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盛哲学与京瓷的环保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瓷论文,哲学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稻盛和夫的哲学立足于企业经营，但又不局限于此。他的哲学还涉及到环境保护、技术开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稻盛和夫的共生循环思想回答了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就形成了京瓷公司的环保战略和日本的循环经济。
一、稻盛和夫的共生循环思想
稻盛和夫的哲学立足于企业经营，但涉及的范围很广。20世纪90年代，他针对日本社会和全人类面临的危机，提出了“共生循环”思想。所谓“共生循环”，是指在保持人类社会、地球、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基础上，使人类与自然界形成良性循环，和谐地共存。
建筑学家黑川纪章指出，共生本来是佛教思想。他就曾经师从于大正时代“共生佛教会”的创始人椎尾弁匡。黑川先生认为，共生佛教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印度的“唯实思想”。“唯实思想”否认人类与自然的对立，强调二者可以共存。生物学也有“共生”（Symbiosis）一词，指的是异种个体通过共同生活， 形成利益关系。“共生”根据相关物种生活上的利益关系可以分为三类：能够相互得益的称为互利共生；一方面得益另一方受害的称为寄生；主体一方没有受害而客体一方却能够得到益处的称为片利共生。就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人类是客体，自然是主体。人类从自然得到了益处，至于自然能否受益于人类，就取决于人类自身的活动了。
稻盛和夫所说的“共生”不完全等同于Symbiosis，和佛教中的共生也有区别，“指的是地球上所有有生命的物体在根本上相互尊重，共同生存，译成英语，应为living together。一切生而活着之物，通过相互控制自己的欲望生存下去，谓之共生。”[1]（P4）在稻盛和夫看来，共生循环的规律在三个层面上发挥着作用：第一、人与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包括动植物）构成自然共生循环系统；第二、经营者与股东、原材料供应商、客户、消费者构成社会共生循环系统；第三、发展程度、自然条件各不相同的国家构成国际社会的共生循环系统。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稻盛和夫主张人类应该与自然建立互利共生关系。如果处理不好，人类与自然就要形成片利共生或寄生关系。稻盛和夫还指出：“在共生表象的背后，有着循环往复、相互支撑的生命循环规律。”[1]（P47）日本学者梅原猛对“共生”与“循环”的关系概括得很恰当：“所谓共存（共生）可以说是自觉到现在这一时间轴上，我们的生命同万物众生的生命有着横的联系，循环则是生命的纵的联系。”[2]（P64）
稻盛和夫的共生循环思想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自然界里共生循环的例子很多，食物链就是典型的一种，比如，草食动物以一种繁茂的植物为食，同时，其自身又为肉食动物所食，肉食动物的粪便或尸体变成养料，重新促进那种植物的生长。这就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就草食动物这一环来说，它在这个系统中，既摄取食物，又给其它物种提供食物。在自然界中，生物都本能地控制着自己从系统中摄取食物的量，凶猛的狮子在吃饱的时候，绝对不会伤害身边自由自在的斑马。也就是说，摄取的量被控制在维持自身生存的范围内。正是因为“知足”，草食动物、肉食动物和植物才能和谐地共生在一个系统中。如果无限地摄取，就会破坏整个循环系统，不但威胁其它物种的生存，最后连自身也难保了。
《古事记》用“山の幸、海の幸”来形容古代日本人的生活。据日本学者梅原猛研究，这非常符合日本民族祖先的生活状况。绳文时代的日本人被富饶的森林包围着，他们享受自然界提供的林木的果实、动物的皮毛、贝类和鱼类等，过着简单的狩猎和采集的生活。一方面，他们接受自然界的物产，另一方面，他们又虔诚地祈祷这种恩惠再次降临。除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外，绳文时代的日本人决不过多地采集。因为“知足”，所以他们能够与山和海和谐地共生。
梅原猛认为，阿伊奴人的“熊祭”也体现出对自然规律的尊崇。“熊祭”是他们捕获到熊之后的祭祀活动。通过这种活动，阿伊奴人感谢自然赐给他们美味的熊肉和有用的皮毛，祈祷回归的灵魂再次转生为熊。试想，如果进行大肆捕杀，熊的再生产会失去可能。自然界的循环被破坏，阿伊奴人也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他们的“熊祭”堪称一种与自然界共生的智慧。
非洲原始部落的烧荒农业也是与自然界共生的很好例证。据京都大学教授伊谷纯一郎调查，非洲原始部落使用旧式的农耕器具，在部落所及的范围内，从事烧荒农业。他们把一部分热带丛林烧成灰烬，在土地肥沃的地方播种作物，但是，由于连续耕作，土地逐渐贫瘠，作物难以生长。于是，他们将部落周围的丛林分成若干份，每地连续耕作三到五年，几十年后，他们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时，原地又长出茂密的森林，他们就再次烧荒开地。这种做法使森林和土地有充分的复原时间。他们就这样本能地遵循着共生循环的规律，从不过量耕作。
梅原猛、伊谷纯一郎等学者都认为，地球上的居民曾经严格地遵循着自然界共生循环的规律。他们从共生循环思想中又引发出对人类文明社会的批判与反思。法国著名生态学家何塞·卢岑贝格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他指出，人类在占全部发展历程99.25％的时间里，一直遵守着自然界共生循环的规律。“今天，我们以进步和发展为名所作的一切，包括现代农业经济，都是与可持续发展相悖的。”[3]（P59）为此，何塞·卢岑贝格告诫人们：与其消灭虫害，不如促进植物健康生长。他的思想被称为“绿色哲学”。
