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组织社会学50年来发展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年来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我很荣幸和组织社会学这个领域的进展一起成长。20世纪50年代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这个领域正处于发轫之时，经过接下来的数十年，我看到了这个领域理论的拓宽和加深以及经验研究的广泛出现。在我看来，组织社会学的整个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从一开始相对贫瘠的状况发展为20世纪后半期最为活跃的学术领域之一。在本文中我将回顾组织社会学一些主要的发展和趋势，并就当前的问题和未来的前景发表评论。
精心构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领域的建构：制度化的二元论
在20世纪50年代，组织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公认领域。从一开始这个领域就是跨学科的。在形成这个新生学科的过程中，两个最为关键的学术中心是卡内基技术学院（现为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卡内基学派包括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西蒙的早期工作(Simon,1945)集中于决策和决策者，但是后来的合作研究(March & Simon,1958)提高了组织分析的层次，而在默顿(Merton)领导之下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都是社会学家。这两个群体的学者都接受了使他们的前辈困惑和对立的矛盾性概念。西蒙和他在卡内基的同事们的研究建立在“有限理性”模型的基础上，这个模型巧妙地将强调目的和意图的主张与对限制这种理性行动的认知的和社会的约束的认识联系起来(Simon,1945;March & Simon,1958;Cyert & March,1963)。哥伦比亚大学的默顿(1949)和他年轻的同事们强调“有目的行动的非预料后果”，他们开展了对公共和私立组织的早期的权威性研究，每一个人都就组织的双重本质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塞尔兹尼克强调的是组织表现出来的“矛盾性”(paradox)，它一方面是“服从于可算计操纵的正式结构”，另一方面又是“不可避免地嵌入在制度矩阵中”的社会结构(Selznick,1948,pp.25～26)。布劳(Blau,1955)集中关注科层制的“两难困境”，即它作为被设计为解决特定问题的正式结构又导致了其他问题的产生；古尔德纳(1954)提到了组织作为强制系统和同意系统的“两面”特征。此外在英国，一群折中的组织研究学者寻求一个“社会—技术”模型，坚持认为组织表现为一个“不同面相的结合体”(Emery,1959)。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芝加哥大学作为彼得·布劳(Peter Blau)的一名学生，我是这些基础研究的第二代见证人和受益者。当我们对诸如非正式和正式结构、领导和权威以及自由决断和控制这些主题给予同等的注意时，我们对组织的合作研究(Blau & Scott,1962/2003)——一篇早期论文——表现出这些冲突的倾向。
这种二元性的制度化明显持续到今天。尽管不时有学者提出简化的模型，或是强调完美理性（根据假设作出的论断），或是强调纯粹的非理性（将组织视为一个现代魔咒），但大部分当代学者似乎乐于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处开展研究。诸多不同的概念如“交易成本”(Williamson,1975)、“理性神话”(Meyer & Rowan,1977)、“经济行动的社会嵌入性”(Granovetter,1985)，以及“手段”(instrumentality)和“适当性”(appropriateness)的逻辑并置(March & Olsen,1989)陆续反映了植根于这个领域内的裂痕。
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80年代的成长期中，社会学家们研究了有关组织的各种各样的主题，但是他们最为独特和固守的关注点是组织结构的决定因素。我们怎样才能最好的描述组织的独特之处，什么力量在形成这些特征时发挥着作用？例如，布劳主持的由大量的合作者参与的比较研究项目，持续地考察了不同组织类型的正式结构，将其看成是“展示自身规律性”的系统(Blau & Schoenherr,1971,p.356)。而在随后的时间里，即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由于社会学家始终在研究相似组织集合的结构特征（组织种群）以及不同的相互依赖的组织集合——组织领域和组织网络的结构方面走在前面，他们已经在更高的分析层次追踪这些关注点。
