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观的辩证法与和谐社会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发展观论文,和谐社会建设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594(2006)02-0036-04
一、社会发展与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1.社会发展观主要是一种价值观
我们的社会发展观研究常常有几点误区，其一是许多人把这种研究片面理解为客观性和认识论的问题，以为社会发展及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只要经验信息充分和逻辑严密，就可以达到发展观和评价标准的科学真理。但是唯物史观表明社会发展观首先是价值观，是价值主体的取向和定位问题，然后才是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
人类社会和中国国情在日新月异地变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言说社会历史的变化是一种事实判断，所追求的是一种客观性和知识描述。把社会历史的变化看成是进步发展则是一种价值判断。两种判断的本质区分在于事实判断没有特定的主体取向，没有具体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局限，其所追求的是普遍有效的客观真理。但是，任何价值判断都是立足于特定主体的需要和利益，而对事物所做出的一种肯定或者否定的评价，这种评价和判断是以对主体的定位为导向，是由特定主体需要与利益的满足状况作为评价尺度的[1]。
这里的另一个误区是许多研究把人类或者人民群众确定为社会发展和对发展进行评价的主体，但对人类或人民群众却陷入一种抽象化和实体化的理解。抽象化就是超越历史，超越具体条件；实体化就是把事物认作不可分解，没有内在的差异和区分。马克思关于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理论说明，主体总是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条件和目的差异使多元主体的发展理想和评价标准处于矛盾冲突的相互作用之中。主体取向不同必然造成对社会发展观的多元化理解，科学发展观与合理评价标准必须在多元主体的辩证批判中才能寻求和谐统一。
第三个误区是许多人意识到可持续的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需要辩证批判与民主文化，但在民主两大要素——外在制度与人格文明(人格文明概念所要表明的是全社会每个人的素质全面发展进步达到的水平)的关系上总是陷入片面性，只去关心民主程序的制度设计和操作，忽视了全社会的自由平等人格文明的提升才是建设民主文化与和谐社会的真正基础。
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1月讲话和2月讲话中强调以人为本，和谐发展，为我们走出以上理论误区指明了方向。和谐社会发展观是一种确认主体和价值多元化，并指向于民主文化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则把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格培养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出发点。
2.乐观主义、悲观主义与异化论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哲学中最为基本的理论取向可以归结为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2]。悲观主义历史观认为世界和人间的种种变迁并无发展和进步可言。远古时代的人生活在停滞或各方面变化极其缓慢的历史中，他们的观念必然是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封建时代的王公贵族们或者沉湎于神定天命的迷信，或者认为社会历史万变不离其宗地往来循环。宗教原罪历史观把历史看做是人类堕落与神明救赎的过程。基督教认为人从一出生就注定饱受奴役，撒旦是世界之王，使大家要永远忍受苦难。悲观的道德学家更是认为世界风化真是江河日下，步步倒退。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流传以后，历史观乐观主义占得了上风，这是一种理性目的论或单线的因果规律决定论，它认为不仅是人类的历史，而且整个世界宇宙的历史都坚定不移地向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前进。太阳和月亮、花草和树木一天比一天更美，动物的机体器官功能越来越富有适应性。人间戏剧沿着确定的规律由低向高、由不完善向完善化前进发展着。世界上的所有变化都具有进步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一种简单盲目的自我陶醉，这样的观念一旦落入逆境和遇到黑暗，就马上无所适从，陷入崩溃。
卢梭的异化论和黑格尔逻辑学则扬弃了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一方面，他们肯定世界和人类都是向更高的水平进步发展，这种发展的力量来自于卢梭称作人性完善化，而黑格尔叫做绝对精神的意志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进步是以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为规则的，是在异化与扬弃异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异化不是进化也不是退化，而是一种包含着退化的进化。这种异化与扬弃异化的过程是地狱般的苦难，然而却是最终使人类完善的必要准备。绝对精神的每一个概念环节，人类历史的每一个群体和活动，其价值和意义都是由那个叫做“世界历史最高法院”的标准来裁决。异化论是用深沉忧患的批判来补充了进步信念。
