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法治精神的分析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王家媛
宁波诺丁汉大学，浙江 宁波 315100
摘 要： 法治出自春秋时期晏子的《晏子春秋·谏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①虽然人们经常将法治与法制混淆，但是法治在根本上有别于法制。法制，即法律制度，较为具体形象，其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而法治，则较为抽象，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式，其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中国古代法治精神最主要特点之一为法德合一，其受儒家思想、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地理环境因素等多方面影响。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法治精神对当代仍具有重大启示。
关键词： 中国；古代；法治精神；启示
一、中国古代法治精神的历史
中国古代法治精神有着悠久的历史，上古时期及夏商周时期法治精神逐步形成。“上古时期，就出现了专门主管氏族部落内部刑罚事务的人员，并制定了著名的流宥五刑(大辟、劓、刖、宫、黥)，用以维护氏族部落内部的治理秩序”。②夏、商时期的法治精神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使神权法色彩达到顶峰。统治者奉行“天命”、“天罚”观念，“天命”即“受命于天”，“天罚”即“奉天之命，行天之罚”，借助神权来进行法治统治。西周奉行“明德慎罚”思想，周初统治者总结了商朝灭亡的教训，从“黄天无亲，惟德是辅”中推出“明德慎罚”思想。在“明德慎罚”思想的指导下，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刑法世轻世重”的政策原则。同时，夏朝制定了《夏礼》，周朝制定了《周礼》，调整人们的行为规范，范围涉及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在上古时期及夏商周时期，中国古代法治精神的雏形初现，但仍需进一步完善。
秦朝法治统治进一步加强，尤其在商鞅变法后，法律制度进一步规范，法治精神进一步丰富，但后世对秦朝法治精神多有争议。“学术界之所以贬斥秦法治，主要是将其与君主专制简单同一化。秦法治确为君主专制服务，但是秦法治与历朝法治都具有最本质的共同内核，这就是‘一壹于法’”。③无论是上层建筑的构建，还是经济基础的运行，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需遵守法律制度。秦法治中的法是客观的，且为唯一的，是秦朝国家建设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同时，“依法治国”的法治精神也是秦朝重要的统治思想之一。此外，秦法治精神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法自君出，君主独断”，以皇帝为中心的高度集权的中央专制制度使皇帝成为集立法、行政、司法权于一身的最高统领。二、“以法为本，严刑峻罚”，秦朝法律庞杂严密，刑种繁多，手段残酷，仅死刑就分为具五刑、腰斩、车裂、戮、磔、坑、枭首、弃市、凿颠、抽胁等数十种。三、“治道运行，皆有法式”，秦朝的法律包括刑事、行政、经济、民事、诉讼等各大类，内容涉及军事、社会治安、皇室警卫、外交、金融、商业、手工业、农田水利、司法诉讼等各个方面。四、“法令由一统，民以吏为师”，秦朝鼓励全体臣民学法、知法、懂法、守法，并要求官吏学习法治，以便平民向其学习。秦朝的法治精神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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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经济凋敝，政治局面混乱，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借鉴黄老之学，推行“无为而治”的法治精神。其主要特点及表现为“清静无为”、“轻徭薄役”、“约法”、“省刑”。汉朝中后期，因黄老之学无法适应统治者要求，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确立了儒家法治精神在中国古代法治社会的统治地位。儒家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为“德主刑辅”、“法礼并用”，自汉朝起，礼仪制度被载入法典，法律内容上开始引礼入法。司法上，创设了秋冬行刑、大赦制度等。汉朝之后，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隋也大多沿袭汉朝法治精神，无较大改动。
从资金循环角度来看，“公转商”仅仅是一种形式变通，目的是缓解公积金资金紧张。这种形式既没有增加使用公积金购房者的资金负担和时间成本，还能借助商业银行这一平台满足居民住房需求，有效避免了停贷、断档的情况，可谓一举多得。
明、清两朝因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政治局势的混乱，确立了“刑用重典，礼法结合”的法治精神，其兼有秦朝“严刑峻罚”的法治思想和唐代“法礼合一”的法治精神，宋代理学家朱熹阐释的“明刑弼教”是朱元璋“重典治国”的理论前提。明清法治有四个主要特点：一、全面加强皇权；二、加强国家对经济关系的干预；三、刑罚手段日趋残酷；四、监察制度更加完善。明朝确立“重其重罪，轻其轻罪”的刑法适用原则，用严刑峻法来强化皇权，创设廷杖制度，大量使用凌迟、刺字、充军等手段，手段残酷。清朝沿袭了明朝的法治精神，同时，清朝格外维护满族人民利益，满人犯罪可享受“换刑”、“减等”等特权，有一定不合理性。清朝后期，因外来侵略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法治精神逐渐融合了西方法治精神的特点，改革刑制，废除酷刑，删修律文，增减罪名。同时，清末后期的法治精神因不平等条约而带有半殖民地化色彩。
唐朝法治精神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法律体系空前完备，其法治精神的最大特点为“德法合一”。“唐朝统治者吸收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经验和法律原则，将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达到最优水平，真正体现了“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思想，为后世立下了的榜样，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之政治清明、经济”。《唐律疏议》中多条法律均体现出唐代法治精神“德法合一”的特点，如《唐律疏议》第六卷第四条规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④此外，在诉讼制度上，严谨卑幼控告尊长。在刑罚方面，重罚条款大为减少；废除了肉刑和酷刑，株连范围大大减小。唐代法治是中华法治的核心，是后世的楷模，其不仅深深影响了后世立法，还影响了东亚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的法治。两宋和元沿袭唐代法治精神进行治国，无突出特点和较大变动。
二、中国古代法治精神的特点及成因
中国古代法治精神随着朝代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上古时期的法治精神受其特定时代物质及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而体现出“简洁、不完善”的特点；夏商时期法治精神与神权紧密结合，体现出”天命”、“天罚”的特点；周朝奉行“明德慎罚”的法治精神；秦朝法治精神遵循“严刑峻罚”；汉至宋朝法治均将法与德高度融合；元明清因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不断加强，法治精神中加入了“重刑重罚”的元素以加强皇权，巩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但结合历朝历代的法治精神的特点，总体而言，中国古代法治精神的最主要特点为”法德合一”、“融德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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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秦铁铮.当代中国法律信仰实践进路——从秦代法治的视角[J].沈阳大学政法学院，2013.3.
