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处级党政干部工作倦怠的成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倦怠论文,成因论文,党政论文,干部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一些研究揭示了我国党政干部群体工作倦怠的严重性：《2008中国职场人士工作倦怠现状调查报告》显示：超过50%的公务员工作倦怠，工作疏离、懈怠比企业员工更高，责任心、成就感则更低①。2008年，重庆市《公务员心理健康现状研究》显示：公务员总体心理健康水平在普通百姓之下，主要是抑郁与工作倦怠②。有关学者对江西省委机关的调研显示：工作倦怠情况较为普遍，5.66%的干部产生过轻生的念头③。浙江省某心理门诊患者中公务员约占10%，以抑郁症和焦虑症为主④。有学者对辽宁省公务员的调查显示：工作倦怠普遍存在，高度倦怠感的占11.17%；中度的占53.10%⑤。媒体报道党政干部因工作倦怠而导致的失职、失德、腐败、自杀的案件数量有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县处级干部因“职场天花板”境遇，在工作倦怠与职务犯罪方面的严重程度显著高于厅局级与科级群体，成为高“疯”群体。
由于县处级党政干部要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事务与服务对象，工作强度高且持续化；他们要遵守高标准的党员规范与职业要求，但会受到现实中的种种利益诱惑，极易引发强烈的内心冲突而发生工作倦怠。县处级党政干部在整个国家政治与公共行政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联结点，其工作状态对于党的执政能力与政府的管理效能影响巨大。所以县处级党政干部工作倦怠的防治问题就成为当前党的组织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中的新课题，成为政府改革推进与行政能力增强中的新课题。我们通过对广东省县处级党政干部的广泛调查，发现了一些规律，认为：要加强运用科学的心理干预机制，构建党政干部身心健康与工作效能的坚强防线，确保国家管理的质量与效率；建议以县处级党政干部为试点人群，选择部分省市进行试点实验，所获经验很有向各级干部群体推广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工作倦怠的基本概念
1974年，弗洛登伯格(Freudenberger，H.J.)提出“倦怠”概念之后，马斯拉奇(Maslach，C.)等学者研究了公务员、教师、医护人员等，指出：这些专业助人工作，由于必须持续地投入大量身心精力服务他人，会使工作者出现疲乏压抑、身心衰竭的现象。马斯拉奇将这种因工作而产生的、长期身心透支状态的应激反应称为工作倦怠。工作倦怠不仅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及人际关系，还会使个体对工作态度消极，绩效降低，影响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对职业生涯、组织声誉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马斯拉奇用“情感耗竭”、“非人性化”和“个人无效感”三个维度评价工作倦怠：(1)“情感耗竭”反应了工作倦怠的压力维度，是核心维度，指“个体感到自己有效的身心资源过度透支，表现出没有活力与热情、精力不济、过度疲劳”，是工作倦怠最明显的个人应激表现。(2)“非人性化”反映了工作倦怠的人际交往维度，指“个体以一种冷漠或是极端逃避的态度去面对服务对象或工作情境，表现出易怒、消极、缺乏情感投入”，导致个体与上下级、同事、服务对象等之间的人际紧张及自身对工作的疏离。(3)“个人无效感”反映了工作倦怠的自我评价维度，指“倾向于消极地评价自己，感到缺乏工作成就，自我能力体验和成就感体验均下降”，会极大地影响工作投入与积极性⑥。
