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动态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态度论文,居民论文,动态论文,旅游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区旅游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提升整个地区的形象和知名度，还可以为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旅游体验。因此，该模式成为众多传统乡村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可行性选择。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生产方式构成的人文景观是目的地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态度则被视为目的地“友好氛围”的核心构成要素。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社区旅游的发展应该立足于居民的需要和愿望[1-2]，社区利益是旅游开发的首要目的和主要诉求，社区居民理当成为旅游开发的重要参与者[3]。同时，社区居民会不可避免地成为旅游开发影响的主要承担者[4]，他们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水平决定着其对旅游业的态度[5-6]、支持度[7-8]，进而深刻影响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9-10]和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11-12]。 Cevat认为，由于日益彰显的旅游影响效应以及社区在旅游业发展中的突出地位，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研究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旅游影响研究的主要课题[13]。在研究内容上，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的理论研究、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评估研究、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社区居民态度的细分研究。学者们尝试运用社会交换理论[14-15]、旅游生命周期理论[10]、社会认同理论[16]、社会表征理论[17]、利益相关者理论[18]等为研究框架，分析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的经济、文化和环境等影响，验证影响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的各种内外因素，将旅游发展与居民感知的关系研究不断推向前进[19]。在研究方法上，实证性的定量分析占据主体。学者们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基础数据，采用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来识别、检验影响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变量之间的关系，或运用聚类分析将居民态度做进一步细分。 总体而言，现有的成果多是属于某一时点的“截面研究”，而对旅游持续影响和居民态度的动态变化研究不足。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的感知和态度具有明显的动态性和阶段性特征。Lee等就曾提出：需要对居民感知的演化过程进行持续的观测[20]。当前，这种动态研究的案例多见于大型节事和博彩业两个领域。例如：Mihalik和Simonetta跟踪研究了1996年夏季奥运会举办之前的1992-1995年期间6个时间点居民感知的变化[21]。Lee和Back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分析了2个社区博彩业开业前与开业后3年4个不同时间点居民感知和态度差异，并检验了积极的感知影响、消极的感知影响与旅游收益、支持度之间的因果关系[22]。 为了深刻了解社区旅游的发展过程和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动态，自2001年，笔者所在团队对所规划的一个乡村旅游社区进行了持续的观察与调研，以期通过这种跟踪式研究，充分描述社区旅游发展的全景，揭示旅游地发展演化过程中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变化的原因，从而为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旅游管理提供理论参考。 1 实证研究对象——山东省“胶东渔村” 乡村一直是国内外社区旅游影响感知研究的主要背景，主要是因为当地居民在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主体性地位。本文实证研究对象山东省“胶东渔村”①坐落于胶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市成山镇河口村，是一个典型而又美丽的海滨渔村。“碧海蓝天，世外桃源”是对它的真实写照：美丽的蓝色海洋、柔软的白色沙滩、秀丽的松树林、海草房顶的渔家民居…… 笔者所在团队于2001年为河口村编制了旅游发展规划，并一直关注其旅游发展与经营动态，且分别于2006年7月与2013年11月入住该村，对社区居民旅游感知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在规划编制阶段，整个团队在科学评估社区资源品质的基础上，设计了以“均衡利益”为原则的经营模式——“社区(村民乡村旅游协会)+企业(本土化的村办企业)+业户(村民)”，建立了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分配机制。在初期的经营过程中，规划组指导当地居民通过先期培训、参与旅游接待经营与旅游决策等手段融入旅游业发展过程，确保他们对未来旅游发展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并公平地分享旅游业的发展成果。 经过10余年的发展，河口村旅游业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今，河口村已经是山东省著名的乡村旅游地和休闲渔业示范点，“胶东渔村”也发展成为区域范围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乡村旅游品牌。2002-2012年，河口村的经营业户已接待国内外游客共计24万人次左右。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2-2009年，旅游者人数总体上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2010-2012年，河口村接待游客量出现负增长，参与旅游接待业户的数量也出现下降(图1)。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乡村旅游地，河口村现有的旅游产品老化现象已明显显现，出现了巩固阶段的迹象。因此，有必要对当前发展状况进行适时的评估和合理的调整。
