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适度快速稳定增长的理论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对策论文,稳定论文,理论论文,快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历了18个春秋。在这18年里，中国经济平均保持了近10%的增长率，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两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和实行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实现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保证。
目前，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进程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新的时期中，我们将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如何将以往的经验与新形势相结合，就成了我们必须深入探讨的问题。仅就这个问题谈谈我个人的见解。
一、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快速与稳定增长的一致性
像其他国家一样，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也是在波动中前进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波动的振幅却比改革开放前明显减小，表明中国经济存在着快速与稳定增长并存的内在机制。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简明回顾可以表明，这一机制正是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反映。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中叶，外国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使中国陷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从那时起，中国的志士仁人为了救亡图存，就开始了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奋斗历程。
在一个多世纪前赴后继的奋斗过程中，他们认识到，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权，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也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因此，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首要目标。
1949年的人民革命，标志着这一目标在政治上的完成，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还要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经济保障。这就决定了，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需要一个特殊的阶段，我们将其称为狭义或早期工业化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业化主要以服务于新生政权的建设为内容，目的是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和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这一特殊的目的决定了不得不把发展重工业置于首位，并且在客观上要求实行以行政命令为主体的计划管理体制。
在1949—197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并不低，在30年中，国民收入增长了4倍多，但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却只提高了1倍。发展重工业，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本身成了目的，而工业化的真正目标，即满足全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反而降到了次要位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经济学家有时把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称为“供给导向型”经济。由于缺少市场需求的有效约束，不仅使供求之间的结构平衡难以实现，也无法实现供求间的总量平衡。所以，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剧烈的震荡。
到70年代，中国的工业体系已经很齐全，工业化已经具备相当强的基础，进入全面工业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以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市场取向改革为标志，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阶段性转变。如果说，前一阶段是“供给导向型”的经济，那么，1978年末的改革开放则使中国经济向着“需求导向型”经济转轨。
各国工业化的经验表明，结构变动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变动构成了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没有结构变化就没有经济持续增长，而需求与需求结构的变动则是这种结构变动的基本动力。回顾中国18年来的经济增长历程，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样遵循了这一规律。一方面，经济的增长，使人均收入有了较大提高，收入的提高导致了需求结构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对消费品、中间产品等工业品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看，自1981年以来，按可比价格计算，城乡居民用于食品的支出平均每年下降0.75个百分点，即在17年中，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0.57和0.62降低到1996年的0.45和0.5。 从中间产品的需求看， 以农用化肥为例，1980年的1269万吨，增加到1995 年的1.4亿吨，电力和钢材的消费量都翻了近两番。 这必然引发庞大的投资需求，导致产业结构的显著变化，特别是第二产业份额的上升。这种结构变化本身就意味着经济的增长。伴随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是人均收入水平的再度提高，从而实现了一种良性增长的循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使得居民收入在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储蓄急剧增加，从而在总体上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积累率。使中国在1978—1996年期间积累率保持在37%左右的高水平上。这是保持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基础。
按照哈罗德—多玛揭示的规律，稳定增长率应等于积累率与资本—产出率之比。中国目前经济效益还不够理想，但是即使按照4：1的资本—产出率，在37%的积累率下，年均经济增长率也至少应为9%。 因此，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快速与稳定并不矛盾，而是有着深刻的经济基础的，这一基础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变。
二、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实现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基本保证
后发国家的经验表明，在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政府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来说，政府的作用更为重要。它不仅是宏观调控的执行者，也是改革开放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中国18年来的重要经验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方针和实行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实现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重要保证。
从深层次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变正是市场化改革的产物。正是通过市场化改革才使从“供给导向型”经济向“需求导向型”经济的转变成为可能。因为只有市场才能更及时更准确地反映需求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也只有市场，才能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发挥他们积极性的舞台。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改革的同时获得迅速的增长，就是因为改革也是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的。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短缺。农产品短缺，工业消费品短缺，能源原材料短缺，几乎所有产品都短缺。以致经济学家将其称为“短缺经济”。为了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自然把建立产品市场作为了改革的首要目标。这也是18年来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主要采取了理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等改革措施，同时在企业、财政、税收、内贸、外贸、外汇等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配套改革。通过十几年的努力，以价格管理体制改革完成为标志，我国已基本建成了产品市场体系，95%以上的消费品价格及90%以上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已由市场供求决定。