哈登(Harden，R.M.)认为：工作倦怠是指个体的职业态度和工作行为以负性的形式发生改变的过程，包括“应激”、“疲劳”与“个体防御性应对”三个过程⑦。加布瑞斯与艾克(Gabris，G.T.，& Ihrke，D.M.)认为，工作倦怠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在个体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逐渐发展，一旦达到临界点，个体突然感觉到耗竭，且无法把这种破坏性的体验与任何特殊的应激事件联系起来⑧。
二、县处级党政干部工作倦怠的症状表现与危害
(一)县处级党政干部工作倦怠的症状表现
本项目组在有关部门指导下于2010年12月-2011年6月对广东省各级党政干部进行了工作与思想状态大调查⑨。此次调查主要访问了省委省政府与广州深圳两个副省级市的直属机关与下属多个职能厅局，以及珠三角4个市、粤北粤东粤西各2个市县的党政干部，其中正副厅局级67人(年龄区间42—59岁)，正副处级干部444人(年龄区间34—58岁)，正副科级干部82人(年龄区间28—41岁)，分别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1.3%、74.9%、13.8%，其中男性占82.5%、女性占17.5%。调查发现：相比于厅局级或科级，县处级党政干部工作倦怠情况显著，这与其他学者的近期研究结果形成呼应，例如，有人研究发现成都市县处级干部工作压力的承受力、工作热情度及工作成就感均显著低于厅局级干部，重度倦怠者中县处级干部占91.6%⑩，还有学者发现甘肃省厅局级干部心理素质显著高于县处级群体(11)。
我们的调查发现：县处级党政干部工作倦怠显著，表现出一系列综合症状：
1.生理上：感觉持续疲乏、全身酸痛、免疫力下降，体能衰退，89.3%的人睡眠质量较差，64.1%的人常发性偏头痛，96.5%的人感觉工作耐力在降低，32.7%已经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在被调查群体中，2010年度的体检生理健康率仅为3.7%。工作倦怠导致的这些生理症状如果得不到及时缓解，就会形成生理方面的亚健康与不健康，导致突发重疾或猝死。
2.情绪上：处于沮丧无助、压抑困惑的消极状态，情绪波动较大，缺乏工作胜任感、满意感与成就感，丧失工作热情。调查发现：73.4%县处级干部认为“工作压力根本无法宣泄”，27.9%的人“注意力不集中，容易胡思乱想”，44.6%的人认为“自己的情绪状态不够稳定”。工作倦怠导致的这些情绪症状如果得不到及时疏导，就形成心理方面的亚健康与不健康，或是情绪失控而非理性爆发，或是过度抑郁焦虑而自杀。
3.认知上：处于心智耗竭状态，自我概念混乱，失去工作理想，面对职业道德与世俗利益冲突难以做出正确判断，在工作付出与回报之间患得患失，逐步形成歪曲的价值观、颠倒的利益观和畸形的权力观。40.1%的县处级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没有实现“四十不惑”，工作倦怠导致的这些认知偏差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就会导致工作价值观的亚健康或不健康，出现渎职失职或职务犯罪。广东省因贪污渎职被查处的县处级干部2008年为138人，2009年为105人，2010年为109人，2011年为150人，尽管廉政教育力度不断加大，仍未见显著成效(12)。
4.人际上：冷漠地对待工作对象，导致群众满意度低，过度竞争的心理致使上下级关系恶化、同事冲突增加，对他人缺乏信任，人际关系挫折感较强。调查发现：只有11.3%的县处级党政干部的好朋友是同事或上下级，94.6%的人明确表示“有心里话不会在单位说”，72.4%的人认为“同事就是竞争者”。这些人际冲突如果得不到及时调节，就会形成社会适应方面的亚健康与不健康，甚至引发与群众、同事的非理性的冲突，湛江遂溪县海洋局局长杀死副局长就是一个极典型的案例。
