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新自然哲学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哲学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4)01-0095-04
一、新自然哲学的兴起
早在1958年第一次全苏自然科学哲学会议召开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研究还停留在本体论阶段。在本体论阶段，对自然界的研究从总体上说确有一种“代替论”的倾向，即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代替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越俎代庖，是向旧自然哲学的倒退。到了60年代中期，科学哲学在苏联兴起，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重心转向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问题，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的性质、结构、本质、地位、发展规律等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之前。
苏联解体后，人们对自然哲学的兴趣重新高涨起来。如今，在俄罗斯自然哲学开始复兴，这种思潮主张将哲学思想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但又不是回到早期的实证主义研究中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早期的实证主义只是力图在严格的机械论范式的指导下将科学知识系统化，这种思想过于片面。他们强调应该对一切科学成果进行形而上学的思考，只不过在此过程中要赋予“形而上学”一词以更广泛的含义。这就是说，应当建构一种更广泛的、严格意义上的新自然哲学。[1]新自然哲学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主张尊重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将其作为哲学研究的基础，为此要求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密切合作；并肯定自然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对认识世界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在主客体关系上则坚持客体第一性的唯物主义原则。此外，他们还要求在研究世界的时候，不能脱离对世界的整体性的思考，要求运用历史－科学的方法研究科学的发展，肯定了形而上学思考的重要性。
该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奥西波夫（Ю．С．Осипов）、弗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等人。他们主要的思想倾向是肯定和强调作为认识论、方法论指针的哲学（或形而上学）对自然科学认识的巨大作用。“新自然哲学的特点就在于，它善于提出大胆的、可能又是无法回答的问题，而恰恰正是这些问题将会扩展我们关于宇宙的观念”。([1],p.88)总体说来，新自然哲学把研究对象定位于整个世界，这其中包括自然界和人。新自然哲学在处理二者关系时，把自然界进化的成果放在与人并重的地位上，一方面要求尊重自然科学的研究结论，把实证科学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又突出强调人的理性的重要性，主张在研究过程中纳入形而上学的思考。新自然哲学与旧自然哲学的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新自然哲学在尊重形而上学前提的预设主义基础上，引进社会伦理学的价值论原则，把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置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结合的基础上，这是一条全新的思路。[2]
二、新自然哲学的内容
在新自然哲学众多的思想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对人—自然关系问题的研究。它主张把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结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发展战略。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卡尔宾斯卡垭（Р．С．Карпиская）、利谢也夫（N．К．лисеев）、奥古尔佐夫（А．П．Огурцов），他们着重指出，如今的自然哲学不是以往的自然哲学（натурфилософия），而是新的自然哲学（нов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ироды）。这种新自然哲学放弃了人类“征服自然”、“做自然的主人”这一口号，认为人并不是自然界的绝对主宰，自然界也不是可供人类无限索取的物质资源和能源的宝库，所应当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козволюция）。
苏联时期旧自然观的一个核心论点是“人类中心论”。“可以认为人从自然界中，从其他生物中分离出来，并觉悟到自己是一个种族为人类中心论形成的第一个阶段。”[3]人成为宇宙的中心，成为一切利益的中心。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这种思想深入到人的意识中，直到全球问题出现。20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一方面，人们成为科技发展的受益者；另一方面，人们又是科技发展的受害人。科技发展带来了能源匮乏、粮食短缺、环境污染等重大问题，自然界遭到严重破坏，人的中心地位直接受到威胁。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和哲学家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在罗马俱乐部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中指出：由于世界性的粮食短缺、资源耗竭或环境严重污染等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导致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发生非常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
