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张角李弘毒流汉季”——“李家道”与汉晋南北朝的“李弘”起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张角论文,南北朝论文,李家论文,李弘论文,李弘毒流汉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东汉末年开始，直至东晋、宋、齐以及北魏，其间曾流行过关于“李弘”的谶记，出现过多次以“李弘”为号召的起义。这个谶记出自原始道教教派之一的“李家道”，起义也为“李家道”所发动。所谓“毒流汉季”，与张角齐名的“李弘”，其人为谁？这是一个迄今尚未解开的谜。本文拟在前此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考察，并认为“汉季”的这个“李弘”即是张鲁。
一
关于“李弘”的谶记，不见于史籍，而是见于道教的《老君音诵诫经》。道经借老君之口说：“今世人恶，但作死事，修善者少。世间诈伪，攻错经道，惑乱愚民，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返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其中精感鬼神，白日人见，惑乱万民，称鬼神语。愚民信之，诳诈万端，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吾大嗔怒，念此恶人以我作辞者乃尔多乎！”①对于《老君音诵诫经》，汤用彤、汤一介二先生在《寇谦之的著作与思想》一文中，曾从五个方面加以考察，认为与《魏书·释老志》所反映的寇谦之思想完全一致，断为即寇谦之伪托之作②。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寇谦之是北魏著名的道教教主，他的道教“清整”运动，目的在于攻击流行民间的原始道教，并企图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符合统治者需要的新道教。十分明显，为寇谦之所攻击的“老君当治，李弘应出”这个谶记，应该出自原始道教；而“称名李弘，岁岁有之”，以“李弘”为号召的多次起义，也为原始道教所发动。《老君音诵诫经》反映的属于北朝的情况。
在南朝，刘勰《灭惑论》同样提到李弘，以为“（原始道教）事合氓庶，故比屋归宗，是以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被，实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轻立民户；瑞无虎竹，而滥求租税，糜费产业，蛊惑士女，运迍则蝎国，世平则蠹民。伤政萌乱，岂与佛国。”③这里与李弘并列的张角、孙恩，世所习知，卢悚则是被东晋统治者视为“妖贼”④，又被佛教典籍称作“妖惑乱众”的“彭城道士”⑤。刘勰是南朝齐、梁间人，《文心雕龙》的作者，晚年出家为僧，法名慧地。殊途同归，寇谦之是从所创立的新道教立场，刘勰则是从佛教出发，目的都在于攻击原始道教以及所发动的起义。值得注意的是，以“李弘”为号召的这次起义，刘勰以为出现在“汉季”，而且与张角并列，显然声势浩大，非同一般，这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将留待后面讨论。
从《老君音诵诫经》与《灭惑论》看来，当时南北虽处于对立王朝的统治之下，但关于“李弘”的谶记以及“李弘”的多次起义，南北中国都是相同的。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课题，却长期为史学界所忽视。直到1961年，汤用彤先生在《新建设》第6期发表《康复札记》⑥，其中《“妖贼”李弘》一条才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加以探讨。杨联陞先生的《老君音诵诫经校释》一文，虽然发表在1956年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上册，其中也涉及李弘，较《康复札记》为早，但如这篇文章的副题所示，是“略论南北朝时代的道教清整运动”，所论述的主要为寇谦之。因此，专门探讨李弘与李弘起义，应以这条札记为最早。汤用彤从《晋书》检索出属于“妖贼”的四个李弘，按照时间顺序为：（一）《周札传》所记：“（李脱）弟子李弘养徒灊山，云应谶当王。”诗铭案：据《明帝纪》事在太宁二年（324年）。灊山在今安徽。