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图书馆学学术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进展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167（2008）06－0010－06
1 “核心价值”研究
2007年峰会，有学者倡议“建立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认为它是“图书馆界对于图书馆的责任或使命一种系统的说明”，在此基础上将形成对外的职业理念宣言和对内的职业道德规范[1]。也有学者认为，图书馆核心价值是指“图书馆员通过收集、整理、存储、传播信息知识等劳动，服务于社会，充分满足读者或用户需求，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图书馆“自产生之日”就存在核心价值，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含义“不断扩张与积累”；图书馆核心价值由两个层次构成；体现为“数据”、“质量”和“效益与影响”三种形式[2-3]。笔者认为，以上两种“核心价值”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前者倾向于职业价值观，后者侧重于职业的社会（分工）价值。因此，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应当重视对使命、价值观和社会职能的逻辑划分，明确界定核心价值的范畴。其次，从发表的论文看，“核心价值”的定语很多，如“图书馆员职业核心价值”、“图书馆职业核心价值”、“图书馆行业核心价值”以及“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以ALA核心价值[4]为例，“民主”、“公共物品”之类的“核心价值”都不是图书馆员个人或者群体可以实现的，而是通过作为社会制度的图书馆事业来完成的；“librarianship”译为“图书馆职业”或者“图书馆事业”比较恰当。因此，笔者赞同图书馆职业核心价值（体系）的表述。尽管“核心价值”研究还存在概念模糊、观点纷呈的局面，但是该研究非常有意义。正如有学者所言“核心价值建设”尽管面临重重挑战，但“毕竟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5-6]。
2 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研究
有学者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分为描述、批判、构建和探讨四个时期[7]。这种概括是比较恰当的，说明社会变迁过程中图书馆学也在进行适应性调整。这些调整和变化在理论研究中体现为学者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体系结构、研究方法和趋势的思考。有学者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知识传播”[8]而不是“知识资源”[9]。有学者将图书馆学话语分为人文、技术和制度三大族系[10]；有学者提炼了现代图书馆学的十大原理[11]；还有学者提出以“书—人—用”为轴心，以“书的研究”、“人的研究”和“用的研究”为原则构建“书理学”[12]。研究方法上，有解释学[13]、生态学、信息政治学和社会网络分析[14]等新视角。研究趋势方面，有学者提出了“拓展研究范围”、“寻找新的知识生长点”、“促进理论与技术相融合”以及“调整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的研究走向[15]；有的学者阐释了面向知识的图书馆学发展新趋势[16]；还有学者提出了八个基础理论研究的新疆域，并以现代图书馆职业理念为主线，重构了以图书馆史、图书馆职业、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图书馆研究为核心内容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17]。
3 面向职业的图书馆学教育研究
2007年，武汉大学肖希明教授主持的“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与职业需求”实证研究认为：（1）尽管图书馆学教育面临困难，但是没有萎缩；（2）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仍然是今天图书馆员职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3）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是图书馆员职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4）目前图书馆专业本科核心课程的设置基本合理，但是课程内容需要更新和务实；（5）理论研究和实践要求存在背离；（6）解决图书馆学毕业生相关知识缺乏的根本途径是发展图书馆学专业硕士；（7）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不能操之过急[18-22]。