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学》与中华文化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文化论文,仁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已久的中国国门，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与此同时，东渐之西风亦汹涌而来，冲撞着积淀已久的中华文化。为挽救民族危机而进行的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遂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
谭嗣同即怀有重建中华文化的沉重使命感，《仁学》代表了他关于文化重建的基本构想。这一构想不是否定自有传统文化的全盘西化论，也不是只想保存国故的文化保守论，而是力图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和中西文化的综合，以达到重建中华文化的目的。
谭嗣同是如何重建他的文化理想的呢？
一、仁与礼——文化解构
首先，谭嗣同展开了对儒学的文化解构。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居于主体地位，它集中国文化之精华与糟粕于一身。它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是近代知识分子最感困惑的事情。谭嗣同意识到，要重建中华文化，首先就要解构儒学。众所周知，儒学包含着两个重要的方面——相亲相爱的仁和等级秩序的礼。在孔子那里，仁和礼是统一的。《论语》中，孔子释“仁”处颇多，而最能体现“仁”本质含义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孔子的“仁者爱人”是以“礼”为根据的。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时说：“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2〕礼是封建宗法等级社会的制度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强调的是尊卑长幼的秩序。孔子“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要求人们以礼的准则去行仁，以仁的自觉来复礼，以达到等级与仁爱的对立统一。谭嗣同认为：“夫礼，依仁而著，则仁自然有礼”〔3〕， 但他又认为：“礼与伦常皆原于仁，而其究也，可以至于大不仁”〔4〕。 他相信儒学内部这两个方面并非一体不分的。孔子思想的精义是仁学，孔子的仁学中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平等相通的思想。在《仁学自叙》中，谭嗣同首先开宗明义从仁字的结构入手来阐释仁的本义。他说：“‘仁’从二从人，相偶之义也。‘元’，从二从儿，‘儿’古人字，是亦‘仁’也。‘无’，许说通‘元’，为‘无’。是‘无’亦从二从人，亦‘仁’也。故言仁者不要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极于无。”〔5 〕他认为“仁”的本义是“二人相偶”，既然仁的本义是“二人相偶”，这就要求社会上一切人均应平等相通、相亲相爱。谭嗣同认定：“方孔子初立教也，黜古学，改全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然动矣。”〔6〕谭嗣同认为孔子立教的精诣在于仁学，仁乃“二人相偶”之义，即平等、爱人。孔子所倡立的儒学，在其后则有孟子继之，“畅宣民主之理”，“竟孔子之态”〔7〕。
但另一方面，儒学在其演变过程中，背离了“仁”学的立教精神，儒家的礼教竟变质为专制君主统治人民的工具。他认为荀子冒孔之名，法后王，尊君统，以礼乐政刑作为箝制束缚之具而“败孔之道”〔8〕；汉高帝“潜施其饵”，提出“从吾游者富贵”〔9〕； 叔孙通遂“苟富贵取容悦之心”〔10〕，损礼媚上，卑辱臣节；王莽以经学行篡弑，刘歆“窜易古经以煽之”〔11〕；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令臣民柔驯；唐太宗以科举诱“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韩愈“背民贵君轻之理而谄一人，以犬马土芥乎天下”〔12〕，以“臣罪当诛，天子圣明”的邪说诬往贤坏万世之心术；宋太宗修《太平御览》以消磨当世豪杰；孙复造“春秋尊王发微。以割绝上下之分，严立中外之防，惨鸷刻覈，尽窒生民之灵思”〔13〕；自是以后，天下诸儒“无能稍出宋儒之胯下，而一覩孔教之大者”〔14〕。谭嗣同认为二千年来儒学的演化，背离孔子立教的精诣，造成中国“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15〕。自荀子始，孔子立教精意尽失，使得“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挟持一孔教以制天下”〔16〕，把伦常诬为孔教精诣。自兹以后，儒家的纲常礼教进而变质为专制君主统治人民的工具，迫害中国达二千年之久。
二、冲决网罗——文化批判
谭嗣同解构了儒学，继而对其中的礼教展开文化批判。他把箝制人民思想、禁锢人民自由、剥夺人民权力的封建伦常、名教统统视作“重重网罗”，并大声疾呼“冲决一切网罗”，从而实现“人人自由”的“大同之象”。在《仁学》自叙中，他思绪泉涌，率尔操觚，奋笔直书：“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真能冲决，亦自无网罗。”〔17〕他将一切维护君主专制的政治文化——尊君论，三纲论及相关的思想学说，均看作仁学精神的背离。他以“冲决一切网罗”的大无畏精神，将其文化批判的锋芒首当其冲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尖锐指斥二千年来的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即强盗专制。他认为封建君主专制政治是封建社会万恶之源，因而要冲决一切网罗，首先是“冲决君主之网罗”。对于统治中国二千年来的君主专制，他痛斥道：“如此黑暗地狱，直无一法一政足备记录，徒滋人愤懑而已”〔18〕。“由是二千年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奂。”〔19〕
