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补偿性公平到多样性倡导：我国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价值反思与重构
陈·巴特尔1，李双龙1，2，张积家3
(1.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2.喀什大学 教务处，新疆 喀什 844000；3.中国人民大学 心理学系，北京 100872)
【摘 要】 高等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培养合格公民、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功能。在多民族国家里，保障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是一项基本公共政策。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我国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从政策主体的价值诉求来看，主要是促进教育公平，加快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这一补偿性公平的民族教育政策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由于教育发展与社会转型，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这一价值导向应该向多样性倡导的方向转变。
【关键词】 补偿性公平；多样性倡导；高考优惠政策
包括高考加分在内的少数民族学生高考优惠政策是我国民族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提高民族教育的水平、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推进社会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2010年底，我国开始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进一步加强了管理工作，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在内的高考加分政策开始缩水。2017年，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明确了各项高考加分、降分投档的优惠政策，增加分值不得超过5分，最高可以降低20分录取。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各省、市、自治区着手限制或取消了部分的高考加分。2017年，山东取消了分值为5分的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项目；北京缩小了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范围；新疆取消了双语班考生普遍性照顾50分的加分政策；内蒙古自治区规定，在2017年的高考加分中，少数民族加分与其他加分项目分值累加，但是，自2018年起，所有考生的高考加分不再累加。对于少数民族的高考加分政策，自实施之日起就引起颇多争议，社会各界讨论激烈。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一政策有助于实现教育公平。例如，杨芳从法学、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政策进行了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论证[1]。曹清波在总结这一政策在执行中产生的新问题以后，从民族平等的角度分析了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必要性及改进措施[2]。虎有泽和尕永强认为，应该在执行过程中继续完善这一政策的实施机制和监督机制，而不是简单地取消[3]。但是，近年来，伴随着民族教育水平的逐年提高，特别是在加分政策实施中产生了一些问题，部分民众开始对这一政策产生了质疑。目前，对这一政策的观点大致有两种：一是认为应该继续实施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高考加分政策；二是认为应该逐步地取消这一政策。
一项政策的实施，其背后既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又有一定的价值导向。我国少数民族学生高考优惠政策在起初是出于对偏远地区、散居少数民族教育水平差距的高考照顾政策，体现了一种补偿性公平的价值导向。但是，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加速，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到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这一优惠政策的价值已经有了向多样性倡导转变的倾向。并且，在日益多元的社会里，多样性倡导的价值取向有助于不同民族学生在多元一体格局中和睦相处。因此，我国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价值取向在新时代面临着解构与重构的挑战与机遇。
一、我国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发展脉络
一项公共政策，牵涉到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环境等诸多因素。从价值层面来看，就是要回答这项政策的实施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以及是否能够达到政策主体所期望达到的效果。我国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从其现实逻辑来讲，一是具有政治性，二是具有时代性。这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又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一政策逐渐形成了优先录取、加分投档等多种形式的政策内容体系。
有疑必问，一个没有疑问的学生不是一个会独立思考的学生。在教学中，教师要鼓励学生不断的“发现新问题”、“提出新问题”。因为学生经过独立思考，必然产生疑问，要求解决问题的心情迫切，这就形成了学习的最佳状态。学生自觉调动独立思考的积极性，必然产生最佳学习效果。经过这样思维的过程，一定会加强学生的思考能力。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由于历史、文化及地理、气候的因素，发展水平有着很大差距。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加快发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提出在高考录取中对少数民族考生实行“放宽政策”。1950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了消除民族不平等政策所造成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落后现状，教育部提出：“兄弟民族学生成绩虽差，得从宽录取。”这是较早的针对少数民族考生实施的优惠政策。“文革”结束后，恢复了高考。教育部在《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同样对少数民族学生优惠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少数民族考生，最低录取分数线及录取分数段可适当放宽。”尽管这些规定比较明确，但在高考竞争力相当大的20世纪80年代，这些提法在实践层面使各地招生部门很难进行操作，原因之一是各地的具体情况有很大不同。到1987年，原国家教委正式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以法律法规形式确认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招生实行优惠政策，该条例对聚居地区、散居少数民族考生的照顾做出明确规定。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这些政策也变得越来越公平、公正、公开。教育部从2005年开始，每年均发布当年高等教育招生的相关要求，对少数民族考生加分进行详细具体的说明，各地招生部门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又制定了本地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加分政策的具体做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二是适当放宽录取条件；三是加分或降分投档。由于地域不同，各地的加分幅度也不一致。总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实践，我国的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优惠政策在经历了按指示照顾、按原则照顾后，逐步形成了按政策照顾的制度化体系。在这种变化历程背后，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教育公平的不断探索与追求。这些做法体现的价值追求就是补偿性公平，这是在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原因而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存在差距的基础上予以补偿，以便缩小差距。
㉒Elizabeth McGrath,“Personifying Ideals”,Art History,vol.6,no.3,1983,pp.363-68.
