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戏剧学研究导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导言论文,元代论文,戏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代（1279—1368）那短暂的90年，在历史老人看来，只不过是白驹过隙、精光乍闪。然倘若着眼于中国古代文化史，这未满百年的王朝，却给后世留下了品味不尽的文学珍品和讨论不止的艺术话题。与唐诗、宋词构成鼎足而三之势的元曲杂剧，便是这一时期最值宝爱的文化遗存。从接受对象的变化看，由纯文人的自娱自赏、唱和酬赠的诗、文，转向民间百姓参与观赏的戏剧，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转折。金元杂剧与宋元话本的联袂而来，昭示着中国文化史已结束了它那诗词文章唯我独尊的辉煌灿烂的中古历史，而步入平民化文艺亦占有半壁江山的丰富多彩的新时代。
一
对戏剧黄金时代的繁荣兴盛，元人没有辜负它。虽然他们从一开始便置身于历史的两难境地中：一方面为“自有乐府以来歌咏者如山立”（罗宗信）、“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构栏者辟优萃而隶之”（夏庭芝）而欢欣自豪；一方面又为“儒者每薄之”（罗宗信）、“礼法士所不为”、“学者讳而不言”（戴表元）而茫然困惑。传统与现实的抵牾、观念与实际的冲突，是元代文化人难以摆脱的历史缠夹。然而经不住蛤蜊滋味诱引的“知味者”也大有人在，他们不以歌伎优伶为低贱，在理论上予以指导总结；或不以献身曲学为“虚荒”，凝毕生心血于一籍（注：金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第二十三首：“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或不以民间子弟教习杂剧为“淫谑”，热情讴歌“街头群儿昼聚嬉”（赵半闲）；并将自己对戏剧有关问题的思考，以序跋论文、歌咏题曲、笔记杂著乃至专题论著等形式加以记录，这就是种种今天尚能获睹的元人戏剧学文献。
从戏剧学史的角度考察问题，如果说现存最早的戏文可视作宋人已有意“为”——创作——戏剧的铁证，那么，有意“治”——研究——戏剧，则必待元人方始为之。这不是说宋人尚无语涉戏剧的言论，只是有关论说几天例外地都是诗话文论的附庸或瓦舍众伎的分论，“还远没有产生正式总结戏剧发展规律的观念和欲望”（注：刘彦君《宋人戏剧批评论》，《戏曲研究》第19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22页。）。首先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元、宋之间已有天壤之别。从元代第一位戏剧学家胡祗遹对戏剧表演规律的殷殷归纳，到中后期诸家所撰旨在供初学者借鉴、为戏剧家立传的有关著作，无不显示出面对当代的戏剧，元人似乎与生俱来地便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鲜明的文化自觉性。
始“有意”治戏剧的表征之二是，与戏剧由小邦而变为大国的演进实际相一致，元人对戏剧的观照，已将之从瓦舍诸艺中剥离出来，而赋予它君临万邦的无尚地位，居作家也相应成为与圣君贤相同传不朽的永生之士；甚或在观念上（而非现实中），“构栏”已不再是百戏众伎演出区所的兼指，而成为戏剧独领风骚的场地。《青楼集志》放眼于“辟优萃而隶之”的“构栏”，却畅论“杂剧”的非前此剧艺之可比，可谓将治戏剧之“有意”发挥得淋漓尽致。
此外，元人之始有意治戏剧还表现在对有关学科较为完备的学术建构。以传统曲学眼光看，曲传、曲目、曲韵、曲谱、曲论、曲选，于此阶段无不初备，而曲论也具曲律、曲话、评点、杂论、题咏诸形式；以现代戏剧学的标准衡量，不仅对戏剧本体有着更为科学的全面认识，而且在戏剧史论、功能论、作家论、创作论诸方面亦颇多建树，对后世戏剧学具有开山伐林、规划疆域之功。明人李开先论及曲学源流时曾云“其法备于《中原韵》，其人详于《录鬼簿》”（《西野春游词序》），所言只不过是其荦荦大者。
二
元人没有辜负元代戏剧的昌盛，那么今人是否对元代戏剧学已经引起相应的重视呢？回首建国以来50年的戏剧学研究，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1949年至1978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论述性成果较少，单篇专论屈指可数。值得一提的是夏写时先生成稿于1964年的《论中国戏剧批评的产生和发展》有关元代戏剧批评的两节文字（注：见《中国戏剧批评的产生和发展》三、四小节，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10至12页。），虽然在具体观点上颇带时代烙印，然其论述戏剧学家人数之多、征引居论文献之丰，均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30年的主要成绩表现为元代戏剧学专著的整理出版，将《中原音韵》、《录鬼簿》、《青楼集》诸多剧学秘籍汇于《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书而校勘问世（1959），无疑是元代戏剧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工程。只是各书提要的撰写多注目于“有关戏曲史”的重要性，对其戏剧学价值的全面揭示尚有所欠缺。
