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里根经济学供给管理再研析：政策体系、实践效力与得失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苏京春 王 琰
摘 要： 从理论层面来看，里根经济学并没有刻板严格的理论体系，它更应当或者说更适合被定位为一个于现实中不断融合而动态演进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经历了几个阶段，在实现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过渡后，其内部经历了从整体一致到温和与激进的分立，而后又将货币主义的思想纳入麾下，从总体上指导了其供给管理的相关改革，其特殊的政策体系和颇具特色的实践效力，以及对其理论与实践的得失评价，都对中国当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供给学派 滞胀 减税
20世纪70年代的宏观经济“滞胀”让需求管理束手无措，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CEA)和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JEC)吸收经济学界研究成果的转向而逐步从凯恩斯主义过渡到供给学派，尤其以里根执政时期的里根经济学最为著名。从理论层面来看，里根经济学并没有刻板严格的理论体系，它更应当或者说更适合被定位为一个于现实中不断融合而动态演进的理论体系。其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在实现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过渡后，其内部经历了从整体一致到温和与激进的分立，而后又将货币主义的思想纳入麾下，从总体上指导了其供给管理的相关改革，形成了特殊的政策体系和颇具特色的实践效力。对这一理论与实践的得失评价，对中国当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里根经济学：一个理论于现实中不断融合的动态演进
(一)第一动态阶段：从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
凯恩斯经济学的需求管理和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都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特别主张通过财政手段实施国家干预，但在干预方向、干预程度和干预内容上存在差异。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应通过补偿性财政政策从需求侧开展国家干预，供给学派则坚持应通过减税政策从供给侧进行国家干预。两者在经济政策上的巨大分歧背后是其哲学基础的巨大差异，凯恩斯经济学推崇政府的“有形之手”，供给学派则强调市场的“无形之手”，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在当时美国的宏观经济条件下，适时采用供给管理的手段显然是明智的，而从一个相对更为长期的时间阶段进行观察，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都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手段，而这两种不同视角下的政策其互相配合与协调对于某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宏观经济调控都至关重要，长期仅偏执某一侧是不科学的。里根经济学作为一项更具实用主义的实践经济学，其所秉承的学术理念是远离凯恩斯所倡导的需求管理理念的，是建立在供给管理的宏观经济调控理念之上，从供给侧着手全面推行改革。
(二)第二动态阶段：从总体一致到温和与激进的分立
秉承供给管理理念，里根经济学在当时风靡一时的经济学派当中，更加倾向于采用供给学派的学术理念。而供给学派在创始之初还具有对供给侧关注的这一整体性共识，但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步呈现出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分立。温和供给学派和激进供给学派都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施供给管理，倡导减税、放松政府管制等政策，但对减税政策如何实施与减税政策的预期实施效果存在分歧。以拉弗为代表的激进供给学派主张全面、大规模地减税，并预期全面降低税率将释放巨大的被抑制的供给力量，使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增长，同时实现无痛苦地降低通货膨胀、增加税收、个人储蓄增长等，这些预测在后来的经济实践中并未达成。以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温和供给学派认为应逐步推进减税政策，减税的政策效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不会产生奇迹般的效果，长远来看减税政策会实现经济增长、政府收入增加，但短期将使政府收入减少，减税政策的实施应与货币政策和预算政策相配套，贸然实施的大规模减税其后果非常严重。里根政府出于政治目标的考虑，在其政策实践中实际上更多地接受了激进派的减税思想，也正因如此，里根经济学的供给管理实践更倾向于贴近供给学派的激进派的思想主张。
(三)第三动态阶段：从供给管理到纳入货币主义
