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从最初柯尔施在30年代提出，继之梅劳—庞蒂在50年代加以明确表述，进而于70年代在佩里·安德森那里用专著阐发，直到此后我国对这一概念的引进，其间其内涵和外延甚至性质规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我国对这个概念仍是有争议的。这里权且按照习惯，用它指谓从本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由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所引发的西欧和中欧地区左翼激进思想家包括部分共产党员或被开除出党的理论家重新诠释马克思学说的思潮，其中包括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学派和人物。这是从狭义上理解的即通常特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用安德森的话称“原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广义上，它还可以笼统地指谓当代西方（包括英美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左翼的各种研究或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现象，还包括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派马克思主义，等等。
“新马克思主义”一词在内涵（性质）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在西方有时这两个概念会交替使用。但更多的情况是把“新马克思主义”的地域范围看得更广些，它也包括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些学派，尤其是非官方意识形态或具反苏联模式的学派，例如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南斯拉夫实践派等等。
本文讨论的对象，在第二节介绍理论争鸣时就狭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在第一节和第三节中则在广义上对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研究学科；除了谈论台湾地区的情况外，其余均不涉及地域范围更广的“新马克思主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研究学科的兴起
我国书刊最早介绍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70年代末。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徐崇温同志在《国外社会科学》第5期上发表了《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文，对这一思潮的“流派和观点”作了综述介绍。1982年，我国出版了第一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就是徐崇温结合几年来在全国各地高校、讲习班和讨论会的讲课写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部近50万字的著作分12章较为全面地评介了这股思潮的各个主要流派及其主要理论观点。该书无疑对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起了开拓性、奠基性的作用。在此之前的1981年，高铦等人翻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英国《新左派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这本小册子从宏观上概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发展、主张、流派、特点和代表人物等情况，由于是概述性的著作，读者须具有这股思潮的详细知识才能理解透彻。但是该译著在“出版说明”中的寥寥数语，却足以看出翻译出版者的研究力度。自然，不是作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而是就其中个别流派或人物思想的研究而言，还可以追朔到更早的时期。例如王玖兴早在60年代初就已致力于卢卡奇哲学史著作的评介工作。
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引介到中国以后，就在我国学术界，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和大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竟然引发了一股西方马克思主义热潮。其影响不仅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共产主义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这些与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的学科、而且还涉及文学、美学、政治学以至法学思想。
我国掀起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3点则也足以说明这股热潮兴起的迅猛：（1）80年代初期，正值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动期，学术理论界也相当活跃，开始了对当代国外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潮的评介工作。作为在70年代之交在西方新左派和大学生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在当代西方很有影响的学术思潮而且与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然不能不引起我国学术界的瞩目。（2）随着经济上逐步摆脱苏联模式的进程，人们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也产生了怀疑，于是抱着强烈的“求新精神”，投身于在很大成分上是批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企图从中寻找推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启明星”。（3）许多中青年学者和大学生不满足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僵硬体系。这个体系一方面在“文化革命”四人帮横行时期被歪曲得面目全非而使人们产生逆反心理，另一方面又面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大好形势却在理论指导上无能为力。于是许多人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求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启迪和借鉴。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气势之宏大，成效之显著，是任何西方理论都无法解释的。但当时的“西马热”的心态，却是一种事实。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反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
第一，许多大学，例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黑龙江大学以至河北大学、郑州大学等等，都开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课程，并且广泛引起青年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兴趣。许多名牌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文史哲专业硕士研究生从某个角度选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个人物或某种理论作为毕业学位论文题目。靳辉明（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所长）、黄楠森（北京大学），尤其是徐崇温，还先后指导了攻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博士生。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