与此同时，社会学家已经不仅关注组织结构的决定因素，还关注组织结构的后果，考察组织结构对组织绩效和组织参与者的影响，以及在更广泛程度上的对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些发展。
领域的转换：进入开放系统模型
伴随着这些先驱性的组织研究学者的工作，一群跨学科的学者正相对独立地在精心构建开放的（或者说一般的）系统模型，通过关注跨越不同系统——从生物学的细胞到太阳系——的元素和过程的共同性，寻求连接和复兴范围狭小的学科(Von Bertalanffy,1956)。尽管这些思想渗透到大量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学(Buckley,1967)，但是它们对组织研究的影响更大。在开放系统观点之前，组织研究学者已经关注到组织内部的行动者（工人、工作团体、经理）和过程（动机、凝聚力、控制），但对组织在其间运作的环境给予的注意力却很少。如果被提到，环境也是经常被描述为麻烦的来源。在卡茨和卡恩(Katz & Kahn,1966)、劳伦斯和洛尔施(Lawrence & Lorsch,1967)、汤普森(Thompson,1967/2003)以及韦克(Weick,1969)等人工作的激发下，这种目光短浅的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得以改变（卡茨、卡恩和韦克是社会心理学家；劳伦斯和洛尔施是管理学研究者；汤普森是社会学家）。
更为重要的是，在从20世纪后25年至今的这段时间里，组织研究发展的大部分历史反映了对环境构成、影响和渗透组织的和不同方式的日益增多的认识，而随之出现的主题便是越来越多地关注组织影响其他重要社会过程和社会系统的方式。
领域的成熟期
有关组织结构决定因素理论化的狂热
随着开放系统模型的引入，这个陷于陈旧的区分和徒劳无益的争论的领域突然焕发了生机。创新性的理论框架和论点被接二连三地引入，每一个都对组织结构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见解。
最先出现的是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这种分析方法认识到尽管所有组织都依赖于它们的资源环境和技术信息环境，但是，这些环境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方面是不同的，因此，组织结构也会随之变化(Woodward,1958;Lawrence & Lorsch,1967;Galbraith,1973)。作为它们的技术环境的函数，可以观察到组织是变化的。而且，那些其结构能最好的适应其特定环境的组织，绩效也是最好的。尽管权变理论是在我们能称之为组织研究的“现代”时期出现的最早的系统化的理论，但是它们保持着最大的影响力(Donaldson,2001)。无疑，权变理论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对那些试图改善他们的组织的实践者的吸引力。
一个相关的分析方法——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建立在经济学见解的基础之上，即所有的交易（商品和服务的交换）都是有成本的，但是某些交易比其他交易成本更高。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85)追随科斯(Coase,1937)的观点，认为组织的产生是为了处理市场不能解决的交易成本。相对不确定和复杂的交易要求更精细的治理机制以确保交易各方的安全。组织就是一种这样的机制，它试图调整利益并创造控制系统以阻止机会主义行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分析方法为组织的存在提供了一个理性的解释。同时，由于达成的交易类型不同，组织结构也随着用于治理的资源而变化。然而，这些主张为组织的多样性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并为设计组织提供了另外一种基础。
第三种分析方法——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也强调适应环境的益处，但是它认为环境同时包括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基于埃默森(Emerson,1962)对权力—依赖关系的系统表述，由普费弗和萨兰西克(Pfeffer & Salancik,1978/2003)予以发展，这个框架认识到组织为了生存一定要交换资源，但是这种交换如果不均衡的话，就会产生权力分化。因此，经济交换可能产生权力分化，并且经济依赖可能导致政治性的解决办法。主张资源依赖的学者强调，管理者不仅要设法管理它们组织的结构，还要控制组织所处的环境，降低依赖并寻求充分的权力优势。