二、对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补偿性公平价值导向的反思
在世纪之交，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迅速增加了，一些少数民族(如朝鲜族)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超过了全国平均数甚至超过了汉族。基于缩小差距而实施补偿性公平的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就面临着质疑、争议与挑战。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基于补偿性公平价值的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进行反思。
(一)哲学层面的反思——政策的制定要反映民族高等教育的现状
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语言。语言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与条件。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与沃尔夫提出的语言关联性假设认为，语言影响认知，是思想的塑造者[14]。这一思想近年来也为大量实证研究所证实。张积家及其研究团队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对语言关联性假设做了重要发展，提出了新的语言关联性理论，认为语言塑造大脑，影响认知，构建民族。语言不仅影响记忆，也影响知觉，还影响甚至决定思维。大量证据表明，语言影响认知方式、认知途径、认知过程、认知的难易、认知策略与认知结果。语言通过语言标记、范畴与原型、某些中介机制(如参考框架、图形与背景的关系、认知凸显性等)、语言相似性与语境、隐喻与理论等途径影响认知[15][16]。语言不仅影响认知内容，如颜色认知[17]、空间认知[18]、时间认知[19]和社会认知[20]等，如在蒙古语中，空间词、时间词多用与动物有关的词汇来表征；语言还影响人的认知功能，如抑制功能、转换功能[21]。
在智力方面，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论。他认为，智力是在某种文化环境的价值标准之下，个体用于解决问题和生产创造所需要事物的能力。因此，应该以脑科学知识为基础，从进化和文化角度去描述智力的结构。智力是多元的，包括言语智力、数理-逻辑智力、空间智力、音乐智力、身体运动智力、社交智力、自知智力、精神信仰智力、存在智力等10种[12]。他认为，不同族群有不同的进化历史，在进化过程中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明显地得以提高。智力测验实践也表明，不同族群的智力存在差异，不仅在智力水平上存在差异，在占优势的智力种类上也存在差异。王婷等人新近用实验证明，鄂伦春族学生的视空间工作记忆能力显著高于汉族学生。鄂伦春族千百年来的生态环境(在森林中生活)和生产方式(狩猎与采集)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态变量，影响其后代的视空间记忆能力[13]。然而，就目前情况而言，高考仍然偏重于知识掌握层面，即使涉及智力，也主要侧重于考察学生的语言智力和数理-逻辑智力，这对多数的少数民族而言，仍然存在测验的不公平性。而且，少数民族学生大多是民族语言-汉语双语者。尽管双语经验就整体而言有助于学生的智力发展，但语言间不仅存在相互促进现象，还存在相互干扰现象。因此，虽然掌握多种语言可以带来认知与人格发展上的某些优势，但就测验本身而言，多数少数民族的学生仍存在着明显的劣势。
(二)教育层面的反思——加强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针对性
以往我国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实施，其出发点是对少数民族的补偿性措施，充分体现了补偿性公平的价值导向。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在新的历史时期，如果仅着眼于补偿性公平，就容易贬损这一政策的意义与价值，也容易陷入争议。在现代社会里，少数民族受教育群体的整体比例逐年上升，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融入到现代社会当中。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大学校园内外都在经历着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事实上，大学校园中不同民族学生的交往可以实现在文化上的高度认同，有利于学生的跨文化理解素养的养成。对各民族学生而言，成长过程就是文化适应的过程，更是个人主体性与社会性相互协调的过程，在二者的相互协调中，最终完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筑。“个人主体性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一部人类意识发展史，可以看作是人类呼唤自身主体性的历史。”[22]因此，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通过高考加分升入内地高校学习深造，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更有助于汉族大学生理解、认同少数民族文化，提高大学生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培养适应城镇化背景下具有多元文化能力的新时代公民。
另一方面，尽管一些地区已经准备取消这一优惠政策，但在一些地区，如湖南、宁夏等地，则将这一优惠政策的对象作了进一步细化，明确规定了一些经济不发达县、市或散居地区少数民族的加分范围。就表层意义而言，这意味着这一优惠政策正在逐步由以民族优惠为主转变为以地区优惠为主，也就是充分照顾到偏远地区、教育不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避免以往一些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同样享受加分政策导致新的教育不公平现象。但从深层意义而言，这一优惠政策指向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就是要给这些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种转变使得更多的具有明确少数民族身份、有鲜明少数民族特征的考生进入大学。因此，从教育层面看，我国少数民族高考加分优惠政策的补偿性公平的价值导向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由精英高等教育时代的补偿性公平向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时代的多样性倡导的方向转变。
(三)心理层面的反思——特殊心智结构是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心理基础
高潮急着去地铁站，是想找入口处那位流浪歌手。自打半年前到“卓木文化”上班，高潮上下班基本上都要从这个地铁站出入。有一天加班到晚上十点多，高潮浑身疲惫眼神呆滞地走向地铁站，还没进入口，就听到一阵悠扬的吉他声飘过来，伴随着略嫌沙哑、颓废的嗓音：
