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副镌》与《科学》杂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晨报论文,杂志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雅明认为上个世纪以来，“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1〕。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现代社会文化生活的特征之一； 就文化传播的物质载体来说，也的确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基本特点。这是由于近、现代印刷工业导致市场文化决定了20世纪文学的基本生产方式，随着报刊、杂志的成本下降而广告增加，它必须以日新月异的丰富性和特殊性吸引读者，要求创办各种各样的专栏适应社会文化生活的进步和繁荣。这样，包括“美文”、“连载小说”等等的体裁形式便应运而生；在本雅明看来，甚至连批评文章也是作为报刊的一个栏目被阅读接受的。因此，期刊杂志也就实际上成为一个个中心，组织着文学的生产力，反映着文学的生产关系。于是在一定的意义上，期刊杂志也可以看作是科学影响乃至决定文学发展的一种时代标志。所以，我们结合五四时代“赛先生”的历史文化规定性，选择了《晨报副镌（刊）》和《科学》杂志为例，来探讨其中直接或间接的种种联系。
一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回顾1920年—1922年的文坛“情景”时，指出“《晨报副刊》……露出头角来了，然而不是怎么注重文艺创作的刊物”〔2〕。那么，它“注重”些什么呢？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回顾五四文学的历史发展，也特别指出《晨报副刊》“是中国日报副刊的起首老店，影响于文坛者颇大”〔3〕。那么，这种“颇大”的“影响”， 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
只要详细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不能忽视了“赛先生”。
《晨报副刊》创刊伊始，就在头版头条等重要位置，开设了“科学谈”、“卫生浅说”、“地质浅说”、“科学浅说”等栏目；并持之以恒，采取连载专论等方式，发表了大量译著文章介绍科学知识，涉及地质、天文、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动物学、植物学、心理学等等学科。其中较为突出的如：“予仁”的地质学介绍，每次连载，几乎都发表在第一版的头条位置，仅1921年10月至12月间，就达8次共30余期。 “予仁”的矿物学及古生物学文章也常常发表在头版头条。“余幼尘”的生理卫生及医学知识介绍，仅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的抽样统计， 就刊（连）载了14次共50多期。而“疑始”的《电是什么》在第一版连载了15期；《动物界的寿命》逐日连载达1个多月（1922年2月24日至3 月31日）等等。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晨报副刊》对于宣传、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视，并切实付出了持之不懈的努力。直至徐志摩接编，这种“赛先生”的鲜明时代特色，在《晨报副刊》上的体现基本没有改变。尽管从1923年下半年起，渐渐增大了文艺创作的比重。
应该说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是五四新文化期刊、杂志的一个共同特点，这与当时比较开放的社会思潮和接受心态直接相关。我们也正是在新文化期刊、杂志的综合性基础上，来具体考察“赛先生”表现在《晨报副刊》上的种种文艺性特点的。首先，《晨报副刊》初期“不是怎么注重文艺创作”，并不等于说它在科学宣传与知识介绍中彻底地排斥文艺，而完全等同于一般的自然科学的普及性期刊；恰恰相反，《晨报副刊》这一时期的科学宣传和知识介绍，还是比较注意通俗性、娱乐性等文艺特点的。这在新文学和白话文的发展初期尤为难能可贵，只不过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历代研究工作者的足够重视罢了。
比如“开心话”栏目，以发表了鲁迅的《阿Q正传》而广为人知。 但却少有人提及这个栏目中发表的其它有关科学宣传或科普文艺方面的重要内容。“犬儒”（即夏敬农）在发表于1921年11月20日“开心话”栏目的《雷祖爷欢天喜地》里，针对“看见窗门缝里射入电光，便只道是闪电娘娘拿了两面大镜，窥测人心善恶”的封建迷信，生动形象地介绍了“英国出了一位培根老爷，说天上这些雷公电母之流，只要人有力量，都可以捉来当听差当老妈”。“接着一位雷祖爷的大冤家对头佛兰克林先生出来了”，于是“雷氏一族，男女老幼，都被佛兰克林先生收服，到人类中来服务”：