3.实在论、相对论与批判理论
无论乐观主义还是异化论都肯定历史发展进步，但是进步发展有没有一个衡量和评价的客观标准？这就必然引出了历史观实在论(或价值普适主义)与相对论的问题。实在论认为有一个普遍有效的尺度标准，理性主义强调理性是这种绝对标准，而人道主义强调道德之善是最高标准。按照实在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社会总体发展水平是处于人类历史总体发展的某一个特定层次之上，而优越的处于较高水平的东西必将取代和淘汰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东西。欧洲中心主义认为西方文明是衡量各民族各地区社会发展进步的尺度和坐标。
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否认这种进步可以用普遍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它们认为东亚的儒家文化、西亚的伊斯兰文化，欧洲的基督教文明、现代英国美国的商业文明，还有各民族各时代的文化与价值都相对于它的历史时代背景是必然如此的。它们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处于人类普遍发展道路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水平之上，不存在谁取代谁、谁战胜谁的问题。相对主义的极端形式必然把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看做是孤立无所联系和无法评价的事件。美国哲学家莱切尔在他的论文“对文化相对论的诘难”中指出这种历史观的弱点：这就必然使人们放弃道义评价，否定理性的力量；这就必然使人们放弃对进步理想的美好追求，拒绝任何社会批判和改革的要求。但是，他也指出了这种相对论的可贵之处，它提醒各种文化观和历史观要想人类不陷于暴力与自残，就需要互相宽容。
波普尔的历史哲学既反对极端封闭的实在论，又反对导向虚无的相对论，而主张一种批判性理论。波普尔有一个著名的证伪方法，它的伟大意义在于其虽然不去提供真理性知识，却可以过滤出虚假理论，从而对知识与科学的发展起到淘沙求金的作用。波普尔对历史观的简单实在论，对机械历史决定论提出诘难。这种诘难要求对各种历史观和价值标准都不能太走极端进入独断论的陷阱，要保留一定的开放态度。他否定把人类社会看做像自然界的机械运动那样，滥做大尺度和高精度的预测。他主张社会历史更多地受到人类科学与智慧发展的影响，有着更为复杂人为和理性的因素。这种理论的目标是力图把各种思潮的虚弱片面之处都充分暴露出来，从而为更加合乎理性的思考开辟道路，所以又叫批判理性主义。
4.多元社会发展观的理性通约
各种社会历史观发展观相左并非完全由于获取信息的条件区别或思想家们的智慧差异，而主要是由于主体的价值取向不同所产生的。抽象化实体化的人和主体是不存在的。马克思指出：“它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离不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于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中状态中的人，而是处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4] 我们进入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现实之中，看到的只能是被各种现实条件所规定了的特定的、处于纷争矛盾中的个体和群体主体。各种历史观都是这些特定主体意志和理想的理论表达。
那些持悲观或虚无主义历史态度的人往往都是在历史的时间进程中趋于没落和腐朽的人群。而那些持盲目的乐观主义态度的人群则通常都是时代之骄子宠儿，他们总是占得先机，他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心想事成。那些以异化和曲折态度看待历史进程的人群则处于现实社会竞争中的劣势，但是他们坚信虽然暂时不得不饱受苦难煎熬，但最终的解放为时不远。那些历史观或发展观的实在论者往往身处优势，他们希望别人都把他们的需要和满足作为历史进步与发展的最高尺度。而相对处于弱势的群体或文化要想维持自身需要和利益的合理性，要想抵消主流价值观的压抑，就必须寻求不能分清谁高谁低的相对主义论据。历史观的批判论者都是深沉而远离世俗纷争，他们的使命不是为哪个特定的群体做辩护，而是实现理智自身无穷追问的天性。
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和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作为社会进步和评价发展的主体，从而提出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和社会发展理想。上个世纪邓小平同志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情况认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但是在这里，出发点和主体仍然是以劳动为本能的广大群众。许多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把经济指标的增长作为评价发展进步的硬标准。但是与此针锋相对，英国某学者说：“调查一个国家的发展情况时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的状况怎么样？失业的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的状况怎样？