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布依族与上古夏、越文化的可能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依族论文,上古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崇鸠和王室异母兄弟争权
我在《夏、越、汉：语言与文化简论》中曾经提出：“西南地区的百越后裔，一定有从东海故地迁移而去者。尝检索多种少数民族的语言词汇集，发现许多民族包括汉族均将天上‘银河’称为‘天河’，唯有居住于贵州省境内的布依族称之为‘河海’（如翻译成汉语则是‘海河’）。说明布依族的先人可能曾生活于海边。只有海天相连的自然景像才会使‘天河’变成‘海河’。而布依族的洪水神话也说其英雄祖先布杰曾往东海治水并死于东海。这类现象可能不少，只是我们的越文化比较研究尚未注意及此罢了。更为令人吃惊的证据是：布依人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自称叫‘布禹人’，而“布禹’和‘伯禹’可能就是一个称谓。”①此外，布依族《古谢经》认为布依族是大江大河的主人，所以称“死亡”为“喜欢水”，并用水牛角、水牛肉、黄牛肉、芦苇等作祭品，到河边祭送亡灵，让亡灵顺水去与祖先团聚，并有“天皇皇，地皇皇。……浑沌王来看，我江添我洋。是水，我顺江入龙宫玉殿。……太上老君也住在那里”等语。②这是一种“由水入江，由江入海，由海入天”的含混说法。可与“海河”（天河）及祖先布杰死于东海相联系。现在，我再从布依族稻谷起源传说《芒耶寻谷种》和史诗《安王》的故事内涵中，探讨布依族先民与东海古越人和中原夏人的文化联系。
“芒”即汉语方言“饭”，“芒耶”就是“给人们带来米饭的父亲（祖先）”，并可引申为“米王”“谷王”之义。因稻谷有尖芒，故称。芒耶到西边天脚的神洞中取谷种，历经千难万险，途中得到一位白胡子老人（可能指太白金星）的帮助。老人说：“记住，从这里往前走，再走三十天路程的地方，有一棵大白果树，树上有一个斑鸠窝，窝里有一个斑鸠蛋，蛋里有一把金钥匙，那金钥匙就是专门开西边天脚那个神洞的。”③这个故事中出现的帮助布依族祖先寻到谷种的“斑鸠”，就是吴越稻作文化区崇拜的吉祥鸟。鸠是古代稻作民族的重要物候之一，既知四时之候，又能预测风雨阴晴，所以受到吴越两个稻作民族的崇拜。我曾设想遍见于吴越地名及人名中的勾、句、姑等字，其本义并非学术界普遍认为的那样只是词头或语气词、发声词，而是古越人奉为祖先化身和图腾的斑鸠。因为(1)越王勾践的剑铭作越王鸠浅；(2)《吴越春秋·吴太伯传》中有一位名为强鸠夷的吴王；(3)《左传·襄公三年》载吴越地区有名为鸠兹的地名；(4)吴越地区多次出土过象征权力与地位的鸠形杖道；(5)《搜神记》卷九记载长安有鸠化为金钩，得之者后致大富。鸠化金钩和鸠蛋藏有金钥匙极为相似。我以为这是布依人对祖先崇鸠的依稀记忆，即使已在时空上远离了崇鸠的东海大本营，但用鸠、稻谷、金钥匙来象征财富与幸福生活的文化心理，还是以变形的方式顽强地保存下来了。《古谢经》也认为老人去世之后，进入另一世界（西天），“那里没有鸭，拿斑鸠当鸭；那里没有鹅，拿斑鸠当鹅；那里穷无饭，拿星星当饭。”④星星是饭，斑鸠是肉，也是财富与幸福生活的变形说法。考古学界认为：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距今七千年的第四层，四百多平方米内约有一百二十吨稻谷，经鉴定，这些稻谷属人工栽培。⑤至于芒耶渡过红水河向西边天脚的神洞寻找谷种，那是传说的本土化、后代化、以及受五行观念的影响。日本民俗学家吉野裕子说：“从阴阳五行的角度看，西的方位表示金银财宝、衣、食、住等，是象征物质丰富的方位。”⑥芒耶到西方取谷种并获得金钥匙，正符合西方属金的特性。此外，芒耶之名是汉式称谓且是汉语，可证本传说成型较晚，但其中却保存有较古的文化因素。