……点灯的是他，传话的是他，送信的是他，拉车的也是他；热得受不住了，有他给你当扇，冷得受不住了，有他给你当炉子。……从前要为害的，现在人类知识长进了，再决不让他为害，只高高的在房屋上插着长针，雷氏一家无不望而生畏。〔4〕
这种“开心话”，借助简洁通俗的文字和幽默风趣的情调，宣传科学知识，也应该看作是一种科学的“美文”，是新文学创作“实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直接启导、联系于30年代的“科学小品”。这些科学“美文”的批判锋芒，直指封建迷信，思想性是很鲜明、强烈的。当然，考虑到白话文初期的整体水平，我们也不能对它要求太高。
常常处于卷首位置的“星期讲坛”，也是“赛先生”大显身手的重要阵地。“松年”（即孙伏园）的《科学与吃饭》，是一篇仅有几百字的精粹短文，却说明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题旨：“要生活非研究科学不可。”认为科学所包含的范围非常广大，非常久远，“生活的必需”和“生活必需以外的种种精神上的享乐，没有一件不与科学有关系的！”作者惋惜当时社会和民众对于“帮助生活愈加向前增进的科学，却都不放在心上”。指出“人有一种胜过他种生物的特殊能力，就是“使生活愈加丰富，愈加美满”。而“科学的所以可贵，就在他能帮助这种特殊能力，使他得到一种正当的手段、方法或工具”。正是在“利用了科学做工具，使生活能够增进”这一点上，作者以“吃饭的例”说明当时的社会落后，人们还普遍缺乏科学的思想认识：当“饭还在田里的时候”，不知道求救于“农学，园艺学，水利学，虫害学等等”以抵抗各种自然灾害。“好容易收获了，本来藉着科学之赐，正可以利用机械，把稻麦好好的春磨，装运和发卖。那知又因为不懂商业，经济，运输等科学”而“你夺我抢”。“又因为不懂得烹饪学、生物学、生理学、卫生学、物理学、化学，把上好的材料拌着微生物污七八糟的烹调一阵”，结果“吃到肚里”“弄出病来”〔5〕。这篇文章与当时注重于社会批评、 文化批评不同，而表现为一种突出的“科学批评”的思想倾向。虽然向来并不为人注目，但为我们扩大五四散文的研究领域，提供了颇有潜力开掘的新“资源”。
也许，随着五四新文学的日益发展，读者的欣赏水平得以不断提高，因而对初创时期的科学文艺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很快就引起了《晨报副刊》本身的注意，1922年4月9日在头版头条的“论坛”栏目中，发表了署名“记者”的《星期日的副镌》，“特再郑重的声明，……星期日的副刊，虽有科学的材料，高深学理的研究，亦在所不避，而合乎通俗与文艺两个条件的作品，亦依旧散见于平常六日的副刊”。并且，指出“科学的材料，也未始不可做得人人能懂”〔6〕。我们知道， 《晨报副刊》编辑部在1921年底总结创刊以来的工作时，就表示有“必要把我们的既往，结算一个总账”，并给“无限的未来，定下一个方针”。认为当时“至少有三个缺点是无论如何抵赖不了的”。其“第一”就是“灌输知识的材料太多，陶冶感情的材料太少”。而且是“译件太多，著作太少”。所以，在《一九二一年之最后一天》里，编辑部希望“无论在科学界，或文学艺术界，多多产出几位著作家，转移全国的作风”。经过近半年来的努力，《晨报副刊》对科学文艺的创作特点，逐步有了明确的理性认识，并且提出了“合乎通俗与文艺两个条件”的具体要求，以达到“做得人人能懂得”的目的〔7〕。 这标志着作为五四新文学一个独立分支部类的“科普文艺”，从萌芽初创时期的“自为”阶段，开始走向不断发育、成熟的“自觉”时期。但是，能达到标准的创作还是不多，而理性的倡导和认识水平的提高则很积极，也很明显。
例如《欢送科学知识》中联系社会现象，指出“说空话而没有科学作底子，是非常危险的”；因而提倡“把‘平民’同‘科学智识’两件事情合而为一”〔8〕。1922年8月份的《晨报副刊》相继发表了梁启超的七篇文章。其中有著名的《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24—26日）、《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19日）和《学问之趣味》（13日）等。在《学问之趣味》中，梁启超开宗明义地指出：“我是个主张趣味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 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还以自身体会为例，把“趣味比方电，越磨擦越出”。可谓生动形象，风趣雅致。其后，《晨报副刊》又刊登了随笔式杂文《灵学丛志的笑话》，主要是抨击当时的鬼神崇拜等封建迷信；孙伏园特约陈颂平以自身体会写的系列《卫生经验谈》；梁启超的《历史统计学》等等，〔 9〕可谓深入浅出，既富有现实针对性，又反映了时代的科学性，也体现了作者的个人风格。可见，《晨报副刊》编辑部借以“转变全国的作风”的努力，并不是一句空话。