这一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以农村改革为例，由于改变了统购统销的农产品流通体制，通过调放结合的方式提高了农产品价格，使农民的劳动获得了合理的报偿，因此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各种农副产品都有了迅速的增长。
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中国政府在经济的宏观调控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十几年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可以看到，它是由两方面的政策构成的。一方面是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为核心的需求政策，另一方面是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供给政策，中国的这一政策选择是由中国现阶段体制与发展两方面的特点决定的。
从体制方面看，在转轨时期，中国的经济体制表现出双重体制并存的特点。一方面，传统计划体制在许多方面仍在发挥作用，计划体制下的经济行为方式和一些弊端，如预算软约束和软约束下的投资饥渴、投资膨胀等弊端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市场还不可能全部承担起配置资源的功能。
从发展方面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几十年。为了在很短的时间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使经济有一个较高的增长率。这一基本现实，决定了现阶段中国经济的需求十分旺盛。在经济波动中，经济的收缩不是源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由于瓶颈部门的制约，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供给约束，资源不足。个别部门和个别时期出现的市场疲软，需求不足，大多是由结构性原因和政策性原因造成的。
上述情况决定了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方面必须弥补市场发育的不足，通过恰当的产业政策，积极促进有效供给。另一方面，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抑制过度的需求，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体平衡，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出现和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实施上述宏观调控的两个方面中都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各项产业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到目前为止，需求政策一直居于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导地位。自1993年以来，供给政策正在逐步得到加强。从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来看，中国政府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宏观调控技巧日益成熟。1996年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就是证明。
三、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如何促进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就业问题很可能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一个主要问题。
据估计，目前中国的城镇失业率已经达到5—8%，也就是说，有大约1200—1400万城镇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就业问题已经成为近来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中国的就业问题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可能简单地通过扩大总需求得到解决，必须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以寻求解决办法。
从供给方面看，造成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原因是，（1 ）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极为沉重，特别是，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明显上升。（2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就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估计有1.2亿之多。 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也增大了城镇就业的压力。（3）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高就业、 国家包分配的就业制度，形成了所谓“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局面，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中存在大量的冗员。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日益把利润目标放在首位，而削减冗员是提高企业效益的一个重要途径，由此使就业压力更为沉重。
从需求方面看，造成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原因集中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目前我国正在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必然使资本有机构成大幅度提高。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许多企业也自发地采用了资本更为密集型的技术。而从我国的资金供给看，每年的积累率虽然很高，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庞大，“八五”期间平均每年固定资产投资达1.2万亿元左右，但按人均来看，每个劳动者平均不到2000元， 除了用于老设备的更新改造，每年新增投资所能安排的就业人口有限。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单位投资安排的就业人口正在下降，从而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此外，在经济的收缩期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当然低于经济扩张期，但比起上述因素，这种短期性原因并不是主要原因。而且它本身也是资源约束的产物。
以上对劳动力供求两方面的分析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面临的基本矛盾，一方面经济的发展要求通过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资源特点，人均资本占有量和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不足，还需要大量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伴随中国经济增长，上述矛盾将日益尖锐。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短期内，仍要通过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减轻就业压力。在供给方面，要积极进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需求方面，仍要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在就业压力下，盲目追求经济规模的扩张，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体平衡，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就业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事实表明，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制度还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方针的同时，探索结合中国发展特点和资源特点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充分就业，使各种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将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是在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12 亿多人口和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中展开的，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它包含着无比丰富的素材，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中国的经济，也会极大地丰富经济学的宝库。我希望，有更多的经济学家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 本文是作者1997年9月在“中国经济适度快速稳定增长理论与对策”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