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国”到“立人”——爱国主义从近代到现代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主义论文,近代论文,立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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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十九世纪中期的中西方文化的遭遇和碰撞，在形式上表现为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中英鸦片战争及此后的历次中外战争，均以封建主义的中国惨败于资本主义的西方为结局。在这种空前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在严重的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涌起了排天的巨浪。
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是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意识的觉醒与强化开始，以“立国”、“保国”即建立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要求及其行动为显著特征的。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康有为怀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感，起草了反对同日本议和的上皇帝万言书，指出“变法”是“立国自强之策”[①]。“变法以立国”的政治主张，无疑是这一著名文献的核心。康有为还于1898年3月间发起成立了“保国会”，他所草拟的《保国会章程》，把“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作为这个爱国组织的宗旨。这样，保国与保教便成为贯穿康有为维新变法活动的两个重要目标。他始终突出强调“中国一家，休戚与共”，“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②]的国家和民族的整体意识，正是为“立国”与“保国”服务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主义学说，更是近代影响最大的启蒙宣传家梁启超在一系列文章里反复阐述的重要命题。他认识到，“自十六世纪以来，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③]，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更是“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④]。他进而断言：“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国之独立”有赖于兹[⑤]。因此他明确主张，处此时代，“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⑥]，国民应该确立“国家思想”，效忠于国家[⑦]。在1902年10月给康有为的信里，梁启超写道：“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直到1906年，他仍认为，“今日欲救中国，惟有昌国家主义”[⑧]。同样，推动严复采取一种叛离封建传统的激进姿态的，也是拯救国家存亡、民族绝续的神圣历史使命感。广博的世界历史和文化知识，使这位近代著名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积极宣传者和热心阐扬者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决不是什么“君临万国”、“抚绥中外”的“天朝”，而是与其它国家一样处于“物各竞存，最宜者立”[⑨]的生存竞争世界中，倘不发愤自主、自强以求生存，势必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环境里遭到淘汰，直到沦于灭亡。因而，严复立志以思想启蒙为崇高职责，献身于“爱国保种”[⑩]的救国大业。他之所以敢于把批判锋芒大胆指向宋学汉学、词章小道以及八股，就在于“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11)]。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严复衡量传统文化之优劣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准则。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就于檀香山成立了以救国为主旨的“兴中会”。民族主义，在他著名的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里面，被置于首要位置。他曾强调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12)]。孙中山在其不平凡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把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独立作为高于一切的头等重要的革命任务。由此可见，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牢固树立了十分强烈的维护国家独立、挽救民族危亡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使亚洲觉醒过来了，在那里到处都激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13)]。在这一方面，中国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是一致的，他们改良的或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这一点对于近、现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意义十分巨大。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为中国刚刚诞生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奠定了一块不可或缺的基石；而这块基石，则决定了近、现代爱国主义与古代华夏中心主义和尊夏攘夷主义之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了近、现代爱国者所向往、所孜孜以求的“民族国家”与古代农业宗法的、封建专利的“国家”之迥不相同的文化内涵。
在近代许多爱国者和思想家看来，要救国，要保国立国，要建立富强的民族国家，首先必须把一片散沙般的国人，聚合成坚不可摧的团体、群体。康有为认为：“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14)]。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论述了“保群进化，与天争胜”等观点。在《天演论》的按语中，他还写道：“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梁启超则集中撰写了《说群》等文章，阐释“群理”，强调“合群”，号召“养群德”。他指出，中国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15)]，“无合群之德”，所以“终不免一盘散沙之诮”[(16)]。梁启超之所以说“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从而大讲“固吾群、养吾群、进吾群之道”[(17)]，是因为他深信“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18)]。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里也明确主张：“救中国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团体”。