如果这三个方面都不是很严重，那么就这个国家而言，无疑就是真正处于发展的阶段了。倘若这三个中心问题中的一个或二个更加严重，特别是三个方面都更为恶化，那么把这种结局称作发展就是一件怪事，即使人均收入业已大幅提高。”[5] 又有的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的发展思路必须使增长优先向就业优先转变，必须克服那种高资金投入、高技术产业、虚经济增长、低就业含量的状况。对于真正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来说，扩大就业往往是最为重要的社会发展任务[6]。上个世纪后期出现的各种发展理论和发展评价标准、如经济增长论、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论、跨越式发展论、以人为本的发展论等，透过其客观逻辑的话语，我们都可以看到其主体价值取向的变化转移。
上述纷争情景是否意味着在发展观和发展实践上只能陷入混乱和机会主义？恩格斯说，历史发展的结果往往是朝向不同方向的各种力量的合力，就像平行四边形一样，每个主体力量都在其中体现出来而又不能完全获得实现[7]。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观念的提出为我们寻求这种合力指出了方向。某学者指出：“‘以人为本’作为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并在三农、低保和下岗工人再就业等民生问题上采取一系列切实措施，以崭新的面貌和气势确保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人本主义有价值的思想融入到‘以人为本’中，从而使‘以人为本’的理念能够承前启后，集中一切人学思想的精华，实现了人学学说的一次历史性整合。”[8]“和谐”是一个主体间性的概念，是一种体现出宽容于多元化的主体取向和多元化评价标准的批判和弹性的理念，是在它们之间进行的理性通约。在通约之中寻找历史合力的方向和轨迹不同于追求独断的真理，前者首先是确认多元主体、多元价值的尊严，是一人一票平等地对话和表决，后者追求唯我独尊、一言九鼎。和谐社会建设是以哲学辩证法与民主文化的发扬为前提的。
二、辩证法：民主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
1.当代社会发展观中的批判缺席
和谐与合力不同于独尊和独断，后者是多元主体的缺席，是辩证批判与对话讨论的缺席。虽然“大跃进”曾经只是一个短时期的理论口号，但实际上全部上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都可以用“大跃进”来概括。这一段“跃进”的历史结果是我们的国家民族经历了惨重灾难。70年代，我们的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又转向备战备荒，人力物力资源都用在进三线、深挖洞和广积粮工程上。这些浪费掉的东西足可以使我们提前一个时段来实现群众生活的小康。应该看到，一方面，这些“发展”代表了少数人主体的意志，满足了他们虚荣和盲目的幻想；另一方面，发展理论和实践中的批判缺席，各层次人民群众主体意志的缺席，才使得那种不可能想象的闹剧在我们这里假戏成真。
即使在今天，我们的发展观和发展实践中批判缺席的情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即使有一些现象和局部问题的批判，仍然缺乏深层全面的观念体系批判。即使在抽象理论上呈现出一些批判，但在实践决策中仍然容不得不同的意见。我们知道，批判的力量来自于跨度大、反差大的理论观点，大跃进时如果有批判跃进的理论，备战备荒时如果有和平发展的理论来做制约，那些错误就会得到有效扼制。当有人把经济增长当作一切工作的指南的标准时，如果有人讲人的全面发展才是最高标准，应该把人文伦理进步放到重要位置，我们当前许多积重难返的问题就不会如此严重。批判和讨论所呈现出来的是多元主体意志与价值取向的相互碰撞，合理的发展观和发展标准只能在主体间辩证批判中互相制约而成。人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如果批判缺席就会百病丛生，如果批判繁荣就会流水不腐。今天如果实质性的社会批判得不到充分发展，那么我们仍然不能避免误入歧途的历史重演。
2.辩证法的本质还原
批判与对话是哲学辩证法的实质，是人类理性智慧的最高结晶。马克思曾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9] 对话、辩驳是辩证法真实的外在形式，批判与革命是辩证法全部的内在本质。独断和诡辩是辩证法的真正敌人。马克思主义学说把辩证法作为自己的旗帜和灵魂，并且以对人类社会实践的关怀，以对私有制、资本主义的唯物史观批判，实现了辩证法发展史中的革命。
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学术中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到处都插满了辩证法的旗帜，然而“变戏法”和“教条主义”却在很长时期内泛滥成灾。这是因为辩证法在许多人那里只剩下被扭曲被异化了的皮毛和空壳，其真正本质处于失传、失真、被遗忘和被异化的状态。在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那里，也包括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主要是在人的批判思维和理论对话的意义上被使用的。现代汉语中的“辩证法”一词如果按照英文的原意，直接译为“对话法”或“辩论法”，那么其后的许多莫名之争也就迎刃而解了。
