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变数
文/华红平
《人民日报·权威论坛》栏目，2012年1月16日刊登了约翰·普兰的文章《修正资本主义时候到了》。文章开篇直奔主题：“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任遭受冲击，因为银行家、高管和富商在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剩下的全世界要为此节约。如果资本主义想继续生存下去，那它需要被重新发明。”
由于互联网金融市场的财务风险极易波及到整个行业，就比如说P2P行业，一旦其中某个节点爆发后，将会直接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市场体系缺乏对财务风险的防范体系，一旦某个环节产生一定的风险就会引发市场风险。而且在财务风险主动管理上面也有所欠缺，没有主动的将互联网金融财务风险纳入到防范范围中，而且在征信环节以及信息共享内容方面也并没有制定相应的措施。总体来说就造成互联网金融财务风险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
重新发明，是继续朝着资本主义方向，还是转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道路的出口又在哪里？文章中一个细节不容忽视：“实行福利政策的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比较人性化。”高福利政策，不一定能掩盖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但它至少与资本主义制度自相矛盾。所谓福利国家，如果按人均GDP不具有说服力，那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就实在难以置信了。例如：瑞典38.2%，丈夫有9个月全薪产假；丹麦37.9%，免费医疗免费教育；法国34.9%；挪威33.2%，带全薪休病假；德国27.6%，英国25.9%，难民也享受高福利。这些实例是资本主义的修正吗？很可能是资本主义走向尽头的前奏，标志着有一种力量在原有社会胎胞里涌动。这是在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前必然会有的征兆。认识这个征兆性质就会推动生产关系向更高层次转变，反之就会延缓转变。
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日日顺物流发展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自从2000年开始的企业物流，针对的是海尔的服务升级，从送货到送服务，到物流企业是卖服务和卖方案；第二阶段时开始进入快消品行业，同时也做了很多家电产业、原材料供应，积累了很多经验；第三阶段成为平台企业，从配送平台到交互平台，最核心的是跟用户的触点，最后一公里的服务。现阶段我们正在打造生态企业，完成从物流平台到生态平台的升级，进一步创造商业模式的价值。
据《人民日报》报道，美国兰德公司跟踪调查500家世界大公司，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公司始终坚持以下四种价值观，即：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社会价值高于利润价值，用户价值高于生产价值。
把发达归功于“自由经济理论”的危害在于，当前的法人治理多半是自发形成的，并不是认知上的突破。因此，不能规避公司在运行时突然中断法人治理。那些做大了的原本有法人治理的企业一旦发生变故，重新回归私司，就会带来大的灾难。与所处的位置不同，性质也有所不同。发生在局部的，就是经常爆出的公司治理灾难；牵扯到系统的，就会引发经济危机。
现将小灶火水源地地区分为5个参数分区。1区位于评价区南侧边界，区内渗透系数k为11.85 m/d，给水度Sy为0.12；2区位于洪积扇后缘，区内渗透系数k为60 m/d，给水度Sy为0.23；3区位于洪积扇中部，区内渗透系数k为30 m/d，给水度Sy为0.21；4区位于评价区西北侧边界，区内渗透系数k为37.53 m/d，给水度Sy为0.162；5区位于洪积扇前缘，区内渗透系数k为12.43 m/d，给水度Sy为0.136。
分清资本的两个倾向不难看出，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高福利也是“外部性”的产物，不过是正外部性的溢出效应。国家的发达程度，与法人治理个体占比相关。法人治理是一种利他基因，而有这种基因的企业才可称之为“公司”，其余的只能称为“私司”。“公司”一旦注册或改造成功，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长盛不衰；而“私司”内无动力，外无推崇，根本就不在一个竞争平台上。尽管私司的注册量每年要比公司大得多，但它自生自灭平均寿命只有2到3年；“公司”的产生量虽小，但都是常青藤企业。发达国家经过一百年来的连续优胜劣汰，在存量上“公司”的比例逐渐占据上风。他们自觉维护社会利益，甚至在没有工商管理、没有城管机构的国家，有着比政府要求更为严苛的自身要求，为社会提供最安全最优质的产品服务。他们在向社会溢出利益的同时也在向社会溢出利他的价值取向。这种影响力极大的社会细胞，既影响了政府，也修为了个人。呈现出与资本主义极不协调的异样景象。自然景色，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人文环境，风清气正，诚实文明。
原因是人们并未察觉到法人治理的作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一直以为是自由经济带来的转变，是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罗斯福新政导致的改良。看不清是法人治理对资本分化出的另一种倾向，一种造福生灵的倾向；它与原本资本涂炭生灵的倾向形成鲜明对比。而资本的造福倾向也掩盖着当今的资本恶行。其实，如今资本的嗜血性远远超过了马克思在世的年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露的是工资掩盖剥削的真相。然而，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加大剩余劳动比例只是剥削手段的1.0版本。为榨取劳动者生命精华，以35岁以上为分界线，辞退高强度技术人员；不顾员工的安危简化防护设施，是剥削手段的2.0版本。资本不满足对内的剥削，把手伸向企业外部，产生了“负外部性”，企业对社会造成了负溢出，假冒伪劣，跑冒滴漏，污染环境，残害儿童，这也只是资本剥削的3.0版本。利用资本市场肆意套取投资人利益、大鱼吃小鱼、贿赂官员盗取国家资源，这才是剥削手段的4.0版本。当然，以上4个版本的维护版本还有后缀更是五花八门，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马克思分析：“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论》第三卷495页第16行）