数据来源：河口村旅游开发公司。 图1 河口村2002-2012年游客接待量与业户数量 Fig.1 Tourists reception and the number of reception households in Hekou Village from 2002 to 2012 本研究以2013年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结合2006年调查汇总的结果②，对河口村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进行了对比研究，一方面是为了揭示在旅游业不同发展阶段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的感知的变化趋势，总结培育社区居民积极、正面的旅游感知态度过程中的经验性认识；另一方面是分析促成社区居民感知变化的主要原因，帮助社区旅游管理者通过相应的策略调整引导社区居民积极态度的延续。 2 问卷设计与数据获取 2.1 理论基础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设计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该理论为更好地解释居民感知与态度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理论框架[14]。其主要观点是具有社会特征的交换在作为主人的社区居民和旅游者之间建立了“旅游交往”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提供酬劳或满意的交换机会，可能促使居民开发利用旅游资源，也可能引起旅游者的怀疑和憎恨”[23]。 鉴于此，本研究主要测量旅游影响、社区参与和居民支持度3个变量。参考了众多学者的做法，将旅游影响感知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大类别，且均涉及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环境影响3个方面共14个题项[5，22]；社区参与的测量采用了Lee[24]的研究成果，共有3个题项。居民对旅游业支持度的测量主要参考了Látková等[25]、McGehee和Andereck[26]的研究，共有3个题项。各题项的测尺度均采用Likert 5级量表：1表示“完全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中立”，4表示“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2.2 数据收集与问卷设计 实地调研时间是2013年11月18—26日。数据收集方式为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数据收集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采取逐户随机调查的方式，对居住时间为一年以上且年龄大于18岁的社区村民进行问卷调查；然后对河口村接待业户、非接待业户、旅游开发公司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度访谈。问卷设计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试者的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旅游经营收入、居住时间等；第二部分从旅游影响感知、社区参与、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度3个方面展开。共发放问卷220份，其中有效问卷203份，有效回收率为92%。 3 数据分析 3.1 被调查者人口学特征 被调查者的人口学特征如下：(1)以女性为主，占62%，主要是因为当地男性村民多在外打工，女性则留在家中。(2)以中老年为主，受访居民中40～65岁的人所占比较很大，为75%。(3)受教育程度总体水平偏低。最高学历为初中学历的占62%，小学及以下学历占12%，高中或中专学历占26%。(4)旅游业已经成为当地居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当地以传统的捕鱼、养殖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占45%，以外出打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占32%，而主要经济来源于旅游业的占23%。 在所有的样本中，有62位被调查者参与过(曾经参与或正在参与)旅游接待，主要是提供餐饮和住宿服务。统计结果显示：参与旅游接待业户多为留守在家的女性，占到81%；学历水平普遍较低，其中小学及小学以下的人数占总人数的1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1%，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5%。所以未就业女性是参与旅游开发的主要群体和直接受益者。
图2 河口村旅游接待业户2006年和2013年家庭年收入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Annual income of reception households between 2006 and 2013 3.2 数据信度分析 Fomell和Larcker[27]建议Cronbach's α系数大于0.7表示具有较高的信度。如表1所示，各变量的Cranach's α系数均高于推荐值0.7，这表明测量题项具有较好的内在一致性。 3.3 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动态变化分析 3.3.1 旅游经济影响感知的动态变化分析 获取经济收益是社区旅游的首要诉求。从表1看出，经过10多年的发展，河口村的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持高度肯定的态度，均值为4.0，并赞成旅游开发为社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提升了社区的生活水平(均值分别为4.2，4.2)。此外，与2006年调研数据对比发现，当时河口村旅游接待业户年均收入主要集中在2万～3万元，占到40%，而2013年旅游接待业户年均收入则分布在2万～3万元，3万～4万元、4万～5万元之间，分别占到36%、18%、15%(图2)。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旅游接待业户的从业经验越来越丰富，对客服务技能越来越娴熟，已经培养了一批稳定的客源，接待收入也在逐年增加。旅游开发公司工作人员向笔者反映，很多回头客在旅游公司预订时都会自行指定接待业户，原因就是对这家业户以前的服务非常满意。业户经过多年的努力经营，已经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在这次调研中发现，尽管进入旅游淡季，休闲度假游客少了很多，但是很多业户家的餐饮生意依然很红火，几乎每天都有来就餐的客人。这种状况与河口村旅游开发初期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绝大多数村民对旅游业一无所知，多数人认为服务业是“伺候人的行业”而不愿涉足，经过多年的旅游教育和专业培训，特别是社区居民切身感受到旅游开发的效益后，参与热情和积极性不断增加。
