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及其效应的动态分析——基于1978～2007年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导论文,效应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因素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1978年以来，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已经30年了。在1978～2007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国际地位日益提升，2006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5.5%，位居世界第4位；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增长，贸易总量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逐年提高，在世界各国的位次不断提升，2006年，占世界的比重提高到7.2%，在世界位居第3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也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日益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一极。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3～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13.8%，仅次于美国的29.8%，排名世界第二。
但是，我们在看到巨大成就的同时，还要思考以下问题：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什么？长期的和短期的主导因素是什么？由于中国经济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共同支撑的，那么，到底是外部因素占主导地位还是内部因素占主导地位？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应该怎样看待和协调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关系？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应该怎么走？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加理性的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以便指导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本文的研究就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经济失衡、经济过热等问题。郭树清(2007)①从全球的角度历史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对外失衡和内部失衡，认为中国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反映了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暴露了收入分配、要素价格和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的深层矛盾，中国经济的失衡也延缓了产业升级，加剧了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威胁。余永定(2008)②认为，在经历了连续5年高增长、低通胀之后，2007年中期以来，经济过热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十个问题，并重点指出了2008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三大挑战③：通货膨胀恶化，经济增长减速和资产泡沫崩溃。
针对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新问题，经济学界从不同视角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李富强等学者(2008)④分类检验资本、技术进步、制度、贸易、金融和地域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都具有较大影响，但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权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效力。海闻(2008)⑤对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指出对于一个转型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对培育企业家的作用以及对稳定经济的作用。姚枝仲和李众敏(2008)⑥认为净出口的变化低估了国际贸易对GDP的影响，并分析了出口变化对GDP的综合影响，指出出口的减少不仅通过净出口的减少直接降低GDP，而且会通过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进一步影响GDP。樊纲(2008)⑦对基础设施的改进、外资的外溢效应、外贸活动效应等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基础设施最近这几年起的作用非常大；近几年外资的外溢效应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对下降的，因为外资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由于我国自己积累能力的提高而相对下降；外贸的增长具有大量的外溢效应，对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有重大的效果。
这些研究都得出了具有重要价值的结论，但是，这些研究的视角比较单一，没有根植于中国对外放开的大背景下进行统一考虑，要么是从国内的角度研究，要么从开放的角度研究，没有同时考虑国外因素和国内因素，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就具有一定的偏向性。另外，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的，缺乏实证研究。与此同时，Rodrik et al.(2004)⑧认为，深化经济增长动力问题研究不应该局限于某一要素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论证，更应展开综合和横向的对比分析。Stiglitz(2004)⑨也强调，经济增长动力问题研究更应该建立在一国特定经济环境和经济结构的基础上。Sachs(2005)⑩认为经济体如同生物体，有着复杂的个性特征，需要对每一个个体逐一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将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构建一个同时包含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的分析框架，利用1978～2007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回归分析、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及其方差分解等前沿计量分析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及其动态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二、变量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1.变量的选取
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改革开放不仅仅指对我国经济的改革，它分为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主要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即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转变，对外开放主要是积极利用外资、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对内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因”，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外因”，二者共同支撑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缺一不可。