如果说以往人类中心论在苏联自然哲学中占主导地位，那么在后苏联时代，与国际思潮相呼应，人类中心论观点开始受到严重的非难，许多俄罗斯学者要求建立新的自然哲学，认为“它的重要性在于‘能够为理解和解决自然科学问题提供自然界的整体形象’，同时能够使人们更深入地理解哲学知识的结构，因为无论任何一个哲学体系都不能离开关于自然界的思想。”[4]卡尔宾斯卡娅、利谢也夫和奥古尔佐夫的《自然哲学：协同进化战略》一书的出版成为新自然哲学产生的重要标志。作者们抛开了以往人与自然关系中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观念，主张在自然哲学中建立自然界的整体形象，人与自然应共同发展。([4],p.100)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对该理论进行了重要的补充，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然哲学成为思考本体论的前提、原则和模型，这不但需要有确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还应处在具有时代特征的自然与人的关系网中。([4],p.101)自然哲学不仅在关于生存的存在主义哲学和对自然界的理解之间架设起桥梁，还在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架设了桥梁。[5]
第二，人是宇宙的合作者，是宇宙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人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他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因为他是自身和宇宙两者同时发生而又互为前提的协同进化的条件和开端，是使这种协同进化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促进因素，人只有在协同进化中才能实现揭示宇宙中一切可能性的使命。([3],P.166)
第三，自然界不再简单地被认为是人类存在所必需的物质和能源的宝库，而应把它看成是一个特殊的完整的有机体；[6]自然界能够借助于人来认识自身、操作自身以达到自我实现，而不是盲目地自发运动；[7]自然界被投入到人类活动和与人类的相互关系中，不能抛开这些关系，抛开文化史来谈自然界；在自然界里，“科学的世界图景把人的命运和保护地球上的生命问题包括在其中。”([4],P.101)
第四，“人与自然处于越来越复杂的相互关系之中：理性不仅是‘非理性’自然界的产物，同时它自身也是‘非理性’自然界的创造者。”([7],p.72)因而可以采取某些巧妙的手段人为地改变自然界的过程，使自然界服务于人，到那时被扩大的自然界将会在所有可企及的领域适应人的需求。[8]
第五，协同进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自然界与文化在协同进化，自然科学与哲学在协同进化，就连生物学进化的机制，生态学原则，不同认知模型的共存、协调和对话以及解决全球问题的战略方式中都显示出协同进化的特点。
总之，在他们看来，协同进化具有多过程的特征，而在认识活动中，“协同进化被视为‘进入21世纪的人类所特有的基本的范式方针’，”([4],p.102)是科学内部已经形成的新的研究战略之一。有人甚至预言说，采用这一新战略可能会导致形成继经典、非经典和后非经典时期之后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第四个时期。[9]不难看出，新本体论、新自然哲学的“新”就新在它们把人的因素纳入到自身的概念中来，而且把人与自然放在平等的地位上。
应当指出，在西方哲学史上，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源远流长。康德与普罗泰戈拉一脉相承，断言：“对于任何事物来说，人都不能成为手段，他永远是自身的目的。”([3],p.164)在前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中，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重复着同样的观念，苏共22大就提出了“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苏联在30年代以后，出于特殊的历史环境的需要，始终推行动员体制和加速战略，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为其实行赶超西方的主要对策，而代价则是与西方现代主义殊途同归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在类似的背景下，人们常说到克服人类中心主义”。[10]苏联解体后，随着俄罗斯主流思潮的西方化，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日益强化，它扬弃了早期自然主义的片面自然本体论，提出了人与自然协同进化或协调发展的新观念。但这并不是对人类中心论思想的全盘否定，因为它批判的只是过分强调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至高无上的“绝对主宰”的地位，而主张人与自然和平共处，其目的是使整个人类的长远利益得到保障。可以说协同进化思想是人类中心论思想的继续，只不过是由低级的“人类权利中心论”上升到高级的“人类利益中心论”，其本质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相一致的。人与自然界一致性的思想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早有阐述，他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指出，人们在长期实践活动中一天天地学会正确地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规律，“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自由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11]总之，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主张是俄罗斯新自然哲学的核心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本体论逐渐形成并发展，成为俄罗斯新自然哲学的特殊组成部分。
三、新自然哲学兴起的国内和国际动因
新自然哲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现象，它与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密切相关。首先它是在对前苏联“左”的思想路线进行清算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斯大林时代，哲学是科学的裁判所，所有的科学研究都被纳入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中。最突出的事件是1947年日丹诺夫所提出的哲学纲领，公然提出“资产阶级科学”的概念，认为这种科学是给宗教神学提供新的证据，从而把批判“资产阶级科学”视为苏联“哲学家活动的广阔领域”。在这方面，对凯德洛夫的批判是一个最恶劣的个例。凯德洛夫被指责在其著作《恩格斯和自然科学》、《化学元素概念从门捷列耶夫到今天的发展》、《论自然科学的发展道路》等书中忽视了科学和哲学的斗争与阶级之间、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的联系，忘记了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的斗争，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在这样的路线下面，遗传学、控制论和相对论理论在苏联遭受了严重的、错误的批判。这种种现象表明苏联科学哲学的发展已脱离自然科学基础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附属物和阶级斗争的工具。