5.行为上：倾向于逃避工作任务与职业责任，降低心智付出，工作变得机械化，工作效率降低，工作纪律松弛，不信任正式组织，倾向于加入势力小团体，组织承诺度与忠诚度降低，迷恋权力与权力的私人收益，忘记了权力的民本来源。这些错误行为如果得不到及时监控，就会形成道德方面的亚健康与不健康，甚至做出低于社会普通道德水平的事情。广东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一次供出100余名处级以上官员(13)，而团伙中多人谈到自己的行为主要是从众以获得心理安全感，认为“别人收钱养女人，自己不收不养，就会被圈子排斥”。
(二)县处级党政干部工作倦怠的危害
各级党政干部的工作倦怠，都会对国家管理的质量与效率、对党和政府组织的声誉与信誉产生重大的危害。其中县处级党政干部角色关键，以广东省为例，在省委省政府、广州深圳两个副省级市及厅级地市，处级干部是各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而在县处级市县，处级干部就是当地的当家人，他们既要努力贯彻落实党中央与国务院的重大战略，又要认真完成地方事务的精细管理，既要实践党员对党组织的忠诚承诺，又要实践公务员对人民的责任承诺，这个群体的工作倦怠，以及其中个别人的失职腐败，将极大地影响广大民众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将对我国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重大损失。
1.侵蚀政府公务人员应该坚守的领导品德，损害党与政府在民众心中的良好声誉。普通民众因事务接触厅局级领导的机会很少，县处级党政干部通常是民众能够接触到“最大的领导”(14)，这个群体的领导品德状况常常被民众泛化为对各级党政干部的整体性评价。与科级干部不同，县处级干部因“晋升天花板”限制，大多数会滞留在这个级别，因工作倦怠而逐渐放松了自我品德约束的情况较为突出。行政领导品德高于社会品德，是党政干部应该表现出的诚实性、正直性、服务性、包容性、自律性、敬业性等品德特征，良好的行政领导品德会对工作绩效产生积极作用，促使干部“不计得失、不惧毁誉”地完成党与人民交付的历史使命。但是工作倦怠引发的个体在认知与行为方面的偏差，使一些干部的领导品德达不到民众期望，个别人甚至损害人民利益、中饱私囊，低于了普通社会品德，严重损害了党与政府的良好形象与声誉，影响了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2.削弱政府机构中积极自发的组织公民行为，降低党政干部对党和国家的组织承诺。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自主的有利于组织的个人行为，可增强组织成员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有益于组织的功能实现和效率提升，是与组织承诺密切结合的行为。组织承诺是“个体使行动符合组织目标和利益的内化规范压力的整合”(15)，包含感情承诺(对组织的感情依赖)、持续承诺(保留组织成员身份的坚持)、规范承诺(在组织中的责任义务感)。政府与党组织是当今中国社会中最正式的组织类型，具有最严格的组织规范，对组织成员归属感与承诺感的要求也最高。党政干部积极主动的组织公民行为与高水准的组织承诺可促使其以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事业心来努力工作。但是工作倦怠会逐渐消磨掉党政干部自发的积极的组织公民行为，显著降低其组织承诺中的规范承诺与感情承诺的水平值(16)，即降低了党员干部对党组织、对政府机构的责任感、归属感与工作投入度。此次广东调查揭示出工作倦怠与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倦怠越严重，组织公民行为越少，与学者在河南省党校处级干部培训班的调查结论相同，不同的是，我们发现广东省男性与女性党政干部在组织公民行为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而他们发现河南省男性党政干部组织公民行为得分略高于女性(17)。