当然，《晨报副刊》的这些努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科学文艺的成熟、发展，也必然有待于社会文化的全面繁荣，和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这甚至应该看作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然而，正是由于这项使命的严肃性和历史性，考察科学文艺在新文学发展中从无到有的历史轨迹，我们才不能完全忽视了那些综合性期刊与所谓“自然科学期刊”的文学（艺）性特征，及其种种筚路蓝缕的始创业绩与思想价值。
二
创刊于1915年元月的《科学》杂志，是中国留美学生团体“科学社”的机关刊物，与我们今天纯粹的自然科学期刊并不相同。它在《例言》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科学》杂志“虽专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然以吾国科学程度方在萌芽，亦不敢过求高深，致解人难索，每一题目皆源本卑近，详细解释，使读者由浅入深，渐得科学上智识”〔10〕。而且，“历史传记”、“美术音乐之伦虽不在科学范围以内，然以其关系国民性格至重，又为吾国人所最缺乏”，所以也“未便割爱”〔11〕。可见，《科学》杂志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知识传播的语言通俗性，和影响国民性格的思想倾向性。这是我们考察《科学》杂志必须牢牢把握的两个中心视点。
在《科学》杂志的《发刊词》里，回顾“百年以来，欧美两洲声名文物之盛，震烁前古，翔厥来原，受科学之赐为多”〔12〕。在论述了“科学之有造于物质”、“科学之有造于人生”、“科学之有造于知识”之后，又指出“科学之直接影响于物质者，即间接影响于道德”，“自科学大昌，明习自然之律令，审察人我之关系，则是非之见真，而好恶之情得。人苟明于经济学之定理，知损人之终于自损也，必不为以邻为壑之行。明于社会学之原理，知小己之不能独存，而人生以相助为用”，“四海一家，永远和平，皆当于科学求之耳”〔13〕。由于“数千年来所宝为国粹之经术道德，亦陵夷覆败”，“民生苟偷，精神形质上皆失其自立之计。虽闭关自守，犹不足以图存”。因此“社会失其中坚，人心无所附丽”，“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14〕
在这里，《科学》杂志以振兴中华、挽救民众为己任，表现出一种“科学救国”式的鲜明时代精神。所以当稍后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一问世，它就在卷首推出广告专页，称赞《青年杂志》“增长识见”、“助益精神”；并且具体介绍说：“执笔者皆一时名彦、阐述近代文明由来、输入各国最新思潮、商榷青年进步途径”等等〔15〕。《青年杂志》也在卷首位置以广告专页推荐《科学》“乃中国科学唯一之月刊”，“为留美中国学界热心研究科学者所刊行”。“宗旨纯正眼光远大特色甚多”并“略举其要”是：“材料新颖包罗宏富每阅一篇兴味洋溢”；而且“宗旨抱定输入科学”、“撰述自出机杼译笔力求雅洁”。所以，“有志研究科学者”、“有志讲求实业者”和“有志储学救国者”等等“均不可不读”〔16〕。甚至在《社告》里申明“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目的也是“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17〕”。《科学》杂志与《青年杂志》的相互支持、呼应，充分显示了它们共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之间，形成了密切的“盟友”关系，已经在或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赛先生”的重要社会地位，其影响必然会辐射到当时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