（二）《石季龙载记》所记：“贝丘人李弘”，“自言姓名应谶”。《资治通鉴》卷七九系于晋成帝咸康八年（324年）。贝丘在今山东博兴东南。（三）《海西公纪》、《周楚传》所记：“广汉妖贼李弘与益州妖贼李金根聚众反，弘自称‘圣王’”（一作“当以圣道王”）。诗铭案：《太平御览》卷八七五引《晋书》：“（太和五年，370年）广汉妖贼李弘反，自称圣王。”汤球《九家旧晋书辑本》以为臧荣绪《晋书》佚文。广汉在今四川。（四）《姚兴载记》所记：“妖贼李弘反于贰原，贰原氐仇常起兵应弘。”诗铭案：《资治通鉴》卷一一六作“妖贼李弘与氐仇常反于贰城”。系于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贰原（贰城）在今川陕地区。这是汤用彤先生所举的四个晋代“李弘”和以“李弘”为号召的起义。在次年3月2日的上海《文汇报》上，我发表了《关于李弘、卢悚两位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一文，从《晋书·桓温传》又检出第五个“妖贼李弘”，事在晋穆帝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派以镇压这次李弘起义的是江夏相刘岵和义阳太守胡骥，江夏在今湖北安陆，义阳在今河南信阳，起义之地当在今湖北、河南之间。1979年，我又发表了《与张角齐名的李弘是谁》一文⑦，再从《宋书·王玄谟传》、《南史·刘季连传》检出两个“李弘”。前者所记为“淮上亡命司马黑石推夏侯方进为主。改姓‘李’名‘弘’，以惑众。”据同书《沈庆之传》，事在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452年）。这次李弘起义“在西阳五水，诳动群蛮，自淮、汝至于江、沔”，当在今湖北、河南、安徽之间。后者所记为“巴西人赵续伯反，奉其乡人李弘为圣主。”事在南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年）。巴西在今四川阆中。这是南朝以李弘为号召的起义。在北朝，也检出《魏书·封敕文传》的“仇池城民李洪（弘）自称应王。”由于北魏献文帝名“弘”，《魏书》的冯弘、石弘皆称字，李弘无字可称，因改“弘”为“洪”，参阅陈垣先生《史讳举例》。据《魏书·世祖纪》，事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仇池在今甘肃成县。我所检出的，晋代一个，南朝宋、齐名一个，北魏一个，加上汤先生所举的四个，上起东晋，下迄南北朝，已经有八个“李弘”。此后，王明先生发表《农民起义所称的李弘和弥勒》⑧，唐长孺先生发表《史籍与道经中所见的李弘》⑨，也都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唐文更检出《魏书·费穆传》的“妖贼李洪（弘）于阳城起逆，连结蛮左。”据《崔孝芬传》，事在孝明帝武泰初年（528年）。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
因此，就现在已检出的，前后百余年之间共有九个“李弘”，以及以“李弘”为号召的起义。就地域而论，包括今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四川、陕西、甘肃七省之地，除汉族地区外，还有少数民族如“氐”、“蛮”聚居区，覆盖面很广，说明对中古原始道教起义的探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二
从东晋到南北朝，据现存史籍，人们仅能看到上述九个“李弘”。“称名李私，岁岁有之”，无疑还有大量的“李弘”存在。尽管如此，对于探讨以“李弘”为号召的起义，这些仅存的史料十分重要。
这里所反映的“李弘”有其共通之处。《晋书·周札传》说：“弟子李弘养徒灊山，云‘应谶当五’”；《石季龙载记》说：“贝丘人李弘因众心之怨，自言‘姓名应谶’。”所谓“应谶”，即是说与“老君当治，李弘应出”这一谶记符合。有的尽管没有提到“应谶”，如《晋书·海西公纪》的“（李）弘自称‘圣王’”，《周楚传》的“（李弘）当以圣道王”，《南史·刘季连传》的“奉其乡人李弘为圣主”（《太平御览》卷六八三引《齐书》作“圣王”），《魏书·封敕文传》的“（李弘）自称应王，”所谓“圣”、“圣道”，即是指老君和老君之道，李弘是应谶而出的“圣王”。至于《宋书·王玄谟传》所说“（夏侯方进）改姓‘李’名‘弘’以惑众”，当然也是为了“应谶”。这是第一点。《南史·刘季连传》说：“（李弘）以五彩裹青石，诳百姓云‘天与己玉印，当王蜀’”；《魏书·封敕文传》说：“（李弘自称）天授玉玺。”所谓“玉印”、“玉玺”即是“圣王”权力的象征。所有这些，说明以李弘为号召的起义，所根据的即是原始道教的这个谶记。这是第二点。
