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心理结构的变化及其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对论文,思想政治工作论文,中国人论文,结构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日趋成熟，思想政治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工作难做，效果下降，成为困扰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主要难题。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存在与中国人心理结构的变化不无关系。本文即就此作一探究。
一、“倾斜的心理结构”是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心理基础
所谓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是指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与当时环境相适应的一套工作方法。那时的政治任务是打倒反动派，建立革命政权，环境特点是极其艰苦、残酷、危险。它要求革命者时刻准备为革命贡献一切，甚至生命，而绝不允许革命者过多地考虑自身利益。因此，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使革命者树立革命信念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使群众提高共产主义觉悟，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与此相适应，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就是以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为主，以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为主。在这种教育下，人们形成了不计个人得失，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的思想，把追求革命的最终胜利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任何对自我利益的注意都被视为异端，不但会遭到别人的批评，甚至也会成为自己内省的对象。正是这样一些人，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忠实地执行党的各项指示，最终使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也正因如此，我党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一直坚持了下来。
但是，如果我们对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实际上，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工作方法上对个人利益是忽视的，有时甚至是否定的。它很少顾及到个人的需要，不允许有私心存在。按照经济上的理解，这种不承认个人的自我利益与自我意识的工作方法，是很难被人们接受的。但事实上，人们不但接受了，而且从思想到行为都贯彻了思想工作的意图。思想政治工作在我国历史上确实成功了。那么，内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认为，除了马列主义理论的真理性的感召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吸引这一原因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即传统思想政治工作与当时人们的心理结构相适应，也就是发达的“超我”与相对缺乏的“自我”构成独特的心理结构。
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成年人的心理由“本我”、“自我”与“超我”三部分构成。本我是人的本能能量，受“快乐原则”支配，它不断产生各种需要，并以愿望方式予以“满足”；自我则受“现实原则”支配，它总是寻找现实的途径以直接满足需要；超我则是外在价值观的内化，是人格道德的维护者，它负责使人以能被社会接受的方式去满足需要。这就是说，当人的“本我”充分发展，而“超我”发展不足时，人的行为就是极端自私的，人们会不顾社会公德的约束去追求自我利益；反之，当人的自我很弱，而超我却充分发展，则人就不敢追求自己的利益，极少采取直接措施满足需要，而是首先寻找一种社会力量作为自我的寄托和保护，并且借助这种力量间接满足需要。而中国人传统心理结构正是以后者为主。
这一点，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表现为封建文化。封建文化又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儒家文化对人影响最大的要数“忠”、“节”、“义”等观念。在社会上，自我要绝对服从“皇帝”、“上级”；在家庭，自我则绝对服从其父其兄，这样，在纵向社会交往中，就没有了自我的位置。人们习惯于用上级、长官的意志代替自我的意志，结果唯上意识取代了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在横向社会交往中，人们又受着“礼义”的影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等，类似的种种道德说教，界定了人们同级横向交往中的行为方式。人们重义轻利，以道制欲，重人际胜于重个人，处处以“社会是否接纳”为行为的最高准则。事实上，这也形成了对自我的否定。
这样，无论在社会交往中还是在家庭生活中，无论纵向关系还是横向关系，都不允许自我的存在。这种状况持续几千年之久，最终导致了“自我”的泯灭。
然而，超我却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无论“忠”、“孝”还是“节”、“义”，都是以外在价值观的方式对人施加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来自民间，而且来自国家机关的强制。当个人采取顺应态度，行为符合这种价值观时，会受到各方面的赞扬；当个人采取抵触态度，行为违反这种价值观时，则会受到各方面的惩罚。这种赞赏和惩罚的经验被个体内化，就形成了超我。超我一旦形成，在心理内部就产生一种自省、自律的力量，使个体主动按照上级、集体的意识去行动。其表现，就是极易受上级和集体的支配。
综上所述，中国人传统的心理结构就表现为相对发达的超我人格和相对缺乏的自我人格相并存。历史上传统文化虽然受到多次冲击，但毕竟没有造成根本的动摇。因此，直到建国后，中国人的这种心理结构也没有多大的变化。
二、中国人传统心理结构的变化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传统的心理结构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基础，因而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是：自我慢慢发展起来，超我则相对弱化。这一趋势在中国几次重大社会变革中显得更为明显。
1.“大跃进”运动对我国传统心理结构产生的影响。建国后，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多年为之奋斗的理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因此劳动热情大为高涨。人们更加深信，通过努力共产主义也一定能早日实现。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人们提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结果一呼百应，于是“三年赶英，五年超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此起彼伏，一时间从政策到舆论，都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
然而“好景”不长，在狂热的跃进中，人们很快发现中国的物质财富原来并非那么丰富，甚至连吃饭都成为问题。当人们被迫冷静下来时，有些人就开始思考、反思，开始形成自己的看法，有些人甚至产生了怀疑。这种思考，实际上正是自我心理的一种苏醒、萌动，是自我对过于强大的超我的部分置换。如果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和引导，自我心理将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不幸的是，当时的环境还不允许这种反思。因此，建国后，中国人传统的心理结构虽然受到一次冲击，但最终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2.“文化大革命”对传统心理结构的影响。中国人传统心理结构的真正变化始自“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整整持续了十年，全国从上到下，从工人到农民，甚至于学生都被卷了进来。从政治、经济上来说，这当然是一场劫难。但国民的自我意识却因此而发展了。在传统的心理结构中，极弱的“自我”得到了初步的发展，过强的“超我”被“自我”部分取代，原来倾斜的心理结构得到了部分矫正。可以说“文革”后，中国国民的心理结构已与“文革”前大不相同了。在变化后的心理结构中，“自我”得到了加强，而“超我”则稍显弱化。
3.“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商品经济发展对心理结构的影响。如果说“文革”中初步发展的“自我”还受到种种禁锢的话，那么，1978年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彻底把所有禁锢给摘除了。通过长时间深入的讨论，人们终于接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任何领袖人物的话也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样，“自我”的意识、“自我”的观点再也不用引经据典地包装了，“自我”终于可以独立于社会了。这一变化对中国人心理结构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从此国民心理结构开始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
