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教训：政策、制度与危机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教训论文,危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宏观政策
在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受损失较重的国家发生危机的直接原因，都是宏观经济比例关系（包括对外经济比例关系）失调，某些宏观经济变量管理不当。因此，研究东南亚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首先还是要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上加以探讨。
第一，防止经济比例关系失衡，真正尊重经济规律。
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与汇率机制、资本市场开放等因素相关，但基本的内因是本国的经济比例关系失调，发生了投资过度与经济过热，结果导致进口过多、贸易赤字，过多地依赖外国资本流入，特别是短期国际债务（参见余永定，1997a；贺力平，1997）。 泰国国内储蓄率为30%左右，但投资率达到40%以上，不足部分必然要靠外资流入；而过多的外资进入增大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导致经济过热、出口下降、进口增加和外贸赤字。固定汇率制度当然是使问题更加严重和恶化的原因之一，但即使没有汇率的作用，过度投资也可能造成对短期外资的过度依赖，使风险加大。而资本市场的开放固然构成对外资依赖的条件，但如果仅有资本市场的开放而无经济过热，也不会形成对外资的过度依赖。
发展中国家由于追赶先进国家心情迫切，投资机会又多，所以很容易发生过度投资。而最初一段时期内的经济繁荣，加上资本流入带来的好处，又可使潜在的问题被暂时掩盖，很容易产生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认为保持经济比例关系之类的问题只与别人相关，而“我们就是不一样”，一般的经济规律可以对我们不适用，我们就是可以永远地“高涨”下去。这可以说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心理背景”。相反，比较注意宏观经济比例关系的新加坡、台湾，这次的损失就较小。
这次的危机也表明，对于宏观经济管理者来说，具备真实、准确的信息和正确的经济理论至关重要。泰国货币当局在危机爆发前夕还不知道经济的实际运行究竟有哪些问题， 一直以为泰铢币值只不过高估了5%。上上下下（甚至包括新闻界）为了延缓投资过热、银行坏债等问题的暴露，都尽可能地掩盖问题、报喜不报忧，结果实际情况越来越恶化。同时，理论准备不足，认为只要政府赤字不大、通货膨胀不高，经济就不会出大问题。在经济理论上长期忽视汇率的作用和股市、楼市在当代金融体系中的特殊作用，也是导致宏观经济失衡的一个主观原因。
第二，外资多了不可怕，但外资中短期债务和证券投资多了却势必导致风险加大。
发展中国家要想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尽快赶上发达国家，扩大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再高的国内储蓄率原则上说也是不够的，仍有必要借助外资的力量。因此，“把经济增长保持在国内储蓄许可范围内”的政策似乎过于保守，发展中国家还是要利用一些外资（外资还不仅是资本，它还能带进技术、管理、市场、知识等等）。但在引进外资中，若国际借贷、特别是短期商业借贷和证券投资等投机性资本（“热钱”）所占比重过大，则势必导致金融风险。
相反，外国直接投资（指在实业中的长期投资）则不仅可以在短期内起到平衡国际收支的作用，在市场发生波动时也难以抽逃，就长期而言还可以提高本国生产力，增加出口以保持外贸平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韩国。长期以来，韩国为了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基本上采取了拒绝或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但与此同时，为了实现快速增长，又大量在国际上融资、借债，积累了巨额短期债务。在全部 2450亿美元的外国资本中，只有600亿是直接投资。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内经济出现问题，国际融资发生困难，就难免发生国际偿付危机，从而加重国内的金融危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韩国的国际支付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片面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果。
第三，作为发展中国家，要防止片面强调高科技产业，防止工资成本过快增长，注意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一些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与贸易赤字、增长方式和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有关，因此许多人指责这些国家不注重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片面进行外延式增长，片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观点值得作深入的分析。
科技落后，人才不足，当然是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想改变资本不足状况，尚可引进外资，但要想发展科技、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却是需要几代人才能见效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过急了反而会出事。比如韩国就是为了早日跨入高新产业发展阶段，不惜工本大肆举债、大肆扩张，包括收买人才和大规模进行科研投入，但高新科技又一时难以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结果使自己的金融体系和企业制度潜伏下了导致今天危机的祸根。
这次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其实在“真实变量”方面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是由于一些国家的劳动成本因种种原因提高过快，而产业升级难以同步进行，导致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下降。实际上，一些国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虽与盯住汇率制度、实际币值高估以及大量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抬高了楼市价格有关系，但同时也与一些国家过早扩大消费需求的政府政策和社会风气有关，与一些国家不适当地过份强调产业升级有关。