这个关于李弘的谶记，不但在汉族地区流行，而且及于少数民族“氐”、“蛮”的聚居区。前引《晋书·姚兴载记》说：“（姚）兴寝疾，妖贼李弘反于贰原，贰原氐仇常起兵应弘。兴舆疾讨之，斩常，执弘而还，徙常部人五百余户于许昌。”《魏书·封敕文传》说：“金城边冏、天水梁会谋反，……敕文表曰：‘……又仇池城民李洪（弘），自称应王，天授玉玺，擅作符书，诳惑百姓。梁会遣使招引杨文德，……（杨文德）云李洪自称应王，两雄不并，若欲须我，先杀李弘，我当自往。梁会欲引致文德，诱说李洪来入东城，即斩洪首，送与文德。”今甘肃东南、陕西西南和四川西北地区，是“氐”族自汉代以来的世代聚居之地。据《姚兴载记》，这次以李弘为号召的起义在贰原发动，响应起义的有“贰原氐仇常”。贰原在今川陕地区，氐族聚居于此，这个李弘也应该属于贰原氐。《魏书·封敕文传》所记李弘是“仇池城民”，仇池在今甘肃成县，其地有仇池山，山势险要，“白马氐”豪帅杨氏据险自固，世代自称“仇池公”。据《宋书·氐胡传》，宋文帝元嘉二十年（443年），杨文德继立为仇池公，依附刘宋，被封为武都王。前引《封敕文传》所说，当梁会遣使招引杨文德之际，杨的回答是：“李洪自称应王，两雄不并，若欲须我，先杀李洪。”说明李弘是与杨文德并列的“两雄”之一，即是说在杨文德心目中，他是可以取自己而代之的另一氐族豪帅，很可能这个李弘也属于杨姓，是为了应谶而改名的。由于氐族信奉天师道⑩，李弘的谶记在这里流行，并出现以李弘为号召的起义，这不是偶然的。
除氐族外，“蛮”族中同样流行过关于李弘的谶记，也出现过以李弘为号召的起义。据前引《宋书·王玄谟传》，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夏侯方进改名“李弘”起义。同书《沈庆之传》说：“是时亡命司马黑石、庐江叛吏夏侯方进在西阳五水，诳动群蛮，自淮、汝至于江沔，咸罹其患。”显然，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蛮”族起义。同书《夷蛮传》对这次起义的司马黑石有较详的记载：“（元嘉）二十九年，新蔡蛮二千余人破大雷戍，略公私船舫，悉引入湖。有亡命司马黑石在蛮中，共为寇盗。太祖遣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率江、荆、雍、豫诸州军讨之。世祖大明四年（460年），又遣庆之讨西阳蛮，大克获而反。司马黑石徒党三人，其一人名智，黑石号曰‘太公’，以为谋主；一人名安阳，号‘谯王’；一人名续之，号‘梁王’。蛮文小罗等讨禽续之，为蛮世财所篡，小罗等相率斩世财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谟遣殿中将军郭元封慰劳诸蛮，使缚送亡命，蛮乃执智、黑石、安阳二（三）人送诣玄谟，世祖使于寿阳斩之。”“蛮”是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这次以“李弘”为号召的起义，据上引《沈庆之传》在“西阳五水”。同书《夷蛮传》说：“西阳有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谓之‘五水蛮’。所在并深岨，种落炽盛，历世为盗贼。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西阳在今湖北黄冈，所谓“北接淮、汝，南极江、汉”，说明“五水蛮”的聚居地在今湖北、河南、安徽之间。“五水蛮”又称“豫州蛮”，属于“廪君蛮”的一支。《晋书·李特载记》说：“李特，巴西宕渠人，其先廪君之苗裔也。”《魏书·李雄传》也说：“賨李雄，盖廪君之苗裔也，其先居于巴西宕渠。”世所习知，本为“廪君蛮”一支的巴族（賨人），是世代信奉天师道的道徒，作为另一支的“五水蛮”也应该如此；不但“廪君蛮”，“板楯蛮”同样如此，李弘谶记在“蛮”族中流行也不是偶然的。这次以“李弘”为号召的起义，除夏侯方进（李弘）外，另一重要人物为司马黑石，他长期在“蛮”中“共为寇盗”，应该即是“五水蛮”。与司马黑石关系密切的三人——司马智（太公）、司马安阳（谯王）、司马续之（梁王），谯王、梁王是晋朝的两个王号，见《晋书》的《宗室传》和《宣五王传》。很可能，不但司马安阳、司马续之是伪托为二王之后，甚至包括司马黑石、司马智在内，他们的本姓也并非司马，如同夏侯方进改称“李弘”一样，也是改姓应谶的。在晋代，与李弘谶记联系在一起，原始道教曾经传播过一个刘姓复兴汉朝的谶记，并以此为号召发动过多次起义。待刘裕取代晋朝之后，这个谶记当然不再适用，继其出现的即是司马氏复兴晋朝的新谶记。这次以李弘为号召的起义，司马黑石等四人的姓都是司马，原因即在这里。对这个问题将另文论述，这里不再赘说。