在以后的发展中，“自我”人格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互为动力，形成了互相促进的发展机制。一方面，“自我”人格在“真理问题”的讨论后真正走向独立。人们敢于大胆追求自我利益，敢为争取自我利益、满足自我需要而采取直接行动。当每一个人都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积极行动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因此可以说，“自我”人格的发展为中国以发展商品经济为主线的改革提供了原动力，另一方面，改革的进行，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促进了“自我”的发展。不计个人得失，只求为社会接纳，在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将无法生存。只有以“自我”心理为基础，“自我”的需要为动力，通过一定的行为取得相应利益，人才得以生存与发展。因此可以说，经济改革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自我”心理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在这种相互促进下，中国的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同时，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也渐渐成熟起来。原来那种“自我相对缺乏，超我过于发达”的倾斜的心理结构不见了，一种“自我渐趋完善，超我适当弱化”的心理结构逐渐形成。
显然，在这种心理结构下，单纯用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三、思想政治工作的适应性转变及应对策略
如果说战争年代的政治是夺取革命胜利，那么，现阶段最大的政治就是经济建设。因此，使每一个人都积极投身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已不完全等同于革命时期，同时，根据前文分析，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心理基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结合人们心理结构的特点。而充分重视人的自我价值、自我利益，通过对自我利益的调整来调动人的积极性，则成为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效率的关键。
当然，我们说目前人们的心理结构中“自我得到发展，超我适当弱化”，是指近年来心理结构的变化来说的。实际上，在心理结构中，超我并没有消失，与西方人的心理结构相比，中国人的超我心理可能仍然是强大的。主动地动用这种超我心理，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将仍然是思想政治工作者采取的重要方法。我们所强调的是，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对人们的自我利益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而要给予充分的尊重，并设法予以满足。总之，把培养人们的远大理想与调动人们的现实积极性相结合，应是目前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目标；把完成组织目标与满足人们的个体需要相结合，则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思路。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形势的变化，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
1.应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心理调适。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心理调适，是调整人们原有的认知、情绪和意志等方面的心理结构，以适应当前的需要。具体地说，调适人们的心理，最根本的就是增强全社会的心理承受能力，使人们从旧有的传统观念、习俗和思维定势的困惑中解脱出来，树立新观念、新意识，促进人们建立全新的心理结构。在当前，就是适应人们已经改变了的时效观念、信息观念、市场观念和经营观念等，培养人们开放的、全方位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2.正确处理精神需要与物质需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需要和利益是打开入的思想行为变化奥妙之门的一把钥匙。因此，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处理好精神激励与物质鼓励的关系。精神激励就是用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文化、最科学的世界观去引导、教育群众；物质鼓励就是用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的办法来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二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首先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教育人们把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放到全局的范围内加以考虑，脱离全局的个人利益追求，就有可能步入歧途；其次我们必须正视人们所关注的切身利益，承认对个人利益的关注和追求是天经地义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握住物质鼓励这个切入点，对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思想政治工作要以心换心、以理服人。马克思曾说过：“只有用爱交换爱，只能用信任交换信任。”过去，思想政治教育曾一度走进“盛气凌人、动辄训斥”的误区，人为地制造了紧张气氛，伤害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感情，不仅无助于思想问题的解决，反而造成思想隔阂，产生群众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反感。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是连接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纽带和桥梁。政治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放下架子，以平等的身份、平和的口气，把教育对象视为自己的朋友、伙伴和亲人，尊重他们，理解他们，交心知心，以诚相待，以达到思想上的相互信任，感情上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说明问题，从而增强教育效果。
4.运用心理学理论，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做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需要深入研究人们思想活动的新情况和新特点，而且需要深入研究人们心理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凭感性经验支配的经验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向符合人们思想活动发展规律的科学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转变。运用心理学知识研究人们心理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对于做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与思想保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运用心理学知识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要把思想工作做到人们的心坎上，就要了解和掌握人们的心理。我们在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前，运用心理学知识对被教育者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特点进行研究，可以掌握被教育者的心理活动规律和思想状况，及时抓住其思想和行为的苗头，这有助于我们增强思想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把工作做在前头；我们在做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运用心理学知识，对被教育者心理活动规律进行探讨和分析，可以把握被教育者的思想动态，控制和引导其行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因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推广运用心理学中的心理引导、心理相容、心理共振以及心理威慑、心理趋同等一系列心理原则和心理方法，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是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