3.混淆国家利益、民众利益与个人私利，放松党政干部应该坚持的廉政操守。在调查中，县处级党政干部在工作倦怠的自我归因中选择“价值感缺失”的频度最高，达到82.7%，分析发现可按任职时间将县处级党政干部分为两类亚群体，一类是34—45岁组，晋升处级≤5年，对工作尚怀有较大的热情，但对个人利益、民众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不能稳定坚持，有35.1%在“会优于关注民众实惠而考虑个人业绩”问题上选择了“有时会”。而46—58岁组(任职＞5年)，自陈“人到中年，对工作价值与个人价值两者之间的关系感到了深深的困惑”，71.9%在“与企业、商界工作的同学比职业成就感”中选择了“低”与“较低”；两类群体都反映出个人价值和工作价值的冲突问题，凸显了价值混淆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复杂互动影响(18)。公私价值观的冲突与个人成就感的缺失会导致干部们在工作中处于停滞与困惑状态，当心理天平倒向个人利益时，就会采取对应行动，一些人降低了在工作中的付出，另一些人则加大了在工作中的索取，极少数党员干部放松了自己的廉政操守，逐渐从“不贪”到“小贪”，再发展成“大贪”。中纪委通报全国2010年与2011年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5098人与4843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804人与777人，通过相关新闻报道，可以发现许多干部落马后自我剖析失足心理，认为没能积极应对工作倦怠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4.降低党政干部在工作中的责任感与效能感，影响其本人与整个组织的工作绩效。调查发现：工作倦怠显著降低了县处级党政干部的工作责任感与效能感，责任感降低，使其不断降低工作中的情感、精力投入，以消极方式维护不健康的心理平衡。效能感降低，使其逐渐丧失对工作、对服务社会的自信心，低估自己的能力，降低了对新任务或艰巨任务的承担意向(19)。调查显示：工作倦怠与自我效能感、工作绩效、潜意识离职意向多个变量之间有较为显著的相关，工作倦怠严重的县处级党政干部，自我效能感偏低、潜意识离职意向较高，最终导致个人工作绩效显著降低，使其更难得到组织、社会、民众的肯定，减少了获得积极信息反馈的可能性，进而形成工作低效与工作倦怠互激的消极循环，成为不少县处级党政干部自己难以破解的一个困境。
调查还发现，在省市直属机构中，处级党政干部工作倦怠具有群体性行为的特征：(1)职能部门负责人的工作倦怠程度与部门成员工作倦怠的比例、程度显著正相关，部门与部门之间工作倦怠水平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处级干部工作倦怠，还会使下级因得不到有效指导而工作困难，也容易发生倦怠，上级“消极榜样”的劣性示范影响非常突出；(2)同一部门或同一层级的党政干部之间具有较强的行为模仿现象，工作倦怠通过消极暗示会快速传染其他人。个体与群体工作倦怠的综合结果就是严重降低了政府机构的整体工作绩效。
5.削弱党政干部应该拥有的身心健康状态，危害现代社会应有的健康生活与秩序。工作倦怠引发党政干部身心方面的一系列不健康状态，生理、心理、社会适应与道德四大方面均会出现问题(20)，轻微的，个人身心失衡，影响人力资源价值与工作状态，进而影响组织绩效；中度的，可能是综合性的身心疾病或较明显的心理、道德偏差，严重的，会导致生理重大疾病以及心理变异与行为障碍等。近年来不少党政干部职务犯罪，不仅金钱上贪得无厌，还有赌博成性、复杂的性关系等特殊行为偏好，远远偏离了正常人的心智状态。例如，原增城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邱伙胜为满足情妇所需，向他人“含泪索贿”。而其他地方的个案更具典型性，如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的性对象多选择不敢反抗的女下属，用滥交作为自己“工作辛劳”的补偿，是典型的心理变态(21)；巫山县原交通局局长宴大彬受贿只收崭新连号人民币，喜欢数钱时的手感与嗅新钱的味道，是一种典型的行为变态(22)；宣城宣州副区长章宏斌竟丧失理智杀死了情妇(23)。这些人不仅个人在身心、社会适应与道德方面不健康，还因他们的行为危害了他人的身心健康与安全，破坏了社会的健康生活秩序。