第二，为适应读者研究需要。各地出版部门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加上研究著作和传记，目前已达上百种，其中包括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理性的毁灭》、《审美特征》，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卡尔·马克思》，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直到最新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作，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有些著作例如《历史与阶级意识》、《单向度的人》等还有多种译本。出版译著影响较大的当推徐崇温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目前已出书三批共31种33本，其中译著26种28本，著作5种。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中也有多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再者是纳入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几种。其他如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工人出版社等单位社家，单种出版不成系列的也就不胜统计了。此外，一些刊物经常刊登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译文资料，比较突出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内部发行）及后来公开发行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哲学所的《哲学译丛》，情报中心的《国外社会科学动态》，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文摘》等。而就编译力量来说，则数中央马列编译局的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
第三，研究性专著和论文陆续面世。最近几年，我国学术界已有一大批研究专著陆续面世。例如，陈学明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欧力同与张佛《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对法兰克福学派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目前已有多部专著面世），余文烈《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这类专著大多是就某一流派或某一主题而深入研究的，因而具有一定力度。整体性研究的著作如：俞吾金、陈学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曹玉文《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李忠尚《“新马克思主义”析要》，张一兵《折断的理性翅膀》等，也都见仁见智地对这股思潮作了批判性研究。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共同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研究》，采取多单位合作的形式，由具有专门研究的专家撰写各个流派或思潮，力图写出更具权威的读本。还有必要再次提到徐崇温，他自1979年以来发表了10多部著作，大多数主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可谓硕果累累。此外，一些高校编写了教科书，奚广庆、王谨等人编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等辞书，还有金增嘏、刘放桐、夏基松等著名学者各自编写的当代西方哲学教程都或多或少给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留下位置。种种现象说明，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和深度。
第四，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热点问题，自1986年以来在理论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这种争论有助于勾通思想，加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性质的认识，也有助于从这股思潮的具体人物具体思想吸取积极有用的东西，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
这里还有必要谈一下台湾的“新马克思主义”热。在中国大陆掀起“西马热”的同时，台湾地区也曾兴起“新马热”。与大陆出现这种热潮的背景不同，台湾是在随着经济的急速增长而出现收入分配、劳工保险、女权和交通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学术界在研究和挞伐社会现实时顶着当局压力而传播起来的。台湾当局曾把这股思潮视为“洪水猛兽”，而知识界则以国民党自诩的“民主、开放、多元”的口号为挡箭牌，以“提高民族文化层次”为旗帜，提出“新马”问题由学术界自行解决。
起初，“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葛兰西、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阿尔都塞、彼得洛维奇等人的思想和著作在报刊上刊载评介，在台湾学术界引起很大兴趣，逐渐传开。台湾的《文星》、《宇宙》、《中国论坛》、《当代》等报刊杂志以及大学生刊物《望神州》和《群风》等，都经常刊登此类文章和特刊专辑。接着，大陆翻译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梅林《马克思传》，以及徐崇温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都先后流入台湾。此间，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璋津花费多年心血并一度自费赴美搜集资料研究写成的《科西（柯尔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台籍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讲师洪谦德博士（现回台任教）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传统与反叛》、和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社会科学》，侨居法国的高宣扬的《新马克思主义导引》和《萨特传》，原《当代》杂志副总编辑许津桥的《社会理论与政治实践》以及李英明、鲁凡之等人的著作和一大批编译作品陆续出版。此后，1988年由洪谦德主编、森大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开始推出《新马克思主义评介丛书》，内有多位大陆作者的著作。陈璋津以大陆学者为后盾，也先后联络远流出版公司和唐山出版社，计划推出《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和《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丛刊》，目前已有数种作品问世。在这些丛书的出版过程中以及海峡两岸学者的互访活动中，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加深了学术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
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鸣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可谓一波三折。早期，学术界引介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持批判的态度。1986年8月在吉林长春召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学术讨论会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属性等问题的讨论，可视为开启了一个不同看法和评价展开争鸣的先河。从1987年至1989年，《人民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哲学》等刊物刊登了不同观点的讨论文章，北京的英文版《中国日报》也于1988年10月4日和10月5日两次详细报导争讨的基本情况，在国际上引起关注。90年代初期，批判和否定的观点又居绝对地位。1993年以来，不同观点的学术讨论再露端倪，似乎展现了对这个学科深化研究的新阶段。
这些争论的热点集中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这股思潮的性质、评价标准，以及对其中几个代表人物的评价上。
（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和性质的评估。
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否科学的争论实际上涉及到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实质性问题。把这两个虽有区别却是密切相关的问题结合起来考察，迄今为止理论界形成了五种主要观点。