这次调查非常及时，既澄清了一些认识，也明确了图书馆学教育改革的方向。图书馆学教育在“机构范式”和“去机构范式”之间表现为三种职业哲学和三种发展方向。第一种是“图书馆服务范式”的职业哲学[23]，强调职业独占式的“核心竞争力”；第二种是以信息资源管理为代表的“信息范式”职业哲学[23]，强调广泛的应用场景，如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第三种是以信息、技术与人的结合为理念的职业哲学，是上述两种范式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新兴的iSchools可以算作代表。
20世纪90年代初，为培养“宽口径”人才，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在“去机构范式”的指引下，偏向了“信息范式”。大家不妨思考一下，近年来兴起的“职业化”倾向是对“机构范式”的回归还是升华？此外，学习国外的iSchools，我们应当怎样做？有学者认为“面向职业的图书馆学教育研究”[24]是发展方向；要通过“坚守与拓展”[25]来增强图书馆职业的核心竞争力。或许，台湾政治大学的模式[26]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4 图书馆信息组织研究
4.1 MARC的未来
MARC以资源描述为中心，以机器识别（而不是人工识别）代码为特征，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显得有些笨拙、繁琐和昂贵。但是，因为MRAC承载的书目记录是图书馆不能丢弃的财富，所以它的存亡备受关注。MARC要变革求生，要从行业语言变成通用语言，要从机器识别变成语义识别、本体识别，要从特征描述变成关系描述……。语义规则方面，AACR2正在向RDA转变，预计2009年正式颁布。新的资源描述和获取框架以FRBR和FRAR为基础，比起2000多个MARC字段和子字段，RDA已经精简到了600多个元素[27]。但是，几易其帅之后，RDA的发展方向仍然受到置疑[28]。语法规则方面，基于ISO2709的MARC21记录经过XML转化可以成为MODS、DC等格式，兼容性、互操作能力均有提高[29]。发展方向上，国内学者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设想。例如，“未来的MARC将是一套元数据描述从语义到语法结构到模型及著录规范和算法的完整体系，这套体系是固化在网络应用的人机界面中，无需用户和任何非专业人士掌握和直接面对的”[30]；“后MARC”时代信息服务要与Google合作，要以用户为中心改善界面[31]；“MARC要变——（内容）简化，（交换格式）XML化”[32]。
4.2 编目业务外包
北京高校图书馆编目工作调查显示，39％的受访单位有编目业务外包。外包的程度和范围因图书馆而异，以“套录”编目为主，只有少数图书馆要求核对分类与主题词。编目外包对处理积压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33]。首先是质量控制：有学者建议编目外包的基本原则是“更有利于藏书组织的科学有序，更有利于读者的文献检索需要，同时又有相对明显的经济效益”；“核心业务不宜完全外包”，“非核心业务外包也要有选择性”[34]。其次，编目外包影响组织结构和人员心理。例如，（9个）实行外包的图书馆100％在编目岗位发展上“呈萎缩状态”[33]。馆长们对编目员的希望是“向数据库建设、特色库建设、本体研究、导航库的建立等资源整合工作角色转变……”[35]。因此，编目人员难免困惑——编目工作不重要了吗？笔者认为，书目记录是图书馆服务的基础，其重要性不容置疑。编目工作不等于套录数据，规范控制也远未达标。作为一种管理手段，编目外包无可厚非，但是外包的同时，质量与控制标准不应降低。
5 用户研究
公共图书馆读者调查显示，中青年读者最常使用图书馆；最主要的需求是文化休闲；对社科类文献的需求比较高；费用和技能是影响用户在网络上使用图书馆的主要原因[36-37]。此外，还有学者针对近年来突出的社会问题“网瘾青少年”开展了专题研究，从青少年利用网络的习惯、图书馆的藏书准备、国内少儿网站的建设、图书馆如何提供知识援助以及国外图书馆对青少年的网络服务等多个角度展开调研[38]。高校图书馆用户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公共图书馆用户不同，高校图书馆用户更加青睐网络和电子资源；在电子资源利用方面，用户对内容的关注大于对功能的关注；同时，数字时代，高校图书馆传统的到馆服务“魅力依旧”；人员服务、图书馆虚拟场所和实体场所三项得分影响用户的总评价；用户资源和服务需求均呈现多元化态势；自助服务意愿明显；图书馆的努力与用户习惯、用户需求还存在差距[39-42]……有学者对我国图书馆读者权利研究进行了述评，将读者权利归纳为借阅权、保障权、平等权、时空权、知情权、咨询权、监督权、受尊重权、结社权、隐私权和诉讼权[43]。这些权利在实践当中实现的情况如何？研究发现，在参考咨询过程中，人员和服务都存在一些影响读者权益的因素。因此，有必要提高人员素质、延伸服务领域、建立咨询档案和知识库、加强咨询人员的沟通、建立读者权益保护机构[44]。此外，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侵害用户隐私权的隐患，如计算机系统、安全监控、网络个性化服务和用户信息利用等方面的不当行为[45]。还有学者对读者投诉进行了原因分析和心理分析[46]，对有效处理读者投诉提出了建议[47]。