史诗《安王》的情节与《孟子·万章上》和《史记·五帝本纪》中舜的传说情节极为相似。《安王》除史诗文本外，还有古歌文本，这里将史诗文本与舜传说进行比较。《史记》载：舜母死，舜父更取妻生舜弟象。舜父常欲杀舜而舜孝顺如故。舜年二十，以孝著名，尧妻以二女。舜父仍欲杀子，让舜上房抹仓顶，在下放火；舜以两笠跳下逃跑。又令舜穿井，再与象从上以土填井，舜从井底掘一孔旁出。象以为舜死，取舜之二妻及琴。象住舜室，鼓琴，舜往见象，象惊愕不快，说：“我正弹琴思念你。”这个古老传说提供了一种故事母题（原型）：父亲或后母憎恨前妻之子，后母所生之弟图谋害兄。这一母题的故事遍见许多民族。但主人公兼是祖先和“王”的，除汉族的舜象故事外，目前还只见于布依族的传说。
史诗《安王》说：盘古娶一美女为妻，生一肉团，丢于水中，龙、牛、老妇共同救起，名欢端。长大后与鱼姑娘成婚，生安王；安王吃鱼，母悲而投水。欢端另娶龙家寡妇，生书王。后母虐待安王，欢端无能为力。后母让书王“杀兄占地方”、“杀安王占租佃”、“杀兄霸田庄”、“杀兄夺嫂”。两兄弟因分家打架，弟打兄在地，欲杀之。安王弃家外出，到“中越边界”作官，到“海岛”为王。书王为害地方，父王欢端请两个壮士寻找安王回来，并让安王书王共打一井取水给他喝下治病。安王下井后，书王推石填井，安王得穿山甲、蛟龙、雷公救助，升上天庭。玉帝赞他心善，后将吉利。书王以为安王已死，宰牛庆贺。安王回家痛骂书王，并警告：倘他不改恶行，将让人民反抗他。说完升天去，“无踪影万代。”
在这两个故事中，异母兄弟同为王室成员、弟欲害兄夺嫂、将兄埋入井底、兄从井底逃出返家，这些情节要素完全一致。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受《孟子》和《史记》（还有《诗经·生民》）影响的结果。这话固然不错，问题在于为何只是布依族受影响，中国境内别的民族难道就不受的影响吗？我以为安王书王的出身、身份、品格、冲突方式，与舜象如此相似，其内在因素应是部分布依族的祖先跟东海故地的越族有某种联系，布依族才会在心理上接受这个主题或原型，并不断改造它、丰富它，使它能够以两种文本并在诗体文本中以1500余行的规模流传下来。关于神话传播与接受的问题，《神话学》一书的作者、美国的戴维·利明等人从“心理学的解剖”角度认为：“即使一个神话经证明是由商人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的，我们也必须探讨它为什么能够在与其它一些神话相矛盾的情况下还得到承认，某一个阿兹特克神话是不是从中国、埃及或玻利尼西亚传去的，这是个次要的问题，关键在于阿兹特克人之所以吸收邻邦的神话，是因为该神话激活了业已存在于他们民族意识中的某种感情。”⑦中国境内有50几个少数民族，唯有部分布依族保留了《史记·舜本纪》关于王室异母兄弟争权的故事主干，这一特异现象，自然也只有用“民族感情”来加以说明才比较合理。
二、布依与越：布依语和傣语诸语言的亲属关系介绍
在研究布依族历史文化的过程中，我曾拜读过部分相关的论文，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说法：古越族与汉族不同，主要是语言的不同。汉语是孤立型语言，古越语是胶着型语言；而布依语同壮语一样是孤立型语言，因此布依族与古越族不同。由于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均非语言学方面的专家，所以，我在这里介绍一些视界更为广阔的材料与观点，希望能进一步引起同行们的思考。《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系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的最新修订稿删译而成，邓小平1979年曾说：“全世界都知道《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学术领域内具有权威性的地位。”⑧我所要介绍的便是该书第2卷第416页的两个条目的节录文字。第一条是“傣语诸语言”的前三段：