这些学者对古老生活方式的称赞，或许会引起人们的非议和指责，然而，共生循环思想的确蕴涵着深刻的哲理，这是发达国家知识分子向人类敲响的警钟。生态危机意味着人类的文化危机和观念的缺失。要摆脱危机，经济的、法律的、技术的、行政的手段固然重要，但人类良知的发现更是根本。新兴的环境伦理学已经指出，大自然也有伦理尊严，因为任何生命都有它的内在价值和固有权利。所以，人类应该善待自然，以万物为本，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相反，如果我们不抑制自己的贪欲，继续对自然进行掠夺，整个世界的循环就会被破坏，我们也会失去生存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4]（P517）
共生循环思想回答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千百年来，人类对这一问题作出了两种回答。一种主张是把自己看成自然万物的主宰，认为幸福的源泉就在于对自然的索取和征服。自工业革命以来，这种观念一直占主导地位。凡是工业文明波及到的地方，自然界的和谐与安宁便被打破。当自然环境不断恶化，人类生存受到威胁时，忽视人与自然的区别，否认人类发展的主张又应运而生。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就预见到人类将面临的困境，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老子的预言不幸应验了。如今，面对生态环境的恶化，西方国家的一部分绿党成员主张消除一切能源，完全用人力来发展企业。有人进一步提出，抛弃一切工业成就，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比如，绿色和平组织罗马俱乐部的创建人澳雷西澳·佩西曾说：“在区分有益和有害方面，他们（原始状态的人）比我们更为清楚。他们知道什么是禁忌，他们决不去尝试那些超出他们能力的事情。他们比我们显示了更高的见识，在文化和生态方面更加平衡——而我们这些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时代的野蛮人却强烈地沉醉于自己的杠杆和电钮、推土机、巨大的油船和超音速飞机。”[5]（P8）几乎所有的绿色和平主义者都表现出对人类前途的深深忧虑。他们否认了人类向前发展的可能，与“人类中心论”恰好处于两个极端。
稻盛和夫的共生循环思想并不是对“人类中心论”与“原始状态论”的简单折中。这一思想包含着迄今为止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最好办法，其本质含义是：在横向上，人类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基础上；在纵向上，人类对自然产品的利用必须控制在使其能够循环再生的范围内。人类不可能逃避文明，也无法完全回归自然——自从人类诞生，原始意义的自然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共生循环思想比“原始状态论”更具有可行性。人类的欲望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高于自然。对人和自然来说，任何一方完全战胜另一方都不是好事。在共生中，人与自然都获得改造。共生是我们的过去，也必须是我们的未来。共生循环思想告诉我们：人只是一种与其他动物平等相处的动物。人类依靠大自然的赐予和一部分工业品就可以生活，不需要也不应该过度地索取。高投入、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更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二、京瓷的环保战略以及日本的循环经济
正确的思想只有通过人的行动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虽然共生循环思想是20世纪90年代初系统提出的，但保护环境是稻盛和夫的一贯主张。在稻盛经营哲学的影响下，京瓷一直把保护环境作为公司的基本战略。
所有企业都必须面对三个最基本的矛盾：企业与社会的矛盾、企业与顾客的矛盾、企业与自己员工的矛盾。其中，企业与社会的矛盾又包括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等。环保战略就是京瓷公司面对这一矛盾的良策。
环境保护产业在京瓷公司的经营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早在1991年，京瓷公司就对全球的环境问题给予了关注。稻盛和夫曾经说：“日本企业通过努力一定能够设法解决公害问题。”[6]（P108）视解决环境问题为己任，这是一种崇高的境界。在环境意识很强的日本，也很少有企业家能做到这一点。为了明确对环境问题的态度，稻盛专门组织人制定了《京瓷环保宪章》，并将其作为发展环保产业的行动指南。企业活动应当尊重人类生存的权力，并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京瓷公司基于这样的理念，在广泛的领域致力于环境保护。
京瓷公司成立了绿色委员会，专门负责规划和推进环保工作。该委员会是公司内部跨部门的组织，下设很多专门的分会。分会针对环境问题提出具体的措施和方案，上交给绿色委员会审议。根据审议结果，各个分会再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严格的环境管理标准，开展各种环境保护活动，比如：削减企业的废弃物、保护大气层、节省能源和资源、防止温室效应等。京瓷集团下属各公司都接受绿色委员会的监督。