网络理论(network theory)长期以来就被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用来研究人际关系，但是在20世纪70～80年代期间，它被用于组织间关系的研究。立足于怀特(White,1976)等人的基础性工作，学者们着手提出了适合于研究组织网络的测量技术和方法。组织在网络关系中的位置以及网络本身的结构，都被认为对组织的行为和结果具有影响。在有关连锁董事会(Mizruchi,1982)、竞争性交换结构和利润(Burt,1983)、在国家层面上影响政策设定的组织间系统(Laumann & Knoke,1987)以及战略联盟的形成和影响(Powell et al., 1996)的研究中，已经探究了这些网络关系和结构。因为网络理论强调环境的关系方面，它的发展有助于资源依赖关系的研究(Pfeffer,1987)。
大约在同一时期，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分析范式，组织生态学(organizational ecology)被提了出来。在霍利(Hawley,1950)工作的基础上，汉南和弗里曼(Hannan & Freeman,1977)认为，以前的理论夸大了个体组织经历基础性变迁的可能性程度。因此他们主张，对变迁感兴趣的学者应该从对单一组织的关注转向对组织的“种群”——同种类型的组织——的关注，因为基础性变迁典型地包含了一种组织类型对另一种类型的替代。随后的研究关注种群动力学——新型组织随着时间产生、成长、竞争和衰退的方式(Hannan & Freeman,1989)。
此外，另一种分析方法——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也在同一时期出现，它强调环境的文化特征的重要性。基于伯格和勒克曼(Berger & Luckmann,1967)的研究，制度学派的理论家们主张组织一定要不仅考虑它们的技术环境，还要考虑它们的“制度”环境：定义“社会适能”(social fitness)的管制的、规范的和文化认知的特征(Meyer & Rowan,1977;DiMaggio & Powell,1983；Meyer & Scott,1983)。早期的理论家，诸如塞尔兹尼克(Selznick,1949)和帕森斯(Parsons,1960)，强调制度系统的管制性和规范性特征。后来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家”将这些视为重要的因素，但是他们还强调对象征性要素——先验图式(schemas)、典型化(typifications)和文本(scripts)——的作用给予关注，这些要素在形成组织结构和行为上扮演着重要的、独立的角色(Scott,2001a)。
的确，通过坚持认为文化要素发挥着和结构性与物质性要素同等且独立的作用，制度理论家们企图将组织的起源（从通常所接受的工业革命的后期）推溯到17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迈耶等人(Meyer et al.,1987)以及佩德森和多宾(Pedersen & Dobbin,1977)认为，正是早在这个时期，哲学家和科学家开始第一次系统化地将物理现象，尔后是社会现象整理成一般类型和子类型，开创了社会理性化事业。这种观念逐渐地被接受，即存在社会结构的一般类型——组织，它在共同知识主体的操控之下，也即管理——并且包含被认识到的子类（企业、学校和各种机构）。为这些现象提供了一个科学解释的组织研究的出现，有助于加强和推进这种专业化的事业。
随着研究者开始认识到环境的多样性，并考察了它对组织结构和过程的重要性，这些不同的理论进展在20世纪60～70年代迅速地接踵而来。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关系的、生态的和文化的因素陆续被理论化，被加以仔细地研究。在6种分析方法中，有三个——生态的、关系的和制度的——建立在社会学家的工作基础之上，第四个——政治的（资源依赖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社会学家理查德·埃默森的系统阐述，将其应用于组织之间的层面上，而不是个人之间的层面上。值得注意的是，使用社会学观点的分析方法都停留在理性—自然连续统的自然一端。经济学家（赞成交易成本理论的）和部分管理学家（支持权变理论的）则锁定在理性一端（重要的例外是社会学家汤普森[Thompson]，他坚持自己的权变观点仅被应用在“理性规范之下”）。