在对群体和团体的突出强调的同时，是他们对于“国民”意识的大力弘扬。严复认为，一国之强弱、贫富和治乱，其民力、民智和民德至关重要，“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所以，民力、民智和民德是“自强之本”。正因为如此，他竭力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19)]。对这一问题进行集中而系统论述的，是梁启超。他在著名的长文《新民说》里指出，“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因而，要“新国”，首先必须“新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这样着力突出“国”与“民”之关系，“新国”与“新民”之关系，“民力”、“民智”、“民德”与“富国”、“强国”、“治国”之关系，其结果必然要导致对“君主为国家之主体”[(20)]、“以国为一家私产”[(21)]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否定，实际上这也是“立国”即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历史必然要求。对于近代中国的爱国运动来说，要实现由古代农业宗法的、君主专制的封建主义国家向近代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的转变，也就意味着把封建君主制的国家制度，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制度，使封建君王的臣民，成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公民。于是，鼓吹“民主”，提倡“民权”，抨击君主专制，便成为近代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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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呼声，出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郑观应、何启、胡礼垣、陈炽、陈虬和宋育仁等人，都以极大的热情介绍西方资本主义代议制度，并把它作为“救亡之道”、“富强之本”来宣扬。郑观应曾明确指出：“西方‘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22)]。到戊戌变法时期，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更是被维新派摆到了变法的中心位置。康有为在以别人名义向皇帝提出的奏折里写道：“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23)]。他把国弱的原因归咎于专制政体，力主实施民主政体，以强国保民兴邦。在千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的封建政体第一次受到了维新派的前所未有的有力挑战。严复尖锐批判韩愈所鼓吹的“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的君主专制论调，认为“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24)]。谭嗣同不但勇猛地攻击封建君主专制和伦理纲常，呼唤人们“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25)]，而且极力推崇“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始泄万民之恨”的法国大革命的“民主主义”。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面，民权主义是处于核心地位的革命纲领。“建立共和政体”和“建立民国”，分别被兴中会和同盟会当作各自的奋斗目标。这样，近代中国爱国者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强烈欲望，终于演变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朝政府的政治行动。然而，当辛亥革命把皇帝赶下台而成立了中华民国之后，在中国依然没有出现一个强盛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中国人民依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奴役。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在近代中国的爱国者心目中，民族的兴旺和国家的强盛是高于一切的神圣事业，他们所热烈地追求和向往的，是一个繁荣而强大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国家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只有在它的公民当中，它才有它的一般的现实性”，其现实性及其“简单的一般的生存必须寄托在个人的意志和活动内”[(26)]。因此，某一民族的力量和某一国家的强盛，只能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民族成员和国家公民才能显现出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决不可能看到具体实在的英国、法国、美国和中国，而只能看到一个个具体的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和中国人。从根本上显示着一个国家的力量与最终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的，就是这些具体实在的公民个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人亨利·大卫·索罗在他著名的著作《不服从论》里写道：“在国家视个人为重要的独立的力量之前，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自由和开明的国家的。须知，国家的权力和权威正是渊源于上述的个人的力量。”所以，他主张：“我们首先要做人，然后才是臣民。”伏尔泰也曾说过：“一个国家要强大，必须使人民享有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自由”[(27)]。没有做人的资格和丧失了人的权利与自由的奴隶，是没有祖国也不可能热爱祖国的。当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目睹了在沙皇的反动专制统治下俄罗斯人民的野蛮、落后、愚昧的中世纪式的黑暗社会生活后，通过小说《序幕》中的人物痛心地说道：“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列宁认为“这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28)]。车尔尼雪夫斯基深切感到，只有唤醒这些尚在沉睡的奴隶，只有激起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俄罗斯才能挣脱专制制度的锁链，成为自由而强大的民族。