就《科学》杂志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而言，首先在于它从创刊伊始，就采用横排版式和新式标点（如逗号，、问号？、引号“”、叹号！、句号。等等）——这比发动“白话革命”的《新青年》杂志整整早了3年（参见《科学》杂志和《青年杂志》创刊号的复印件）。 我们知道，《新青年》创刊后一直都是旧式的竖排版面，前三卷像古文一样只作句读圈点，不用标点符号。直到1918年元月的第4卷开始， 才出现了“，”、“。”、“；”、“：”、“？”等新式标点，但个别篇章如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还一仍其旧，只作圈点句读，不用新式标点符号。罗家伦的《青年学生》也基本相类似。说明这种语言形式的革新还不十分彻底。从第4卷第2期开始，旧式句读、圈点才基本清除，全部实行新式标点符号。为什么力倡白话革命的《新青年》杂志，在语言形式这个重要问题上滞后不前而《科学》杂志却更新领先了呢？《科学》杂志讲得好：“本杂志印法旁行上左，兼用西文句读点，以便插写算术物理化学诸方程式。”〔18〕可见，《科学》杂志语言形式上的历史性革新，其内在的驱动力全部来自传播近、现代科学的需要！这在当时出版的众多期刊读物中，目的之明确，革新之彻底，恐怕找不到第二家。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科学知识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传播、渗透，也是推动语言文字走向现代化革新的强大动力之一。可惜长期以来，探讨五四“白话革命”往往忽略了“赛先生”的这种文化辐射功能，看不到《科学》杂志在语言形式革新方面的历史性贡献。
其实，由于《科学》杂志“自出版之始即采用西文句读法，海内外颇有以好新无谓非之者”；但《科学》杂志的编者坚持“科学文字贵明了不移”，认为“奥理新义，多非中土所有，西人以浅易句读文字为之，读者犹费思索，若吾人沿旧习，长篇累牍，不加点乙，恐辞义之失于章句者将举不胜举”。胡适正是“有鉴乎文字符号之不容缓”，在1916年《科学》杂志第2卷第1期发表了《论句读及文字符号》，“足以答海内外见难之辞”〔19〕。可见，句读及标点符号的改革，是胡适正式提出“文学改良”以前尤为关心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问题。他指出：“今世界文明国之文字皆有一定之符号，以补文字之不足。独吾汉文至今犹无规定之文字符号耳。”他认为“文字非有符号为之助不能收普及之效”〔20〕。可见胡适倡导实行标点符号，完全是为了汉语文字通俗化和精确化的现代文化传播需要。这既可以看作是他一年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语言学准备，也可以从中发现他后来倡导“国语的文学”主张的最初动因。胡适的这篇文章，除“绪言”外，共分“文字符号概论”、“句读论”、“文字之符号及其用法”三章，详细介绍了“住号”（即句号——笔者）逗号，分号；冒号：问号？诧号！（即叹号——笔者）括号（）、引号‘’、“”、「」、『』、不尽号……（即删节号——笔者）和线号的用法。还作为“附录”之一，专“论无引语符号之害”等等。总之，在语言形式方面，《科学》杂志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意义，首先就是这样集中而具体地表现在胡适的上述主张之中，并可以看作是总结、探索实践经验的理论先导。这是值得认真做些专门研究的。
其次，《科学》杂志还多次讨论过“科学名词”这种特殊的语言形式问题，并且专门成立过一个“名词讨论会”。在其《缘起》中说“名词，传播思想之器也，则居今而言输入科学，舍审定名词未由达”。但“科学名词非一朝一夕所可成，尤非一人一馆所能定”。“因有名词讨论会之设，为他日科学界审定名词之预备”〔21〕。这里充分显示了《科学》杂志对待语言形式的重视和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也正是“赛先生”影响于中国传统文化形式的一种精神体现。因为我们历来特别讲究“名正言顺”，所谓“必先正名也，名不正则言不顺”。《科学》杂志先后发表了胡先骕的《增订浙江植物名录》（7卷9期）、《说文植物古今证》（10卷6至7期）等文章，都是联系他的植物学专长和语言表达如名词翻译诸问题，较早作出的开拓性努力。鲁迅在1927年写的《小约翰·动植物译名小记》中也表示了希望“有专心的生物学家，单是对于名目，除采取可用的旧名之外，还须博访各处的俗名，择其较通行而合用者定为正名，不足，又益以新制”〔22〕。可见他对于动植物名词的重视。
《科学》杂志多方面地联系着五四作家在新文化建设中的种种贡献，先后发表了胡适的《先秦诸子进化论》（3卷1期）、《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 5卷2、3期）等，是应用科学的理论观点或方法论思想，整理古典文化遗产的早期成果。其他还有胡先骕的《生命之特征》（7卷5期）、陆志韦的《评心力理学方法论之一》（7卷5期）和《习惯之影响》（ 7卷10期）、《应用心理学之概说》（8卷6期）等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五四文学先驱们在当时为建设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所做出的宝贵努力。林玉堂（语堂）发表在《科学》杂志 3卷10期上的《创设汉字索引制议》，则从实用科学的角度，为辞（字）典编纂探索新路，也许直接地启导了他后来自行创制中文打字机。这是五四作家应用现代技术的一个成功范例，也从另一层面上显示了五四科学精神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三