在这个充满创造力的时期，我正在斯坦福大学工作，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云集在这里的组织研究的学者是无与伦比的。6个主要理论中的三个——资源依赖、组织生态学和制度理论——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学者所开创的。无论如何，学术创造力的主要源泉已经转移到西部，从哥伦比亚和卡内基转移到了斯坦福。
更高的分析层次
这些理论进展不仅扩大了我们对环境的理解，考虑到更多和不同的方面，而且提高了从事组织分析的层次。最早的封闭系统分析方法将注意力限定在一个既定组织的边界范围内的现象。就此而言，组织结构是个体或群体的利益行为所发生的情境。只有在开放系统模型出现之后，组织本身才成为研究的主题，被看成是由环境所塑造的反应性系统，看成是塑造它们自身情境的集体行动者，或者看成是在更大、更广阔系统中的成员行动者，不一而足。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设计这样的研究，即将组织及其结构和过程作为研究的主题。经验研究积累了关于组织样本的系统信息——不仅有相同类型的（例如，Blau & Schoenherr,1971)，而且还有相同领域不同类型的（例如，Pugh et al.,1969）。这种方式的调查研究持续了若干年，直到90年代中期，基于代表性样本的组织研究才在美国实施(Kalleberg et al.,1996)。这些研究，尤其是那些包含多种组织和社会情境类型的研究，再次证实了组织的二元论特征——部分是被物质资源力量塑造的（技术、规模和竞争），部分是被社会和文化系统（规范和文化信念）塑造的（例如，Lincoln & Kalleberg, 1990;Orru et al.,1997）。
从单个的组织层面向上移动，分析家将注意力集中于组织集合(organization-set)：一个中心组织和它重要的交易伙伴(Blau & Scott,1962/2003;Evan,1966)。这种分析方法允许研究者更精确地定义对既定组织而言起作用的重要情境。不是评价诸如“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被抽象出来的环境维度，而是更加注意研究特定的资源流和信息流、特定的网络关系及其影响。这种分析层次非常适合探究资源依赖关系和组织战略问题。
组织生态学选择在组织种群层面开展研究，尽管这一理论框架可以应用在多种层次上。种群被定义为包含所有在同样的小生境(environmental niche)中竞争资源的组织。具体而言，研究者一般考察那些享有同样类型或原型，显示相似结构并追求相似目标的组织。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将既有的技术和各类社会行动者结合起来，一个特定的组织形式便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出现，并且一旦组织创设，它便会随着时间而存续，很少出现变化(Stinchcombe,1965)。如果一种类型组织的全部历史被研究，大量的、不同的种群的研究就揭示了相似的S型的增长和衰退的经验范型(Hannah & Freeman,1989;Baum,1996)。汉南和弗里曼认为，种群密度的过程反映了我们所熟悉的合法性力量和竞争性力量之间的二元张力，控制早期成长阶段的是合法性力量，但最终会被竞争性力量所战胜。
制度影响在所有层次上起作用，但是研究者一直对组织场域(organizational field)层次——被定义为相似和不相似的相互依赖的组织的集合，和它们的交易伙伴、资助来源以及管理者一起在一个功能独特的舞台上运转(operating)——给予极大的关注。(DiMaggio & Powell,1983)因为根据定义，场域与制度限定的社会活动范围是一致的，因此将这种分析层次作为研究结构过程的基点已经获得支持。学者们已经研究了支配不同情境下组织场域的规则和信念系统的长期变迁，比如国际商业仲裁(Dezalay & Garth,1996)、挪威的渔业(Holm,1995)、美国最大的工业企业(Fligstein,1990)、随着环境主权而调整变化的石化工业(Hoffman,1997)以及卫生保健配送系统(Scott et al.,2000)。这些分析都强调了物质资源、竞争环境和制度环境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
考虑后果
组织的结构和机能对组织本身以及对它们所处的更大范围的社会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不同于经济学家和管理理论家，他们关注的是识别影响绩效和生产率的组织因素，社会学家提出的是关于谁从这些活动中受益，而谁不能从中受益的问题(Scott,1977;Perrow,1986)。