早期的补偿性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制定，主要因为少数民族在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方面与主体民族之间存在差距。彼时，民族认知与民族智力的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不同民族的认知与智力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并非完全由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水平所决定。换言之，即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与内地比已经没有多大差异，或者少数民族学生已经进入汉族地区生活与学习，他们的认知与智力和汉族学生相比，还是存在很大不同。例如，在认知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指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4]这一科学论断在近年来已经为大量实证研究所证实。不同民族在历史上生活于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产方式，对人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生态压力。Berry的生态文化与行为理论认为，生态压力是文化与行为的原动力，生态变量限制、强迫、滋养着文化形式，文化形式又塑造着人类的认知与行为[5]。民族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通过与环境互动把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到认知结构中，决定了在不同生态环境下生活的群体对世界有不同认知。生态环境制约人类的生产方式，然后又与生产方式一起影响人的认知结构，从而形成了民族特有的心智结构。民族特有的心智结构又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对年轻一代认知世界起着引导与制约作用[6]。例如， Uskul，Kitayama和Nisbett发现，农民和渔夫比猎人表现出更明显的整体型加工，在分类中，农民和渔夫更倾向于基于关系分类，猎人更倾向于基于规则分类[7]。研究还发现，处于不同生态环境中的人，采用不同生产方式，有不同生活条件和生活经验，其记忆会受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影响，表现出独特性。由于没有文字可供记录和储存信息，许多处于非文明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往往发展出较强的记忆力。即使在对大学生研究中，也发现了记忆能力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对特定材料的记忆[8]、自传体记忆[9]、自我记忆[10]和群体记忆[11]诸方面。例如，刺绣、剪纸、蜡染等活动需要人将花鸟鱼虫、自然景观、人物的表情举止、劳动生活场景等牢记在心，因而发展出少数民族同胞出色的形象记忆力。
复方阿嗪米特肠溶片含有动物胰脏提取物胰酶，根据《中国药典》通则1107，微生物限度检查包括需氧菌总数计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计数及控制菌（大肠埃希菌和沙门菌）检查。按需氧菌总数计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计数方法适用性试验要求，试验菌的菌数回收率在50%～200%，控制菌检查要求阳性对照组中检出大肠埃希菌、沙门菌[2]。在建立检查方法过程中，沙氏葡萄糖琼脂培养基（SDA）上其他类型菌落的生长造成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超出限度规定，干扰了结果判断。本文就此情况进行试验研究，建立更合理的检查法，真实反映该制剂的微生物染菌程度，有助于企业切实掌握产品质量，把控好制剂生产环节，为市场及时提供合格的产品。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具有反作用。存在与意识相互依存，须臾不可离，脱离存在谈意识容易走向唯心主义，脱离意识谈存在又容易导致机械唯物主义。在存在与意识之间，只有正确的意识才能够反映客观存在，而客观存在又为正确的意识提供了可靠基础。我国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具有政治性与时代性。从政策主体而言，它反映了政策主体的主观愿望，那就是根据客观的民族教育历史与现实状况，通过政策来促进民族高等教育发展。这一政策在促进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亦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应该根据时间、地点选择恰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我国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在实施了几十余年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1)少数民族的整体教育水平有了明显提高；(2)在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中，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同胞从散居地区、偏远地区逐渐迁入或融入城镇就业和生活。这两方面变化说明，我国高考优惠政策在价值定位上已经不能够仅仅局限于补偿性公平，以公平为理由来推行此项政策逐渐引起了社会的质疑。因此，正确客观地分析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现实状况，分析现代社会的未来发展走向，才能够使这项政策更具有现实性与前瞻性。因此，未来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补偿性公平向多样性倡导的方向转变，就应该考虑在筑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如何通过优惠政策使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接受并完成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从而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差异，使得各民族能够和谐相处、美美与共。
(四)文化层面的反思——从差距弥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如前所述，在全球化与城镇化背景下的大范围人员流动的现实中，不论是在哲学层面、教育层面、心理层面抑或是文化层面，我国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在其价值定位上的补偿性公平均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进一步整合，树立基于多样性倡导的价值导向。
