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抱琵琶半遮面—“七七事变”背后的裕仁天皇
刘 旭
1937年7月7日夜，在北平郊外卢沟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肇始，更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对于这次事件中上窜下跳的日本人，上至侵华日军中的头面人物如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大将、大特务土肥原贤二中将、前后两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和香月清司中将等，下至具体执行人如后来死在太平洋瓜岛的时任步兵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步兵第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甚至那个引发事件的“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都经常见诸各类资料。但是，当时的日本天皇裕仁在“七七事变”中的行为，却少有人提起。
他何曾是个简单的傀儡
曾几何时，裕仁天皇被误认为是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傀儡，是一个橡皮印章似的人物，似乎对于日本侵略战争没有什么责任。特别是日本投降后，美国与盟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为了有效控制日本，决定保留天皇地位，不追究裕仁天皇参与甚至主导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对其不予起诉和逮捕，这更使得“傀儡说”的观点得以存在较长时间。但是，已经有众多权威资料证明，裕仁天皇自1926年即位之日起，就是一个强势、激进的领导人，他将从祖父明治天皇那里继承的一套复杂的免责体制进一步细化，更利于自己从幕后对国是进行操纵。而且，由于他是幕后操作，因此事后就可以坚称，他只是遵照大臣们的建议行事，从而有效规避了承担相关责任的风险。这套制度使裕仁天皇能按自己的意愿干涉国家政治军事决策过程，之后大臣们再将已经获得其首肯的内阁决定呈送，让他批准。
有人称裕仁天皇为日本军部之傀儡，理由是他从来没有反对过军部的任何提议。但实际情况是军部的任何提议在送给裕仁天皇之前就经过内大臣的审核，他不愿执行的决议根本就不可能被送到其御案上。而且裕仁天皇还实质上掌握了军部的人事大权，他不喜欢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当上日本陆军首脑。如裕仁天皇反感皇道派的真崎甚三郎和少壮军官接触过密，于是就有人暗示真崎辞职，真崎还想抵抗一下，结果下场就是被撤职，而且还被天皇评论说：“这家伙一点常识都没有。”另外，在通常情况下，军部负责具体军事作战计划的制定，然后交由天皇主持的御前会议裁决，如果天皇裁决通过，就责成军部实施；如果不通过，就到此为止。所以，二战中的裕仁天皇实质上一直把握着至高无上的决定权。
年轻时的裕仁天皇
有一个事例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1933年4月7日，日本皇族东久弥宫在出游的汽车上亲口对同车的其他人讲：“不久前，参谋次长特来访我，他对我说，‘近来天皇陛下对参谋本部的上奏，不予裁可……希望殿下能够影响陛下，对参谋本部的上奏予以采纳。’而我回答他说，这个事，即使是次长的命令，我也不能服从。陛下对总理大臣和各大臣的上奏，均系综观全局进行判断，而后下达可否。”这件事记载于日本人原田能熊的《原田日记》中，而原田则是东久弥宫讲话时车上的其他两个在场者之一。这充分反映出，裕仁天皇在日本的军事政治行动中是实权在握的，没有他的批准，谁也无法调动军队。所以才逼得参谋次长去走自己下级、皇族东久弥宫的后门，以获得天皇对军部相关计划的认可与支持。
他是那么喜欢摩托车，因为他觉得那是男人力量的延伸。我相信如果枪支开放，他一定拥有一支。因为那同样是力量的延伸。可惜的是，不仅枪支不开放，连摩托车都禁了。看来政策的宗旨是为了让男人难以延伸。
他全程参与“七七事变”的总体筹划
1935年夏，裕仁天皇（前一）在参拜完靖国神社之后，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海军大臣吉田善吾、宫内大臣松平恒雄一同步出供奉殿正门
日本侵占我东三省后，继占热河，又一度出兵长城，攻占我滦东地区，威逼蒋介石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议》，以期控制华北。此间，裕仁天皇于1933年3月派土肥原贤二（死忠于他的“十一人俱乐部”成员）到华北与中国当地实权人物接触，欲说服他们当汉奸成立伪政权并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同时又于1935年10月7日支持发表“广田三原则”，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并承认华北和伪满的特殊关系，更要求中国排除与英美等国的关系，完全依赖日本（实际上就是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属国），以及共同防共（即防苏）等，这一切当然不会被蒋介石接受。