将组织作为各种权力系统来关注，科尔曼(Coleman,1974)对此进行了有说服力的重新构造，他指出，组织作为集体行动者扩展利益，并追求不同于其成员的目标；而通常个人不仅在和其他个体的关系上，而且在和组织的关系上失去了他们的权力。组织不是作为在我们的控制之下的一种力量来帮助我们追求我们的目标，更为经常的是，当组织追求它的特定目标时，我们投入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来为组织机构服务。组织也越来越影响到社会的流动和生活机会的分配。研究社会分层的学者曾长期专注于社会阶层，现在也开始关注在现代社会作为流动的重要媒介的组织的作用。“新结构主义学者”关注工作的结构——日常性地嵌入在企业和产业之中——以及组织过程——雇佣、培训、晋升和解雇——它们决定着地位获得(Baron & Bielby,1980)。并且，日益增加的调查研究表明，这些过程并不是与种族或性别无关的(Reskin et al.,1999)。
总之，组织研究的历史，特别是组织社会学的历史在最近几十年都被开放系统的逻辑所支配(Scott,2003)，而且，社会学家感兴趣的核心主题——包括权力和地位的分布——已经令人信服地与组织进程和组织结构联系起来。
最近的趋势
尽管最近几十年未再出现同样水平的创造力，但是组织研究领域继续沿着新的方向发展。简而言之，我认为组织正在经历三个方面的变化，第四个方面是我们关于组织的观念也正在被修正。
变化着的边界
从韦伯(Weber,1924/1968)的研究开始，在组织分析中组织边界就扮演着中心性的角色。韦伯把组织定义为“封闭”的社会关系，只限于特定的个人能接近，在行政人员协助下的长官或主管来实行这一限制。随着开放系统观念的出现，理论家们认识到组织对管理资源流和其他与环境的交换的依赖，但他们继续强调组织需要保护自身以免受外部的影响，通常是通过“封锁”它们的技术内核以免受环境的干扰(Thompson,1967/2003)。学者们在他们对组织边界的研究中已经提供了多种概念并研究了不同的指标，包括行动者（独特的角色、成员资格标准、身份认同）、关系（互动频率、沟通模式、网络）、活动（任务、日常工作、交谈）以及规范和法律标准（所有权、合约、合法权威）。
然而，毫无疑问，在最近几十年组织的边界已经变得更加开放和灵活。尽管像某些过于热心的观察者那样宣称“无边界”的组织的出现似乎尚不成熟，但是许多迹象表明，组织边界已经变得更加可渗透和更加灵活。终身制的工人被临时的、兼职的和合同制的雇员所取代；团队和项目小组经常包括多个彼此独立的企业的成员；组织压缩、增加并廉价出售其组成部分；组织与其交易伙伴及竞争者结成联盟(Kanter et al.,1992)。随着早期的手工生产系统被小型企业产业区、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圆心系统以及战略联盟所结合，今天的生产和服务系统越来越可能延伸为跨越相互独立或半独立的公司和机构的网络(Harrison,1994;DiMaggio,2001)。然而，这些发展并不表明组织边界的消失，而是表明在组织的范围、成分、持续时间和实施机制上的变化。象征性的符号日益取代边界划分的物质主义方式。
变化着的战略
与变化了的组织边界观念密切相关的是关于组织如何与其环境发生联系的观念上的变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组织追求的是“内在化”(internalization)的重大战略。随着组织面临对它们机能的重大挑战，可能的反应是将这些挑战吸收或映射(map)进自身的结构。“吸收”使得将以前外部的要素融入组织边界之内成为必要。组织从吸收工人、技术和技术专家开始，随着企业的成长，进而转向纵向整合的战略，合并资源投入、营销和分配系统(Chandler,1977)。在内部化行不通的情况下，组织开始将环境的关键方面“映射”(map)在其自身结构中，例如雇用有工会经验的人到劳资关系部门或者雇用律师应对法律环境。如同佩鲁(Perrow,1991)所断言的，大型组织最终将吸纳社会的所有方面。
然而，从20世纪的后几十年开始，随着组织开始抛弃各种成分和功能，出现了一个令人惊奇和出人意料的转向。现在越来越多的组织追寻的主要战略是“外部化”(externalization)：关闭一些内部部门，外包出去以前在组织内部完成的工作。正如已经提到的，组织正将这些战略应用到雇员、部门和功能等方面。作为这种趋势普遍程度的一个指标，卡罗尔和汉南(Carroll & Hannan,2000)的报告说，美国公司的平均规模从1960年的大约60个雇员下降到1990年的大约34个雇员（这种趋势不仅反映了较大公司的分解，而且反映了新的小型企业在经济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这些发展必然影响到雇员，他们发现用保证工作安全来换取忠诚的“隐性合约”(implicit contract)已经被重新审查，如果不是被取消的话。社会学家已经开始考察外在化对个体参与者的含义——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Pfeifer & Baron,1988;Smith,2002)。