三、中国古代法治精神对当代的启示
此外，在取其精华的同时，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理应对中国古代法治精神去其糟粕，吸取秦朝和元明清等朝代的教训，避免严刑峻罚，去除中国古代法治精神中不合理之处，如愚忠、愚孝等，将中国古代法治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新时期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特点和要求，对古代法治精神中具有现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进行改造，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及表达形式”，⑦将古代法治精神融入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在对中国古代法治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基础上，中国当代法治建设必将取得巨大进展，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①晏子.晏子春秋·谏上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9：610.
④长孙无忌.唐律疏议[J].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44.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传统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大意义。中国古代法治精神对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有着重要启示。
[ 注 释 ]
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也应注重“法德合一”。如2016年4月13日在山东聊城冠县发生的轰动全国的于某案，因亲眼目睹母亲受辱，且求助当地公安无果，于某持刀伤害了辱母的四人，一人因失血性休克死亡，两人重伤，一人轻伤。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某无期徒刑。2017年6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于某属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某有期徒刑5年。于某案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对法与礼相融合统一的考量与实践，但同时我们理应明白，这个合理圆满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社会舆论压力所做出的判决。于某案及更多的案例，都体现了当代中国法与德的矛盾，都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如何将法与德更好地统一，促进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②张雁.简析中国古代法治精神及其当代启示[J].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2015.2.
中国古代法治精神“法德合一”、“融德入法”特点的形成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段主要分析三个因素：一、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且与时俱进，不断为服务统治者的需要而进行自身的完善。东汉时期，董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得到独尊地位。“儒家思想核心，就个体而言，是仁义礼智圣德性论‘五行’思想；就社会而言，是德道思想，即博爱、厚生，公平、正义，诚实、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谐，民主、法治等”。⑤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统治者将法德合一，融德入法，在安抚民心的同时，也维持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巩固了统治。二、有识之士的推动促进了中国古代法治精神“法德合一”、“融德入法”特点的形成。商鞅变法中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准许土地自由买卖等促进了法治的进一步规范，丰富了法治精神的内涵，同时也融入了道德因素于法律之中。东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历代的官方正统思想，积极推动儒家精神融入法律编纂，法德合一，以德入法。三，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背景下，考虑到古代中国地广人口数量较多的现实情况，从统治者角度出发，“法德合一”、“融德入法”可以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安抚民心，使法治不过于冰冷，从而加强皇权，巩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
同时，当代法律建设也更应借鉴中国古代法律中的普遍适用性。我国古代就有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秦律以身高作为确定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依据，对身高不满6尺(相当于现在一米高左右，也就是8、9岁的孩子)的儿童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汉律则对刑事责任年龄有明确规定：年未满8岁……非手杀人，皆不坐，也就是说，8岁以下的人，除非亲手杀人，否则都不处罚。唐代对未成年人犯罪也有详细的法律规定。而当代社会法治下，判死刑的最低年龄为十八岁，未成年人故意杀人而得到姑息和纵容，易导致社会的愤怒和恐慌，不利于当代中国法治的建设发展。当代的法治建设应借鉴中国古代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内容，增强当代法律建设的普遍适用性，降低死刑最低适用年龄，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⑤任国杰.童子问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6.
1∶500模拟法地形图测绘，在以往“测量基础”课程综合实践中一般采用经纬仪配合水准尺的方法测绘，其特点有：距离测量采用视距测量方法，高程测量采用三角高程测量方法，需要观测的数据和计算的数据较多；采用极坐标的方法展绘出特征点的位置。利用经纬仪测图不仅外业计算工作量大，测图速度慢，而且与全站仪数字测图按坐标展点的方法不同，不利于学生后续对全站仪数字测图的理解。
⑥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R].2015.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长征期间，中央红军历经11个省，红军每到一处，我们党不仅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台了相应的民族政策，更重要的是还培育一批少数民族干部，这些民族干部在长征期间，为解决民族问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⑦张雁.简析中国古代法治精神及其当代启示[J].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2015.2.
中图分类号： D929 ；D92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379- (2019 )25-0124-02
作者简介： 王家媛(2000- )，女，山东德州人，本科，宁波诺丁汉大学，研究方向：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