在北魏，同样出现过“蛮”族发动的“李弘”起义。《魏书·费穆传》说：“妖贼李洪（弘）于阳城起逆，连结蛮左，诏穆兼武卫将军，率众讨击，破于关口之南。”又《崔孝芬传》说：“武泰初，蛮首李洪（弘）扇动诸蛮，诏（崔）孝
持节为别将，隶都督李神轨讨平之。”又《李崇传》说：“武泰初，蛮帅李洪（弘）扇动诸落，伊阙已东，至于巩县，多被烧劫。诏（李）神轨为都督，破平之。”阳城、伊阙、巩县都在今河南。《魏书·蛮传》说：“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族类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宛、洛萧条，略为丘墟矣。”陈寅恪指出，这支从南方北迁到今河南的“蛮”族也属于“廪君蛮”(11)，当然是天师道的信奉者。这个李弘被称为“蛮首”或“蛮帅”，属于“蛮”族豪帅，说明这是一次上层分子所领导的起义，与上引《封敕文传》所说氐族李弘相同。
尽管原始道教是民间广泛传播的宗教，据寇谦之所说，这些以李弘为号召的起义是“愚人诳诈无端，人人欲作不臣，聚众逋逃罪逆之人，及以奴仆隶皂之间，诈称李弘”(12)。即是说信奉原始道教的虽然基本上属于被统治者，但是在“欲作不臣”的领导人中却不尽如此，显然其中少数是上层分子，如“蛮首”、“蛮帅”之类。即非“蛮”族，如改称李弘的夏侯方进本为“庐江叛吏”，很可能也是“豪族”。作为信仰原始道教的民众，本来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其广大教众当然属于人民，所发动的反对统治者的战争当然属于起义，不能因为某些领导人是上层分子而否定其性质，以李弘为号召的起义即是如此。
三
如上引《老君音诵诫经》所说，这个谶记是“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关于老君与李弘的关系，《道藏》正乙部所收《老君变化无极经》说：“（老君）随时转运西汉中，‘木’‘子’为姓讳‘口’‘弓’”。正乙部《三天内解经》说：“（老子）变化无常，或姓李名弘，字九阳。”洞真部玉诀类《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唐人陈少微注也说：“圣君者，全阙后圣太平李真君也，讳弘”。前引唐长孺、王明、杨联陞诸先生之文皆有所征引。这些道经明确指出，李弘是老君的化身，尽管有的出现颇晚，但不能否认原始道教内确实曾有过这样的传说。
这里有必要首先加以探讨的问题是，作为老君化身李弘的谶记，最早究竟出现于何时何地，又为何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
为了讨论这个问题，不能忽视《晋书·周札传》以及有关的其他记载。如前所说，作为东晋初年出现的这个李弘，其人本为号称“李八百”的道士“李脱”的弟子。现将已检索到的资料加以引证。《晋书·周札传》说：“时有道士李脱者，妖术惑众，自言八百岁，故号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邺，以鬼道疗病，又署人官位，时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养徒灊山，云‘应谶当王’。故（王）敦使庐江太守李恒告（周）札及其诸兄子与（李）脱图谋不轨。时（周）莚为敦谘议参军，即营中杀莚及（李）脱、（李）弘。”又《明帝纪》说：“（太宁）二年，……术人李脱造妖书惑众，斩于建康市。”又《周嵩传》说：“（王）敦密使妖人李脱诬（周）嵩及（周）莚潜相署置，遂害之。”慧皎《高僧传》卷一○《神异》下说：“至如刘安、李脱，书史则以为谋僭妖荡，仙录则以为羽化云翔。”据上引《周嵩传》、《高僧传》，李脱被称为“妖人”或“谋僭妖荡”。显然，李脱企图推翻东晋政府的统治。再据《明帝纪》，所谓“妖书惑众”，亦即宣扬“老君当治，李弘应出”，这个谶记被统治者称为“妖书”。灊山又名皖山，在今安徽境内，汉代曾被认定为五岳之一。东汉初年的“妖巫”李广自称“南岳太师”据此举兵，成为黄巾大起义的先驱(13)。李脱的弟子李弘“养徒灊山”，即是在原始道教的这个圣地聚集徒众，作起义准备。李脱在统治者看来属于谋反叛逆的“妖人”，而在原始道教则视为“羽化云翔”的神仙，更说明他的事迹为人们所熟知，甚至僧人也据为典实，并与西汉的淮南王刘安并举。值得注意的是，李脱为什么称为“李八百”，这是进一步探索李弘谶记起源于何时何地的关键。