里根经济学并非仅采纳一个经济学派的思想主张，所以很多人认为供给学派就等同于里根经济学，我们认为这样的判断是有失理性的。任何经济学派都更致力于打造自己的学术体系以及阐述相关理念，而一个具有务实色彩的实用经济政策所构建的经济学，尤其是具有让美国经济从滞胀的胶着中摆脱出来能力的里根经济学，更不会简单沦为某一个经济学派的代言人，而定是随着其政策实践的推进逐渐广纳良言而用的。实际上，里根政府在执政初期主要同时采纳了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两个当红经济学派的理论，例如1982年通过的《经济复兴计划》，就在很大程度上同时体现了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思想主张。该计划在具体政策上以供给学派政策刺激供给、应对经济停滞，以货币主义政策应对通货膨胀。事实上，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控制需求政策由于其费时少、见效快，被置于更加优先的地位，以减税刺激投资和促进生产的供给学派政策与货币主义政策相配合，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重发力。
二、里根经济学供给管理的政策体系
(一)里根经济学供给管理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里根经济学实行供给管理、刺激投资、实现经济再平衡的重要手段，主要政策措施体现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方向上，包括减税和削减政府支出两个方面，政策目标是降低劳动和资本等主要生产要素的边际税率，刺激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实现财政平衡。
1.财政收入方面：减税政策。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集中于1981年《经济复苏和税收法案》与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
里根1981年8月签署《经济复苏和税收法案》，其主要政策包括：一是对个人所得税开启全面减税，个人所得税税率在3年内全面下降25%，最高税率从70%下降到50%，最低税率从14%下降到11%，同时实现税率与通货膨胀挂钩，避免税负因通货膨胀上升，但这一政策的实行被推迟至1985年；二是对企业实施加速成本收回系统(accelerated cost recovery system，ACRS)，以加快企业资本回收进程，同时增加研发支出的税收抵免，实现企业所得税税负的降低；三是提高遗产税抵免额度，削减遗产税；四是将资本利得税从28%降低到20%。
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秉承税收中性原则，其税制设计极其复杂，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简化税法、消除避税行为是其主要目标，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实现税收公平。其主要政策有：一是对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和税收等级进行调整，个人所得税税收等级由15级合并为4级，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由50%下调至28%，最低边际税率由11%提高到15%，这是美国所得税史上首次降低最高税率的同时提高最低税率，同时提高个人免征额和标准扣除额，对个人退休账户的扣除实施严格限制；二是对公司所得税的税率和税基进行改革，公司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由46%下降到34%，通过消除投资税抵免、减缓资产折旧及对公司征收严格的替代性最低税等措施扩大税基并消除避税行为，将税收负担由个人转向公司，将研发税收抵免延长至1988年12月，并将税率从25%降至20%。
无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的现代香港人，需要通过怀旧来完成新一轮的建构。袁永定、凌楚娟在如花的叙述中逐步摆脱历史意识的匮乏和不足，完成了对香港历史的想象性重构，又在现实情境中逐渐完善这种历史感：比如袁永定不顾他人异样的眼光耐心查阅三十年代的香港资料；不顾女友反对毅然从古董店老板手里买走有关如花事迹的《天游报》；袁永定、阿楚借助一切手段寻找如花口中的旧日石塘咀痕迹……
(1)秉承“涓滴效应”理论，减少福利支出。里根政府秉承“涓滴效应”理论，认为社会财富有一个自然的渗漏过程，社会平等的实现无需政府采取措施干预分配。里根政府认为提高穷人收入的有效措施不是再分配政策，而是加强社会投资、实施就业计划，降低富裕阶层的税率可增加其投资，激发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实现经济繁荣。在此执政理念下，1981年《综合预算调整法案》削减的支出类别有食品券、儿童营养、中学教育等政府津贴，医疗补助，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社会保险等。削减内容包括：在公共健康领域涉及老年人、遗嘱和残疾人的健康保险项目及医疗计划、社会服务、初级和中等教育、社区发展建立的新的整笔拨款，在程序上整合或终止139个分类项目；减少分类项目基金的25%；削减1/4的联邦救济项目等(秦莉，2006)。
(2)减少政府行政支出，推行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在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的同时，里根政府还大规模削减政府行政支出、精简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同时推行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提高行政支出使用效率和效果。从政府机构人员规模看，政府机构的全职工作人员由1980年的12.2万人削减至1987年的10.2万人；从政府支出增长率看，政府支出增长率由1980年的14%减少13个百分点至1987年的1%；从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看，里根政府成立格瑞斯委员会(刘少枫，2005)，由其推行绩效管理，着力吸取私营部门成本控制经验，提高政府部门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在1988年实施“一揽子改善行政管理计划”，继续控制行政机构扩大、控制政府开支、减少公务员数量、改革政府财务管理等。