《科学》杂志与五四新文学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表现，还在于它最早开创了真正的现代“科普”文艺，发表了自己创作的科学故事和翻译的科幻小说；并且有专文研究外国作家与科学的关系。
赵元任1915年写的“科学会话”《地果圆乎？》《地果动乎？》（1卷7、8、9期）是精心撰述的科普读物。开头便说：“时值初夏，天气晴朗，平原远处与天穹相接，成平面与半圆相接之形。”这段景物描写语涉双关，为下文阐释地学知识，埋下了伏笔。因为如果天不“晴朗”，地非“平原”的话，就无法形象地显示地球的弧度以及相关的天文学、测量学知识。文章配以多幅插图，即使今天看来，也仍然堪称准确、明晰，既有科学性又有可读性。
如果说赵元任的这篇“会话”还存在文白间杂之缺点的话，1922年董时创作的“科学故事”《六个人》、《蚂蚁造城》《蚂蚁底母牛》、《无数的子孙》、《动物底年纪》《金类》《镀锡》（ 7卷7、8、10、11、12期）和《纸》、《印书》（8卷2期）、《羊毛》、 《棉花》（8卷7期），则是彻底通俗化的白话创作了。 《科学》杂志在发表这些“适用于儿童之科学故事”时，特作“编者”按语，指出“如能用相当方法，引起儿童之科学兴趣，则其将来受科学教育，必事半功倍，进步猛速”。而“引起兴趣之方法，对于儿童自然以故事为最宜”〔23〕。于是在此后多期连载的“科学故事”中，生动、形象地介绍了昆虫学、植物学、矿物学，以及初步的轻工业与金属知识。不妨撮录一节，可以帮助我们具体地认识早期中国白话科普文艺的“原生”风貌：
……只有铁，一方面能够割别的物质，一方面能抗拒外界的锤力；所以它是矿产里面宝贵的物质。……当日西班牙人发见美洲新大陆的时候，那些土人拿了金的斧头，诚诚恳恳的愿意和他们换铁斧头，我起初笑他们真是笨人，出了这样高的价钱，来换这一种普通的东西。我现在才想到，这个交易他们还是便宜的。
……因为用了铁斧，他们便能够砍下了树，削成了独木舟，造他们家住的房屋；他们用了这个在打猎的时候又更容易保卫自己，抗拒野兽。总而言之，一把铁斧能够助他们得到食物，造起强固的船只，温暖的住屋和坚利的兵器。自比较的看起来，一把金斧，不过一个没用的玩恋（艺）儿罢了。〔24〕
这里的人文地理和金属知识融为一体，娓娓道来，即使现在重读，仍然感到饶有兴味。
《科学》杂志在4卷4 期发表了赵元任译埃得加·爱伦·陂（EdgarAllen Poe）著的“科学小说”《七天中三个礼拜日》。通过生动风趣的航海旅行，说明了东西两半球的“时差”问题，涉及到不少天文学、地理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另外，《科学》杂志还发表了杨铨、陈衡哲、任鸿隽等人撰写的大量科学家“小传”、“近世化学家”“列传”等通俗故事，形象地介绍了加俐略、牛顿、爱迪生、瓦特、莱因女士、达尔文、策伯林、恺尔文、弗兰克林、法勒第、多尔顿、林耐、马可尼以及中国的詹天佑等等。文艺方面，还发表过赵元任创作的音乐作品《和平进行曲》、《偶成》并附五线谱。这样，《科学》杂志以严谨的科学论文为主体，同时注重文字的可读性与内容的丰富性，提供了一个最早探索科学与文艺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尤其应该引为重视的，是《科学》杂志在当时已经注意到了作家与科学思想之间的复杂关联。第2卷第5期以卷首位置推出杨铨（杏佛）的《托尔斯泰与科学》，指出：“托尔斯泰（Lev N.Tolstoy）十九世纪之大改革家，而亦文学界思想之钜子也。……因抨击一切文化殆无完肤，……其著述风行全球，感人至深，吾国近年思想家亦渐被其影响，……其攻击科学之言尤易滋误解。吾国科学方法方在幼稚时代，苟以大宗师如托氏者之言而抨击之，诚以石敌卵，……因取托氏责难科学之言加以答解，以为国人读托氏言论者之参考”。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前夕，俄国文学的评介、传播方兴未艾，如何正确地认识托尔斯泰对于现代科学以及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并加以理性的舆论引导，这的确是一个针对性和必要性都非常突出的问题。杨铨能够及时地反映这个社会思想动态，便体现了一种文学与科学紧密相关的现代人文精神。他认为“托氏不满意今世科学之处”，“可归四大要点”。一是：“科学不能解释生命之意旨。”杨铨认为这里的“生命”一词，“托氏所指实为精神界之生命，此属于宗教与哲学之范围，科学当然不能过问”。而“科学所研究之事物以吾人官能知觉所能及为限；超乎官能知觉以外者，既非科学方法所能证验解释”。第二点：“科学不以人类幸福为目的”，杨铨以为“科学是否当以功利为鹄，是为哲学问题”；“惟就科学之真象言，则其研究材料既非随意选择，亦不能以眼前之利定其去舍。”因为“科学之职务在类分事实，明其关系与比较的重轻。科学之功用则在能以简确之律例而驭无涯之经验”。托尔斯泰还认为：“科学与迷信相伯仲”，只是“知识”水平的高低不同而已。杨铨则批判了这种看法，指出“迷信与科学所异不在知识之广狭，而在科学方法之有无”。对于托氏关于科学职业化的观点，杨铨认为“言虽过激，尚得成立”。