葛洪《抱朴子·道意》说：“诸妖道百余种，皆杀生血食，独有李家道无为为小差。然虽不屠宰，每供福食，无有限剂，市买所具，务于丰泰，精鲜之物，不得不买，或数十人厨，费亦多矣，复未纯为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绝之列。”李家道崇尚“无为”，所谓“无为”屡见于《老子》，如东汉未年人们所说：“此（老子）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14)。说明李家道尊奉老君，与其他“妖道”显然有别。当有人问及李家道的起源时，葛洪也在《道意》中作了如下回答：“吴大帝时，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传世见之，号为‘八百岁公’。人往往问事，阿无所言，但占阿颜色。……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后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后有一人姓李名宽，到吴而蜀语，能祝水，治病颇愈。于是远近翕然，谓宽为李阿，因共呼之为‘李八百’，而实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云集其门，……于是避役之吏民，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千人。……宽弟子转相教授，布满江表，动有千计。”说明李家道是原始道教的一个人数众多的大教派。据所闻见，葛洪提到两个李八百（葛洪说“而实非也”，仅是说李宽并非李阿，并未否定李八百这个称号）。关于李阿，《太平御览》卷七三六所引《抱朴子》佚文又有：“李阿者，行道逢奔车，阿两脚中车，脚即折。弟子古强见之惊怖。阿须臾取断脚相续如故也。”王明先生疑此为《道意》佚文(15)。葛洪的另一著作《神仙传》，所记李阿与《抱朴子》基本相同(16)。除李阿、李宽外，还有第三个李八百，也见于《神仙传》：“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历世见之，时人计其年八百岁，因以为号。……知汉中唐公昉（房）有志，不遇名师，欲教授之。……以《丹经》一卷授公昉，公昉入云台山作药，药成，服之仙去。”(17)葛洪在《抱朴子》中以李阿、李宽两个李八百为李家道教主，其后撰写《神仙传》，又增加一个不知其名的李八百，当然，这也是李家道的教主之一。
对这三个李八百，尽管时代有先后，记载有详略，仍可看出下列问题。据上引《抱朴子》，“蜀中有李阿者”，这个号称“八百岁公”的李阿是蜀人；称为“李八百”的李宽“到吴而蜀语”，也应该是蜀人；至于不知其名的李八百，《神仙传》同样说的是蜀人。既然这三个李八百都是蜀人，无疑，李家道的创始和早期传播都在蜀中。蜀中是李家道的发源地，这是第一点。从时代上看，李阿在吴大帝时，吴大帝即孙权，其即位到逝世为公元222年至252年，这是李阿所处的时代。至于李宽，《抱朴子》曾说：“余亲属多有及见（李）宽者”，应与两晋之际的葛洪同时或略早。《伸仙传》所记的这个李八百，尽管没有明确说明为何时人，但曾以《丹经》传授唐公房。据建立于东汉晚期的《仙人唐公房碑》：“耆老相传，以为王莽居摄二年（7年），君（唐公房）为郡吏”(18)。说明这个与唐公房同时的李八百，应该生活在西汉末年和王莽时期。因此，据传说，这三个李八百，按其时代先后，上起西汉，下迄两晋，其间达300余年，说明李家道这个原始道教的教派创建颇早。这是第二点。
如果以《晋书·周札传》所记的李脱与上述三个李八百对比，可以看出其间的共同之处。首先，他们都是李姓，同样被称为“李八百”。其次，上举三个李八百都是蜀人。《集仙录》说：“李脱居蜀金堂山龙桥峰下修道，蜀人历代见之，约其往来八百余年，因号曰‘李八百’”(19)。尽管此书出现颇晚，但以李脱为蜀人，所根据的应该是长期保留下来的传说。根据这两点，十分明显，李脱本来也是蜀中李家道的教主，作为弟子的李弘当然也是李家道的道徒。因此，这里完全有理由作如下推断：老君化身为“李弘”，以及“老君当治，李弘应出”这个谶记，都出自蜀中的李家道，其时间可能上溯到西汉末年。