河口村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导致了物价上涨”和“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感知水平较高(均值分别为3.9和3.4)。在2006年调查中发现，支持这两种观点的人数分别占5.2%和14.4%，这说明当时社区居民已经意识到旅游对经济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时至2013年，赞成③这两种观点的人数已经上升至70%与30%，居民对旅游负面影响的感知已经达成一定的共识。河口村旅游业由旅游公司统一管理，业户经营必须符合公司统一制定的标准才能具有从事旅游接待的资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社区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根据旅游业发展周期理论，处于旅游发展初期目的地的社区居民对旅游业有较高的期待，Doxey将这种状态命名为“欢欣”(euphoria)[28]，这个时期居民对经济利益的感知往往会削弱居民对旅游的社会和文化成本的关注。随着旅游开发不断深入，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认识更加全面、客观。 3.3.2 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的动态变化分析 旅游发展是文化变革的重要动因，旅游对社区文化的影响也一直是饱受争议的话题，对此，学者们已经从现实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论断。将旅游视为“文化剥削”的学者们[29-30]认为，通过示范效应和文化渗透，大量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游客所携带的不同文化冲击着接待地固有的伦理观念，动摇着接待地的传统社会基础[31]。对此持反面观点的学者们则认为，游客到东道主地区旅游给当地人带来了文化的复兴。Tosun研究发现，居民与旅游者的互动关系会影响文化交流的程度，而这种互动关系的建立又与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与游客交流的能力以及他们对旅游者的印象紧密相关[32]。 河口村传统文化的变化方向是本研究非常关注的问题。河口村旅游产品的核心内容是乡土文化和海文化的结合体，可以满足游客休闲和体验渔家生活、回归自然的需要。从调研结果来看，河口村居民赞成“旅游开发使渔村的传统文化得以保护””这一论断(均值为3.9)，认为“与游客交流提升了自身的综合素质”(均值为3.5)。在2006年的调研中，有15.1%的社区居民认为开展旅游经营业务后家庭成员素质得到提高，支持“与游客接触是一种有益的经历”观点的占35.4%。同时，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社区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的感知水平较低，“旅游导致犯罪率上升”与“旅游开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两个题项的均值分别为2.2、2.4，2006年时社区居民赞成这两个观点的也只占1%、2.1%。在与长期从事旅游接待的业户访谈中，笔者也有深刻的体会：村民们普遍认为，与来自不同地区、国家的游客交流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特别是在平日里看来再普通不过的渔民生活、海草房民居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来时，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身文化，并为自己独有的文化感到荣耀和自豪。所以旅游开发可以促进社区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自省”，诱发社区居民自身文化价值的认定，增强社区的文化认同感。旅游者与社区居民的相互“凝视”[33]，成为社区居民传承与创新自身文化的外在动力。在这个文化变革的过程中，旅游发展的利益诉求和社区寻求发展的强烈愿望必然会使社区传统文化偏离原有的惯性，关键是通过适度、合理的开发途径促使社区居民主动积极地审视和阅读自己的文化，修正和重构自身的文化价值取向。河口村的开发实践足以说明，重视地方居民在旅游业发展获得多少实际利益，强调游客与社区居民的良性互动对促进社区传统文化的良性转变是至关重要的。 3.3.3 旅游环境影响感知的动态变化分析 旅游发展对社区环境的影响是双面的。调研数据比较显示，社区居民对旅游环境的积极影响感知水平较高，“旅游开发改善了渔村的面貌”“旅游开发增强了渔村的环境保护意识”得分均为4.1、3.8。在2006年调研中也显示，支持“旅游能使自然资源得到更好地利用”观点的占到17.2%。这说明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的积极环境影响一直是持肯定态度。从表2中可以看到，居民从事旅游业的时间与旅游的积极环境影响没有显著性差异，居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经达成一致意见。 与此相比，社区居民对环境消极影响的感知水平明显上升。赞成“旅游者丢弃的垃圾破坏了渔村的环境”“旅游打破了渔村宁静的居住环境”“由于大量游客的到来，渔村变得非常拥挤”观点的居民占到了48.3%、30.6%、51.2%；而在2006年持类似观点，如“旅游造成了更多的垃圾”“游客所造成的噪音令人讨厌”的比例仅为7.1%、3%。对于旅游环境消极影响感知3个题项，通过对“从业时间”因素进行方差分析，发现在显著性水平0.05下，旅游接待业户与非旅游接待业户对旅游环境消极影响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从Scheffe法检验结果可以得知，从事旅游工作时间短的社区居民对旅游环境负面影响的感知水平要高于从事旅游工作时间长的社区居民。该结果支持了“从旅游业获取经济收益的人对旅游业评价更为正面”[14]的观点，同时也说明经济利益的分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对旅游消极环境影响的感知。 3.4 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度和参与行为的动态分析 3.4.1 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度 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依赖于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社区居民支持度经常被视为态度的一种表现形式[34]。