6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
6.1 基金项目研究成果
（1）“世界级城市图书馆指标体系研究”概括了大都市图书馆的十大特征[48]，并且提出了特大型城市图书馆建设的顶层设计理念[49]；（2）由南开大学于良芝教授主持的两个课题“面向学习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县级图书馆功能设计研究”和“农村发展中的信息服务研究”，采用了国内外文献调研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数据翔实、论证规范。（3）“中国民营图书馆发展与管理实证研究”从概念特征[50]、公共产品理论[51]、国内外私立图书馆史[52-53]和民营图书馆的生存空间[54]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理论探讨，还有学者从公共治理角度进行了补充[55]。（4）中图学会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构建项目成果《普遍均等：公共图书馆的百年追求》一书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6.2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构建
（1）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广东省公共图书馆创出了各具特色的“岭南模式”；“长三角”地区，“苏图”模式、“嘉兴”模式、上海和杭州的“一卡通”模式也别具一格；北方城市只能以天津的“图书馆延伸服务”和北京的“社区乡镇图书馆建设”聊补缺撼。服务体系整体上呈现出“管理主体上移、网点布局下延、资源共享提高、服务规范统一、服务效益改善”的特点，其可持续发展是目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56]。（2）县级图书馆方面：首先，“县级公共图书馆的平均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的平均发展速度”；但是，高速度“掩盖着巨大的地区差距”。因此，有学者指出，县级公共图书馆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57]。其次，基层图书馆的资源共享方面也面临很多困难和困惑，“中西部和东北等欠发达地区处于绝对意义上的弱势”，尚未找到提高文化信息共享工程资源利用率的最佳模式[58]。第三，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必须从“规划性指导”和“业务辅导”等方面保证“持续发展”[59]。
7 学术图书馆变革研究
7.1 学科馆员制度建设
新一轮学科馆员制度建设正在悄然拉开帷幕。与十年前相比，我国学科馆员制度的环境、定位、人员、职责、工作方式、资质、培训和考核已经或者将要发生很大的变化：（1）环境变迁：1998年清华大学率先设立了学科馆员，其初衷是向教师推广新增的数字资源[60]。而今，在互联网环境下，学科馆员制度建设的目标是将图书馆服务融入教学和科研。（2）定位——从院系联络人到教学科研伙伴：有学者提出，学科馆员工作核心是“一个中心、两个桥梁、三项基本服务”，即以学科建设为中心，架好“感情桥”和“信息桥”，开展好学科“培训指导”、“咨询服务”和“资源建设”三项基础服务[61]。而中科院图书馆近期提出三步走战略，要让学科馆员成为“科研过程中的合作伙伴”[62]。（3）人员——从兼职到专职的趋势：调查显示，目前国内90％以上的学科馆员是兼职，并且分散在多个部门[63]，这不利于深入开展学科服务工作。2006年，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组建了学科咨询服务部，总分馆共建42个创新岗位，这是重要的智力保证和制度保证[64]。（4）职责——从简单到复杂：清华大学学科馆员的职责最初只有5条[60]，目前增加到了8条[65]。岗位专职化必然要求更加细致的工作流程和职责。（5）工作方式大变样：最初的学科馆员是“联络人”，今后学科馆员的工作方式会有较大转变：第一，兼具人工和网络联系方式；第二，改变“单枪匹马”的工作方法，组建机构内部相近学科的网络合作小组；第三，构建跨机构的专业学术馆员的交流平台或组织。（6）人员资质、培训和考核：从目前学科馆员的人员构成看，绝大多数具有本科以上学历，70％有一定专业背景，65％具有高级职称[63]，人员素质是比较高的。学科馆员专职化后，资质、培训和考核标准也会相应地转变。也有学者对学科馆员制度实施和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不足敲了警钟[66-67]。这提醒我们，在学科馆员制度建设的道路上既要勇于创新也要量力而行。