16个月后，这个计划果然被付诸实施。从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我国华北，其中5月就增兵3000人。6月3日，裕仁天皇正式批准作战计划，即日方史料记载的“6月3日，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由天皇裁可”。自此日军更是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直至卢沟桥畔枪声响起。因此，日本士兵志村菊次郎离队上厕所也罢，一时走失也罢，虽然在当时也可能是偶发事件，但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则是必然的，是日本军部在裕仁天皇许可下蓄谋已久的“碰瓷”计划，它不发生在1937年7月7日，也会发生在其他某一天。
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卢沟桥
事实上，以“七七事变”为借口的日军对华北开战方针及相关作战事宜，也是经过裕仁天皇亲自裁可和批准的，他不但参与指导制造了“七七事变”，而且进一步批准日军对我华北乃至全国的侵略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裕仁天皇决定进一步使用武力，在华北发动局部而速决的恐吓战。据英国人戴维·贝尔加米尼所著的《天皇的阴谋》披露，“事实上，日本裕仁天皇早在1935年，就指令参谋本部筹划这场战争”。当时，日方对华北作战具体计划的主要思想为：在北平和天津方面，以第七军占领北平、天津及附近重要地域；在山东方面，以第八军自山东半岛、海州附近登陆，占领青岛、济南、海州及其附近要地。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对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的远景进行了如下解释：“我国防方针，在于以迅速巧妙手段，使中国本部入我支配之下，然后以日满华三国为基础，实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以武力对苏联的陆上和美英的海上武力，确保我东亚联盟地区，进而采用迫敌屈服的方策，以达战争的胜利……”通过石原的表白，可以清楚看到日本军部包括裕仁天皇赤裸裸的侵略野心。
他高度关注整个事变的全过程
“七七事变”爆发后，9日上午日本内阁即召开重大临时内阁会议，11时又召开五相会议，陆军大臣杉山元提出向我华北增兵3个师团的方案。参谋本部作战课则早在8日就迫不及待地制定好了作战方案。日方最后拟定《卢沟桥事件处理方针》，共4项：中国军队自卢沟桥撤至永定河左岸，保障事态不扩大，惩处直接责任者，中国向日本方面谢罪。
日本画作《终战御前会议》，裕仁天皇在防空洞中决定投降
双侧向测井响应特征是在致密地层中，双侧向测井电阻率值的大小及差异除了受岩石本身的电阻率特征和地层流体性质影响外，很大程度上还受裂缝因素的控制。这些因素包括裂缝张开度、裂缝密度、裂缝产状及裂缝径向延伸长度等。裂缝产状与深、浅双侧向的差异有直接关系，高角度裂缝（一般大于75°）双侧向呈“正差异”，即深侧向大于浅侧向测井，如图8中庄2-8井1 642.0～1 645.5m和1 657.0～1 660.3m，图9中庄2-22井1 677.4～1 681.5m井段均属于此种类型。
历史车轮迅速滚入1937年，这一年日本明显加快了战争准备。在裕仁天皇和参谋本部的关注下及明里暗里的指挥下，日本陆军更加积极地部署对华作战步骤：1937年1月，日本陆军逼迫广田内阁总辞职；2月2日，林内阁成立，放弃“华北自治”政策，不数月，林内阁仍不合军部心意，也不能充分体会裕仁天皇的“圣意”，于是也辞职走人；6月4日，近卫内阁成立，近卫积极配合裕仁天皇和军部的侵华方略，终于获得肯定。1937年6月8日—9日，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派出作战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到卢沟桥地区“视察”，实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对日态度和抗日状态。冈本清福“视察”后返回东京报告情况：“日本中国驻屯军在行动和心理上表现出的对中国军队的仇恨日益深刻，并决心对中国方面对应处置。”由此可见，卢沟桥畔日军咄咄逼人、火药味十足的状态，日军参谋本部包括裕仁天皇都一目了然，“七七事变”根本不是什么“下克上”的部队擅自行为，应该说是日本高层默许下的部队行动。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儿治疗前后不同时段心率(HR)、呼吸频率(R)、平均压、血氧饱和度(SpO2)、新生儿行为神经评分(NBNA)以及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综合评价[6]。NBNA神经功能评分主要包括行为能力、主动肌张力及原始反射等5个方面，总分>35分表示正常，<35分表示异常[7]。
10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内定向我华北增兵3个师团。忍无可忍的中国政府亦于同日命令4个师自石家庄附近出发北上抗日，同时命令空军出动。11日，日本政府再次召开五相会议和内阁紧急会议，议决动员日军5个师团，先派3个师团到我华北作战。同日，日本军部下达临参命第56号令，调关东军和第20师团抵华北集中，并任命更好战的香月清司为代理中国驻屯军司令，令其12日到达指挥位置，准备对华作战；同日，又拟定好《关于华北作战之陆海军协定》，主要内容是将作战限定在平津地区，明确海军在天津地区的任务主要是协助陆军作战，负责护卫陆军，必要时由海陆军协同在青岛、上海作战，“保卫侨民”。11日晚18时25分，日本政府发表出兵华北声明，把责任完全推到中国方面，与此同时裕仁天皇批准以上所有军事计划和增兵方案，即“仰上奏裁可”。