总之，托尔斯泰“以人类幸福为生命之鹄，一切科学、美术、哲学、文学皆所以达此终鹄之途径”。杨铨认为这是纯粹的“宗教改革家之言”。但“十九世纪欧美物质文明之进化一日千里，社会道德常有奔驰不及之势。托氏欲挽狂澜不惜屈理求之，其迹可谅，其人格益不可及矣”。而“吾国科学尚无其物，物质文明更梦所未及，居今而言科学之弊与物质文明之流毒，诚太早计矣”。杨铨的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尤其他当时已经注意到，“欧美物质势力集中于资本家，社会结构因以不稳”的现象，提醒“吾国习应用科学者所当引为前车”。充分说明他并未仅仅局限在自然科学的范围内单纯地讨论物质文明，而初步具备了一种透视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眼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赛先生”与“德先生”的内在思想联系。
同样，发表在《科学》9卷3期的《太戈尔与科学》一文，也是针对太戈尔“因反对物质文明时复涉及科学”，在东南大学的演讲中，说过“科学为真理，真理不当利用，故科学亦不当利用”的话，而被误以为要“抹杀一切科学”。其实，他所反对的只限于当时所谓的“物质文明”，而不是科学本身。在北京的讲演中，他明确表示过“科学含理至深吾人皆当敬仰”的态度；并且在他自己创办的曼谷大学里，开设有科学及农林等科目。因此，“更非痛绝科学视同洪水猛兽之中国顽固学者可比也”。这篇文章不长，却能简明扼要地说明“科学本无意于应用，研究科学者，不特不为一己之富贵，亦不为人类之功利也”。“真理自具不可磨灭之价值，不因人之利用而异，科学亦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文章指出“今日欧美物质文明之弊”，是“少数人享用无度，多数人衣食不足”。“太氏以一亡国之诗人，于举世纷纷逐利之时，……视列强之武力与金钱如粪土，……足为被压迫民族吐气”。最后，文章的结论是：“诗与科学本非不能共存之物”。这是倡导科学与文艺相联合，以推动社会文明改造的，最初的理性认识。
四
宣传科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是《晨报副刊》、《科学》杂志的共同特点。这对于我们理解五四时代“赛先生”的层次结构与思想内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科学方法的探讨，是《晨报副刊》注意较早的问题，1921年12月2日就在“论坛”栏目发表专文《何谓假设》，说“我们研究科学， 其目的在求科学的真理。……而一切真理，既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又不是糊思乱想可以得到的。所以研究学问的人，不能不有一种求知识的具体的方法。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假设。……我们的目的，把假设当作暂时的假定，然后以各种方法来讨论他，证明他，把他的结果求出来。”这种简单明白的介绍，的确有助于读者理解、掌握一些最基本的科学工作方法。
《晨报副刊》还往往把“科学”与社会问题、人生价值联系起来考察。就在发表鲁迅《阿Q正传》的那一期《晨报副刊》的《星期讲坛》里，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出了松年（即孙伏园）的《人生的价值》，指出：“知识一天一天的进步了，文明的制度一天一天的生出来了。”但可惜的是“他们不认识人生的价值”。作者明确地承认自己文章中的“见解往往失之武断，要讲这些问题，应该在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等科学上大用功夫”〔25〕。我们知道，《阿 Q正传》就在人类的伦理——社会学方面下了大功夫，是一篇科学地剖析国民性格，以显示人生价值的现代文化经典，可惜长期以来，我们很少把《晨报副刊》上这同时刊登的两篇作品联系起来，从新文学史的角度，考察其思想意义上的内在关联。