三、县处级党政干部工作倦怠的主要成因
(一)工作因素
1.角色冲突与角色模糊。在我国，由于社会对县处级党政干部给予了很高的职业奉献期望，干部们必须接受较高的职业与个人道德标准的心理约束，心理压力较大，但身处市场经济氛围，干部们身兼职场“理性人”、政府“公共人”、个体“经济人”、公民“权利人”等多种角色，在手中拥有巨大的权力而认知上出现价值观偏差时，就会产生强烈的“角色间冲突”。当县处级干部夹在强势的上下级之间，或者发现上级命令不完全正确而在服从权威和服务公众之间挣扎之时，就会出现“角色内冲突”。同时，转型期行政管理职能交错与责任混乱，以及权力分配与工作评价标准的不规范，还会导致角色模糊。角色冲突与角色模糊都会导致情感耗竭和非人性化，在个人无效感方面，角色模糊的影响更为显著。县处级党员干部如果缺乏良好的角色识别、扮演、转换的心智能力，工作倦怠感就会不断加深。
2.工作超负荷。“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与“缺乏有效完成工作的必要技能或社会资源”是工作超负荷的“量”和“质”两个方面，对情感耗竭和非人性化的影响最为显著。当前社会转型，公民正当利益的非正常表达、非常规利益的创新表达、非正当利益的试图表达，均不断给政府管理施压，公共事务呈级数增长，而公民私权理念不断加深，对个人税赋负担的计算与讨价还价能力不断增强，政府试图通过“增税养员”而扩大机构与职能的动机受到显著约束，管理手段也不断受到挑战，政府的“责任无限”与“能力有限”形成显著冲突。为响应时代要求，各级政府在管理中坚持“加事不加人”，各级党政干部的工作任务不断加重，特别是县处级处于决策层与执行层的交汇处，工作超负荷的状况普遍存在，此次广东调查显示：91.7%的县处级干部认为“工作超负荷，身心吃不消”，其中党务兼行政的县处级干部在工作负荷感的平均得分显著高于单纯的行政组或党务组。
3.工作内容复杂。政府工作注重程序性、原则性，成就动机性很强、期望工作灵活的人会快速感到倦怠。目前县处级党政干部加班加点是司空见惯，很少有时间顾及家庭、休闲或进修。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课题组的全国调查显示：县处级党政“一把手”每周休闲保健为3.91小时(24)，此次广东调查显示95.6%的县处级干部周家居休闲时间在5小时以下，且休闲方式单一，工作生活质量综合评价较低，身心难以得到健康科学的舒放。由于政府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复杂的人，县处级党政干部有时还会受到服务对象的侮辱和攻击，但工作责任与行政领导品德又要求必须控制好个人情感，这种高强度、持续化的“情感性工作”，如果缺乏及时、有力的心理干预与帮助，干部们会感到付出很多，但得不到肯定与支持，很容易工作倦怠。
(二)组织因素
1.晋升机制单一与奖惩制度缺陷。年龄成为是否遭遇“晋升天花板”的一个关键变量，在省直机构，处级干部超过45岁，晋升厅局级就有难度，地方上，县处级多是从基层干起，成长周期较长，担任县处级时年龄已较大。而政府机构是等级性极强的组织，职务层级越高，岗位数越少，年龄越大，晋升难度也越大。由于党员干部个人待遇是与职务密切挂钩的，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政府人员职业成功的定义就是“晋升”，而职务晋升的不确定性和困难性非常容易挫伤工作积极性，导致工作倦怠。此次调查还发现：在一些地方与部门中，工作绩效与工作资历奖励制度未能良好确立，缺少科学的工作激励，年度考核是“认认真真地走了个过场”，更会促使县处级党政干部在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上均症状加深。
2.组织支持缺乏与人际冲突激烈。组织提供的物质支持非常关键，由于“高薪养廉”制度未能完善，不少干部在权力价值与个人报酬之间反复纠结，思想阵线很容易滑坡。此时，持续性的、积极强化的廉政宣传与工作活力教育，以及来自上司、同事、下属的支持都会大大提升工作状态，特别是克服情感耗竭和非人性化，但是此次调查发现，64.1%的县处级党政干部认为组织支持是很不足的。