在这方面韩国是一个典型。由于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多种原因，韩国的劳资关系这些年一直朝着有利于工资水平提高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一些大企业，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过早地实现了工资福利制度的现代化。由于韩国政府采取了大企业集团为主导的工业化政策，这种大企业的工资水平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也就特别地大。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韩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大增，开始认为自己应该更多地象发达国家那样消费，结果不仅导致进口进一步扩大，而且推动劳动成本进一步提高，过早地失去了劳动成本低这一比较优势，只好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或向外转移（如向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导致经济的“空壳化”；而与此同时，高新产业的发展一时又达不到较高的水平，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净出口（出口减去进口的原材料、配件等）迟迟不能扩大，结果便加剧了外贸收支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
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改进（这就要求改进制度，发展教育、科技），另一方面则是指发挥比较优势。对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成本低。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必须重视再重视，但它们的实现是一个充满艰辛的长期过程，在逐步实现这方面改进的过程中，必须充分注意保持低劳动成本的竞争优势，一方面防止高消费和工资成本上升过快，另一方面不能过早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片面强调产业升级换代。政府和理论界要防止片面强调竞争力的科技因素，而忽视其比较优势因素。
第四，发展中国家也需要有较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与汇率政策。
由于此次金融危机由外汇市场开始，因此对外汇管理体制与政策的问题各方面都已有了较充分的讨论。最重要的教训是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固定汇率制度在有各种好处的同时，也有很大风险。对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不一定过早放弃固定汇率制度，但也至少应采取一种较为灵活的“有弹性的固定汇率制度”，用汇率的有控制的变化来调节外汇收支，既防止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加剧，又可为宏观货币政策的操作留有合理的空间（谢多，1997），以保证一国政府能够相对独立地实施本国的倾向政策，及时化解不平衡因素，防止问题的积累和不良预期所可能产生的冲击与振动作用。
第五，国内体制问题、结构问题越多，越是不能停止增长。
这次东南亚各国陷入危机，或多或少都与1996年世界市场需求下降导致各国出口增长下降，从而引起各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国内外债问题暴露、贸易不平衡与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加剧等等有关。有的人认为这是由于这些国家外贸依存度过大。但是，如果在外贸出口需求下降的同时，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的宏观政策以保持经济的增长，至少可以避免国内金融危机与国际收支危机的并发。
像银行不良债务这样的问题，是否演化成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与信心，因为信用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对未来的信心问题。不良债务越多，人们越敏感，增长率稍有变动就可能导致“泡沫”的破灭。因此，即使对于一个资本市场尚未开放、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国家来说，为了防止国内发生金融危机，也可以从这次的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吸取教训：不良债务这样的问题越严重，就越要在宏观政策调整上作文章，以防止经济滑坡，保持适度增长，当然，首要的还是要抓紧体制改革。
我国目前银行不良债务严重，同时出现了通货紧缩和增长速度下降的局面；在东南亚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近期内更是面临出口增长趋缓、外国直接投资趋于下降的可能。在此情况下，适当调整宏观政策，扩大国内投资需求（主要应是基础设施投资），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经济体制
这里“体制问题”主要是指政府、企业、银行（包括金融公司）之间的经济关系。
所谓“东亚经济模式”历来是东南亚国家学习的榜样，而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却反过来席卷了本来属于“东亚经济”范畴的韩国与日本。这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东亚模式”的良好机会。
第一，国家或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所谓“东亚模式”最突出的一点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这次东南亚危机之后人们谈论较多的也是这一点。但从一定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由于已有先进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不必通过事事都由市场“试错”的方式来摸索成功之路，在经济发展的若干阶段上，特别是在早期，运用政府力量进行资源配置以期快速增长，有其合理性。日本“经济企划厅”对私人部门提供信息、进行沟通与协调的作法，不失为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一个成功经验（真正值得借鉴的不是“计划指导”或“产业政策”，而是信息的沟通与协调）。但是，如果“政府主导”意味着韩国式的“政府保护”，是政府指示银行给企业贷款，企业可以凭借对政府和银行的依赖关系进行扩张，不计成本、不讲利润、不怕亏损，则必然潜伏下日后的危机。
在“政府保护下的企业和银行”这样一种经济关系下，即使企业和银行不是国有的，在行为方式上也会与国有企业差不多，因为亏损或资不抵债后都可以依靠国家信誉、通过信贷扩张（或资本市场、票据市场上的融资）而生存下去，事实上就是同样具有“预算软约束”的性质，也会产生许多扭曲，并使经济增长缺乏效率：
——首先，钱来得容易，企业就会较少在提高内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上下功夫，盲目扩张容易发生。