如上所说，李家道尊奉老君，而教主李姓，同样在于表示对老君的尊奉。李弘其姓为李，当然也由于他是老君的化身。从李脱与李弘的关系来看，前者是教主，后者是弟子，即是说作为老君化身的李弘不必一定是教主，也可以是弟子。至于如何确认老君化身，亦即“应谶”而出的“李弘”，所运用的应该是巫术。据前引《老君音诵诫经》，寇谦之借老君之口攻击原始道教曾说：“其中精感鬼神，白日人见，惑乱万民，称鬼神语。”这里所说的即是巫术。当教主召唤鬼神时，虽在白昼，利用扶乩手法，人们可以看到鬼神所书写的文字，或者降神附体，也可以从其口中听到鬼神的言语，所显示的即是鬼神的意图。教主既是人间的人，又是天上或地下的神鬼，这正是巫所具备的一身二任的职能(20)。原始道教与巫的关系本来是十分密切的。据前引《晋书·周札传》，李家道的教主李脱以“妖术惑众”，这里的“妖术”即是巫术，弟子李弘所以“应谶当王”，当即通过这类巫术宣示老君意旨加以认定。当然，这个李弘应该自有其本名，如同前引《宋书·王玄谟传》所说夏侯方进“改姓‘李’名‘弘’以惑众”一样。
“老君当治，李弘应出”，这个谶记出于蜀中的李家道，上举九起以李弘为号召的起义，即有两起在蜀中发动。其一在东晋海西公太和五年，起义之地在广汉，另一在南齐东昏侯永元二年，起义之地在巴西，都在蜀中。李家道传播各地，这个谶记也随之在各地流行，以至“称名李弘，岁岁有之”，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四
李家道起源于蜀中，而在汉中，作为“鬼道”教主的张鲁也来自蜀中。《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说：“（张）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同书《蜀志·刘焉传》说：“张鲁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来（刘）焉家，故焉遣（张）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杀害汉使。”《华阳国志·汉中志》说：“（张）鲁既至（汉中），行宽惠，以鬼道教。”《晋书·李特载记》也说：“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张鲁之母所信奉的“鬼道”，与张鲁在汉中的“以鬼道教民”，应该是一致的。由于“賨人敬信巫觋”，多往汉中依附张鲁，说明“巫觋”与“鬼道”之间具有共同之处。实际上，所谓“鬼道”即巫鬼之道。张鲁所奉行的“鬼道”既来自蜀中，据前引《晋书·周札传》所说，源于蜀中的李家道的李脱也是“以鬼道疗病”，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呢？这是最后所要讨论的问题，也是本文主旨所在。
所谓“以鬼道疗病”，即是以巫术为人们治病，当时巫、医本来是结合在一起的。《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说：“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裴松之注引《典略》说：“光和中，东方有张角，……角为‘太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这是张角以符水疗病的具体叙述。张角如此，与之相似的张鲁也应该如此。如果将《典略》所述与前引《抱朴子·道意》对比，这里的“为符祝”、“以符水饮之”，即李家道教主李宽的“以祝水治病”，“符”即“符祝”，“水”即“符水”，两者完全相同。另一李家道教主李脱的“以鬼道疗病”，当然也是这样。说明张鲁的“鬼道”与李家道是一回事。更为重要的是，张鲁居于蜀中时与其母皆信奉“鬼道”，而李家道也起源于这里，同样被称为“鬼道”。因而可以作如下推断：张鲁及其母所信奉的“鬼道”，应该即是李家道，张鲁也应是李家道的弟子。
这里有必要回到关于东汉末年这个李弘的讨论。前引刘勰《灭惑论》说：“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在这个大起义的年代，与张角并列，同时传播原始道教、同时发动起义的“李弘”究竟是谁？“李弘应出”本来是李家道的谶记，如上所说，“应谶”而出的李弘应该是李家道的道徒，作为李家道教主李脱弟子的李弘即是如此。令人不解的是，这个出现在东汉末年与张角齐名的李弘，在现存典籍中却找不到任何踪迹，这是一个迄今尚未解开的谜。我在1979年发表的《与张角齐名的李弘是谁》一文曾认为，这个李弘即是为杨雄称道的字伸元的李弘，已经王明先生指出是错误的。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即当时典籍失记，或虽有所记而后来失传。但不能忽视，李弘既与张角并列，在东汉末年应该声名卓著，流播于人口，所发动的起义也应该声势浩大，震动朝野，失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至于失传，由于其时记录史事的典籍众多，而记载李弘其人其事的，包括原著及古类书、古注所引都完全失传，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小的。这就为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在这个李弘背后隐藏着一个屡见于史籍并为人们熟知的人物呢？如前所说，由巫术所选定的李弘，其人当自有本名。据前引《宋书·王玄谟传》，宋文帝时出现的这个李弘即本名夏侯方进，“改姓‘李’名‘弘’以惑众”，东汉末年的这个李弘是否也是改名“应谶”而自有其本名呢？这种可能显然是存在的，因而有必要从这个角度加以探索。