1、“思潮——反马克思主义”说。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作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的同志已经超脱了关于这个概念是否科学的学术讨论，而直接的把它当作一股既定的思潮。在早期阶段，一些论者在概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时，认为它“实质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作出什么贡献”。90年代初期，这种评价有所升格，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他们不断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篡改，不断地磨灭它的革命锋芒……并纳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轨道”、有的论者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盖下，贩卖资产阶级私贷。”还有论者认为，这是一股“资产阶级社会思潮”，“它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方法成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依据。”（刘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三题》、《学术界》1991年第6期；庄义春：《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求是》1992年第17期，等）
2、“非科学概念——非马克思主义”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汝信同志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严格科学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一个大杂烩，内容庞杂，没有统一的理论，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观点五花八门，其成员有共产党员，有被开除的过去的共产党员，也有一些非党员的“左”派理论家，甚至一些从来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因此，“不能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派来看，而只能说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间出现的一种思潮。”（《关于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情况》，《资料通讯》（浙江党校）1988年第1期）
3、“客观思潮——非马克思主义”说。徐崇温始终坚持并逐渐系统地发挥这种观点。其主要论点是：（1）“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股客观存在的思潮。这个概念目前已在西方学术界广泛流传使用。针对批评者的意见，徐反驳并阐述了他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与安德森的概念的诸多不同：安德森使用这个概念时，不谈思想路线，只谈主题和关切问题，而他则从思想路线的角度来规定它的特征；安德森的概念是一个地域性概念、世代性概念，当作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而他则把它看作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一种“思潮”，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的世界观。”
（2）这股思潮虽然包括明显对立的人物及其思想观点，但他们的思想又都具有作为一种思潮共同思想路线特征：在政治方面，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上，它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方面，它提出了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其各个流派全都用西方唯心主义的某个流派去解释、发挥、补充、结合马克思主义，以“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这种“结合”是折衷混和。这股思潮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3）从思潮的角度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仅仅是指出某人在某个时期的某部作品是否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而不存在把某人的毕生都说成是非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同样，尽管某人从其毕生的思想活动来看不失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但要是他在某个时期某一作品某个问题上的观点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那也是无法加以否认的事实。
（4）上述认识“丝毫也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毕竟为我们探索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新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等方面，“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料”。（徐崇温的文章主要刊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第1期，1988年第3期；《现代哲学》1988年第1期，第3期；《求是》1988年第9期；1993年第20期；《人民日报》1988年9月9日；《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等等）
4、“含糊概念——具体分析评价”说。对于在我国长期流行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股客观存在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观点，学术界不断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例如张战生等人1986年指出，不能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些简单的类比，从而加以武断地否定，而应该从其特定时代和特定历史环境出发进行深入研究，才能从其失误中汲取教训，从其独创性思想中获得启迪。（《“西方马克思主义刍议》，《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3期）张本1985年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杜章智1988年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张翼星则更强调“具体分析，不宜笼统定性”。杜章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1期，以及《人民日报》1989年1月27日上的文章等）、张翼星（《关于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学刊》1994年第2期，以及《现代哲学》1988年第3期等文章）、张本（《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民日报》1988年10月28日，等）是“含糊概念——具体分析评价”说的代表。这派观点的良苦用心是反对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笼统称为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而更强调挖掘其中积极的、肯定的方面。其主要论点是：
（1）“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应予抛弃。它在国外并非被人们广泛接受使用。国内流行的这一概念，是借鉴安德森的概念，安的概念带有严重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国内在借鉴这一概念时还同时承袭了两个严重缺陷：一是所列举的理论家名单极不完备，无法反映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状；二是把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这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同萨特、法兰克福学派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较远的思想家相提并论，抹杀了两者之间的理论界限和阶级界限。彭赟1993年指出，这一概念在历史上有褒有贬，内涵外延差异很大，国际学术界反应毁誉参半，国内在引进和改造此概念时，却将它完全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贬意概念，这是一种矛盾的做法，更不利于对它进行科学研究。
（2）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包含众多的派别庞杂的内容，在政治上和哲学上都存在重大分歧和争论，难以统一在一种思潮和系列之中，很多派别和人物的思想，前期与后期有着重大的变化，不可同日而语。对于这种复杂现象，不宜笼统地归于一种“思潮”并加以定性，而应就不同方面、不同时期，对各个派别和代表人物的性质、归属和功过是非问题，分别进行具体分析和评价。