尽管对于外在化的转向存在大量基于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的解释，但是我认为一个重要的被忽视的因素是与更广泛的社会系统发生的变化相关。随着社会的越来越多的方面变得理性化——被组织为连接系统化的手段和目标的工具系统——组织保护自身系统的必要性降低，更可能考虑与“外部”系统（受同样的逻辑支配）取得联系以追求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如同佩鲁所主张的组织吸纳社会，真正的情况是社会正在吸纳组织(Meyer,1983;Scott & Meyer,1994,p.4)。
变化着的权力过程
在组织中权力和控制的使用和方式正在发生变化。长期以来作为组织的限定特征的极端典型的一元化的层级制正让位于更加分权化的和水平化的系统，尤其是在较新的产业领域的组织中。当开展有效竞争所需的大部分重要信息在组织边界而不是组织的核心发现时，集权化的命令和控制结构就会失效并被废弃。随着企业和机构的运作边界向外扩展至包含临时性的工人和承包者，管理人员就被迫既要学习垂直式管理，也要学习水平式管理（无权威的）。
和内部组织控制形成对比的是，外部化战略体现了对市场机制的日益依赖。它们也反映了这样一种认识，即不论是在私立还是公共组织中，所有权都不能确保进行控制：通常的情况是，在所有权缺位时合同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力量。
由机构投资者而不是私人投资者支配的新的资本市场的出现，威胁着组织的内部权力结构，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组织也目睹了职业经理人的地位的上升。尽管法人精英的权力缩小可能被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的管理人员的权力增大所弥补，但很可能“管理资本主义”的年代已经结束(Davis,1994;Useem,1996)。
与国家相比，公司长久以来享有实质性权力。正如经由米尔斯(Mills,1956)、密苏奇(Mizruchi,1992)及佩鲁(Perrow,2002)等社会学家所证明的，经济财富和权力极易转化为政治影响。在美国，如同个人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公司也享有被合法对待的优势，主要表现在游说和对竞选活动的捐赠。公司的权利和政治影响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
变化着的概念
的确，如果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的这些根本性变化没有反映在学者们用来指导他们研究的观念上，将是令人惊奇的。我认为，埃米贝尔(Emirbayer,1997)在一篇有关社会结构的概念的文章中所描述的趋势更全面地阐明了我们的领域正在经历的重要变化。他提到了从依赖于实体主义的结构模式向依赖于关系的结构模式的转换。实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把结构定义为物或实体。埃米贝尔在实体主义观念的两种子类型间作出了区分。
·实体主义的自我行动(self-action)定义：由于被应用于组织研究中，这种观念强调组织的独立性，强调将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其他类型区分开来的那些特征。这种观念在其形成时期主导着组织研究，包括韦伯、马奇和西蒙、布劳和斯科特。
·实体主义的互动(interaction)定义：当学者们采用开放系统的视角时，这种观念出现了。尽管组织继续被看成是分立的(discrete)单位，但它们被认为拥有随变化的环境——不管是技术的、政治的、交易的还是制度的——而变化的特征。
尽管仍然处于少数派的位置，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开始接受组织的关系或过程的观念。这些观点认识到组织是“不能与它们所嵌入的交易情境所分开的”(Emirbayer,1997,p.287)。根据关系概念，行动者（包括集体行动者）的意义和身份产生于他们在正在发生的关系和遭遇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观念由怀特(White,1992)详细阐述。吉登斯(1979)的结构化观念是这种视角的最有影响的一般化陈述。
据我所知，最早使用组织的关系观念的组织研究学者是韦克(Weick,1969)，他倡导从一个实体性的概念（组织）转变为一个过程概念——组织化。近年来，更多的理论家赞成采用关系的表述方法。然而，在那些强调组织的更理性的方面和那些强调组织更具有自然特征的学者之间，传统的对立再次出现。