正因如此，他甚而引用“冠绝地球”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民之恨”〔20〕。以表达他对革命的幻想和对民主的渴望。
谭嗣同“冲决网罗”是全方位的，他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尖锐批判的同时，尤更深入一层，对君主专制赖以存在的纲常、名教展开鞭辟入里的深刻批判。
“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护抗拒，而仁者尚有少存焉者得乎？”〔21〕
他深刻地揭露：“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22〕，以此作为“愚黔首之术”。他进一步指出：“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倡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愚黔首之术，故莫以繁其名尚焉……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有如此矣。”〔23〕
由于二千年来君主们的倡导，结果人人皆“奉腐儒古老之谬说为天经地义”。封建伦常、名教遂成为人们内心的自觉，成为锢人心、破人胆、杀人灵魂的沉重精神枷锁。“中国积以威刑箝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教为箝制之器。”〔24〕封建伦常、名教成了君主们的“箝制之器”，对其稍有背离，甚至稍有异念，便会被责为“不忠、不孝”之名，轻则放逐，重则杀戮。因此，谭嗣同认为“仁之乱也，则于其名。名忽彼而忽此，视权势之所积；名时重而时轻，视习俗之所尚。”〔25〕总之，名教是对仁学精神的背离。
谭嗣同所要冲决的“重重网罗”中，“天”亦在其列。封建君主为神化其统治，认为自己就是天子，“天子受命于天”。谭嗣同认为天是虚设的，君权神授亦属维护君权而虚拟，他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26〕在谭嗣同看来，“君”并非天子，亦非授命于天，而是由民“共举”而来。君权亦本是民根据所需，由民所赋予。民也可根据其需要可举亦可废。谭嗣同的“民本君末”思想不仅是儒家“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与发挥，更反映了他对近代民主政治的追求。
谭嗣同将那些不符合近代化的封建政治文化均视作是对仁学精神的背离，必须加以变易。“今古中外皆侈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又况于三纲哉！”〔27〕谭嗣同在文化批判中的大无畏精神，使处于同一时期力主温和改良的康梁无法比拟。他的“冲决一切网罗”的文化批判精神，成为文化变革的时代强音。
三、显于仁用——文化综合
谭嗣同相信必须进行文化综合，才能重建中华文化。谭嗣同的思想异常复杂，其中除了原始儒家的仁道外，还包括墨家的平等兼爱说、佛教的心力说、基督教的《新约》、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等等。谭氏思想之博杂可以说涵摄了古今中外的主流文化。他以“以太——仁——通——平等”的理路建构了他的仁学思想体系，使这一思想体系能够融通世界诸文化，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他说：“能为仁之元而神于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佛能统孔、耶，而孔与耶仁同，所以仁不同。能调燮联融于孔与耶之间，则曰墨。……然既标兼爱之旨，则其病亦自足相消，盖兼爱则人我如一。”〔28〕在对以太的理解上，他说：“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莞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以太。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谓之‘元’，谓之‘性’；墨谓之‘兼爱’；佛谓之‘性海’，谓之‘慈悲’；耶谓之‘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视敌如友’；格致家谓之‘爱力’、‘吸力’；咸是物也。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29〕在谭氏看来，孔之仁、佛之慈悲、耶之灵魂，都在“显仁之用”，其“道通如一”，在“显仁之用”基础上，世界三大宗教和墨家兼爱说等等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谭氏的仁学将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本原归结为以太和以太之用——仁，而“仁为天地万物之源”。当他的仁学思想深入到社会心理时，他又以佛教心力来界说以太。“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30〕。谭氏所指谓的心力之实体就是佛家的慈悲，“盖尽力之实体，莫大于慈悲。慈悲则我视人平等，而我以无畏；人视我平等，而人亦以无畏。……无畏有五，曰：无死畏，无恶名畏，无不话畏，无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而非慈悲则无之造之。故慈悲为心力之实体。”〔31〕佛之慈悲亦同孔之仁、耶之灵魂、墨家之兼爱，其行仁的目标是一致的。