东南亚的一个重要语族，系指一组彼此关系密切的语言，其中泰国官方语言泰语（或叫暹罗语）和老挝官方语言老挝语最为重要。傣语诸语言通行于泰国、老挝、缅甸、印度西北部的阿萨姆邦、越南北部及中国西南部，多以民族命名，如缅甸的掸语，中国云南的傣语，广西的壮语，贵州的布依语，越南北部的土语、侬语、白傣语、黑傣语、红傣语，以及泰国和老挝境内的昆语和潞语等。阿萨姆地区一度通行的阿霍姆语已是死语言，但留有许多文献。1964年操傣语族语言的人共约3000万。按照传统的说法，傣语族属汉藏语系，它们之间有着相同的语音结构、声调系统和某些相应的词项，但这种亲属关系尚未最后确定。也有人认为属南岛语系，还有其他说法，也都没有得到普遍承认。1959-1960年，有的学者根据语言亲属关系，提出一种分类法，按词汇和语音方面的特征，将傣语族分为3支：西南语支，通行于泰国、老挝、缅甸、越南北部和中国云南，包括泰语、老挝语、掸语、昆语、潞语、白傣语、黑傣语等，从地理上讲是分布范围最广的一支，人数约占傣语族总人口的2/3。中部语支，包括越南北部土语诸方言和中国广西的龙州话。北部语支，包括中国贵州的布依语、广西的壮语、云南和越南的某些傣语方言，以及远在泰国和老挝的赛克语。3个语支中大量相同的词汇，可以证明它们之间的谱系关系。但某些词汇仅在两个语支间相同。
我要强调的是，根据上面的意见，布依语和越语绝对密切相关。汉语与布依语同在一个语系，但非同一语族，决不能说布依语跟越语大异而跟汉语同属“孤立型”语言。由于北部语支在地理上最靠近汉语中心区域，所以受汉语影响最大最深；反之，北部语支在夏商时代以前，也曾给汉语以极大极深的影响：夏商时代通用的“越式称谓”（如帝尧、妇好之类）以及大量的“越式构词”（如中国、中原之类）便来源于此。过去往往将布依语中与上古汉语相同者称为汉语早期借词，但我最近获得一些材料，证明上古汉语也曾向傣语诸语言借词。例如甲骨卜辞有“
”三字，《史记·殷本纪》书作“报乙、报丙、报丁”，报为何义？甲骨学者解为“报祭”。但享受“报祭”的殷先王决不止这三位，何以这三位独有“报”的标志呢？我根据殷承夏制，绝大部分采用“越式称谓”如父丁、祖甲、妣丙、兄壬、帝丁、王亥、妇良、母庚、子丁等推测：此报字也有可能是称谓字。而今布依语称祖或公为包或报，所以报乙、报丙、报丁也可以理解为公乙、公丙、公丁，其构词形式与祖甲、祖乙等称谓的词序完全一致。又春秋楚人有申包胥，曾到秦国求救兵而哭秦庭七日七夜，申包胥又称申胥，包字可有可无。考楚人有申公巫臣、申叔时，公、叔皆为称谓字，故推测申包胥之包也是公字之义，表明楚人对他的尊敬，因为春秋战国时楚国腹地还居住有大量越族，著名的《越人歌》就是在“鄂”地产生的。又如《穆天子传》卷二记周穆王之马与狗云：“狗：重工、彻山……来白。”晋人张华的《博物志》卷六云：“周穆王有犬，名来⑨，毛白。”按照布依语去释读，“来白”就是“白狗”。因为在布依语中，来、狗同音，可能是狗属“招之即来”的家畜，故名。来、狗音同或音近见于整个傣语族。上引“傣语诸语言”条目还说：“傣语诸语言的语音系统，完全可按音节结构来描述。……每个音节均有声调，如泰语共有5种调型，可用以区分不同的词，如maa（平调，‘来’），màak（低调，‘槟榔果’），maak（降调，‘多’），máa（高调，‘马’），mǎa（升调，‘狗’）。”如此看来，“来白”完全可以肯定是汉语向傣语的借词，亦即“来白”是一只由古越人进贡给周穆王的优良“白狗”。又如布依语称“烧火”或“火烧”之烧为“熛”，在先秦也许古汉族和古越族通用此义，但秦汉以后的汉族学者已经不明其义了。汉初的《淮南子·览冥训》有“旱云烟火，涔云波水”之语。高诱注云：“旱云，亢阳气，似烟火。”刘文典撰《淮南鸿烈集解》第196页引王引之去：“烟当为熛，字之误也。（高注同）。说文：‘熛，火飞也。读若熛。’《一切经音义》十四引《三仓》曰：‘熛，迸火也。’……犹言旱云如火，涔云如水耳。”刘文典在该书第726页《校补》中反驳说：“熛者迸火，即俗语所谓火星也。云之状可以象烟，不得象火星。王说既无依据，又违物情，其失也迂矣。”其实刘说亦误，若依“熛”为“烧”之义去解，则“旱云熛火”，说的就是俗称“火烧云”的红色晚霞，所谓“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久晴则多晚霞。杜甫《羌村三首》诗云：“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说的就是这种景象。“涔云波水”之“波”也作动词用，犹言“浪水”（汉语西南方言称水从容器中荡出为“浪出”）亦即“瓢泼大雨”。旱云烧火、涔云泼水，刚好是对称的两件事。另一条目“傣族诸民族”的有关内容是：