2.财政支出方面：减少政府支出政策。削减政府支出是大规模减税下实现财政平衡的关键，但相较于减税政策在国会和选民中受到的广泛欢迎，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遭受了巨大的政治阻力。里根政府对政府支出的削减主要集中于福利支出和政府行政支出。
(二)里根经济学供给管理的公共政策
供给学派20世纪80年代的两次减税成果颇丰，一方面减税刺激了企业投资，企业自由探索新的增长领域，经济的有效供给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减税提高了工人工作的积极性，进而增加了劳动力的供应和参与度。边际税率下降驱动投资者、储蓄者、劳动者、公司所有者经济行为改变，要素市场上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有效供给增加，产品市场上各类商品的有效供给提升，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80年代的持久繁荣。特别是20～64岁成年人的工作时间在里根时代的增长率为0.8%，远高于1974～1981年的-0.5%；长期利率在里根时期下降率为0.6%，较1974～1981年0.8%的年均增长率显著下降。
1.在监管制度建设上，以社会净收益最大化作为政府监管政策的制定标准，若监管政策实施产生的社会潜在成本超过潜在收益，则不予批准，从根本上减少政府监管，同时针对传统垄断行业(如航空业、运输业、金融业、天然气行业等)出台一系列放松政府监管的制度，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如1980年《国际航空运输竞争法》《汽车运输改革法》以及1989年的《天然气源头价格解除管制法》。特别是放松金融行业监管，推行金融自由化，里根政府在1980年颁布《存款机构取消管制和货币控制法》，1982年颁布《银行业存款机构法》和《储蓄机构法案》，1987年颁布《银行业务平等竞争法》，1989年颁布《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实施法》。以上5部法律打破了金融业分业经营模式，取消银行业务的地域限制，鼓励金融机构间的联合与竞争，对美国金融业发展意义重大。此外，撤销、放宽一系列已经制定但尚未执行的规章条例，以此构建新的监管制度体系。
2.在监管机构设置上，由白宫下属的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中的信息和管制事务办公室(OIRA)在成本—收益原则下审核并批准新的监管制度，由副总统担任主任的总统特别小组负责指导和监督已经制定但尚未执行的规章条例的撤销与放宽。
例4 (改编题)水银法电解食盐水曾是氯碱工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以制得碱液纯度高、质量好著称,其生产原理如图4所示。
(三)里根经济学供给管理的货币政策
里根经济学供给管理在治理经济滞胀的政策目标下，一方面采纳供给学派的减税、放松监管等政策主张以鼓励投资，刺激供给，重振经济；另一方面接受货币主义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控制需求。刺激供给和控制需求成为里根经济学供给管理实施初期的两个关键部分。事实上，由于货币政策对经济影响更为直接、政策效应更加显著，故在里根经济学供给管理实施初期，货币主义政策被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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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政府执政后迅速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加强货币管制以应对通胀。货币主义提倡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对治理通胀非常有效，但美国经济在1982年也付出经济负增长的巨大代价，之后，政府逐渐放松货币管制，供给学派逐步成为里根经济学供给管理的核心。
三、里根经济学供给管理的实践效力
(一)减税政策成功激励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里根经济学在宏观层面实施供给管理的公共政策核心就是放松监管。美国从福特政府时期就意识到凯恩斯主义下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监管导致的负面效果，开始逐步放松政府监管。奉行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里根政府推崇“小政府”的经济理念，既要减少政府支出，又要进一步放松政府管制，将经营决策权留给个人和企业，这也成为供给学派改革中的重要部分。主要有以下政策措施。
减税虽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联邦收入损失，但20世纪80年代供给学派的两次减税并未大幅影响联邦政府收入水平。从联邦政府收入总额看，1981年联邦政府收入总额为5993亿美元，1989年里根卸任时收入总额为9911亿美元，增幅高达65.38%；从联邦收入总额占GDP比重看，1981年联邦收入总额占GDP比重为19.1%，1989年联邦收入总额占GDP比重为17.8%，小幅下降1.3个百分点。事实上，80年代美国赤字和债务问题的根源并非减税，而是削减政府支出政策的失败，是冷战背景下国防支出激增的结果。