一些评论和忧虑
组织社会学领域中的学者，像其组织研究这一更广泛领域中的同行一样，没有接受一个单独的、统一的范式。在展望部分，我将简要地指出一些我认为有前景的进展，并提出我的关注点。
走向整合和智力包容
在过去20年里，随着理论家们提出一个又一个具有竞争力的观点，看来组织研究领域似乎注定会支离破碎甚或要进行决战。在对即将结束的20世纪给予评论时，奥尔德里奇(Aldrich,1992)表示出对这种长期的非建设性的“范式之争”的忧虑。这种可怕的景象尚未结束，但令人惊讶的是，大部分学者已经接受中庸之道并设法发展更具综合性的框架。
在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模型——以管理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为特征——和更强调结构的生态学和制度视角的观点之间已经有了相互融合的迹象。适应和选择模型逐渐被归并进相同的理论框架(Baum & Singh,1994;Aldrich,1999)。以同样的方式，生态学理论家已经接受了制度的观点，其模型也已经被制度观点所渗透。由于奥利弗(Oliver,1991)的工作，制度与资源依赖的观点已经开始以建设性的方式相互接受。网络观点和方法不仅被整合进资源依赖视角，而且也被生态学者和制度学派的人所接受(Haveman,2000)。与此同时，跨越分析层次的整合也已经出现。不是将组织、集合、种群和领域看成为相互替代的分析视角，一些社会学家已经建议并试图证明将它们视为相互补充的视角的价值——每一种视角对于更充分地理解复杂的组织领域都是必要的(Scott et al.,2000)。
组织社会学家始终坚持认为组织有不同的规模和形态，并且以多种方式来运作。不像许多管理学学者那样将注意力局限在追求利润的企业上，社会学家持续探索非营利、非政府和公共组织的本质特征(Galaskiewicz & Bielefeld,1998;Powell,1987;Boli & Thomas,1999;Campbell et al.,1991)。而且在组织生态学家的推进下，社会学家已经不再只关注财富500强或者根据规模和影响而进行的类似排行，而是注意既定类型的所有不同规模的组织(Aldrich,1999;Carroll & Hannan,2000)。
组织学者很容易与社会学的其他分支领域形成互动。组织研究与诸如工作社会学、社会分层、种族和性别等领域之间的联系已经很牢固并富有成效。最近出现的迹象表明，组织研究学者正在向社会运动学者——既包括政治学家，也包括政治社会学家(David et al.,2004)——的工作、法律和社会研究(Edelman & Suchman,1997)、经济社会学(Smelser & Swedberg,1994)以及文化社会学(Zukin,1991;DiMaggio,1994)学习，并且也为这些领域作出了贡献。
然而另外一项激动人心的发展是这个领域的日益国际化。我这里简要叙述的主要是美国的情况，但是在过去20年中，美国和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已经考察了组织社会学在全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在欧洲和亚洲。旧的治理结构的瓦解，如同在前苏联和东欧所发生的情况，以及治理的新形式的出现，比如欧盟，已经挑战了旧的组织形式并刺激了新的组织形式的出现(Fligstein,2001;Stark & Bmszt,1998;Whitley & Kristensen,1997)。在东半球，由日本和亚洲“四小虎”所代表的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组织的惊人绩效，以及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引起了大量关注并激发了丰富的研究(Orrù et al.,1997;Lin,2002;Tsui & Lau,2002)。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影响了组织化的每一种形式——从经济企业和政府系统到恐怖分子的组织，社会学家正在关注这些发展(Albow,1997;DiMaggio,2001)。
学术研究地点的变化
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组织研究成为在社会学内部获得承认的专业领域，学者数量迅速增加。在1968年设立的组织和职业社会学分会（后来重新命名为组织、职业和工作社会学分会）迅速发展为并且一直保持为美国社会学协会(ASA)中两三个最大的分会之一。