据前引《老君变化无极经》，老君曾转化为李弘，为了便于探讨，现将有关部分加以引证：“胡儿弭伏道气隆，随时转运西汉中。‘木’‘子’为姓讳‘口’‘弓’，居在蜀郡成都宫。赤名之域出凌阴，‘弓’‘长’合世建天中，乘三使六万神崇。置列三师有姓名，二十四治气当成。”所反映的是，老君曾转化为蜀郡成都的“木”“子”、“弓”“口”，即“李弘”；“西汉中”一般理解为西汉时，按照所说情况，应该指西部的汉中。汉中郡属益州，当时又称益州为西州；“弓”“长”即“张”，“三师”指“张”姓的三世天师，即张陵、张衡、张鲁；至于“二十四治”，《法苑珠林》卷五五《破邪篇》说：“（张陵）杀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坛，戴以草屋，称二十四治，治馆之兴始乎此也。”《水经·沔水注》也提到其时的“张鲁治”。道经所说“李弘”与这个“张”姓的密切关系十分重要，上引唐长孺先生文已注意到此点。问题在于这个“张”姓指谁，泛指张陵、张衡、张鲁，还是仅指其中的一人？如上所说，李弘谶记出于李家道，张鲁为李家道的道徒，还没有史料可以说明张陵、张衡与李家道有关；同时，如《老子变化无极经》所说，作为老君化身的李弘在“汉中”，其人又本来居住蜀郡成都，因此，这个“弓”“长”只能是来自蜀郡成都，并据有汉中的张鲁。所谓“置列三师有姓名，二十四治气当成”，这是张鲁割据汉中后所增加的内容（见后）。
如前所说，作为老君化身，“应谶”而出的李弘，是通过巫术被认定的，张鲁改称“李弘”当然也是如此。张鲁据有汉中，东汉末年与张角同被称为“妖贼”(21)，在此后的南北朝，佛教攻击道教仍以张鲁与张角并提，都属于“逆贼”(22)。刘勰《灭惑论》所说“张角、李弘毒流汉季”，仅是将张鲁改为“李弘”，与同被称为“妖贼”、“逆贼”一样。迄今尚未解开的“汉季”“李弘”这个谜，谜底应该即是多次载入史籍为人们熟知的人物——张鲁。
但是，问题到此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是，为什么现存史籍对张鲁即“李弘”毫无记载？答案是后来张鲁对此讳莫如深，力图掩盖，原因在于他投降了曹操，背叛了原始道教（李家道）而成为统治者。
《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说：“（张鲁）雄据巴、汉垂三十年。汉末，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建安二十年（215年），太祖（曹操）乃自散关出武都征之，至阳平关。……[张鲁]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锋锐，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鲁尽将家出，太祖逆拜鲁为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为子彭祖取鲁女。”张鲁投降曹操之前已接受“镇民中郎将”、“汉宁太守”官号，投降之后拜为镇南将军，这是仅次于三公的高官，又封为邑万户的阆中侯，五子也封为列侯；其女还嫁给曹操之子彭祖，即后来的燕王曹宇，与曹操结为儿女姻亲。说明张鲁不但早已从教主成为割据势力，投降之后更跻身于统治者的高层行列。“李弘”这个谶记本来出自民间，这时所谓“应谶当王”，即作为老君化身的“李弘”，亦即张鲁，将推翻东汉王朝成为人间的主宰者，从而被称为“妖贼”或“逆贼”。对此，身为东汉政府镇南将军、阆中侯的张鲁当然必须加以掩盖，竭力讳言自己曾是“应谶当王”的“李弘”。不但张鲁本人，从曹魏方面来说同样如此，所宣扬的是张鲁自己所说“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宝货仓库，国家之有”，等等。所谓“国家”，指曹操所挟的汉天子。直到陈寿撰写《三国志》的《张鲁传》，所根据的应该即是曹魏官修史书《魏书》，不但记有“归命国家”这类语言，还写入“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实际与如前所说李弘起义的“应谶为王”、“天与己玉印”相同）”，遭到张鲁拒绝的事。在陈寿笔下，张鲁绝不是“妖贼”或“逆贼”。“张角、李弘毒流汉季”，这个史实逐渐湮没，不复为人们所知晓，“李弘”为何人，从此成为历史之谜。