态度研究的重要性在于态度与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按照Fishbein和Ajzen[35]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人的行为是由行为意向决定的，而行为意向则受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36]。因此，很多研究学者将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或反对看作社区居民的行为意向[37-38]，从而间接预测社区居民的行为。 调查结果显示，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度较高，3个测量题项均值都较高(在3.7～4.2之间)。通过对“是否为旅游业户”因素进行方差分析，发现在显著性水平0.05下，旅游业户与非旅游业户对旅游业的支持度不存在显著差异(p值分别为0.055、0.883、0.121)。在2006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河口村从事旅游接待的业户对乡村旅游业前景持乐观态度的占总人数的95.0%以上，非旅游从业居民对乡村旅游业前景持乐观态度的占总人数的87.5%。这说明社区居民一直对旅游发展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3.4.2 社区居民参与行为的动态分析 社区居民的主动性参与是推动社区旅游发展的内在动力。伴随着河口村旅游发展的进程，社区参与经历了最初激励式的“社区参与”到主动的“社区参与”的过程。在河口村发展初期，乡村旅游协会首先组织10多户村民发展乡村旅游，之后循序渐进，最高峰时期达到60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社区居民能够参与渔村与旅游有关的活动，能够及时了解渔村旅游发展的动态以及参与渔村的旅游决策活动。但是通过对社区参与3个题项取均值，再对“是否为旅游业户”因素进行方差分析，发现旅游业户与非旅游业户参与程度存在明显差异(F值=27.86，p值=0.002)。这说明，只有从事旅游工作的社区居民才参与到与旅游有关的各种活动中。尽管未从事旅游工作的居民也承担了旅游发展的成本，但是由于未能获得现实的收益，对旅游发展的日常动态并不关心。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社区居民对旅游业发展前景持有很乐观的态度，但是从统计结果看，实际参与旅游接待的业户数量从2008年开始下降(图1)，2013年只有25家业户从事旅游接待服务。也就是说，社区居民的支持态度和实际参与行为之间有很大的落差。很显然，如果将支持态度看做是行为意愿的替代变量，目前河口村居民“意愿-行为”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intent-behavior” gap)，态度变量并不能有效预测人们的行为。
就这一问题，笔者与参与过旅游接待的业户和河口村旅游开发公司人员做了深度访谈，可以将居民不愿从事旅游接待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利益分配的冲突。从2002年开始，业户与旅游开发公司一直是按照五五比例进行旅游收益的分配。在河口旅游业发展之初，旅游业户平均年收入增加了2万～3万元，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所以吸引了大量居民的加入。当前，大多数居民对一成不变的收益分配持不满情绪，认为业户分得太少，使得原来建立的利益分配机制失去了平衡。因此，需要撬动分配杠杆，调整利益格局，建立各方都能接受的新均衡点。(2)产品老化带来的盈利能力的下降。河口村旅游产品是规划组根据10年前对旅游市场的发展趋势评估而设计的。现在伴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和旅游者的日趋成熟，旅游市场需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超过了当时的规划设想。河口村尽管在接待设施方面有些改善，但是大部分旅游产品已经老化，满足不了当前休闲度假游客的高品质需求，而产品老化带来的盈利能力的降低使很多接待业户选择了退出。(3)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新的谋利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地区经济的发展为当地人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居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并不低于从事旅游接待的收入；加之“旅游接待是伺候人”的观念根深蒂固，年轻人宁愿出去打工也不愿做旅游服务工作。(4)旅游目的地竞争的加剧。河口村发展乡村旅游较早，在区域范围内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周边其他具有类似资源的地区纷纷效仿，加剧了旅游市场竞争；而河口村提供的旅游产品多年来又没有多大变化，吸引力逐步下降，导致游客数量和收益下滑。(5)从业人员的老龄化。从事旅游接待的业户多是留守在家、年龄在4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她们从事多年的旅游接待后，客观上身体状况和精力都在下降，有一部分女性还要在家照顾儿孙，再继续经营已经是“力不从心”。(6)城镇化的影响。河口村作为一个乡村旅游地，和中国的其他乡村一样正在经历着城镇化的过程。已经有一部分村民，主要是年轻人购置了村中的商品楼房，其他村民也会根据规划逐步从传统的民居中搬到硬件设施更好的楼房上居住，而现代化的楼房显然不适合从事旅游接待服务。 综上所述，居民的态度和行为之间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两者组合变化的方向是更值得管理者去关注。根据Carmichael的居民态度模式(图3)，居民积极或消极的态度与主动或被动的行为之间会组合形成4种不同的模式，并会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相互转化[39]。当前河口村居民态度虽然还是很积极，但是在行为上已经表现出消极的迹象。由最初的“主动地参与且支持游客的活动”转向“沉默地接受且支持游客的活动”。虽然旅游开发能带来某些利益，但是多数人很难左右乡村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所以无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评价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多数人选择了“沉默地接受”，实际参与行为明显弱化。