7.2 机构知识库研究
2004年吴建中将“机构库”（IR）的概念引入国内。此后，常唯、赵继海、郭少友、李广建、董文鸳等学者对IR的概念、特点、功能、影响和体系进行了基础性的探讨。与欧美相比，国内开放存取的政策和环境还不配套，因此IR建设还处于规划和观望阶段。（1）张晓林从组织高度将IR的目标分为三层，即机构知识资产管理、机构知识传播和机构知识能力管理[68]。（2）胡芳、钟永恒、翟建雄和秦珂都对机构知识库的版权问题作了专题性分析。宛玲和张晓林分析了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知识产权问题。李麟编译的《加州大学开放获取政策草案》中有版权协议补遗样本。（3）质量控制方面，郭少友分为元数据和内容两级控制[69]。董文鸳和袁顺波提出IR内容的质量控制必须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类型的资源拟定与之相适应的质量控制和评价体制[70]。（4）政策制定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团队的组成和分工、资料收集范围与提交政策、数字化政策、长久保存政策、法律政策，建议及早关心政策制定、要“量身定做”，同时要与学术评价机制相结合[71]。（5）资源整合方面，范亚芳提出从公共查询系统（OPAC）、电子资源导航系统、学科知识门户、网络学科导航、建立开放知识库导航平台和搜索引擎结合的资源整合方式[72]。孔庆杰、王博提出以服务定位理念（SOA），从表现层到应用层整合图书馆信息资源的思路[73]。（6）刘华梳理了国外机构知识库长期保存研究，建议长期保存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在扩充知识内容时也要注意长期保存问题[74]。（7）邓君和毕强的综述指出了目前国内学者在服务模式、相关法律问题以及内容质量控制等方面的研究不足，从内容建设、标准化建设、资源长期保存与可持续发展、系统和内容评价与政策支持、软件系统汉化应用以及内容版权许可等方面展望了未来机构知识库的研究趋势[75]。
8 数字图书馆研究
8.1 十年回顾
（1）理念：数字图书馆既是一种技术、资源和服务也是一种理念设计（idea），目前尚无公认的定义。1939年，威尔斯（H.G.Wells）设想“世界大脑”可以实现“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能取得“所有形式”的“所有情报”[76]；1945年布什（Bush）的Memex因“联合线路”[76]而成为互联网和数字图书馆的基石。1982年，兰开斯特预测个人成了联机“智能界”（intellectual community）的成员；正式通信与非正式通信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数据库对所询问的问题能直接给出答案，甚至能推导出问题的答案[76]；1993年，美国国会《电子图书馆法案》列举了电子图书馆的四个特征[77]。可见，数字图书馆是人类理念设想逐渐清晰的过程。（2）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电子图书馆”[78]。90年代后期，“数字图书馆”研究逐渐升温。有学者将我国数字图书馆研究历程分为概念引入、技术探索和应用实践三个阶段[79]；有学者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国内外数字图书馆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聚类分析，指出我国数字图书馆技术研究明显不足，国外技术主题占文献的52％而国内仅占16％[80]。（3）体制：国内数字图书馆项目分为国家层、区域层和商业层三种类型[81]，在国家层又形成了“行业中心互连，行业内部树形结构”的体系[82]。体制和体系问的利益冲突导致“缺乏有效的开放建设机制”、没有共同遵守的标准规范，系统互操作和资源共享程度低，制约了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发展[83]。（4）数字资源：《数字馆藏评价与绩效分析》一书比较系统地探讨了数字馆藏发展、质量评价和服务绩效评估。但是，国内数字资源开发与利用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除《数字图书馆非图书馆》一文提到的外，采购资源和自建资源也不容乐观。随着外采电子资源比例的增加，高校图书馆对于进口数据库的依赖性增强，“学术期刊危机”的“中文版”已经上演[84]。其次，网络资源导航缺乏维护和宣传、国内开放存取资源建设也刚刚起步。因此，统筹开发高质量、可共享的数字资源是必要的发展战略。