1979年至1985年是第二阶段。这7年有关元代戏剧学的论文， 较之前期数量是大大超出了。分类统计约是：论胡祗遹的有4篇， 论钟嗣成《录鬼簿》的14篇，论夏庭芝《青楼集》的2篇， 论周德清《中原音韵》的3篇，综论2篇（注：参见宁宗一、陆林、田桂民合著《元杂剧研究概述》436至438页，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除少数几篇如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戏曲批评的萌芽和元代曲论》（1981）、叶长海《试论周德清的“作词十法”》（注：《曲苑》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齐森华《〈录鬼簿〉散论》（注：《华东师大学报》1985年1期。）， 尚能称为真正是从戏剧学角度剖析元代剧论；其它各篇的重点仍多侧重于对元代戏剧史研究价值的探讨。因此，就整个研究状况来说，元代戏剧学的理论矿藏尚未得到充分开掘。例如对元代戏剧表演学的研究，如果说整个古代关于戏剧表演艺术的记载和论述是“寥如晨星”的话，那么元代戏剧表演理论更是弥足珍贵的启明星了。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一新星的耀眼光芒，人们仍然更多是从戏曲史料的角度来认识。连胡祗遹那些典型的中国古典式的戏剧论文——“序”，也仅仅被视为“元代戏曲的最早史料”（注：《胡祗遹诗文中的元初戏曲史料》，《河北学刊》1985年5 期。），遑论其他。应该说，这些论著的确有其可贵的史料性，但作为戏剧学的研究对象，更应重视的是其中直接表露的理论见解和隐藏其后的艺术观念——这种学术研究的更多努力还有待他日。
1986年至今是第三阶段。此期元代戏剧学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在剧论、文论通史中元代戏剧学的分量大大增加。最具标志性和启动性的是叶长海著《中国戏剧学史稿》（1986），首次以一整章四大节12个专题的较大容量，专论“元代戏剧学”的特点和成就，篇幅之大（约3万3千字）、论题之广、阐述之细、取材之丰，都是令人瞩目的。进入90年代，当今篇幅最大的中国古代文论通史《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之四《宋金元文学批评史》出版（1996），于刘明今执笔的《金元文学批评》一编中，亦辟有专节详论元代剧学诸贤的理论短长。此外，有关综论性著作如谭帆、陆炜《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史》（1993）、赵山林《中国戏剧学通论》（1995）、李昌集《中国古代曲学史》（1997），对元人剧论片断的征引也随处可见。第二个特点是对元代戏剧学专书的整理研究明显加强。如周维培《论中原音韵》（1990）、孙崇涛、徐宏图《青楼集笺注》（1990）、王钢《校订录鬼簿三种》（1991），无论是研究、注释和校勘，可以说元代剧学要籍无一遗漏。值得一提的是周氏之著，以12万字篇幅从曲韵、曲谱、曲论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中原音韵》在“古典戏曲理论史上的地位”，堪称元代戏剧学专书研究的扛鼎之作，在一向忽视形式格律的戏剧学研究界，具有拨乱反正之功。
然而，受着著述形式或论题本身的制约，尽管已有诸多成果在前，元代戏剧学研究仍有许多工作可做或待做。就通史性著述而言，以三、四万字篇幅评说内容丰富的元代戏剧学，在许多方面往往便只能是流于介绍与铺叙，详论与辨析则难免未臻至善；就专书的研究而言，所论课题力求精辟透彻，但同期曲家曲论因论题所限必然罕有深涉。固然前此的成果均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元代戏剧学尚有待全面、深入、系统的探讨——即从这门学科分支至今仍无一部那怕是粗陋浅近的综论性或史论性专著来看——也应是不争之事实。
三
本书拟以“通论”的形式对元代戏剧学加以探讨。所谓“通论”，笔者的理解是纵论与横论结合、史论与专论结合、分论与综论结合、曲家论与曲学论结合，并据此形成上、下、附编的基本内容。
上编为《元代戏剧学史论》，按历史过程将元代戏剧学分为前、中、晚三期，分九章评论有关戏剧学家的生平思想、剧学内容和历史地位；是依照戏剧学思想史在元代的发展脉络，侧重从纵论、史论、分论、曲家论的角度，梳理元代戏剧学的衍生轨迹；以单个戏剧学家的有关著述为论说对象，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阶层、文化氛围、地理环境，并结合个体的人生沉浮、性格遭际，去描述和评价其戏剧学的基本观点和成份、思想矛盾处与现实针对性、贡献与影响、缺陷与不足。此编论述对象的选入原则是：从理论文献来看，必须是明确可考的戏剧学著述；从论述者来看，必须是具有代表性的戏剧学家。
下编为《元代戏剧学专论》，按戏剧理论的具体分类，分五章综合评价元人在戏剧史论、功能论、作家论、创作论和表演论等专题方面的理论框架和内容；是以理论思想的具体构成为探讨中心，相对淡化剧学个体对象的论述独立性，通过归纳与整合，侧重从横论、专论、综论、曲学论的角度，梳理出元代戏剧学在重要理论问题上的逻辑构架和思想体系；并力求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和文艺思想史及戏剧学发展史的历史长河中，辨析元代戏剧学的理论建树与精神内涵、得与失、短与长。此编论述对象的选入原则是：凡前此学术界公认的元代戏剧学著述并确实含有理论意味者。
附编为《明清近代元剧研究论略》，按历史阶段分四章概略论析明前期、中后期、清前中期和近代戏剧学家对元剧的有关研究，以期在具体的研究课题、方法、观点等方面，展示元人戏剧学思想在后世的影响和明清诸家对元人的超越。如果换个角度看论题，此编与前两编的主要章节一起，亦构成笔者对元剧研究史即元剧研究之研究的粗浅探索，故望方家不以附编为赘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