根据供给学派减税理论，减税政策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充分发挥其对经济的影响，但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稳定性差，减税法案通过后在较短时间内就废除相关政策或实施增税法案，故经济供给侧的活力并未充分激发。1981年《经济复苏与税收法案》颁布后的一年中，财政赤字急剧膨胀，利率也从12%左右推高至20%，股市大跌，经济进入1978～1982年的第二次衰退。1982年通过的《税收公平和财政责任法案》取消了1981年《经济复苏和税收法案》中的一些减税措施。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通过4年后，1990年美国国会批准《1990年综合预算协调法案》，该法案是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后的增税法案，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边际税率由28%提高到31%，提高工资税率等增税政策。之后，美国国会于1993年批准了《1993年综合预算协调法案》，进一步增税，提高公司税率、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减税政策稳定性差使供给学派改革效果有所折损。
(二)放松监管有效释放了市场活力
里根政府放松监管、减少政府干预，一方面改善了美国的投资环境，刺激更多竞争者进入原本由政府管制的领域；另一方面通过引入市场竞争使相关产品和服务价格明显降低、质量显著改善，增进了美国社会福利，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例如，放松对航空业和卡车运输业的监管给两个行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放松石油价格管制增加石油供给，降低石油价格；放松劳动力价格管制使劳动力价格由市场决定，实现劳动力有效供给；对汽车行业管制的放松有效降低了汽车工业成本，有效提升了消费者福利。
赫利森认为这种炎症过程可能对许多神经系统疾病很重要，包括多发性硬化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她说：“多发性硬化的小鼠模型显示，在大脑或脊髓发炎之前，脑膜都有炎症。”
(三)以供给侧发力刺激美国经济复苏
1980年底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经济陷入负增长，1980年GDP增长率为-0.24%，通货膨胀率高达13%，失业率升至7%，痛苦指数高达20%。1981年里根政府上台后承诺在经济政策上做出重大改变，由此开启的供给学派改革成功引领美国经济走出“滞胀”，实现20世纪80年代经济繁荣。
从经济增长看，1981年美国GDP就实现了正增长，1982年受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GDP又转向负增长，之后的1983～1989年，美国经济实现7年稳定、高度扩张，特别是1983年、1984年和1985年，GDP增长高达4.63%、7.26%和4.24%，减税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卡托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报告[注]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 显示，若以1992年为基期，[注] 下文中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经通胀调整后的衡量指标，反映了某一年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以基准年1992年的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则1981～1989年(下文将此段时间统称为“里根时代”)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2%，高于1974～1981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8%)0.4个百分点，高于1989～1995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1%)1.1个百分点，里根时代的经济增长超过其就职前及卸任后的两个时期(见表1)。
表1 20世纪80年代GDP变动情况(1980～1989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美联储经济数据(FRED)整理，https：//fred.stlouisfed.org/。
从失业和通货膨胀看，里根时代美国经济创造了1700万个新工作岗位，失业率由1981年的7.6%下降至1989年的5.5%，尽管由于紧缩货币政策的实施，1982年达到9.3%的峰值，但随着减税政策效果逐步显现，1982年以后失业率呈逐年下降趋势。1982年即里根政府执政第二年，通货膨胀率就由1980年的13.5%下降至6.2%，降幅超过50%，1989年里根卸任时，美国通货膨胀率仅为4.8%。供给学派改革有效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20世纪80年代痛苦指数由1980年的20.61%下降至1989年的10.13%，降幅超过50%(见表2)。
表2 20世纪80年代痛苦指数变动情况(1980～1989年)