在大量介绍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晨报副刊》尤其注重科学方法及其价值观念的宣传与普及工作。例如1922年5月17日至26 日连载的长篇论文《科学与其价值》（钟衍林）共分七章，逐一阐释了科学的“意义”、“方法”、“价值”等问题。在“概论”里，就申明“要知科学之真价，不在所得之结果，而在所用之方法”〔26〕。这和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所谓“科学之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的观点完全一致〔27〕。但在钟衍林看来，所谓“科学之方法”也不过是“观察”、“试验”、“假说”、“演绎”与“归纳”而已。并且认为：“演绎法，置未知于已知之中，故新理之发明也少；归纳法，置未知于已知之外，故新理之发明也多。发明真理，为归纳法之特长，即科学方法之精神所在也。”〔28〕尽管这里的分类未必准确，但注重于从创新、发明的功能上来理解科学方法的根本意义与价值，仍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理论探索。所以，在分析“科学之利”时指出“科学方法出于知识，无宁谓出于创造之特性”，“欧人富有创造性，故喜航海，重自由，少迷信，轻习惯，对于一切现象事实，文物，制度，改创不已；知识因以增加，应用因以精进，势力因以扩张，故论科学之真价，不能不归源于创造也”〔29〕。这里，能够联系欧洲民族特点，深入发掘科学方法与文化创造的关系，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另一方面，对于“科学之弊”，尽管例举了“物质的”、“精神的”、“生理的”种种，但仅仅把这些“错误”的根源，归咎于“占有的目的”，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单纯的私欲，看不到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对科技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制约及其造成的负面效应，则显示了作者思想上的时代局限性。直至徐志摩接编以后，《晨报副刊》一直比较关注这方面的理论的探索。1926年6月7日，曾以卷首位置发表“邱椿”的长篇论文《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指出这是“因为中国人治学方法和西洋科学精神相反。……为什么中国人治学方法会和西洋科学精神根本相反？因为中国人对于‘真理’或‘道’的观念和西方科学家或唯物主义者根本相反”。应该说，随着时代的变迁，《晨报副刊》的有关认识，也是不断地得到更新、发展和提高了的。
《科学》杂志也以重要的篇幅发表西方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文的译介文章。如2卷3期在卷首位置推出的饶毓泰译达丕列（Ralph Barton Perry）的《现代哲学趋势》第三章《科学范围与方法》等等。同时，也发表了科学社主将胡明复、任鸿隽等人的专论《科学方法论一》、《科学方法论二》、《科学方法讲义》等等。他们认为“科学之范围大矣”，甚至包括了“社会”、“政治”、“历史”；但“哲学与文学皆取材于自然，而皆不以科学称”，关键在于“科学之方法”，也就是“兼合归纳与演绎二者”的逻辑实证。他们认为“科学之精神，即科学方法之精神”；而“科学方法之惟一精神，曰‘求真’。取广义言之，凡方法之可以致真者，皆得谓之科学的方法”，并且指出“科学精神”可以“直接影响于社会国家之安宁与稳固”。因为“科学之最初，莫不始于至微，其最初皆无关紧要，而其结果则往往为科学界立新纪元，于社会上造一新思潮，新文化。……宇宙全体之观念为之在变，而凡吾人平日之生活态度，交通方法，社会行为，道德思想，俱受其直接与间接之极大影响”〔30〕。这种科学的方法论思想直接与人类的社会生活相联系，反映了五四运动前夕，《科学》杂志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思想高度；对于帮助我们认识“赛先生”的时代内涵大有裨益。
任鸿隽发表在4卷11期卷首的《科学方法讲义》，是1919 年在北京大学作的一次讲演。他主要从自然科学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着眼，详细阐述了“归纳”，“分析”，以及“观察”、“试验”、“假设”而形成“学说与定律”的各方面步骤。尤其注重“科学方法之应用”。即“把这科学的方法灌输到他种思想学问里去”。他说：
就实际上讲来，现在的学问，那一种不带几分科学的色彩。如心理学，……现在也变成了一种实验的科学。……社会学处处以统计为根本，以求社会上利病祸福的原则。……至于教育学，现在更是趋于实验一方面。……就是现在写实的文学派，实用主义的哲学派，那一件不是与科学方法有关系的？〔31〕