“欧美之强”，“根柢在人”[(29)]。西方各国的强大，从根本上说在于其强有力的个人。个人主义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作为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和重要基础的古希腊文化，“是建立在自由乐观主义、世俗主义的理想之上的，尊重肉体也尊重心灵，对各个人的庄严和价值给以高度重视”[(30)]。虽然在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的欧洲，“神”取代了人而成为社会的主宰，人成了宗教神学的奴仆，但我们应看到，古代中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单元”社会，而教会和国家的冲突使祭司和国王并存的欧洲，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个人在其中必须设法平衡令其效忠的不同要求。所以仍然没有完全割断西方个人主义的历史渊源[(31)]。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崛起和个人的觉醒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从中世纪后期到文艺复兴时期，民族国家纷纷建立并最终摆脱了罗马教皇的统治而获得独立，个人也在这一历史变动中砸碎了宗教神学的桎梏，得到了精神解放和心灵自由。以个人主义为重要内容的人道主义，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旗帜，个性自由、理性至上的人性的全面发展，被人们作为普遍的生活理想和精神追求。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承续着文艺复兴的思想传统，高扬自由、平等、博爱，从宗教迷信、教会黑暗势力和封建专制统治下进一步解放了个人。而在中国，人的个性始终遭到传统文化的扼杀，个性发展一直受到封建思想的抑制，像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人的解放运动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专制制度的残酷统治和传统道德的严厉禁锢下，广大民众完全处于毫无人权和自由的奴隶地位。当这样一个以奴隶为主体的国家面对西方诸强的强劲攻势时，势必呈现出“一盘散沙”的可悲状态。对此，近代爱国者也就不由得不发出这世界上“最散弱之国民”“竟无一人视国事如己事者”[(32)]的感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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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中国，需要一场彻底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如此，便不能挣断民族压迫的镣铐而屹立于世界东方；更需要一场广泛而深入的人的解放运动，不如此，便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奴役而获得精神的解放和文化自觉，从根本上完成复兴民族的伟业。
如前所述，具有强烈国家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意识的近代爱国者，着眼“立国”，崇尚“群体”，重视“国民”，表明其立足点和出发点是国家与民族的整体利益，他们把民族解放、国家振兴而不是个人解放、个性发展，作为头等重要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尽管梁启超也承认“不自由毋宁死”是“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质”，但是他坚持认为“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真自由者必能服从”。他还说：“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这才是梁启超心目中的“自由之极则”[(33)]。虽然严复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深刻地看到“自由”是西方之“体”，“民主”只是其“用”而已，从而指出“身贵自由，国贵自主”[(34)]，“自由”才是西方文化的本质，可是他最终仍认为“合力图强”“为自存之至计”，“小己自由非今日之所急”[(35)]。孙中山甚至认为，中国所以要革命，是因为“中国人自由太多”的缘故，“中国人的自由老早是很充分了”，所以他主张“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因此他强调，在当时的中国不能像欧洲那样“为个人争自由”，而必须“为国家争自由”[(36)]。在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相互关系上，梁启超等人显示了一种浓厚的国家主义倾向，而且，他们所倡导的国家主义，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关于国家的思想，更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可以说，在梁启超等人的国家主义那里，资产阶级的现代思想较少，而封建主义的传统色彩较多。
众所周知，美国的独立是在与英国殖民者的武装斗争中，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取得的，但在独立宣言中并未强调国家如何高贵，国家的权力如何重要，而是开宗明义地宣称：“全人类生来平等，他们都有天赋不可夺的权利。”他们首先把人权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认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的职责，就是要保障这种天赋人权。“人类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组织政府，政府的适当力量，须由受治者的同意中产生出来；假如任何种政体有害于这些目标，人民即有改革或废除任何政体之权”。在这里，人民是国家的实体，国家的权利是由人民的权利来体现的，从来不存在一种脱离了人民的具体权利的抽象的国家权利，任何对人民权利的侵夺和损害，也就是对国家权利的侵夺和损害，任何打着国家的招牌对人民权利的侵害，都决不会被认为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马克思认为，包括家庭、社会和国家在内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是“人的本质的实现”，“人的本质的客体化”，“人永远是这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人的职能”，只有个人才是“国家职能和权力的承担者”，“国家只有通过个人才能发生作用”，“国家普遍的最终目的”同“个人特殊利益”是“统一”的[(37)]。而在中国近代爱国者那里，个人与国家的这种关系却是颠倒过来的，国家倒成了人的本质的实现。梁启超说过，“身与群校，群大身小，诎身伸群，人治之大经也”[(38)]。国家的最终目的非但不是与个人的特殊利益相统一的，反而成为束缚和压制个人自由的东西。国家与个人之间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在康有为、梁启超看来，不过是一种封建伦理道德关系罢了。康有为说：“必若中国之法而后为伦类合群之至也”。梁启超则更明确的指出：“群之于人也，国家之于国民也，其恩与父母同。盖无群无国，则吾性命财产无所托，智慧能力无所附，而此身将不可以一日立于天地”[(39)]。“人非父母无自生，非国家无自存，孝于亲，忠于国，皆报恩之大义”；“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不及焉者野蛮也，过焉者亦野蛮也”[(40)]。显而易见，国家和个人仍是一种上与下、尊与卑的封建等级关系，只不过是把儒家学说里的“忠于君”，变成了“忠于国”而已。于是，为保障人民的权利而建立的国家，便成了有恩于国民、国民必须孝忠的对象。