引向错误与片面的社会发展观前提方法是什么？就是诡辩和独断。恢复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克服诡辩和独断，这是我们的理论与学术改造的当务之急，也是探讨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问题的基础。以诡辩和独断方式做学问的人既不用学习理论经典文献的基本功，也不用了解前沿的思潮动态和不同观点，他们闭门造车，异想天开，如果有一些争论，理论反差跨度也是极小，或者只是文字逻辑的游戏，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批判辩驳。只要缺失了怀疑与批判的规范，缺失了辩证法这块检验学术真理的试金石，我们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只能是假冒伪劣横溢，群学万屋倾覆。我们只有实现了辩证法的本质还原，只有把思想产品、把各种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置于怀疑与批判的锤炼之中，才会大浪淘沙，和谐的观念和意识也只有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中才能真正实现。
3.和谐社会建设
辩证法重建与民主文化辩证批判虽然是获得科学发展观与正确理解和谐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它并不能偶然地获得，它只能是民主文化的产品，辩证批判与民主文化相生相伴不能分离。古希腊社会发展的骄人成就大都产生于以奴隶主民主制著称的雅典城邦，而作为辩证法创始人的苏格拉底自诩为神灵派来的一只牛氓，他运用辩证批判方法不断地使城邦里的各种才学和技艺之人都漏洞百出。但是后来，雅典城邦里出现了僭主独裁，那些被辩证法嘲弄过的人都联合起来反对苏格拉底，判他死刑。与苏格拉底相伴终生的辩证法只能在民主文化中生存，在缺失民主的地方，辩证批判只能消亡或者以假冒伪劣的形式现身。
但是民主文化的培育恰恰是我们国家最为艰难的任务。五四以来，中国的民主启蒙总是步履维艰，孙中山只能把民主问题作为三民主义之中的最后一个问题。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之初提出的民主化进程理想不得不被一再搁置。党中央近期一再重申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但在实践中也是阻力重重。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人把民主建设仅仅看做一种制度安排，看做一种知识和管理技术上的进步，而没有看到人格文明的建设，广大群众、特别是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人文伦理素质的普遍提升才是民主文化的真正根基。
中国五四时期寻求民族发展道路思想探索中出现过三个方向的理论旗手，李大钊等人要用苏俄的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而胡适等人要用西方自由主义改造中国；鲁迅则以一种悲壮的态度认为不扫除中国传统人格中的劣根性，所有的事情就都无从谈起。鲁迅对中国传统人格最为锐利的批判就是主奴化人格的批判。他认为国人的奴性普遍成灾，除了皇帝一人之外，所有人即使是高官大儒，也总一方面要在其上封面前用尽奴颜婢膝；另一方面却都想在更多的下属面前摆出主子的威风。主奴化人格的社会基础首先是要分清等级，于是就有了森严的儒家礼教，这是民主文化最大的障碍。因为民主的前提是公民人格的平等和自由，谁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只能在取得相互间的契约基础上，主体间建立了和谐互利的关系之后才能操作任何有公共意义的事。如同某学者所说，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也正是平等人格[10]。而平等的公民人格首先是内在的自由与尊严意识，然后才是别人的尊重和认可，没有自我的主体自由与信心，别人或制度安排给予再多的权利和机会也无济于事。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人格发展三阶段的论述：生产力原始阶段人对人的完全自然发生的依赖，市场经济阶段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对人依赖，生产力高度发达时人格自由和全面的发展。这个论述有别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结构发展进步的理论，关键在于马克思意识到了社会发展与人格文明进步相互作用互为因果。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在序言中就认定民主是根植于人格尊严与个人自由基础之上的。而科恩认为民主的前提是——地理环境，法制规范，公民和掌权者的心理，人文科学知识，对破坏的防卫，这五个条件中第三者是决定性的[11]。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工作归结为全民族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的提高，再进一步归结为“人的全面发展”。这里也指明了我们的各种文明建设、政治民主建设都要以更为根本性的人格文明的建设为基础。
当一个大学里有一千个自由平等的理想人格时，那么这所大学就会成为民主与和谐的大学。一个城市里有一万个这样自由平等的理想人格时，那么这座城市将会成为真正民主与和谐的城市。在一个人格文明普遍处于病态和扭曲的地方，不可能有健康持久的社会和谐与发展。而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了十分之一的人格进入了较高境界的自由平等，那么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进入民主文化的时代，就会真正进入科学与和谐发展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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