东南亚诸土著民族。包括泰人或暹罗人……、佬人……、掸人……、潞人……、云南傣族……和部落傣人（在越南北部）。所有这些群体都操傣语诸语言。……从历史上看，公元1世纪傣族出现在扬子江流域。汉族的压力迫使他们南下，一直分布到东南亚北部。从文化上看，当代中国云南的摆夷、潞人和努亚人，贵州的仲家人（或布依人），广西……的僮族都是傣族的后裔。傣族文化特征保留得最浓的是缅甸的掸族、泰国的泰族（或暹罗人）和佬族。这一词条提到公元1世纪傣族（亦即国内习称的壮侗语诸民族）出现在扬子江流域，此前数千年（至少三千年）的历史尚未论及。但不管怎么说，以上材料从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的比较中，认为布依族属于广义上的傣民族亦即百越民族的一员，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试拿越王剑铭的“者旨於赐”这样的名字来看，跟现在泰国人的名字似乎差别不大。我发现吴越故地的地名与贵州境内的地名不乏相类者。如《越绝书·记地传》有娄门、娄；今江苏浏河古称娄江，秦代在今江苏昆山设娄县，属会稽郡；贵州则有娄山，又写作大楼山，其关隘为著名的娄山关。这个娄或楼亦与夏人有关。《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汴州雍丘县，古杞国城也。周武王封禹后，号东楼公也。”此处明确点出“禹后”与“楼”音的关系。又据浙江绍兴县档案馆藏《祀禹录·大禹后裔姒氏世系表》载：大禹在绍兴的第12世孙名“越王娄”。楼应是夏语、越语之地名字洛。我老家贵州贵定抱管乡就有村寨名“上翁楼”“下翁楼”，实际读作乌卢，卢洛音近，当为同一地貌的异读异书。又据邢公畹教授1942年调查，与贵州连壤的云南罗平县，有布依方言称为偻语。⑩湖南衡山有主峰名岣嵝山，故衡山亦称岣嵝山。新版《辞源》第二册第929页说：“古代神话传说，禹曾在此得金简玉书。见《读史方舆纪要》八十《衡州府衡阳县》。”旧传湖南衡山有夏禹治水的纪功石碑岣嵝碑，又称禹碑；其文字神秘莫识，而贵州关岭布依族地区亦有高百米、宽30米的“红岩天书”。今广西北流县东北有勾漏山，也写作句漏、岣
，《晋书·葛洪传》载葛洪为句漏令；西汉曾在今越南河西省石宝县置苟漏县，隋废。嵝、漏、楼、偻、娄音同或音近，同为夏语、越语记音字的可能性极大。在古籍中，与夏人后裔杞国相关的地名，也出现楼、娄、偻诸字。《春秋·隐公四年》经文云：“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晋杜预注；“牟娄，杞邑，城阳县东北有娄乡。”《论语·八佾》记孔子语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程树德撰《论语集释》引清张椿《四书辨证》云：“愚谓封夏之后于杞，不自周始也。《大戴礼·少间篇》：‘汤放桀，乃迁姒姓于杞。’……又《寰宇记》：‘开州雍丘县，古雍国……殷汤封夏后于此为杞。周武封夏后得东楼为杞，是为杞国。’又《路史》：‘汤封少康之后于杞以郊禹。后分于曹东之偻，是为东楼，生西楼公。周兴求后，得东楼后之杞为禹后。’是知杞本故国，武特因而重封之。”(11)杞国地位在周代一降再降，从侯降为伯又降为子，国都从雍丘迁至淳于再迁至缘陵（牟娄？），这已经到了山东的海滨之地昌乐了（在越语地名中，乐与洛、雒、骆通用），最后就灭亡在那里。杞国被灭后，其后裔为了免于受迫害或沦为奴隶，估计有东渡日本者。因为日本吉野裕子的《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中译本第126页介绍：日本本州岛和歌山县西部有“牟娄郡”。那里的农民在夏历“六月子日”过节，祭祀田神。这一习俗与贵州布依族过“六月六”祭祀田神如出一辙。(12)夏人在今山东尚留下许多越（夏）语地名，如今济南市黄河岸边有地名“洛口”，日照市附近海岸边有“涛雒”；山东各地则有夏丘堡、夏甸、夏格庄、夏官屯、夏庄、夏津、夏口、禹城、楼德（娄德）等地名，可能与杞人亡国之后分散各地不无关系。关于山东境内的大量夏、越语地名，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一章《夏越关系新探》中设有专节《山东的古越语地名、人名》，作了较充分的搜集和讨论，可参看。(13)