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投资和需求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从内外因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内资、外资和内需、外需。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指各种经济类型的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对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和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的总和。本文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国内需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经济类型可分为国有、集体、个体、联营、股份制、外商、港澳台商、其他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为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四个部分。本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示国内投资水平，本在进行分析时，从企业视角和投资类别视角进行了论述。本文用进出口表示国外需求，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额度表示国外投资。因此，本文选择以下指标作为研究变量：(1)中国经济发展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2)外因指标一：出口(EX)。(3)外因指标一：进口(IM)。(4)外因指标一：外商直接投资(FDP)。(5)内因指标一：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NEIXU)。(6)内因指标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NEIZI)。其中，GDP是因变量，其他均是自变量。
2.数据来源
本文变量1978～2004年期间的数据都来自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2005～2007年期间的数据都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变量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其中，在1978～2007年期间，GDP从3645亿元增长至24.7万亿元，增长近68倍，人均GDP从381元增长至18665万元，增长近49倍，出口从168亿元增长至8.99万亿元，增长近537倍，进口从187亿元增长至7.06万亿元，增长近377倍，利用外资从不到10亿美元增长至748亿美元，增长近374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800亿元增长至13.72万亿元，增长近172倍，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559亿元增长至8.92万亿元，增长近57倍。
三、模型的建立与实证结果分析
1.平稳性检验
经计算得知，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0.9以上，为了避免伪回归，本文将对各指标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利用ADF检验方法对模型中使用的对数序列和对数差分序列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见表2）：各对数序列不平稳，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变换以后都是平稳的，满足建立回归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的要求。
2.协整与模型的建立
对于一个序列单独来说，可能是非平稳的，但是，多个这样序列的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如果真的成立，那么，这些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就被认为具有协整关系。Engle和Granger提出了协整检验的方法。具体步骤为：(1)建立回归方程，得出模型估计的残差； (2)判断残差序列是否含有单位根，即是否平稳。如果残差平稳就说明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本文利用E-G两步法对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发现回归方程的残差没有单位根，也就是说，各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
首先建立回归方程（长期均衡方程）：
从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来看，拟合度较高，高达99%，除了FDI变量的统计量不显著外，其他变量的统计量都很显著，除了进口的相关系数为负外，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都为正。在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5个因素中，内需的作用最大，内资的作用其次，出口和外资的作用居于其后。
另外，从自变量和因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来看（见表4），只有进口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其他变量都是GDP的Granger原因。这一结果与前文GDP与进口之间的相关系数为负相吻合。
对回归方程结果的进一步解释：联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与现实，可以知道，上述方程的回归结果与中国经济的现实基本吻合。
从对外开放来看，中国的对外贸易具有“重商主义”的性质，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一直比较重视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进口，导致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保持顺差，截至2007年底，中国外汇储备高达1.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再加上，中国的出口很大一部分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具有“大进大出”的特点，这也就导致中国的进口有一大部分是为出口服务的，不仅没有真正的融入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来，进而导致进口不仅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联系较少，也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这与上述实证结果（进口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进口与GDP的相关系数为负）相吻合。另外，从利用外资来看，中国利用外资额自从1992年以来基本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态势，利用外资额都在两三百亿美元以上，外资到中国来，大部分是为了充分利用中国价廉质优的劳动力，而且大部分是加工贸易型企业，这样，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被转移到出口上，这也就导致FDI变量的统计量不显著。
从国内投资来看，从企业改革的视角来看，在早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其后，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全面展开，对国有企业实施了承包制、租赁制等改革措施，积极进行以厂长负责制、工效挂钩、劳动合同制为内容的企业领导、分配、用工等管理制度的改革，增强企业的内在活力。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实施“抓大放小”，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的结构调整。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许多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改组为控股公司；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对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其后开始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这些政策的实施，大大调动了国内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从国内需求来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最终消费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整体表现为日益下降的态势，1981年最终消费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93.4%，1991年为65.1%，2001年为50%，2006年下降到40%(11)。