仁是谭嗣同一生孜孜以求的价值理想。他把古今中外世界诸文化加以综合，体现儒家立教之初的仁学精意。《仁学界说》引用的思想材料来源，诸凡古今中外的儒墨道佛，基督教《新约》及近代西方科学思想等等，可谓“众妙各备，兼收显著”。谭氏《仁学》正是试图通过古今中外的文化综合，体现出他的价值理想，以建立一种具有时代感的新文化。
四、平等与通——文化转化
谭嗣同所以要解构儒学、批判名教、融汇中西文化，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华文化的转化。也就是使孔子的仁学精要转型为合乎时代要求的新文化的价值理想。
首先，他保存、发扬了原始儒学中“仁学”所包含的“二人相偶”的平等、互爱思想，使文化转化向更深层迈进。如前所述，“仁”在原始儒学中包含着相亲相爱的仁的含义，谭嗣同力图使仁学中的原始平等互爱转化为近代意义的平等观。谭嗣同认为，儒学的精要在其仁学，仁的本义是“二人相偶”，即平等、爱人。这才是孔子立教的精意。他认为孔子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未有不平等者”〔32〕。他还说：“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然动矣。”〔33〕
谭嗣同把仁学作为孔子立教的精要而加以保存和发挥。“仁”不仅为儒家所独有，它也是世界三大宗教共同追求的道德理想境界。“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谓之‘元’，谓之‘性’；墨家谓之‘兼爱’；佛谓之‘性海’，谓之‘慈悲’；耶之‘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视敌如友’……”〔34〕谭嗣同所提倡的“仁”就是要求社会上一切人均平等相通，相亲相爱。可见，他所言的仁的平等观已转化为近代意义的平等观。
与此同时，谭嗣同还对仁学作了新的创发，而以“通”作为仁的根本。谭嗣同仁学以“以太——仁——通”的致思理路架构了他的仁通之学的理论体系，以“通”来实现其文化转型。
谭嗣同认为以太是仁之体，仁是以太之用。二者构成了“体用”合一的整体。以太（Ether）本西洋十九世纪物理学名词， 他借之以指谓先天地万物而存在、又同时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的本原。以太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原质，“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但“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仁是以太之用，“夫仁，以太之用”〔35〕。以太和仁二者是体用的关系。谭嗣同所关注的并非物质层面以太，他最终还是完成了“由下而上达”的工作，使之达于精神的层面，“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借其名以质心力”〔36〕。以太被转译成精神性的心力，而由心力达于仁。
谭嗣同希图通过中华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科学思想融通，完成其文化转化的使命。他对仁学的创发，就是以“通”为仁的根本。“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所通之具。”〔37〕“通有四义：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38〕这四义涵盖了所有社会关系。而“通之象为平等”〔39〕，“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通则仁矣。”〔40〕通的条件是平等，其目的即要实现仁的价值理想。
通的反面即为塞，“仁与不仁，通与塞也。”“仁与不仁之辨，于其通与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不仁。通者如电线四达，无远弗届，异域如一身也。”〔41〕谭氏认为孔子立教之初的精意，自荀子以后便闭塞不通了，为维护君主专制的纲常、名教所取代，几千年来，社会上充满了“有隔”。那么，破除闭塞不通，实现“通之四义”，达到仁的价值理想，谭氏认识要通过“日新”以成立：“反乎逝而观，则名之日新”〔42〕。日新就是要求变革，“孔曰‘改过’，佛曰‘忏悔’，耶曰‘认罪’，新之谓也，孔曰‘不已’，佛曰‘精进’，耶曰‘上帝国近尔矣’，新而又新之谓也”〔43〕。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合乎近代文化物质的古制、旧学，就要“鼎之革之，先之劳之，作之兴之，废者举之，敝者易之”〔44〕。他以新天地、新日月、新四时、新草木的气魄，革故鼎新，把日新作为“三教之公理”，再融通中西方文化思想。谭氏的文化转化，正是在革故鼎新的基础上，把“通”作为仁的根本，要求中外通、上下通、内外通、人我通，使仁学转化为一种近代型文化。
注释：
〔1〕、〔2〕《论语·颜渊》。
〔3〕、〔4〕《仁学》，《谭嗣同全集》第31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引此书，简注篇名、《全集》和页码。
〔5〕〔17〕《仁学·自序》，《全集》第289、290页。
〔6〕〔7〕〔8〕〔9〕〔10〕〔11〕〔12〕〔13〕〔14〕〔15〕〔16〕〔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仁学》，《全集》第337、335、335、336、336、336、336、336、336、337、337、337、342—343、299、342、348、342、342、339、351、289、293—294、291、357、340、337、293、294、291、291、291、293、293、296、318、320页。
〔18〕《书简·致汪康年二》，《全集》第4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