民族语地名是考查民族迁徙和活动范围的重要线索。周振鹤、游汝杰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地名和历史民族地理》指出：“今天壮侗人民主要聚居于两广、贵州、云南一带。那么他们的祖先在撤离江南大片土地之后会不会留下越语地名呢？我们拿秦汉时代的吴越地名和古岭南地名来比较，发现在这两个地区有许多地名是相类似的，或者说是属于同一个系统的。”作者认为：“秦汉时代吴越一带（包括楚、齐、鲁）”那些以“于”、“余”、“句”、“姑”、“无”、“芜”、“夫”、“乌”作字头的大量地名，便是古越语地名。“这些地名的相似之处，一是冠首字类同，个别字虽然写法不同，但求之古音，则相合或相近；二是齐头式。这些地名源出古越语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因为第一，有的地名冠首字仍见于现代壮侗语族地区的大量地名中，如姑字（或写作古、个、过、歌等）冠首地名在今两广、越南多至不可胜数。”(14)“看来泰国人的祖先应该是从中国的两广经过云南边境，沿南乌江和湄公河两流域而移入今泰国北部，再到南部。……在两广的壮语地名中最常见的地名冠首字是：那、板、百、南等，它们的含义依次是‘田、村、河口、水’。……值得注意的是那字和板字冠首地名都密集在泰人移入今泰国的路线上。还有，泰国境内的这些地名也是修饰成分置于地名通名的，即其语法特点跟两广壮语地名完全一样。”(15)我除了赞同周、游二氏的意见之外，还想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对三个问题补充或提出新的看法。1.板并不完全与村相对应。板应是坂的异写，坂之古义为斜坡，越人村寨只有居于斜坡者才称板（即坂，低平之地则用为耕田），后来才包含有村寨之义。壮、布依、泰语地名中大量“板×”地名的构词方式，与《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阪泉完全相同，阪坂同字，应视作极古老的汉越同源词。2.百越（粤）之百，过去一概视为千百之百，我意乃是古越语摆、排、百之记音字，古越人以操舟、种稻为生，与水交往甚多，故有“百越（或百夷、摆夷）”之称，至今汉语有“摆渡”一词，其来源应是越语渡河，渡水之意。其为越语借词甚为明显。在布依族地区极为密集的带“摆”字的地名中，均有河流（或溪水）相隔。3.gù音在贵州境内多被记为谷、功等字。
不少事实表明：布依族的上古语言和越人、夏人的语言应有许多一致之处。
三、展望：布依学的研究成果应参与中华文化整体研究的学术大循环
从夏禹到今天，历史已走过了四千多年的漫漫征程；对一个民族来说，也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的重大变故，从散居到聚合，从聚合到流散，从与其他民族的冲突到融合，空间上的千山万水，时间上的前仆后继，很难说还有哪一个民族是绝对纯粹的、固定在原地址上不流动的。现代印度人、现代埃及人、现代希腊人，他们都与曾经创造古印度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希腊文化的那些民族关系不大。任何人口众多的民族，都是在不断流动中生存，在不断融合中壮大，在动态的开放的格局中创造、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固执当地某某民族就是当地某某文化遗址的后裔之说，其实很难站得住脚。采集狩猎，都具有极大的流动性；种植的流动性虽然小些，但刀耕火种，也决定了必须时常更换烧耕地点；稻作虽是定居，但也要考虑水源的变迁，水土的流失，他族的侵夺，瘟疫的扫荡，该族在周边诸民族地位的升降等等因素。美国人类学的奠基者摩尔根曾经指出：早在人类采用鱼类食物之后，就出现了大规模的迁移运动。原始人沿着海岸、湖岸、河道四处散布，“可以遍及于地球上大部分地区”。(16)早于摩尔根一个半世纪的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维柯在其巨著《新科学》中也提出了一项“性地理”的原则：“……古代各民族，在迁徙到外国或远地去时，对新发现的城市，山，河，丘陵，海峡，岛屿和半岛都还用他们本土的一些老名字来称呼它们。”