（3）判断各种理论是否真是马克思主义的，单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知识是不够的，更多的要看这些原理被应用于不同社会的具体情况，最终还取决于实践。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多样性决定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发展趋势。“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革命的战略策略、社会主义道路、建党学说等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正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特点。至于它们使马克思主义与某种唯心主义流派相结合，也是因为认识到现行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有某种“空场”或被忽略的领域，可以由某种流派学说的某些方面来“补充”，而且这种结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并非把两种世界观并列起来，折衷混合。张翼星1993年还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程进一步考察它在不同时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历史实践相结合的情况。
5、“客观思潮——马克思主义流派”说。余文烈和慎之主张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股客观存在的思潮，但不同意把这一思潮看作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如下：
（1）针对概念问题，认为：第一，安德森的概念并非“含糊”、“可疑”，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理论形式、主题创新、范围界限和年代界限以及其他特征都作了明确的规定。第二，他并未一味推崇托洛茨基主义，而只是同样把它称为有缺陷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支”。第三，概念在沿用中不断改变原来的涵义，这种状况历来如此，并不意味就不能使用。第四，在安德森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主要是同斯大林控制的“官僚主义专政机器”相对立，而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抗中，这一传统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在根本点上又是一致的。据此，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不无道理地缓和“思想路线”的冲突，而突出其主题的创新。
（2）主张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并认为应从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平等看待它。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发展不仅体现于成功地夺取了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也应包括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多样化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属于这种探索之一。它开创了“文化批判”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现了特定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包括社会制度在内的广义的文化）抉择。因此应该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汇合点去认识它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论价值。它有局限，有缺陷，甚至还有许多歪曲马克思主义之处，需要历史地批判。但我们批判的主要目的应该放在汲取其积极的理论财富上，这是发展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余文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抉择》，《人民日报》1989年5月26日；余文烈和慎之：《也谈“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1988年第4期）
彭赟虽然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社会思潮，但他主张用“一源多流”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诸人物及其思想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演进过程中的流派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部分。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其信仰者和后继者的理论和实践在这条长河中有主流、支流和逆流之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诸人物及其理想理论，由于其缺陷，虽然算不上是主流，但也不能简单地归之于逆流（彭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再思考》，《南昌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2期，以及《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9年第3期上的文章）。
张翼星、姜建强等主张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进行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二）、对卢卡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代表人物的评价
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密切相关的，是如何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其中几位主要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和哲学观点。在这里，卢卡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是争论的焦点。
1、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是否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徐崇温坚持肯定的回答，理由是：（1）这本书按照黑格尔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要求重新占有黑格尔关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创造性概念。它无限夸大意识的作用，否定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否定世界的客观规律性。（2）卢卡奇开创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路线同列宁的黑格尔研究存在着思想路线上的分歧。前者把批判锋芒指向历史决定论及其哲学基础，猛烈抨击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列宁则着眼于维护唯物主义决定论、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3）说这本书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就其客观影响而言，不能以卢卡奇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为依据去否定这一事实的存在。
张翼星、杜章智等持否定观点，主要论点是：（1）这本书把批判的主要锋芒指向第二国际的庸俗化马克思主义，反对他们鼓吹经济决定论、抛弃黑格尔，轻视辩证法的倾向，试图“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性质“不是用黑格尔来改造马克思主义。卢卡奇在书中提出的“总体性”概念，突出了人类社会运动高于自然过程这个特点，从而贴近马克思以人类社会实践为本体的思想。他并不一般地否认自然界的优先存在。他提出了辩证法的分类问题，“实际上承认了自然辩证法”。（2）卢卡奇与列宁在黑格尔研究上有大体相同的理论倾向基本一致的时代背景和理论问题，大体相同的探讨重心，大致相近的探索途径，方向一致的批判锋芒。（3）不能因为这本书对西方思想界产生了一些影响，就说它“开创”了思想，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只是一种客观效果，后者则暗示有主观、能动的成分。