然而，在社会学系内部获得一定魅力之后不久，组织研究计划所培养的毕业生开始被专业院校(professional schools)——教育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尤其是商学院——所聘用。紧随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之后，社会学家也被整合进教育、公共管理或组织行为的研究项目中。在商学院，社会学家迅速地将他们的研究议程扩展，将“组织理论”（强调对组织而不是组织内部个体行为的研究）纳入其中，此外目前在管理、组织战略、人力资源和企业家精神等不同的研究领域内社会学家都很活跃。现在参加管理学学会年会的组织社会学家人数和参加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组织社会学家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管理学学会的组织理论与组织管理分会之规模是美国社会学协会内部的组织、职业和工作社会学分会规模的三倍）在专业学院里社会学家可以获得的更多资源——薪金、研究资助和易于接进各种组织——已经吸引了我们很多的同行。
大量的讨论已经涉及到组织社会学家从学术院系向专业院校转移对学术成就的影响（例如，Blau,1996;Scott,1996;Stern & Barley,1996;Hining & Greenwood,2002)。令人忧虑的是研究工作可能变得越来越具有应用性——更偏重于问题取向而不是理论取向；另外鉴于他们在目前主导这些研究领域的经济学家的长期遮蔽下工作，社会学家将调整他们探讨的问题和方法，这也是令人关注的。另一个忧虑是社会学家将会放弃那些长期以来敦促我们探究的不平等和权力这样一些更宽泛的主题。尽管关于这些影响的证据是混杂的，但有两点是确定无疑的。首先，专业学院里的教员比学术性院系的教员明显面临更多的培训当前和未来的专业从业者的任务。可以理解，这些学员主要关心的是组织知识的应用，尤其偏重于追求利润的企业。作为开放系统理论家，我们不能不考虑组织情境对行为——包括作为学者的我们自身的行为——的影响。第二，我们学术性院系中组织研究者的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减少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谁来培养下一代组织社会学家？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尽管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也许我们能说服商学院来资助对组织社会学家的培养，作为对它们的智力资产的一项长期投资。一个更可行的方式也许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促进联合培养，即使保持既定的工资差别，这也要求从专业学院向社会学系转移一些资金。另一种方法是在同一院校之内的组织研究学者之间发展更强的智力联系，以及在学校之间促进非正式的但却重要的关系网络的形成（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曾致力于创造这样的网络：组织研究中心大学联盟[Consortium of Centers for Organization Research,CCOR]一度集合了8所大学）。如果我们想保持我们独特的竞争力，组织研究者，特别是组织社会学家就需要定期地交往并交流思想。
不管这些还是其他的替代性方法能否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它们却不应该抵消我们对过去半个世纪所取得成就的自豪。数十年来社会学家一直是我们对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组织取得认识的重要贡献者，同时组织也仍然是当今时代最有影响力的行动主体，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和它们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提出的挑战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我相信我们的专家一定会找到进路，继续在理解和引导这些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译者简介：李国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北京 100081）
标签：资源依赖理论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学论文; 组织环境论文; 组织结构设计论文; 工作分析论文; 矩阵组织结构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组织结构模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