(17)正因为古代民族具有很大的流动性，我们才可能在当今布依族的语言和文化中，寻找到一些夏民族远征的线索：在“越”、“布越”、“布雅夷”、“布禹”等民族自称中，我们参照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发现其中可能隐有“夏”或“夏人”的特殊内涵；从治理洪水的神话、吃鱼失母的传说、王室异母兄弟争权的史诗之中，我们发现布依族保存了“越族”中舜、鲧、禹关系的部分史实；从一些地名用字如“雒”、“洛”、“娄”等等的追寻中，我们发现这些字能够显示一些与夏、越民族相关的史迹；从布依族史诗对“薏苡”的特殊重视，我们看到了“禹母食薏苡而孕”的植物图腾心理的顽强表现；从峡川地带遗留的禹越传说与故迹中，我们找到了“布禹后代”进入贵州高原的途径；从蜀人远征殷商的历史事实中，我们隐约看到了位于蜀地古雒县的三星堆文化神秘消失的原因，以及峡川夏人何以要移入荒远高原的远奈……。(18)所有这些，既为“布依族先民的一支可能属于夏禹后裔”提供了证据，也充分说明布依学研究必须纳入中华文化整体研究的学术大框架，才能更好地体现布依学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简言之，布依学研究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前景、更高的学术质量、更好的社会效益，就绝对不能游离于全国学术大循环的文化市场之外。
注释：
①《东南文化》1992年3-4期合刊，第4页；又见《国际百越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6页。
②④《古谢经》，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61、182-183页。
③陶阳、钟秀编：《中国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585-590页。
⑤(13)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5、57-61页。
⑥［日］吉野裕子：《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中译本，学林出版社（上海），1989年，第126页。
⑦［美］戴维·利明等：《神话学》，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9页。
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前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1页。
⑨原文作“耗”，盖缘下“毛”字而论误。耗，后起字书如《玉篇》等认为音lí，是坚硬而弯曲之毛，但其古音应读其声符“来”。
⑩邢公畹：《语言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1页注(7)。
(11)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册，第161-162页。
(12)参阅罗漫撰：《中国信仰风俗辞典》“六月六”条，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第503-505页。
(14)(15)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3-155、151-152页。
(16)［美］摩尔根：《古代社会》，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0页。
(17)［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89页。
(18)罗漫：《峡川地区的夏、越民族考——兼论夏、越文化是楚文化的主要底层文化之一》，“首届长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收入论文集，1995年8月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