政府机构是“高智商人群”聚集地，因晋升、考评等因素，人际关系复杂度较高，54.6%的县处级干部认为“本部门的人际矛盾对工作牵制较大”，88.9%认为“人际冲突影响了自己的工作积极性”。调查发现：任县处级5—10年的党政干部，比10年以上或5年以下的，工作倦怠更强烈，在倦怠值曲线上形成一个脉冲高峰(25)，通过深度访谈，揭示出原因可能是：任现职1—5年，个人还处于晋升的喜悦期与新鲜期，对“支持缺乏与人际冲突”更多地选择积极应对方式，因而倦怠感不太高；而任期超过10年的，已度过了对更高晋升的最大渴望期与失望期，对“支持缺乏与人际冲突”更多地选择了理性顺应，倦怠感也就降低了。
3.决策参与不足与组织公平欠缺。工作独立性、决策参与程度与情感耗竭、非人性化和个人无效感均存在中度的显著性相关。此次调查发现：岗位越是具备较高的工作独立性，上级的领导风格越是偏向民主型与参与型，下属对其决策支持度越高，县处级党政干部的倦怠程度越低；而当决策参与度较低时，工作倦怠就会较高，特别是县处级副职对正职的意见集中在这个领域。
分配不公会显著地引起工作倦怠(26)，由于部门职能的区别，就有了“实惠部门与清水部门”之分，由于地方经济差异，就有了“贫瘠之地与富庶之地”之分，所以广东的县处级党政干部都愿意在珠三角地区任职，而长期坚持在不发达地区工作的干部就有牢骚。程序公平是对决定分配结果的过程的公平性知觉，如“分配决策过程是否公正透明”，互动公平是分配程序中对组织人际互动与信息互动的公平性知觉，如“是否得到人际尊重、是否沟通应发布的信息”等，这两个层次的公平知觉如果未能实现，就会加深县处级党政干部在分配公平认知上的偏差，形成组织不公的主观判断，激增工作倦怠。
4.组织变革压力与学习能力不足。社会转型，要求政府必须响应环境、做出变革。在建构责任型、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职能重组与机构精简的推进，就意味着一些县处级党政干部要离开熟悉的工作领域，甚至降职、离职；工作绩效考评方法的变化，就意味着要适应新的评估标准，转换工作思路与方式；顺应变革，就要求不断学习创新以消解组织变革压力，在省级干部因视野超前而已领先学习、科级干部因年富力强而能快速学习的情况下，县处级党政干部成为一个尴尬的“夹心饼干”层，特别是身处地方行政文化偏于保守、组织整体学习能力较为衰落的政府机构中的县处级干部，以及年龄偏大、学习能力降低的县处级干部压力很大，产生了较强的工作倦怠感。
(三)个体因素
1.归因风格与内外控制点。工作倦怠应激反应可分为独立于归因的与依赖于归因的，前者不受归因风格影响，由工作紧张直接引起，如工作满意度下降、身心疲倦等，后者受归因风格影响，如自信心与效能感下降、组织承诺降低等。倾向于将工作失败归因于自我的县处级党政干部，更容易产生工作倦怠，导致对工作、人生产生消极无助感(27)。
内控型县处级党政干部倾向于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与处事原则，心理稳定性与抗压能力较强；而外控型更关注环境线索与他人反应，试图调整个人行为以适应外界，但是外界变化过于复杂，所以外控型更容易产生心理紧张与工作倦怠。此次调查显示：外控与情感耗竭有较明显的正相关(0.45)，与去人性化和个人无效感也有一定的相关度(0.25与0.29)。
2.自尊水平与自我效能感。县处级党政干部的自尊水平与工作倦怠感有很强的相关(0.73)，尽管任何来自工作的、会损害自尊的否定性信息都会造成压力，但是自尊水平低的个体更易受到否定性信息的威胁，更易产生倦怠；而工作倦怠感反过来又会损害个体的自尊水平，形成恶性的影响循环。
高自我效能感可以直接和间接地有效调节与缓冲工作紧张(28)，提升主观幸福感，巩固与提升对困难任务的承担意愿，当任务完成较好时，会增强自我效能感，形成良性循环。但是，一旦发生工作倦怠，情感耗竭会反作用于自我效能感，使其不断降低，自我效能感对于倦怠的抵抗作用也随之降低。自我效能感低的县处级干部，缺乏安全感，主观幸福感低，工作倦怠感强。此次调查发现，低自我效能感的县处级干部有88.7%认为“已经遭遇晋升天花板”。