7月1日，裕仁天皇召见汤浅内大臣，对他说：“华北问题之中央化，已是必然结局，若然，宁可先打，你对中国的看法如何？”汤浅则回答：“中国从来是口是心非，并且侮日……”，这对君臣一唱一和，在抹黑中国的同时更是努力为侵华作战找借口。7月2日，裕仁天皇又召见参谋总长闲院宫和陆军大臣杉山元，并在与两人共同进餐时“面授机宜”，饭后二人“奉旨”而出。7月6日，裕仁的兄长秩父宫自英国伦敦发给他一份绝密电报曰：“干吧！”7月7日，由日军挑衅引起的“七七事变”终于爆发。从这个时间内裕仁天皇的所作所为看，说其没有参与筹划“七七事变”，甚至不了解日军的动作，可信吗？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向全体日本国民发布《终战诏书》，只字未提“投降”
他进一步批准入侵华北作战
1936年6月，裕仁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筹划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同时，还根据1936年侵华计划，“有远见地”制定了1937年侵华计划，对华侵略的迫不及待直接露于纸上。裕仁天皇也于1936年3月审核了日军在华北的作战计划，不仅认可了“期待不用十分的兵力，击灭中国武力，以占领必要的中国要域，给中国方面以痛苦，迫使中国屈服”的作战方针，而且很快就在3月9日拟准了一份新的国防计划草案。该草案分4个部分，是由日本国防机构的众多部门共同完成的，而落实草案的详细计划，则只有天皇和参谋本部的极少数高级官员才能掌握。在这个草案中有一个章节明确规定，择日在北平附近举行一次挑衅性的夜间演习，并借此挑起与中国的战争。
布鲁诺走下法庭前又转过身来大声说道：“我看见了，你们在宣判时比我更害怕！”这声音嗡嗡地在教堂里回响。主教们赶忙擦着汗，夹起文件匆勿散去。
在裕仁天皇裁可后，日军迅速做好了发动对华全面入侵战争的准备，并且再次玩起花样，企图推卸责任。7月13日，在一切军事行动都已经准备到位的情况下，日方提出了解决争端的7个条件，即：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罢免排日要人；撤走在冀察排日的各中央机关；撤走排日团体蓝衣社等；取缔排日言论和机关、学生、民众的排日策动；取缔学校、军队之中的排日教育；北平城内不得驻军，由公安部队负责警备。裕仁天皇和日本政府深知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这无法承受的7个条件，所以同日日本军部又制定《华北事变处理方针》，公然提出：“如果中国方面无视前面日方七条件和无实行诚意、或者中央军继续北上，企图攻击日军，帝国则断然出兵。”也就是说，在中国土地上，不许中国出兵抗击侵略者；中国的北平城，不能驻扎中国军队；并以此为条件强迫中国接受，如中国不答应，就发动战争。这就是日本当时宣扬的所谓“不扩大主义”或“不扩大方针”，其狂妄至极的意味，至今通过史书还能够清晰闻出。而且，以上这些处理方针，均是“闲院宫参谋总长、杉山陆军大臣、今井参谋次长协议上奏后发电”。也就是说，以上对于华北开战方针，是通过裕仁天皇亲自裁准的。
高龄妊娠的女性，身体发生异常的几率比年轻女性要大，因此，在准备怀孕时先去医院做一下全面的健康体检，包括丈夫在内。如果存在异常应先积极治疗，把身体调整到健康状态。
得到裕仁天皇裁可后，日军迅速发动了对华全面战争。7月15日，日本中国驻屯军拟定了《作战计划》，此计划将入侵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首先于北平郊外永定河以西扫荡第二十九军；第二阶段，根据情况，以现地兵力，向保定、仁邱之线增兵，进出石家庄、德县之线，准备与中央军作战。至7月16日，日本军部令中国驻屯军以7月19日为开战期限，并向中国政府发出所谓“最后通牒”，要求中国答应其提出的7个条件，“否则，即行开战”。7月18日，日本参谋本部又制定作战要旨四项，其中规定“准备转向对华全面作战”，但“对华中、华南仍极力避免使用兵力”。7月19日，已被逼至墙角退无可退的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坚决拒绝日本的亡国条件，公开表示抗战决心。7月20日，日本内阁决定对华作战。7月27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临参命第64号令，命令立即对华作战，此令也经过裕仁天皇批准，其记载为：“将此次作战动员和战争部署，上奏天皇之时，天皇询问了未来平津作战的结局”，这是日军侵占华北的原定发动日期，后来因在华日本侨民避难问题，迟了1天，延迟到28日才向我北平发动攻击。9月4日，裕仁天皇向议会颁布“敕语”，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正式爆发，而此次战争的目的，用他的话说就是：“促使中华民国政府的反省，征服中华民族。”
这就是日本制造“七七事变”的真正目的与用意，但却要谎称“七七事变”纯系“偶然事件”，以掩盖其罪行。从此事件的始末可以清晰看到，裕仁天皇不但于侵华战争中负有罪责，而且是始作俑者之一。只不过，他是二战各国领导人中一个非常高明的表演艺术家，他成功地在人们心里树立起了一个貌似对军队无可奈何的傀儡、一个木头神像、一个不问世事的超然形象，从而成功地为自己最后逃脱惩罚铺下了一条后路。
责任编辑：葛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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