并且鲜明地主张个性的彻底解放，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自由和权利的肯定与弘扬。他认为：“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41)]。鲁迅所极力启迪的人的意识，而不是国民意识；是“立人”而不是“立国”，成为鲁迅追求的价值目标。“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42)]。他向往的不是“团体的自由”和“国家的自由”，而是“个人的自由”，是能够保障和发展个人自由的“人国”——“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43)]。鲁迅把“人国”作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最后实现，把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作为文化批判与社会改造的目标；既不同于近、现代历史上具有文化自大和文化排外思想的狭隘的文化爱国主义者，也不同于流露出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的康、梁等人，这使他成为近、现代中国最伟大、最深刻的爱国者。鲁迅后来还说过：“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以如此国尚能改良故）；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侘傺而死”[(44)]。“以人类为着眼点”，由“立国”到“立人”，鲁迅承前启后，开辟了现代爱国主义的新天地。
鲁迅认为，“立人”的“道术”在于“尊个性而张精神”[(45)]，而要实现“尊个性”和“张精神”，就必须彻底否定毁灭个性价值、戕害精神自由的传统思想文化。以“立国”为目标的近代爱国主义的反传统的内容主要是，在制度文化领域内反君权，倡民权，反专制，倡民主，尚未彻底否定作为君主专制等级制度思想基础的封建道德伦理和传统精神文化；而以“立人”为目标的现代爱国主义的反传统的内容则主要是，在精神文化领域内批孔孟，铲伦常，争自由，张个性，全盘反对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并实施了对全部封建历史文化的彻底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而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而提倡新文学，集中体现了现代爱国主义的精神实质。鲁迅全力攻击“吃人”的中国旧文化，鼓吹“向人道前进”[(46)]，倡导“国民性”的改造，为“人的觉醒”而呐喊，为“解放人性”[(47)]而呼唤。陈独秀抨击“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称颂“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他主张“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48)]。胡适也极力鼓吹“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认为只有“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有益的为人”。他号召青年们：“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49)]
现代中国的爱国主义同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相比，前者是后者的承续和发展，更是对后者的突破和超越，现代爱国主义因此而获得了比近代爱国主义更为深邃的文化内涵和更为永久的历史价值。
注释：
①②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文集汇编》，交通图书馆1917年版。
③⑥(17)(32)(33)(38)(39)(40)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
④⑤(20)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⑦《〈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⑧《杂答某报》，《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⑨⑩(19)(34)严复：《原强》，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7年版。
(11)严复：《救亡决论》，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7年版。
(12)《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1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4)《上海强学会序》，《康有为文集汇编》。
(15)梁启超：《新史学》。
(16)《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
(18)《变法通议·论学会》，《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21)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
(22)《盛世危言·自序》。
(23)《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康有为文集汇编》，交通图书馆1917年版。
(24)《辟韩》，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7年版。
(25)《仁学·自序》。
(26)黑格尔：《历史哲学》第8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
(27)《路易十四时代》第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8)《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列宁选集》第2卷，第61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9)(42)(43)(45)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30)《世界文明史》第1卷，第259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31)参见《世界史便览》第240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35)《法意》卷18按语。
(36)《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
(37)《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3、270、24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41)《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44)《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6)《坟·坚壁清野主义》。
(47)《热风·不满》。
(48)《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
(49)《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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