注：痛苦指数即为消费价格指数与失业率之和。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美联储经济数据(FRED)整理，https：//fred.stlouisfed.org/。
四、里根经济学供给管理的得失分析
(一)美国供给学派改革的积极意义
4.美国供给学派改革的减税政策对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减税政策是美国供给学派改革的核心政策，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繁荣奠定基础。同时美国减税政策的实施也影响多国改革实践，特别是英国撒切尔政府同时期的改革，其减税重点为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降低、起征点的提高和简化税收等级，公司所得税边际税率降低、起征点提高等，撒切尔政府的减税政策实现了英国20世纪80年代股市繁荣和经济繁荣。
美国供给学派改革是新的经济社会问题下的产物。经济大萧条和“二战”使美国社会受到巨大冲击，面临严重社会危机。在此背景下，联邦政府抛弃自由放任理念，接受凯恩斯学派思想，通过法律法规制定、联邦支出安排，逐步加强政府在经济运行、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干预。特别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为实现经济稳定、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以及优化社会分配、建设福利国家，联邦政府开启对经济的全面干预，美国社会也实现“二战”后的长期繁荣。但联邦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福利危机、福利不公等，特别是凯恩斯学派对20世纪70年代滞胀束手无策，促使美国社会反思大政府模式的弊端，探索政府治理观念和治理模式的创新。
对孔深70～830垂向测温曲线进行数据拟合，拟合方程为T(℃)= 0.0563H(m)+22.529，R2=0.996，平均地温梯度达5.63 ℃每100 m，若地温达到180 ℃，推测钻探深度需达到2 800 m，与国内外干热岩勘探深度比较吻合。
2.美国供给学派改革是萨伊定律下宏观经济分析体系的拓展。供给学派一方面承袭萨伊定律的哲学观念，信奉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另一方面继承萨伊定律的经济理念，都主张供给可以创造自己的需求。故供给学派改革是萨伊定律的哲学观念和经济理念的复活，但从经济政策看，萨伊定律反对任何性质、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政策，主张资本主义经济完全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运行。但供给学派产生的20世纪70年代政府干预已渗透到经济运行的各个领域，如萨伊定律般对国家干预的全盘否定是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供给学派改革从供给管理出发，拓展了凯恩斯需求管理下的宏观经济分析体系，关注减税、放松政府监管等经济政策对供给侧的巨大激励，其减税理论、供给管理理论也成为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补充，与需求管理着眼于短期、总量不同，供给管理关注长期性、结构性问题，强调市场机制和政府政策对微观主体的激励，其独特的分析视角、分析思路及政策体系是对需求管理的重要补充。
1.美国供给学派改革是“小政府”理念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塑。与凯恩斯主义主张扩大政府支出，加强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不同，20世纪80年代美国供给学派改革强调通过减税、放松监管、缩减政府支出等政策放松联邦政府对经济、社会运行的控制，是“小政府”理念的有效践行。但供给学派倡导的“小政府”，并非是亚当·斯密笔下承担“守夜人”职责的政府，而是联邦政府由直接干预向间接干预的转变，通过税收、法律法规等引导经济社会的高效运行，充分发挥市场在经济增长、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经济供给侧增长潜力，实现小政府理念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塑。
3.美国供给学派改革拓宽减税的作用机制。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认为减税是刺激需求的重要手段，主张低收入者少纳税，高收入者多纳税。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则关注边际税率降低对投资和生产的激励作用，主张对社会各个阶层实施减税，降低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产生的“涓滴效应”将最终使各阶层获益，而对企业减税可有效刺激其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美国供给学派改革是萨伊定律的复活，也是“小政府”理念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塑，既是对凯恩斯学派政府干预理念的挑战，也是对需求管理下的宏观经济分析体系的有效拓展，深刻影响多国改革实践。
(二)美国供给学派改革的不足