——第二，钱来得容易，而且主要来自“公关”，于是就更多地在公关上下功夫，结果造成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这种问题一旦发展到政治危机的地步，反过来就会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线。韩国前几十年在政府——银行——企业三位一体的制度下发展起来的腐败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结果这几年金泳三政权只得以激进的办法反腐败，弄得企业家们人心惶惶，无心经营，也是造成1996年以来经济增长滑坡、引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效率越低就越要扩张，因为人们都会相信企业越大，在经济中影响越大，政府出于种种考虑越是难以让其破产，所谓“马大不死”，把企业做大也就是让它变成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到头来政府就越得解救它，也就越是把政府拉入了企业的圈套中去。一些人事后指责韩国缺乏好的经济学家，没能在事前对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作出预警分析，但实际上，韩国不是没有世界水平的经济学家群体，只是在那样一种经济体制下，到最后，经济政策的调整已完全受政治利益结构的制约，即使认识到了问题也已经难以解决了。
——第四，盲目扩张，投资项目失败，但债务还要“滚动”下去，就要找新的“由头”，以吸引新的贷款或集资，于是企业就要设立新的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开拓“新的投资领域”（老的领域没搞好，别人已不相信，必须创造出新的说法），于是就搞出了一大批“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conglomerates）。 一个企业集团在十几个以至几十个互不相干的产业中经营，从根本上违背了市场经济专业化分工的原则（西方成功的大公司绝大多数主业明确，几十年目不转睛地在一个主要领域中发展），不仅缺乏效率，而且很难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
总之，韩国这次由国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与支付危机的爆发，从根本上说就是企业与银行（金融公司）在政府保护下盲目扩张，导致不良金融资产过度膨胀的最终结果。
第二，“主办银行”制度值得重新思考。
日本和韩国这些年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一个制度就是其“主办银行”（或称“主银行”）制度。这种制度的优点是能使企业与银行有较为稳定的信用关系，便于企业的融资和银行对企业业务的监督。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将企业绑在银行上”的作法，势必削弱企业与银行的利益制衡（许多健康的经济关系的建立，靠的不是两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或勾结，而是靠双方利益上的冲突与制约），软化企业的预算约束，最终不仅弄得企业效率低下，银行也被不良债务拖垮。韩国企业的负债与自有资产的比率一般在5倍以上， 债务与总资产的比率（负债率）在80%以上；相应地，在银行一方积累起了大量的呆账，各大都市银行的呆账与资产比率高达13%。韩国第一银行“主办”下的三家公司集团即三美、起亚和韩宝，到1997年下半年有78%的债务是呆账、坏账，亏损总额高达100亿美元，结果不仅公司自己倒闭， 最终也拖垮了主办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泰国等国这次的金融危机与国际投机者的攻击有关，而韩国这次明显地是被银行坏债拖垮的。泰国等国与汇率有关的宏观比例失调的因素起的作用较大，而韩国明显地是其银行、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制度因素起的作用更大些，这些制度因素又都集中地体现在银行坏帐上，因此特别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美国著名国际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1998）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汇率失调，而是坏的银行制度”。
第三，企业越大越好，还是更多地鼓励中小企业发展？
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好处，这点可以各持各的理由。 但是， 1996年韩国所谓“50大”企业加在一起是净亏损的事实，已经表明靠政府保护、靠非市场力量“拉郎配”搞起来的大企业、大集团从长期来看弊大于利（国有企业可能更是这样）。而台湾在这些年来以中小企业的竞争灵活性为根基持续发展，在这次危机中表现颇佳的事实，则证明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从小到大一步一步发展在长期中的好处。
国际竞争说到底是效率的竞争、质量的竞争，规模再大但若规模经济的好处不抵其他方面的效率损失（国有企业或政府保护下的大企业的这种效率损失就会更大一些），最终还是得不偿失。因此，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大小，而在于竞争力。小企业如果真的灵活、有效率、成本低，同样可以有大发展。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由小企业一步一步地成长为的大企业（当然这一过程本身不必仅靠自己的积累，而是可以在市场机制下进行兼并），才会真正具有与跨国公司一搏的实力。
当前对中国来说，可以将是大好还是小好的争论搁置一边，着重创造一种平等竞争的机制，取消各种歧视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小企业的政策与制度（特别是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以及各种政府优惠政策），谁有效率就向谁“倾斜”，而不再以所有制、以规模大小论“倾斜”。这样做，我们可以增长得更快而逐步减少类似韩国那样的问题。
第四，要想更多地利用国际市场上的好处，我们自己必须加速改革。
东南亚金融危机暴露出一些国家在本国经济体制上仍存在许多问题（如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过早、过快开放资本市场所带来的风险），同时也衬托出日本、新加坡等国迟迟不完全开放金融市场的好处。由此一些人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应放慢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但是，应该看到，一些国家快速开放，其目的也是为了尽快尽早地利用国际市场能为自己带来的种种好处，尽快尽早地加入国际市场的竞争并从中获益。中国迟早要走向开放，要加入WTO，要更多地参与国际竞争， 这对我们自己有好处。完全回避风险，也就不可能从国际市场上获益。因此，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吸取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不是消极地提出“放慢开放”，相反，为了更多地从国际市场获益，我们更应该加快国内经济体制包括企业制度、金融制度和政府体制的改革，使这次危机变成我们加快改革开放的压力与动力。
第五，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应提上日程。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暴露出了国际货币金融体制的问题。