3.成就期望与人格特质。成就期望高的县处级党政干部，对工作投入程度高，愿意承担更多责任，但因过度劳累，更易引发情感耗竭，若晋升、获奖等期望落空，会出现较强的非人性化应对方式及个人无效感。调查发现：A型性格的干部在此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倦怠引发的身心症状也最显著。
调查还发现：县处级党政干部“大五”人格特质中的“神经质”与情感耗竭、去人性化显著正相关，即遗传决定的神经质程度越高，情绪越不稳定，工作倦怠感就越强；而“宜人性、开放性”与去人性化、无效能感显著负相关，原因在于宜人性、开放性的人格特质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赢得工作支持，减少与延缓工作倦怠的发生(29)；责任感与去人性化和无效能感负相关，与正外倾性共同作用，对抵御倦怠感有一定作用。整体而言，智商与情商均较高的县处级干部在工作中的胜任感与驾驭感更好，倦怠感较不显著，而工作能力低、情绪稳定性差的，倦怠感较高，更糟的是，这类个体往往缺乏心理自助能力，容易成为问题个体。
4.人口学变量特征。调查发现：各个年龄段的县处级党政干部工作倦怠感程度不同，45—50岁组得分最高，次高组是50—55岁组，再次是55—60岁组、40—45岁组，最低的是40岁以下组；对应的，个人成就感方面，40岁以下组得分最高，随着年龄增加得分逐渐减少，与任职年限的变量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以性别分组，发现男女党员干部总体没有显著差异，在具体维度上有差异，男性去人性化特征明显，女性情感耗竭特征明显。以婚姻状况为分类，工作倦怠感最低的是年龄30岁以下的单身，其次是子女已成年的中年已婚者；子女不满10岁的男女县处级党政干部工作倦怠水平最高，迟到早退现象较多，特别是缺乏家务支持的女干部感受到的工作压力最大，这个阶段的男女干部，成就动机越高，工作倦怠感越强，潜在离职倾向越明显，原因主要在于工作与家务都需要投入时间和承担责任，工作太忙，就挤压了家务承担，家务太多，就挤压了公务承担，形成了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间的冲突。
注释：
①《2008中国职场人士工作倦怠现状调查报告》，2008年4月15日，http://www.chinahrd.net/news/info/34714。
②徐培基：《公务员心理健康现状研究》，2008年2月3日，http://www.psygwy.com.
③张丹君、李莎莎：《公务员思想政治工作心理疏导探讨》，《理论导报》，2009年第9期。
④《报告指34.5%公务员有抑郁倾向 政法系统比例尤其高》，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10/23/2873763_0.shtml。
⑤韩阳、刘畅：《对公务员工作倦怠问题的调查分析——以辽宁为例》，《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⑥国内部分学者将第一个维度译为“情感衰竭”，第二个维度译为“去人格化”或“玩世不恭”。参见李永鑫、吴明证：《工作倦怠的结构研究》，《心理科学》，2005年第2期。
⑦Harden,R.M."Stress,pressure and burnout in teachers:Is the swan exhausted?",Medical Teacher,Vol.21,No.3(June,1999),pp.245～247.
⑧Gabris,G.T.,& Ibrke,D.M.,"Does performance appraisal contribute to heightened levels of employee burnout? The Results of one study.",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Vol.30,No.2(February,2001),pp.157～172.