由表3容易得出，20世纪80年代联邦政府赤字规模由738亿美元扩展至1526亿美元，增幅高达106.78%，赤字占GDP比重最大1983年和1985年，该比例高达5.9%和5.0%；20世纪80年代联邦政府公共债务规模由7119亿美元激增至21907亿美元，增幅高达207.73%，联邦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重由25.5%增加至39.3%，提高了13.8个百分点。美国20世纪80年代供给学派改革产生的赤字与债务问题不容小觑，说明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的政策若同时实施则很难实现财政平衡，并可能导致严重的赤字和债务问题，在减税的同时有必要缩减政府支出规模，以避免债务危机。
1.美国供给学派改革引发严重的赤字、债务问题。里根时代恰逢美苏争霸的白热化时期，国防支出逐年增加。减税政策虽未造成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幅回落，但收入占GDP比重小幅下降，激进供给学派坚持的“减税的收入效应将使税收总收入增加”的观点并未在实践中得到印证。减税不可避免地造成短期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加之国防支出激增，联邦政府不得不扩大赤字规模，增加公共债务。
美国供给学派改革是一次伟大的改革实践，虽然取得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成就，但它并不完美。在美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下，在美苏冷战趋于白热化的特殊时期，美国供给学派改革也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体制性、制度性问题。
回望过去，艰辛却坚实；还看今朝，欣喜且精彩；展望未来，坚定而美好。十载筑梦奋进路，开拓创新铸辉煌。蓝图绘就，使命在肩，航程再启，图书馆愿与全校师生同舟共济，劈波斩浪，为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智慧图书馆而奋勇前行。
表3 20世纪80年代赤字与公共债务变动情况(1980～1989年)
资料来源：CBO’s April 2018 Report 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2018 to 2028 Contains Tables With Historical Budget Data.
2.冷战背景下美国国防支出激增导致供给学派改革削减政府支出政策失败。1980年联邦政府国防支出仅为1346亿美元，但1989年里根卸任时联邦政府国防支出高达3040亿美元，1981～1989年美国国防支出高达21862亿美元，而联邦政府1981～1989财年的赤字总额为14912亿美元，国防支出总额比赤字总额高6950亿美元。供给学派削减政府支出的失败也从侧面印证减税、增加国防支出和平衡预算的政策目标很难同时达成，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权衡和取舍。
深挖本土文化内涵，切实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准、提高城市文明水平、展示城市文化品位、弘扬靖江精神和城市品格。
Assessment of geohazards susceptibility for Huachi county by the optimal combined weight
3.供给学派改革削减福利支出产生无效供给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隐患。里根政府削减福利支出的政府效果较为复杂，一方面，社会福利支出的增长得到有效控制，1980年、1981年社会福利支出增长率分别高达14.09%和17.79%，之后增幅回落明显，1987年社会福利支出增长率回落至4.34%，1989年里根卸任时小幅上浮至6.27%；另一方面，由于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放松劳动力价格管制，美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大幅缩减，低收入群体特别是贫困人群的利益受损，同时减税政策主要惠及高收入群体，供给学派主张的“涓滴效应”在实践中存在时滞，其有效性也备受质疑。减税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有限，多重因素下，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状况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持续恶化，社会两极分化加剧。长期来看，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不足使有效需求逐步缩减，无效供给问题突出，供给需求的不均衡阻碍企业供给的扩张和净增长，无效供给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隐患。[注] CBO’s April 2018 Report 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2018 to 2028 Contains Tables with Historical Budget Data.
从意境来看，就不得不提及一个时空的问题。中国绘画艺术通过视觉的转换变化，赋予空间以时间性的运动特征，还透过独特的透视方法“三远法”达到画面层次的丰富，从而使得其在内部成为了时空结合体。使得绘画空间在流动中变换，此时谓之有意境。
(3)思考：无论是63版还是97版，在“如何使学生自主归纳几何体的基本特征”、“如何使学生发现棱柱的性质”等都没有考虑.97版先以“……都给人以带棱的柱体的印象”为引导，但紧接着就给出了定义，在“如何观察、归纳它们的共同特征”、“如何概括棱柱的内涵”等方面没有什么提示.可以说，教材把如何构建研究路径、如何发现几何体的性质、怎样找到证明方法等等，都“隐藏起来”，要读者自己去领悟.