不但在政治上蓄意投降已久，即在宗教上，张鲁也讳言所从出的属于“妖道”之一的李家道，自称其道传于其祖张陵、父张衡，形成从张陵直到自己的三世道统(23)。从此，天师道成为张鲁一家的世袭宗教，得到统治者信奉，不再是源自民间的原始道教。应该说，张鲁这一行动是寇谦之“清整”原始道教的先驱。前引《老君音诵诫经》曾借老君之口说：“吾大嗔怒，念此恶人（指原始道教的李弘起义），以我作辞者乃尔多乎！”对李弘是老君化身这一点，从宗教上说寇谦之并不反对，所反对的是以李弘为号召的起义，即“逋逃罪逆之人”、“奴仆隶皂之间”诈称李弘的“恶人”。早在寇谦之之前，张鲁虽然掩盖与李家道的关系，但无从掩盖民间流行已久的李弘为老君化身这一传说，从宗教上说也无此必要。张鲁力图掩盖的应该是政治上的，即“李弘应出”这个谶记，以及自己即是“应谶当王”的“李弘”，对东汉政府来说，这是属于“妖贼”或“逆贼”的。此后道经如《老君变化无极经》等，仍然有“李弘”出现，并与“张”姓的“三师”联系在一起，原因即在这里。张鲁与寇谦之的手法是一致的。
这里有必要附带讨论所谓“三张”问题，以结束本文。对于“三张”，不但寇谦之“清整”原始道教时提出，将“除去三张伪法”作为“清整”的内容之一(24)；佛教攻击道教时也提出“斯皆三张之鬼法”(25)。两者的内涵应该有所区别。十分明显，张陵、张衡、张鲁兼及张角，这是佛教所攻击的“三张”。至于寇谦之，本来尊崇张陵，并借老君之口指出他是张陵的继承者(26)，因而这里所指的“三张”，不应该是从张陵到张鲁的三世天师，前引两位汤先生的《寇谦之的著作与思想》一文，以为指张角、张宝、张梁。作为“清整”原始道教的先驱，张鲁与寇谦之是有共通之处的。当然，原始道教并没有被完全“清整”，仍继续在民间流行。
“老君当治，李弘应出”，是李家道长期传播的谶记。据现存典籍，自东汉末年，历经东晋、宋、齐，以及北魏，曾出现多次以“李弘”为号召的起义，而“毒流汉季”与张角齐名的这个“李弘”，即是张鲁。这些都反映出这一历史时期原始道教起义的特点。
注释：
①《道藏·洞神部·戒律类》。
②《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
③《弘明集》卷八。
④《晋书·五行志》。
⑤《法苑珠林》卷六《破邪篇》。
⑥后收入《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⑦《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5期。
⑧《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⑨《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⑩参见向达《南诏史略论》，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版。
(11)《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老君音诵诫经》。
(13)参看拙文《黄巾起义先驱与巫及原始道教的关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14)《后汉书·襄楷传》。
(15)《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
(16)(17)《太平广记》卷七《李阿》、《李八百》条引。
(18)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九。
(19)《太平御览》卷六七○引。
(20)参看钱钟书《管锥编》所收《毛诗》、《楚辞》部分的《巫之一身二任》条，中华书局1979年版。
(21)《三国志·魏志·张鲁传》注引《魏略》。
(22)道安：《二教论》，《广弘明集》卷八。
(23)参见《吕思勉读史札记》乙帙，《太平道·五斗米道》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4)(26)《魏书·释老志》。
(25)道安：《二教论》，《广弘明集》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