正是由于《科学》杂志注重科学方法在其他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它才发表了很多不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论文。〔32〕这些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又往往是刊登在卷首的重要位置上。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理解五四时期“赛先生”的层次结构及其历史衍变很有帮助；同时，也说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联合阵线中，《科学》杂志不仅仅是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就思想文化意义上来说，也应占有一席不可忽略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它是哺育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精神摇篮之一。
注释：
〔1〕本雅明著张旭东等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三联书店1989年3月第1版第44页。
〔2〕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8页。
〔3〕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5页。
〔4〕参见《晨报副刊》1921年11月20日第1版。
〔5〕参见《晨报副刊》1921年10月20日第1版。
〔6〕参见《晨报副刊》1921年4月9日第1版。
〔7〕参见《晨报副刊》1921年12月31日第1版。
〔8〕叶风虎：《欢送科学常识》，在1922年6月2 日《晨报副刊》。
〔9〕这三篇文章分别发表于1922年9月16日、10月14—19日和11月28—30日的《晨报副刊》。
〔10〕载1915年1月出版《科学》第1卷第1期，第1页。
〔11〕载1915年1月出版《科学》第1卷第1期，第2页。
〔12〕载1915年1月出版《科学》第1卷第1期，第3页。
〔13〕载1915年1月出版《科学》第1期，第6页。
〔14〕载1915年1月出版《科学》第1期，第6页、第7页。
〔15〕参见1915年10月出版《科学》第1卷第10期卷首。
〔16〕参见1915年10月出版《新青年》第1卷第2期。
〔17〕参见1915年10月出版《新青年》第1卷第2期。
〔18〕参见1915年1月出版《科学》第1卷第1期第1页。
〔19〕参见1916年1月出版《科学》第2卷第1期第9页。
〔20〕参见1916年1月出版《科学》第2卷第1期第9页。
〔21〕《科学》第2卷第7期第823页。
〔22〕参见《鲁迅译文集》第4卷第168页。
〔23〕《科学》第7卷第7期第727页。
〔24〕参见《金和铁》，载《科学》第7卷第12期。
〔25〕参见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
〔26〕参见1922年5月17日《晨报副刊》。
〔27〕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载《科学》1卷1期。
〔28〕参见1922年5月24日《晨报副刊》。
〔29〕参见1922年5月15日《晨报副刊》。
〔30〕《科学》第2卷第7期第721－725页。
〔31〕《科学》第4卷第11期第1049－1050页。
〔32〕择其要者，例如：
题目 作者
卷期
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任鸿隽 1（1）
心理与物质科学之区别 赵元任 1（1）
科学家人数与一国文化之关系任鸿隽 1（1）
评博物学杂志 钱崇澍 1（5）
科学与教育任鸿隽 1（12）
科学精神论任鸿隽 1（1）
地理与文化之关系 竺可桢 2（8）
古今生物学名人考 秉志
2（8）
说时·音乐时·伦理时 赵元任 2（10）（11）
科学与行知黄昌
5（10）
哲学与科学王琎
6（4）
生物学与社会学之关系 秉志
6（10）
科学的人生观 杨铨
6（11）
科学与近世文化任鸿隽 7（7）
中国语言字调底实验研究法 赵元任 7（9）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梁启超 7（9）
中国之科学思想王琎（10）
语音的物理成素赵元任 9（5）
工程师与中国改造 杨杏佛10（6）
中国风俗论张其昀11（1）
（2）（12）
符号学大纲赵元任11（5）（11）
（如果包括译述，据1915年创刊至1926年底的粗略统计， 共有250篇以上；平均每期都有2—3篇之多，还往往以卷首位置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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