⑨此项调查是为纪念建党90周年，我们配合广东省委在省市县多级政府机构中对公务员进行的一次较全面的机构设置与工作效能的调查，也是我们在研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市县基层政府治理的体制创新研究”的子课题之一。本文中涉及的调查数据均来源于此次调查，共计调查593人，工作倦怠测量使用的是根据Maslach的MBI量表改编的自制调查问卷，并深度访谈147人。本文关注县处级党政干部的工作倦怠情况，关于厅局级、科级党政干部的研究及各层级的比较研究将另文讨论。
⑩陈藻：《成都市领导干部职业倦怠理状及其干预对策研究》，《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论文集》，第284～292页，2010年11月9日。
(11)张巧艳、王正中：《加强公务员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高领导干部心理素质——以甘肃省厅(局)级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为例》，《中国人才》，2010年第11期。
(12)参见2008、2009、2010、2011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http://www.gd.jcy.gov.cn
(13)刘伊曼、傅天明：《广东茂名贪污大案：市委书记罗荫国供出100余名处级以上官员》，《瞭望东方周刊》，http://focus.news.163.com/11/0328/17/708GGG6S00011SM9.html
(14)在县处级的市县，民众对县处级干部也较难接触到，主要与科级及科级以下干部有工作互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课题组的《中国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状况观察》就揭示出：县处级干部“案头”工作多，“现场”工作少；我们的调查也发现了无论省直机关还是地市单位中县处级干部接待普通民众来访与处理相关事务较少，主要是陪同上级来访以及与直接上下级进行工作交往，特别是县处级正职，主要的人际活动是陪同上级领导或本行政区域外的来访人员视察调研、参观考察等接待活动，或与同级副职互动。
(15)参见Erdlheim,J.,Wang,M.,& Zickar M.J.,"Linking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Constructs to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Vol.40,No.5(May,2006),pp.959～970.
(16)此次广东省调查显示，工作倦怠对“持续承诺”也有消极影响，但相关度不太高。
(17)高冬东、李晓玉、高峰：《党政干部工作倦怠与组织公民行为相关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年第1期。
(18)在科级及科级以下组群，我们发现了另一类年龄偏小、自陈“冲着公务员的权力和资源引力而报考入职，但并不喜欢这个工作”的年轻的工作倦怠者群，这个问题也不容忽视。
(19)调查发现：在县处级岗位工作10年以上的党政干部的成就感明显低于工作1～10年的，自信心与自我效能感的自评也较低，虽对本职工作厌倦，但对换岗也有一定的抵触情绪。
(20)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健康”定义：在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道德健康四个方面皆健全。
(21)《杭州“许三多”一审判死 受贿1.45亿贪污5300万》，http://news.sohu.com/20110513/n307431194.shtml
(22)《重庆巫山交通局原局长受贿2000余万落马始末》，http://news.qq.com/a/20080918/002345_1.htm
(23)《安徽宣城市一副区长杀情妇》，《学习时报》，2011年10月17日。
(24)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课题组：《中国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状况观察》，http://www.cssn.cn/news/418298.htm
(25)我们将这种任职5—10年的深度工作倦怠期的现象趣称为“工作的七年之痒”。
(26)组织公平包含“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及“互动公平”三个层次，其中工作报酬公平感来源于县处级干部比较自己的“工作所得/付出”与同级其他人的“工作所得/付出”而得的知觉，对工作倦怠影响最为显著，但是对分配公平的认知是受个体认知风格、认知能力与信息占有情况所影响的，出现偏差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人们通常会夸大他人的收益、低估他人的付出，而高估自己的付出、低估自己的收益。
(27)但将工作失败归因于他人的，会导致人际冲突，如果人际能力欠佳，也会进而导致工作倦怠。
(28)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完成工作任务或行为能力的自信程度，作为“心理资本”的四要素之一，在抵御“倦怠”与“挫折”方面，作用显著。
(29)这个结果与周丽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参见周丽、曾文洁、蔡太生、朱虹：《情绪智力、大五人格与行政管理干部工作倦怠的关系》，《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