2、如何看待葛兰西的哲学倾向？
徐崇温认为，葛兰西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在哲学上却是唯心主义者。因为他提出的“实践哲学”不符合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企图超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把第一性的外部自然界看成依赖于人的实践的一个要素，把人类认识的主观形式同其客观内容混为一谈，不赞成并批驳唯物主义，在反对第二国际的机械论、宿命论时否定了历史决定论，否定经济基础的首要性及其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等等。
田时纲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从本质上看葛兰西是个唯物主义者”。葛兰西哲学思想的特征是既反对历史唯心论，又反对庸俗决定论和机械论，反对教条主义，强调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虽然他对“唯物主义”、“物质”范畴有误解，但他的失误是同他正确地看到并反对“传统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联系在一起的。
毛韵泽也认为：葛兰西反对的是庸俗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从整体上看，他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者，因为他（1）始终把自然、物质、经济基础作为第一性的存在；（2）坚持认为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并随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3）对精神与现实世界的观点也是唯物论的；（4）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便没有摆错理论与实践的位置。
张本提出要从葛兰西写作《狱中札记》一书的写作背景和指导思想出发去正确理解和评价他的哲学倾向，否则，关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说法也完全成了一句空话。他认为，葛兰西毕生的革命活动包括理论活动，都是以肯定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为前提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
3、阿尔都塞是不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徐崇温持肯定看法。他认为：阿尔都塞不仅亦步亦趋地套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和概念，更重要的是他根据结构主义的“主体移心论”，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而且还把这一点作为他整个理论体系核心；他关于科学同意识形态区分的理论，关于结构因果性的理论和反经验主义认识观，都同这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有关，这就使他陷入了结构主义的巢穴，具有一种深刻的思想倾向和理论框架。此外，不能因为阿尔都塞是共产党员，也不能根据他自己的表白而否认他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根据他的理论的主要倾向去作判断。
史超逸也认为，阿尔都塞的理论、方法以及最主要的一些命题，都深深地打上了结构主义的烙印，尤其是，他的理论的主要缺陷正是在于以结构主义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结构主义的唯科学主义。
顾良、杜章智等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1）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阅读〈资本论〉》两部书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受结构主义影响只是他整个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方面或插曲；不是他的理论的基本特征；（2）他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只是表现在他早期的某些著作中，在他作了自我批评后，这种影响在其晚期作品中已经消失。因此，对阿尔都塞的评价不能以偏概全。
彭赟的观点可视为第三种意见。他不同意把阿尔都塞说成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通过考察阿尔都塞关于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认识论的断裂”这个核心思想论题和三大理论渊源，认为阿尔都塞是一个唯科学论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进一步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的设想
从上面的回顾已经可以看出，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成果，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然而也并非毫无欠缺。一个最大的遗憾也许是，在许多研究成果中，就事论事见仁见智地评介阐述的多，具体阐述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批判地汲取这股思潮中的积极成果以发展自身的少，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借鉴、利用这些思想资料的更少。
马克思主义批判有两个重要功能或目的。一是通过批判，肃清不良影响，统一我们的思想认识。另是把批判当作“淘金”——批判的目的在于从批判对象中挖掘出有益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理论发展的东西。就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具体对象来说，第一个目标我们在过去的10多年中已经做了很多，而且继续在做，而第二个目标却远未达到。也许这方面的工作难度更大，更需要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对社会发展的前瞻能力，甚至还更容易犯错误。然而，这应该是更值得我们下大力气的方面。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而发展需要思想养料。这种养料来源有二；一是总结实践经验，一是研究当代世界，当代思潮。
目前，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争论的各方，不论是从整体上把它看作是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者，还是主张具体人物和理论具体分析评价的论者，抑或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论者，都有一种共同的看法，那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时加以借鉴，有许多重要思想资料可供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工程所利用。这样，我们在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学科时，就应该把主要目标放在批判的第二种功能上，也就是——
把科研著述和学术争鸣的目标重点放在挖掘、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库中有益于科学阐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益于解决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有益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的方面上。
确立这样一个目标，也有利于最后回过头来再检查我们对这股思潮的总体评价是否恰当的问题。先具体挖掘，再总体评价，可以避免先抽象评论时的许多无谓争论。
为了保证这项工作的深入展开，需要有“上宽下紧”的学术氛围。“上宽”就是如一些学者所呼吁的：主管理论、宣传的部门继续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允许多种不同观点的学术讨论，反对和防止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扣帽子和任意上纲的现象发生。“下紧”就是学者本身要认真严谨，注意内外有别，防止在课堂上或社会上不加批判地传播西方思潮。否则，一旦某种错误倾向泛滥，就要集中力量纠正，而“矫枉”往往“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就会造成学术环境左右摇摆，不利于深入研究。
注：本文系笔者奉命作学科研究情况调查的综述，如有不妥或遗漏，欢迎与笔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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