（5）服务：在用户中心论的指导下，数字图书馆主要关注了个性化服务、数字参考咨询、服务模式以及Lib2.0等话题。与欧美发达国家数字图书馆项目相比，我国数字图书馆项目缺乏公益性定位，还局限于大大小小的集团利益，“为谁服务”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6）管理：有学者提出我国数字图书馆宏观管理问题，建议发挥联席会议的规划和协调作用[85]。还有学者认为“产业化”是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趋势[86]。笔者认为，数字图书馆项目的公私部门性质应当明确界定。和国外相似，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有过热情也走过弯路。有学者评价说“这个领域因为分歧而丰富多彩，因为争鸣而硕果累累……”[87]。
8.2 图书馆2.0
在数次图书馆2.0研讨会和网络平台的推动下，我国图书馆2.0研究迎风而起。理论方面，有学者思考了图书馆2.0与“社会知识交流论”[88]；有学者不仅提出了由“文化与精神2.0”、“信息技术2.0”和“组织与管理2.0”构成的“图书馆2.0动力模型”，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图书馆员2.0”、“图书馆领导2.0”和“用户2.0”共同构成的“自底向上的认知与趋同”实施策略[89]；有学者提出图书馆2.0是“理想＋热情＋创新＋奉献、责任＋使命”；有学者探讨了图书馆2.0的组织文化；还有学者提出实施图书馆2.0就要构建管理、内容和技术相结合的IC[2][90]。
图书馆2.0的研究除了理念、技术还有应用。有学者将2.0应用研究归纳为图书馆门户网站建设、参考咨询和OPAC等几方面，并且指出，转变服务方式要“兼顾老用户的习惯”，“不能为了技术而技术”[91]。言之有理，但并不全面。笔者认为，图书馆2.0发展应当兼顾新老用户，鼓励技术创新。任何新生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完善的，任何创新都是逐渐扩散的。尽管目前图书馆2.0的发展还有很多障碍，用户参与还不广泛，但是，笔者赞赏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口号——“服务因你而变”。
9 中国图书馆史研究
2007年中国图书馆史学研究“向前”、“向后”都做了延伸。“向前”者，考察了颇具神话色彩的司书神“长恩”[92]；“向后”者，回顾了“数字图书馆十年”。《北京地区图书馆大事记1949－2006》和《重庆图书馆史1947－2007》反映了地方图书馆事业的最新进展。《图书馆精神》、《南京图书馆百年文丛》等专著以丰富的史实和相关成果进一步夯实了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基础。此外，吴稌年、王世伟、钱亮、薛大为、侯蔼奇等学者对我国近现代图书馆界人物（如钱亚新、张元济、陈训慈）和图书馆事业史（如“新图书馆运动”、“建国初期的图书馆服务”）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2007年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里程碑。“图书馆学”一词诞生200周年；李小缘先生诞辰110周年；南京图书馆百年；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成立60周年；重庆图书馆建馆60周年；《中国图书馆学报》创刊50周年……；每一次纪念都将史海的珠贝打开，将精华典藏。
10 关于实证研究方法
近两年，实证研究方法逐渐受到重视。什么是实证研究？图书馆学实证研究有哪些方法？《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导引》一文不仅给出了简明的答案，还以“宣言”的形式，大力倡导实证研究[93]。徐建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科学发展观研究”[94]先后以“图书馆员快乐指数”、“工作满意度”、“消极心理体验”为专题，发表论文17篇。这些论文以跨学科联合、软件辅助分析、大样本量和规范研究为特点，以“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为出发点，在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开创了大规模实证研究的先河，并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快乐”和“痛苦”都是非常抽象的个人主观感受，能将主观问题客观化分析是此次调研的亮点。限于论文形式，“建议”部分散见于各篇文章当中，希望该研究结集出版之时能将这部分体系化，这样对图书馆管理者而言更具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2008－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