我国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补偿性公平价值，最直接表现就是通过加分投档使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能够进入大学，使他们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各地招生部门按照教育部门下发的招生文件精神，制定本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具体加分幅度。在2005-2012年，山西省等个别省份规定了“与汉族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明确了具体分值，幅度最大、规定最详细的是新疆地区，针对完全民族语言考生可以加80分投档，其他地区有20分、10分不等的幅度。在2012-2018年间，山西等个别省份的优惠政策没有变化，但山东明确规定取消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优惠政策，一部分地区的加分幅度明显降低，个别省份对取消这一优惠政策也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可见，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加分优惠政策有缩水的趋向，不仅加分幅度变小，取消或逐步取消的地区也在增加。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从补偿性公平角度来理解我国高等教育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值得进一步思考，因为一些地区已经不再将这一优惠政策作为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
三、基于多样性倡导的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价值重构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如果说文化的发展程度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那么，如何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则是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没有优劣之分。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性，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每一种独特的文化塑造了具有独特思维的个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多元一体”：多元就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一体就是统一的国家。因此，“多元一体”的基础就是多民族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其目标是“一体”。有多元就会有差异，在“一体”之下，有着文化的丰富性和差异性。
(一)交流交融的政治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从政治维度来分析基于多样性倡导的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价值取向，就是要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大学校园，让各民族的年轻一代在大学这个特殊社会场域里交往与交流，从而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结构主义视角看，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有其独特的功能，特别是通过知识传授、文化传承、师长影响来培养人的理智，培养政治合格的专业人才。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引导各民族学生充分认识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过程中，文化认同是最基本、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各民族要相互欣赏、相互学习。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都是不对的，都要坚决克服。”[23]要切实尊重、保护和传承各民族文化，杜绝民族偏见、民族歧视行为发生，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中实现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和谐发展。因此，民族团结教育不仅是少数民族的事情，而且是全国人民的事情；民族团结教育不仅是民族院校的任务，也是内地各级各类高校的任务。各级各类高等院校尤其是内地高校应该向少数民族学生开放，将理论教学和实践体验结合起来，在多民族、多文化的校园中构建大学生综合性培育体系，从整体上形成富有民族团结教育特色的课程结构、教学模式和评价指标。
(二)和谐发展的社会维度——和而不同与美美与共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化、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信息、技术、资本尤其是人员的跨区、跨国、跨地域的流动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成员将离开民族地区来到内地学习、工作和生活；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汉族群众也将来到民族地区就业与观光旅游。这种双向流动将导致各民族的交往机会增加，文化碰撞的可能性增加，在社会场域中的多样性增强。如何在民族交往、交流中做好文化适应，培养各民族成员的跨文化理解能力，提高各民族成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就显得异常重要。在文化适应过程中，肩负培养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等院校应该走在社会前面，高校应该招收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大学这个特殊的社会场域里，开展多元文化教育，促进各民族学生和谐相处，使他们养成跨文化交往素养，学成之后更好地适应日益多元、多样的社会。我国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不仅仅是要使更多少数民族学生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而促进教育公平，从深层次讲，这一政策可以有效地协调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由于历史或地域的因素，这三类关系表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差距，也就是说，从整个中国社会来看，发展的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从开放角度讲，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充分显示了高等教育面向所有民族开放；从共享角度看，这一政策就是使各个民族学生都能享受到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从而获得自身发展，真正达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一理想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和”就是要和睦共处，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向往；“不同”就是差异，就是对社会现实多样性的尊重与认可。从这一角度来讲，我国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更应该定位为基于多样性倡导的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追求。