危机爆发之后，外国银行和投资者纷纷撤资，责怪东南亚各国政府和企业，但在事前，正是它们把钱借给或投到了这些国家，正是它们的推波助澜才酿成了今天的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也没有正确地估计形势，事前提出预警。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的危机是国际化条件下国际货币金融体制的危机。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防范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包括防止国际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导致金融动荡和经济不稳定。但是，最近这些年来，在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主要发达国家和IMF却只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 而未在防范风险、抑制过度投机等方面相应地有所作为，结果必然是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损害。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样被要求开放金融市场，我们自己早晚也要逐步地开放金融市场。我们应该认真记取这次危机的教训，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的活动，从中推动这些组织的改革，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而也使自己的利益在这些组织的规章和国际金融秩序中得到承认和保护。
三.危机应对
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向我们揭示了金融市场的风险，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衍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的时代，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机家们会以怎样的方式对一国的金融体制和国民经济进行投机性攻击。
此次金融危机中，台湾的危机对策值得借鉴。泰国7 月份刚一发生外汇风波，台湾当局便看准大势，主动实行一定的货币贬值，并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从而将问题及早消化和回避开去。尽管台湾的动作对香港和大陆不利，东南亚各国也抱怨台湾的贬值导致它们那里情况恶化，有损人利己的味道，但从一个国家本身的“私利”出发，及早分析形势，主动采取行动，不失为抗击风险的一个重要策略手段。
泰国在遇到国际金融投机家攻击的初期，及时采取措施，与周边盟国及时沟通，相互配合，采取对泰铢贷款进行管制的措施，使投机者无法扩大攻势，对抑制投机、减少损失，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在这之后，东盟国家虽然普遍陷入危机，但相互之间在国际市场上的合作或多或少还是在减少损失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发展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对于我们防范经济风险也有积极的意义。
另外，危机爆发后局势是否会陷入恶性循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悲观情绪是否蔓延与恶化。这次泰国、韩国等国危机发生后，国际投资者纷纷撤资，IMF在许诺提供贷款的同时， 在附加条件中又采取雪上加霜的作法，迫使受援国立即实行更多的破产和重组，结果使国内外的悲观情绪迅速蔓延，币值一贬再贬，国际收支状况越来越恶化。当然，对一些国家来说，问题既已存在，危机将其揭示出来，要想渡过难关只能委屈求全，许多措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防止悲观情绪扩大是应对危机局面的一个重要环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克斯（Sachs， 1997）著文（见本刊98年第1 期“谁来监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文——编注）严厉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中所犯的错误，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其推波助澜，不是设法消除，而是加剧悲观情绪。
四.充分估价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积极意义
第一，有风险、有曲折是经济发展的正常情况。
东南亚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幸灾乐祸地认为“亚洲奇迹”破灭了，甚至“下一世纪是亚洲世纪”的希望也破灭了。其实，这一危机从各方面看来仍可看作是东南亚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插曲。第一，此次危机从目前看还比不上本世纪30年代西方大萧条那么惨重。第二，亚洲的奇迹已经发生了，人们的收入已经在二、三十年内翻了几番，高楼大厦已经立在那里了。这次的危机本身使经济得到调整，也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通过改革和调整，只会使今后的发展更加健康地进行下去。亚洲一些国家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一些国家300 年所走过的发展道路，不出一点问题，没有一些波动，反倒是奇怪的。
第二，对中国来说宝贵而“免费”的一课。
无论这次危机对中国产生或将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积极的影响都是最主要的——中国人很少对外国发生的事情象这次这样广泛研讨、认真研究、吸取教训。这次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在我们的邻国，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文化背景也相近，不仅与我们有着较为紧密的经济联系，而且我们也与他们面临一些同样或相似的问题，如银行坏帐、房地产积压、固定汇率制度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的东南亚危机相当于我们的一次“免费课程”——我们没有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却受到了几乎与我们自己遭遇金融危机一样的深刻教训。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没有这次危机，我们对我国存在的诸如国有企业、银行体系、资本市场等问题的危害性及其严重后果没有较深刻的认识，不存在现在已开始有的那种“危机意识”，而是相反，沿着过去的路子走下去，甚至进一步将日本、韩国的一些有问题的作法当作经验来学习（它们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好的作法），到头来我们的问题可能比东南亚各国更加严重，发生的危机可能更加惨重，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
现在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及时而认真地吸取这些以别人的经济危机为代价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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