京瓷公司基于稻盛和夫的共生循环思想，运用在耐热性、成型性和粒子结构等方面具备优势的精密陶瓷技术，积极开发环保产品。特别耐热、耐腐蚀、耐磨损的陶瓷零部件，被运用到燃气涡轮发动机和各类环保工业设备中，对于节约能源和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京瓷公司还开发出了独特的环保打印机。一般的打印机都必须更换消耗材料，卡式磁鼓和墨粉到一定期限就必须全面更换，由此会产生大量不能分解的废弃物，从而造成环境污染。为此，京瓷公司利用自己在精密陶瓷技术上的特长，开发出了平均使用寿命为一般打印机30～50倍的多晶硅磁鼓，并配合这一技术上的突破同时提高其他相关元件的寿命，生产出名为“Ecosys”（取自 Ecology and Economy System）的新型环保打印机。这种打印机只需更换墨粉而不需要更换整个卡式瓷鼓，因此，从长期使用的角度看，其综合成本就可以下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还可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对消费者和环境保护都非常有益。目前，全世界只有京瓷公司能生产这样的环保打印机，其市场占有量还将不断扩大。
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永久清洁能源。在环境日益恶化，不可再生资源日益减少的今天，开发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对人类的生存显得非常重要。从1975年开始，京瓷公司经过20多年的努力，已经成为世界上居于首要地位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厂。现在，京瓷又致力于开发太阳能热水器和太阳能发电系统。此外，不使用胶卷的数码相机等环保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稻盛和夫的共生循环思想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进入了工业文明的时代，环境污染也随之严重起来。1878年，渡边濑川的足尾矿山由于排水不畅，危害到周围的土地、水源和空气等，形成了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公害事故。1885年，浅野水泥厂发生降尘公害，引起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如前所述，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的公害极其严重。这是任何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日本也不例外。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与西方国家早期工业文明一样，都是以牺牲自然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20世纪中期，世界八大公害事件，日本就占了一半。（注：这四大公害事件是水俣事件、富山事件、四日事件和米糠油事件，均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
稻盛和夫担任多种公职，比如日本通产省产业技术审议会及综合能源调查会临时委员、总务厅公务员制度调查会委员、科学技术厅原子能委员会专门委员、日本商工会议所副会长、京都商工会议所会长等。由于这样特殊的身份，他的共生循环思想对日本政府产生了影响。日本环境厅编写的《环境白皮书》提出，日本要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放弃”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经济社会，向“最优生产、最优消费和最少废弃”的“循环型经济社会”转变。[7]（P278）
“循环”与“共生”成了日本社会的目标。1993年，日本制定了《环境基本法》。基本法规定，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来加深企业家、商业各界人士和广大国民对环境保护的重视。1991年，日本文部省还编著了《中小学环境教育指导资料》，阐述了环境问题、环境保护以及环境教育的必要性。环境教育从儿童抓起，充分体现了日本政府在治理环境方面的决心。日本教育学会还成立了“人类尊严与共生”课题组，加大研究力度。近年来，日本又制定了《容器包装循环法》、《家庭电器循环法》、《再生资源利用促进法》、《建设再利用法》、《环保食品购买法》、《食品再利用法》等一系列法律。一个完善的环境法体系已经在日本确立起来了。1998年，日本在新千年计划（The New-Millenium Project）中，不仅把“人口减少、高龄化下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循环经济社会结构”作为面向21世纪日本经济社会体制研究的两大课题，而且把推进循环经济作为21世纪社会结构的目标。为此，确立2000年为循环经济社会元年。2000年5月，日本参众两院表决通过了《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从此拉开了日本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的序幕。
日本各界积极地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稻盛和夫与一些学者大力倡导“共生循环思想”的结果。日本开始建设“循环型经济社会”与稻盛和夫提出“共生循环思想”有10年左右的时间差，这充分体现出稻盛和夫经营哲学的超前性。稻盛是幸运的，他不必象200多年前的林子平那样因为思想超前而承受巨大的痛苦。 日本也是幸运的，同西方的生态伦理相比，共生循环思想丝毫不逊色，在时间上也不落后于保护环境的世界潮流。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政府重视实效，长于行动，很快把共生循环思想转变成政策，这就避免了再度出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公害高峰”，整个日本社会呈现出均衡发展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