(三)创新发展的教育维度——文化交融与思想创新
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源泉，更是高等教育的典型特征。学生的创新能力是衡量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首要指标。我国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会使更多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进入大学，客观上丰富了大学的校园文化、课堂教学文化，形成了大学校园的民族多样性。而不同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的文化自然会塑造具有不同思维方式的学生，不同民族的学生由于地域及民族文化的原因而客观地存在不同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国外学者在团队多样性方面研究成果颇多，有学者认为多样性会导致团队绩效降低[24]。但更多的研究证明，民族多样性与团队绩效存在正相关[25]。在大学校园里，在课堂教学中，不同民族的学生相互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启发，这种文化间的差异会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美国密歇根大学曾邀请多名学者做过专门研究，最后的结果认为，不同民族学生构成的大学有助于学生心理的调节，能够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因此，从教育维度来看，因为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带来的高等教育多样性可以促进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增强大学的活力。
总之，这一优惠政策的实施，将使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对提高全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民族团结、建设和谐社会、推进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发展、养成学生的跨民族理解素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令我感动的首先是这个发言的女孩子，她对好朋友的友爱和关切，在讲述的过程中，她在落泪；其次，是在场的孩子，他们所拥有的同情心—他们全都在落泪。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个时刻是最幸福的吧，因为我看到了写作的价值所在，也看到了阅读激发了孩子们的善良和同情，在阅读中获得温暖与安慰，以及成长的勇气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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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ompensatory Fairness to Diversity Advocacy: The Value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n the Preferential Policy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Chen Bateer， li Shuang long， Zhang Ji jia
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has the important function of promoting social mobility, cultivating qualified citizens and inheri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t is a basic public policy in multi-ethnic countries to guarantee college admission opportunities for ethnic minorities. As a public policy, the preferential policy of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mainly promotes education fairness and speeds up the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licy subject' s value appeal. This compensatory fairness policy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a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 However, after entering the new era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ue to education' 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have changed and this value orientation should thus be changed towards the diversity advocacy.
Key words: compensatory fairness； diversity advocacy； the preferential policy of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n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章编号】 1003-8418(2019)10-0028-07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36/j.cnki.jshe.2019.10.005
【作者简介】 陈·巴特尔(1964—)，男，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内蒙古民族大学客座教授；李双龙(1976—)，男，山西平遥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喀什大学教务处副教授；张积家(1955—)，男，山东蓬莱人，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2017年度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重大项目“我国少数民族人权教育研究”( 17JJD820017)； 2018年天津市教委重大项目“新时代天津市高等教育新使命与创新发展研究”( 2018JWZD37)。
(责任编辑肖地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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