经常发生这种情况，载着苏联货物的车皮到达保加利亚后甚至都不用“卸货”，就直接从边境开往了西方国家。有人作过一个初步统计，仅对苏联石油产品的再出口一项，就使保获得利润8亿美元。苏联驻保外交人员曾经企图干预和阻止保的这种“抢劫行为”，但遭到失败，其中一些人还被从保召回，因为他们胆敢反对两国最高领导之间达成的协议。两国最高层之间的协议给保加利亚的好处还反映在相互贸易中产品的价格问题上。它保障了保加利亚很多工业产品可获得近300％的利润。而保的—些质量不高的次品也流入了苏联市场。对保农业出口价格的“调整”使苏联每年要补偿保加利亚上亿卢布[30](p49)。
在苏联所犯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错误中，实事求是地说，东欧很多国家也有份，甚至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可以说东欧一些国家是始作俑者。东欧国家内部矛盾重重，民族矛盾，领土纠纷，宗教冲突，历史恩怨，错综复杂，层出不穷。各国既有历史的旧帐，又有新的国家、民族利益及各国党、党的领袖在苏联集团中的地位之争，它们也有利用苏联或互相利用去打击别国抬高自己的一面，或是出于国家民族主义；或是出于实用主义，机会主义；或是出于教条主义；或是出于所谓国际主义的动机。1948年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虽然东欧党有些领导人，如波兰的哥穆尔卡、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在思想上同情铁托和南斯拉夫，但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最终都参加了对南斯拉夫的围攻和批判。南斯拉夫与周边社会主义邻国（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的边境事件不断发生[31](p444)。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借“反民族共产主义”、“反铁托分子”之名打击自己党内、政府内的竞争对手，如阿尔巴尼亚趁机以“南斯拉夫的间谍”为名处死了霍查的竞争对手科奇·治，拉科西在匈牙利也趁机除掉了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拉伊克。对于1956匈牙利事件的处理，除了阿尔巴尼亚外，赫鲁晓夫征求过所有华约国家的意见，甚至还冒着危险连夜赶往南斯拉夫征求铁托的意见。除了波兰的哥穆尔卡认为苏不应出兵，也不应撤军，而应等匈牙利工人阶级自己起来推翻本国的反革命政府外，欧洲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南斯拉夫都支持苏联出兵匈牙利以“挽救革命”。一贯以民族主义倾向著称的罗马尼亚“国内派”领导人乔治乌·治，这回表现得特别积极，他与保领导人日夫科夫一起，表示愿以自己国家的军队与苏军联合行动[32](p76)。哥穆尔卡利用匈牙利事件为波兰谋利。11月15日，当匈牙利的局势已成定局的时候，他率一个波兰代表团来苏联进行谈判，赢得了对方在经济上和国家主权问题上的重大让步。民主德国与波兰有矛盾。波兰想与西方国家发展经贸关系，民德反对。乌布利希利用苏联去压波兰就范，反对哥穆尔卡的改革，强调“在苏联的领导下”和“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阵营才能繁荣和发展[26](p33,34)。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有利益之争，阿利用苏联、共产党情报局压南斯拉夫。到赫鲁晓夫改善同南的关系时，阿就骂赫鲁晓夫同“修正主义”妥协，与苏联反目。苏与阿尔巴尼亚发生冲突后，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都追随苏联，断绝与阿的经贸往来，降低外交级别[33]。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苏联方面施加了经济的、外交的、政治的种种压力，与捷方面进行了多次接触和谈判，在使用政治方法还是军事手段问题上反复犹豫，表现出了相当的耐心[34]。东德的领导人乌布利希、波兰的领导人哥穆尔卡、保加利亚的领导人日夫科夫对于推动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80-1981年当波兰再次发生危机，团结工会成立时，包括苏联、东德甚至罗马尼亚的所有东欧国家结成了统一战线，一致反对，因为担心波兰的样板会对自身的政权和制度带来致命的危险[18](p5)。
结语
国际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是决定苏东关系的主要因素。它们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甚至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甚至相互转化。在苏东阵营出现之初，在大的、原则性的问题（如政治、军事、外交）上国际主义表现得比较明显。它们时而一致，时而冲突；时而前者占上风，时而后者占上风。在一致情况下一般表现为国际主义，如苏联对东欧的支持和援助。在冲突情况下往往以国家民族主义占上风，如苏联出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随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和发展，随着国际冷战格局逐渐稳定下来，利益因素上升，国际主义因素越来越淡。各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一个国家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一个国际主义者，首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然后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逐渐成为双方手中滥用的一张“牌”，最初意义上的国际主义已面目全非。但毕竟是理想的社会主义使它们走到了一起，现实的社会主义使它们分道扬镳，因此不能否认苏东关系中共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际主义的作用和影响。而国家民族主义的作用是相互的，互动的双重节奏。因此，苏东同盟的建立，不能完全归结为苏联和斯大林方面，苏东同盟的瓦解，也不能完全归因于苏联与戈尔巴乔夫，东欧因素也起了作用，尽管苏联因素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在国际主义愈来愈淡的同时，国家民族主义色彩越来越浓，苏联模式与东欧国情之间的矛盾愈益突出，国家民族主义力量和影响日益上升，逐渐聚积、沉淀，厚积而骤发，终于在一个有利的国际大气候下酿成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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