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苏联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重新审视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3月的无锡会议将重新审视苏联文学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我国俄苏文学研究工作向新的深度与高度发展的标志。在重新审视苏联文学及整个20世纪俄罗斯文学时，有一条必须严格遵循的原则，那就是张建华先生所说“以我为主”，即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来从苏联（和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以下简称苏联文学）中撷取精华，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促进我国民族文学的发展。
对于我们审视的对象应当是什么，参加“笔谈”的诸位同行都谈了自己的意见。张建华、任光宣先生主张我们审视的应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陈建华、周启超先生则认为应是20世纪俄语文学。
20世纪俄语文学这一术语是1989年前后在苏联文学界提出来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感到有必要深入地研究苏联境内，甚至全世界范围内用俄语写作的作家及其作品的联系；另一方面，或许更直接的，则是由于当时一批文学家看到苏联境内各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增强，各加盟共和国内出现了空前的离心倾向，预感到苏联这一政治帝国的瓦解，而想用强调文学、文化联系的办法来维系一个文化“帝国”，因为俄语连同与之紧密相联的俄罗斯价值观念体系历来是维持沙皇俄国与苏联国家的重要支柱。
20世纪俄语文学固然是一个文化范畴，但它的提出带有俄国自拜占庭以来就有的大一统的追求，或者用美国文学批评家爱德华·萨伊德的话说，有点“后殖民主义”的味道。当然，研究用俄语写作的作家间的联系是应该与必要的，但是并不一定要把他们当作一个整体文学的作者来研究。实际上，像纳博科夫之类的俄裔作家在二次大战前后已基本融入了他们所在国的文学与文化之中了。
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概念是在80年代中期提出的。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纠正苏联文学理论与批评界长期以来割断历史，把苏联文学看作“崭新的”（实际上是看作孤立的）文学的作法。第一个以20世纪俄罗斯文学这一概念实践审视俄国文学的是诗人叶·叶甫图申科。他在1987年的《星火》杂志上主持的《20世纪俄罗斯诗坛》专栏中以他所选的诗人与诗作及他本人所加的诗人评介强调了苏联文学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学，尤其是白银时代俄国文学的有机联系。但是，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似乎就避开了，或偏离了我国俄苏文学研究者及广大读者的直接而迫切的要求——重新审视苏联文学。
我认为，我们应当不去追逐俄国文学界的时髦名词，而应当在以前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毫不含糊地，实实在在地把苏联文学当作我们研究与审视的对象，因为苏联文学实在是世界生活中的似乎为人们所熟悉，但却又包含着许多神秘之谜的一大奇特文化景观；它对我们中国的文学、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实在是非常巨大，非常深刻；它可能为经历过与苏联（俄国）人民几乎相同的几十年发展道路的中国人民提供的借鉴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里所说的苏联文学中的“苏联”已不是政治概念，而是一个历史、地理与文化的概念。我们说的苏联文学是指1991年前的大约70年间存在于苏联境内的文学。其实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俄语文学）笔谈”的诸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也是把苏联文学当作自己的审视对象的，因为他们所主张的用以架构所谓“20世纪俄语文学”大厦的三块“基石”——“显流文学”、“潜流文学”与“侨民文学”都是苏联时期所特有的。十月革命前与80年代中期后都无所谓“显流”或“潜流”文学。“侨民文学”也只是十月革命后才作为文学现象存在。因此，在这三块“基石”上架构起来的实际上只能是苏联文学大厦。
在重新审视苏联文学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清除我们研究领域中的前苏联意识形态中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三块“基石”的提出是很有意义的。在苏联时代，我们只知道有官方允许的符合其政策利益的“显流文学”（主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存在，并误将单一、单调当成了团结、统一，把不正常的文学图景当成了理想文学图景。我国读者在新时期表现出来的对苏联文学的某种厌倦其源盖出于以前我们基本上只根据苏联“显流文学”来译介和评论苏联文学。其实，苏联文学中的“潜流文学”和“侨民文学”中包含着多少追求自由，宏扬人道主义，歌颂生活美的形式精妙独特的作品啊！在近四十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四位俄罗斯作家中有三位是“潜流文学”与“侨民文学”的作者，这多少可以说明“潜流文学”与“侨民文学”在整个苏联文学中的比重与地位。
“潜流文学”与“侨民文学”不仅是苏联文学中有巨大比重的独立潮流，它们还以自己的存在和挑战给了“显流文学”以重大的影响。试想，在刊登“潜流文学”与“侨民文学”的“萨米兹达特”（自发出版物）与“塔米兹达特”（国外出版物）暗中于作家与文化人圈中流行的60-80年代初，在作家们读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马特廖娜的院子》和维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的《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等暴露政府破坏法制，农村衰败、破落，人民酗酒、懒散的作品后，谁还会再去效法30-60年代初那样指鹿为马，去写歌颂勃列日涅夫英明正确，集体农庄繁荣昌盛，人民狂热劳动的作品呢。可以说，属于“显流文学”的扎雷金的长篇小说《暴风雨之后》无疑受了属于“潜流文学”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的直接影响，别洛夫的许多“显流文学”作品的主人公身上有着马特廖娜的影子。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曾套用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价果戈理的话“我们都是从《外套》中走出来的”说，“我们都是从马特廖娜的院子中走出来的。”这句话即使有点说过了头，却也证明了“潜流文学”、“侨民文学”对“显流文学”的影响。研究“正在被大量地发掘出来”而“我们不知或知之甚少”的“潜流文学”和“侨民文学”，研究他们与“显流文学”的相互关系确实是对苏联文学作整体把握的关键。
既然是重新审视，那么就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所有的苏联作家及其作品作重新的研究，而不要盲目地因袭早已有之的“定评”。在今天20世纪末的高度上，我们看到了苏联文学发展的全过程，掌握了以前所没有的苏联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史料和文学史实，我们自然应当对一部部苏联文学作品进行历史的解读，确定它们在苏联文学中的恰当地位。
我们重新审视苏联文学，就必须直面苏联（俄国）的宗教问题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俄国自有史以来就是一个宗教国家。俄国文学历来与宗教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如任光宣先生所指出的，在苏维埃时期文学中也依然存在着宗教传统和宗教意识。需要补充的是，宗教传统和宗教意识不仅存在于勃洛克、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正面描写基督、基督精神的作家的作品之中，而且也存在于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等自称是无神论者，对教会加以无情暴露与嘲讽的作家的作品之中——我们只要想一想《母亲》中的母亲和《童年》中的外祖母形象及《不合时宜的思想》中对反文化现象的忧虑就清楚了。研究苏联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对于我们认识作家的思想探索、审美追求，认识他们同20世纪以前的俄国文学及全人类文化的联系都有着重要意义。
我们要清除庸俗社会学教条的影响，要摆脱文学的意识形态决定论的神话，但也不能转而信奉纯语义分析、形式批评决定论的神话。我们在吸收、借鉴诸多现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流派、方法的有益成份的同时，也还必须重视对苏联文学作社会学的分析，评价，以求用众多的方法，从不同角度观察，审视，得到全面的认识。
在众多的研究方法中，我认为，我们尤其应当重视比较文学的方法，因为可以借以明白为什么自20-30年代起至80年代中期，俄苏文学能够在中国长期受到读者欢迎，而且其间还出现过几次俄苏文学热的高潮，弄清一个个苏联文学现象在中国引起了什么反响，产生了哪些后果，而中国文学又如何反转过来影响了俄苏作家的创作，对中苏（俄）两国的文学、文化环境及社会生活环境有一个清醒的对比和认识，真正达到为发展我国的文学事业提供借鉴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