4.供给学派改革持续性、稳健性不足，供给侧增长潜力未充分释放。供给学派改革奉行供给管理理论，主张通过减税、放松政府管制等供给管理政策调节总供给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与需求管理的政策时滞短、见效快不同，经济供给侧的增长潜力释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供给管理政策效果显现存在明显时滞性。实施供给改革的政府无法享受到改革的长期红利，且可能遭遇政策实施初期的经济结构性调整阵痛和经济停滞，西方国家政府在任期限制下实施供给管理面临较大经济、政治和社会阻力，缺乏长期实施供给管理的动力。以美国20世纪80年代供给学派改革为例，1981年减税政策实施初期美国经济陷入谷底，里根政府不得不在1982年停止减税，1986年减税在1990年布什政府时期也被增税取代，供给学派改革长期性、稳健性的缺乏，使供给侧的增长潜力并未得到充分释放。
五、里根经济学供给管理对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启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注] 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103/c416126-29743054.html。 当下我国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失衡下宏观调控方式和宏观管理政策的伟大变革，是实现新常态下经济均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并非是西方供给学派改革的翻版，但美国供给学派改革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定借鉴意义。
依托于汽车产业的发展，汽车零部件行业近些年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2017年，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经济规模超过了3.8万亿元，体量规模令全球瞩目，整体竞争力不断增强。中国汽车产业已经成为世界汽车领域最大的蛋糕。在蛋糕越做越大的同时，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也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时期。在新车需求继续推动零部件销量的同时，售后市场将会成为零部件行业新的增长引擎。“得零部件者得天下”，国家《“十二五”汽车零部件产业规划》指出，要加快实现汽车产业关键零部件自主化。因此，未来的5～10年，汽车零部件产业将是国内最有前景的行业之一，必将保持良好的增长。
(一)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美国供给学派改革本质上是“小政府”理念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塑，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对政府干预的过分依赖最终产生严重的经济滞胀。在此背景下，供给学派减少政府干预、激发市场活力的经济政策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职能，提高市场化水平，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政府与市场关系重塑。
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着力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国企国资改革、金融制度变革和社会身份制度改革(苏京春，2018)；其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应弥补市场失灵，建立有为政府，着力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社会公平，解决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最后，明晰“三去一补一降”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主要职责是降成本、补短板，着力推进减税降费。
(二)着眼当前、立足长远，充分释放供给侧改革红利
美国供给学派改革实现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也为美国90年代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但在美国两党制的政治体制下，两党之间政策主张极易出现矛盾，政府深陷现实政治，政策不可避免地具有短视效应。如里根时代的减税政策在布什政府上台后以增税政策代替，这使得供给学派的政策体系未得到长期实践和有效继承。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政策制定始终以人民利益为导向，以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为目标，这是我国政治体制的独特优势。当下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推进“三去一补一降”，着力解决供需结构失衡问题，长远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步入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轨道，应特别关注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协调与促进，充分释放供给侧改革红利。
(三)财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大有可为
财政政策特别是减税政策是美国供给学派改革的核心，供给学派认为减税可有效刺激投资，促进有效供给形成，实现经济增长，关注财政政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影响，供给学派并未突破西方经济学对财政的狭窄限定及过度政策化、工具化的解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2/c_118113455.htm。 财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大有可为，一是减税降费可有效降低企业成本，刺激企业投资和有效供给形成；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可有效助力经济结构性调整，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如增加研发支出可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增加教育、医疗支出可促进人力资本形成；三是“营改增”等税制改革的推进可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提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四是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PPP健康发展等可扩大社会有效需求，避免供给侧改革中出现无效供给，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均衡发展。
(四)构建供给响应机制，推动形成供求新平衡
美国供给学派改革后期无效供给问题产生，减税、放松政府管制等措施极大地激发了企业活力，市场供给逐步扩大，但社会贫富差距加大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大量供给成为无效供给，供需不平衡再次产生并逐步恶化，阻碍供给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促进新供给的形成，另一方面要关注供给与需求协调发展，构建供给响应机制，特别关注收入分配问题，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达成有效需求对供给的响应，推动形成供求新平衡。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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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artin Feldstejn，“Supply Side Economics：Old Truths and New Claims”，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January 1986.
中图分类号： F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151(2019)06-0005-10
标签：供给学派论文; 滞胀论文; 减税论文;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