Doxey提出的“刺激指数”(index of irritation)观点认为，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会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经历一系列的变化：从开始的“欢欣”(euphoria)，到“冷漠”(apathy)，再到“烦恼”(annoyance)甚至“敌对”(antagonism)[28].在河口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居民的态度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消极、抵抗的状态，这主要是得益于先前基于社区居民利益为核心的制度设计和经营过程中始终如一的实施。但是当前社区居民被动的行为现象需要引起当地管理者的高度注意，并适时调整发展策略。 4 结论与启示 作为当代社会一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的社会活动，旅游发展势必对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功能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如Pearce所言，“旅游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40]。旅游对接待地的社区成员来说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心理、社会和文化事件。本文以长期跟踪的一个乡村旅游社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两次系统性调研数据的对比分析，揭示出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态度的动态变化趋势，重点分析了促成社区居民感知变化的原因。主要的研究结论和启示为： (1)河口村旅游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前置性的规划与制度设计的指导下，社区居民对旅游业带来的积极的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环境影响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认同，同时对消极的经济和环境影响的感知水平明显上升。特别是在2009年之后，河口村旅游经济收益出现明显下降，但是社区居民还是充分认可旅游业的积极影响，而对消极影响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因此，随着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的深入，他们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评价更加全面、客观，对旅游业的认识也逐渐趋于理性。 (2)社区居民，无论是旅游从业者还是非旅游从业者，对社区旅游业都持有乐观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社区居民切实感受到旅游开发给他们带来的各方面的利益以及生活质量的提升。相比而言，直接从旅游发展中获益(主要是经济利益)的旅游从业人员比非旅游从业人员更加肯定旅游业的积极影响。尽管他们对消极的影响也有一定程度的关注，但是感知水平要低于非旅游从业人员。这说明经济利益的分配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所以，旅游收益的分配要主动考虑广大社区居民的利益，尤其是对已经承担了旅游发展成本的非旅游从业人员也要给予一定比例的利益补偿，在利益动态均衡的原则下实现“成本共担与利益共享”[41]。
图3 Carmichael的居民态度模式[39] Fig.3 A matrix model for resident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from Carmichael (3)社区旅游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是资源(自然、文化权力等)的分配和利益平衡的动态过程，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交易、协调、利益让渡和责任分担而进行社会建制的发展过程。经济利益的分配是决定社区居民实际关心、参与旅游业的主要因素，当前利益分配的冲突、市场竞争的加剧、产品老化带来的盈利能力的降低、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新的谋利机会等各方面的原因，社区居民的行为意愿与实际参与行为之间存在较大的落差。适时调整利益分配方案，持续保持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的热情是社区旅游开发主体和管理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4)只有获得全体社区居民的参与和支持，社区旅游才能成为改善社区经济和提升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策略。在河口村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主要吸引了家庭女性参与旅游接待服务。居民对旅游职业认识的缺乏、旅游收入相对较低等现实原因削弱了旅游就业的吸引力。所以，如何吸引年轻人的参与，培育和构建结构化合理的从业队伍，让旅游服务成为体面的职业，是推进社区旅游深层次发展的重要工作。 (5)旅游业作为推动社区发展的重要力量，势必要与中国当前乡村发展大方向中的城镇化进程交织在一起。以发展旅游业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旅游业积极参与国家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切入点。正在经历的城镇化进程给河口村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旅游业作为一种“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如何充分发挥旅游业在传承地方文化、塑造地方特色、发展区域经济、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城乡形态等方面的能动作用，探寻旅游业和城镇化发展的契合点是摆在旅游开发主体和研究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①“胶东渔村”是在河口村渔家民俗旅游基础上提升形成的乡村旅游产品品牌。 ②文中关于2006年对河口村旅游发展状况的调研报告及详细数据，详见：王德刚，葛培贤.田园季风——乡村旅游开发与管理[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316-358. ③被调查者中持“同意”和“完全同意”观点的比例之和，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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