综上所述，本次基于EBV DNA，NLR，VCA-IgA，同步放化疗以及诱导化疗建立的鼻咽癌远处转移风险评估模型将鼻咽癌患者分为高低风险，实现个体化治疗。我们已经展示了模型强大的预测效果，这样在治疗方案制定时高风险的患者将获益于足量的治疗方案，而低风险的患者将承受更少因不适量而导致的毒副作用。
马克思还指出：“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换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货币资本家。”（《资本论》第三卷495页第3行）
法人治理解决的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矛盾：“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从直接的意义上讲，法人治理改变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所带来的恶疾。转换为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相匹配。——“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是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要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社会财产。”（《资本论》第三卷P495）
成熟既要全部生产力的发挥，更要认识的发挥。“社会主义最终必然战胜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马克思不仅仅以推导的方式得出这样的结论，更是从当时的现实中发现了这样的胎胞，一种孕育着扬弃资本主义的新机制。
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工人工作时间大大缩减，与百年前工人所受摧残状态已经是渐行渐远了；社会收入阶层也从原来的哑铃型转变为“橄榄型”，舒缓了贫富差距蕴蓄的对立。这一切似乎都朝着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那么，任其自然，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平滑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吗，答案是否定的。
众所周知,重置期权(Reset options)的最终收益与期权有效期中的一些预先设定的时间点的风险价格有关。这些预先设定的时间点通常被称为敲定价重订日。尽管在实际的金融市场中,重置期权的重订日可以有多个,但为记号简单起见,这里仅考虑有一个敲定价重定日的情形。所用方法和技巧可以推广到多个重订日的情形。下面给出重置期权下一个定义。
马克思指出：“生产规模的扩大，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而与私人资本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资本论》第三卷494页第11行）
这种机制现代有个专用名称叫作“法人治理”，在公司内部叫“公司治理”，它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只有法人治理才是真正的公有制。他的核心内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权制约经营权。”
美国波音公司就是一个实例，百年波音的十几任领导，什么时候董事长兼总裁就会遇到危机，什么时候董事长与总裁分设就能走出困境。
2007年8月发生次贷危机也是一个实例。随着美国爆发危机在金融市场的蔓延，最终波及全球经济，并酿成了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涉事的三个机构，法人治理严重缺失。房利美前CEO丹尼尔·马德；房地美（Freddie Mac)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塞隆（Richard Syron）；美国全国金融公司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安杰洛·莫齐洛，面临民事指控。内容是他没有完全披露房地美对高风险抵押贷款的风险敞口。但没人指控他们的法人治理缺失。房利美董事长从来不到现场，形成法人代表缺位，是“法人不治理”；而房地美和美国全国金融公司的董事长兼任了首席执行官，没有做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设，形成了“法人经营”。
当时，美国的宏观经济学已陷入一片混乱。2009年9月17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金融危机“周年祭”上，一篇题为《为什么经济学家如此不靠谱》中写到：“但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学家们将不得不学会与无序共存。也就是说，他们将不得不承认无理性的不可预知的行为的重要性，不得不正视各种独特的市场不完善之处，并接受一个优雅的‘万能经济理论’在现在还遥遥无期的事实。”
经济危机之后，在欧洲多国《资本论》又脱销了。人们希望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法宝，但这次还是无功而返。如今到了次贷危机“十周年祭”，经济学家仍然一脸迷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高放2018年6月5日发表了一篇《社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文章。提出当代资本主义是社会资本主义的观点。他的这个观点在1989受到过批评。批评者只是给他扣上一顶政治帽子，“并未摆事实讲道理”。其实，双方都找不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否融合的焦点。原因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有利社会的机制，仍是一种偶发事件。尽管它存在于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必然之中，却与资本主义制度没有直接的关系。它虽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有蔓延的趋势，但这种机制的功效未被发掘，不可能上升到法律层面加以保护与推广。“高福利”终究不能驱散经济危机的乌云。
自发产生的“法人治理”，其积极意义在于能够引发人们对资本的新思考。但自发的行为不能带动自然过度到社会主义，必须有一次大的制度突破。“如果资本主义想继续生存下去，那它需要被重新发明。”这个发明就是要改变“生产资料的占用结构”。这种发明已经被马克思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