苏联解体后，随着社会背景的转换，一批有强烈历史感的学者以调整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为宗旨，一方面使哲学作为形而上学指针指导科学研究，避免科学没有哲学的指导而走弯路；另一方面，科学哲学的研究主要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避免政治、意识形态对科学研究工作的过分干预和外行领导内行的倾向。同时，适应摆脱集权主义体制、强调人的解放的人本主义思潮，在高扬人的价值的同时肯定自然的价值，从而向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复归，制定了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思想纲领。可以说，新自然哲学思潮的形成是历史批判的合理结论。
其次，俄罗斯新自然哲学的兴起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不无联系。逻辑实证主义立足于语言分析，以科学语言的意义为核心，试图在严格的形式化重构的基础上，一劳永逸地解决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科学理论的评价和解释等科学哲学的根本问题。但是该理论一开始就有致命的弱点。从奎恩(W.V.O.Owire)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发表以后，逻辑实证主义就在尖锐的挑战面前败下阵来，其原因就在于逻辑实证主义把人的因素从科学哲学中排斥掉，成为典型的“无人哲学”。
逻辑实证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证实原则”，其前提是经验事实与理论的二分法，而且经验事实是客观的，无任何主观色彩，是价值中立的。这首先遭到了波普尔的反对，他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提出了“理论先于观察”。1958年，汉森(N.R.Hanson)发表的《发现的模式》一书提出“观察渗透理论”(theory-loaded)的著名命题，认为科学活动所依据的经验基础是受理论概念的“格式塔”支配的。而事实上理论的建立和选择是由人的世界观决定、受人的社会地位影响的，是“社会文化场”的产物。而历史主义学派则针对逻辑实证主义“摒弃形而上学的宗旨”，强调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要受本体论、世界观等形而上学因素的支配和影响，形而上学恰恰是文化历史的产物，里面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和人生价值因素。我们在库恩、拉卡托斯、夏皮尔、劳丹等人的理论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形而上学的复活”。
如上所述，逻辑实证主义在西方科学哲学中所受到的批判，深刻地影响着解体前后苏联哲学思想的发展。因为，在激烈的社会转型中，高扬人本主义精神正是后苏联各派社会势力的思想主题。由此出发，必然要求哲学“应研究普遍性的、本质的、规律性的联系和关系，同时将它们置于广泛的世界观和文化历史背景下加以解释”。对科学哲学也理所当然地提出同样的要求：“今天想要研究科学的逻辑学和方法论，不研究科学知识发展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参数，是根本不可能的。”[12]波鲁斯（В．Н．Порус）在总结当前认识论的发展趋势时特别指出，经济、社会文化、语言学等因素以及它们对科学家集团的活动的影响是认识过程重要的认识论前提和条件，并进一步强调“科学传统的继承性问题和科学流派的竞争问题被以新的方式深入思考，这些过程再也不能被描述解释为无人称的语言。”[13]
再次，现今世界范围内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也从一定程度影响俄罗斯自然科学哲学的转向。马克思·韦伯第一次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术语。他认为最早的的启蒙运动以道德自律为前提被称为价值理性。这是一种强调目的、价值和意识的合理性。在价值理性中，科学技术作为手段不断创造物质财富，以满足人的物质生活，进而满足人最根本的精神需求。此时，人成为目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及经验的不断发展成熟，科学技术逐渐获得自主性和独立性，从而取代目的或为别的目的服务，这样就由价值理性转向了工具理性。此时，人们不再关注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助于弘扬人性，而只关注科学自身的逻辑发展，充其量是关心科学发展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是否能满足人的物欲，并且人们只是为了消费而消费，而不管人的精神生活是否得到满足。由于对物质欲望的过度奢求，使得以往作为手段的科学技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采用更简便、快捷的方法来实现科学技术目的。这样手段成了目的，而以往作为目的的人则成为保证科技目的得以实现的手段和工具。由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和人与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发生了异位。
工具理性泛滥的直接社会表现就是“技治主义”(technocracy)，这就是用技术统治人、扭曲人性并为依靠技术的暴力和霸权张目的社会倾向。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最有影响的要属法兰克弗学派，该派的基本观点如下：当今时代，理性越来越被科技进步所支配，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塑造人和社会生活已成为当代理性主义的趋势，但是，人的理性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完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大，人在社会生活中就越不自由，可以说，为了实现科学技术目标，人成为科学技术的奴仆，成为一系列科技决策指导下的不会反抗的机器。因此，向价值理性回归是人的新的解放。的确，在当今时代人表面上是自然的主人，而实质却受制于自身的物欲，属人的东西隶属于动物的东西，精神让位于物欲，物成了精神的主宰，这种情况渗入到人的精神内部，导致精神本身的功利化。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已经成为“后现代文化思潮”的重要主题。
显而易见，前苏联在推行赶超战略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一直把片面加速工业化的目标视为至高无上的，为此付出了无法补偿的社会成本。这就是以牺牲人的自由、尊严、幸福和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和谐的关系为代价，使整个社会畸形发展，并最终导致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理性主义目标的破灭。正是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思想界非常关注西方社会对工具理性的清算，关注后现代（或“后工业社会”）的思潮演变，因为在这里他们找到了知音，而以科技进步的精神反思为主题的科学哲学，当然会更直接地从这里汲取精神营养和研究灵感。
〔收稿日期〕2003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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