国内需求对中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下降，一直受到国家政府和经济学家的重视，如何扩大内需也就成为国家政府和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问题。其实，关于外贸依存度高过、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外资垄断等问题的讨论都与内需有关系。从本文实证结果来看，在所有因素中，内需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最大，内需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将增加0.77%，大约是外需的4.5倍，外需（出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只增加0.17%。这同时也表明：对外开放只是加速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内因素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在国际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扩大内需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因素。
4.误差修正模型（短期波动方程）的估计结果及其分析
由前文的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得知：
根据上述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估计结果不是很满意，进口的相关指标以及总体指标达不到要求，在此情况下，本文在原误差修正模型的基础上，在方程式的右边加上所有自变量的前一期一阶差分，进行检验并剔除不显著的变量，最后再重新进行检验，得到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5），具体方程如下：
表5的估计结果表明：在影响中国经济短期波动的因素中，上一期经济发展情况的变化（预期）对本期波动会有较大的影响，上一期经济每增长1%，会导致本期经济增长波动0.66%，其次，当期内需和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效应，内需每增长1%，会导致本期经济增长波动0.56%，出口每增长1%，会导致本期经济增长波动0.1%，当期进口对当期经济增长根本没有影响，当期外资对当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比较小，上一期内需的变化（预期）会对当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另外，误差修正项系数为-0.23，表明当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23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对误差修正模型结果的进一步分析：在影响供给和需求的因素中，预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预期价格上涨时，需求将增加，这将有利于当期经济的发展，但是不利于下一期经济的发展，同样，前一期的价格预期上涨也不利于本期经济的发展，从而导致当期内需的变化、前一期内需的变化对当期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是相反的（与估计结果一致）。同理，如果预期经济将具有持续增长的态势时，那么，很明显前一期的经济增长变化会给当期经济增长变化一个正向冲击。另外，由于中国利用的外资大部分都是绿地投资，一般来说，这类外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有一个“时滞”，只有少数通过并购等形成进行投资的外资，在当期才能对经济增长变动产生影响。可见，本文关于经济短期波动的研究结果与现实也很吻合。
四、各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动态效应分析
1.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的是在扰动项上加一个一次性的冲击对于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它的优点在于不需要考虑变量的外生性和内生性，每一个模型含有相同的滞后结构。在VAR模型中，对第i个变量的冲击不仅直接影响第i个变量，并且通过VAR模型的动态（滞后）结构传导给所有的其他内生变量。以VAR(2)模型来说明基本思想(12)，VAR(2)模型为：
可以将上述讨论推广到多变量的VAR(p)模型，如果VAR模型特征多项式根的倒数均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那么，VAR模型就是稳定的，进一步可以得到等价的多变量的向量移动平均模型VMA（∞）(13)：
本文构建包括VAR(6)模型，6个变量分别是LNGDP，LNIM，lnEX，LNFDI，LNNEIZI，LNNEIXU。在分析的时候，还把进口和出口加起来作为LNTRADE进行了分析。本文估计得到的VAR模型特征多项式根的倒数均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可见，VAR模型是稳定的。具体的分析结果如下面图形所示，得到GDP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在下列各图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单位：年），纵轴表示GDP（亿元），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代表了GDP对各变量冲击的反应，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线。
从图1中可以看出，如果当期给出口一个单位的正冲击后，GDP表现为同向的变动，并且逐渐增大，在第5期达到最高点，其后开始逐渐回落，自从第10期以后表现基本稳定、小幅度的波动态势。可见，出口对GDP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较长的持久效应。
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来源于多方面，主要表现为专业化生产、劳动生产率提高、规模经济、贸易乘数效应等。其中，贸易乘数效应的传导机制为：出口部门收入扩大→消费扩大→其他部门生产、收入扩大→消费进一步扩大→…→国内生产总值倍数增加。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出口取得了十分骄人的业绩，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目前中国出口额在世界位居第2位，仅次于德国。与此同时，我国出口的国际经济环境日益恶化，国际贸易摩擦日益严峻，严重影响到中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生产方式和外贸方式的转变、出口商品结构和技术的提高，中国出口不仅在量上会有一个新的突破，在质上也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出口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将会更加明显。
从图2中可以看出，如果当期给进口一个单位的正冲击后，在其后的2～3期内，GDP表现为反向的变动，但是，幅度较小，自从第3期以后，GDP表现为同向变化，整体表现为逐渐增大的态势，在第12期左右达到最高点，其后开始小幅度回落，自从第16期以后表现为基本稳定的态势。可见，进口对GDP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难以发挥出来，从第8起以后进口的促进作用才开始显现，并具有较长的持久效应。
中国进口主要是3类商品：一是中国经济发展急需的资源类产品，例如，矿产品、贱金属及其制品等；二是用于提高国内技术水平和生产水平的专利技术、先进生产设备的引进；三是为加工贸易服务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半制成品或零部件，例如，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零部件等等。以2006年为例，初级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例是24%，工业制成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例是76%，其中，高技术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例是31%。可见，在进口的产品中，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类和第三类产品。从短期来看，这些产品特别是第三类产品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关联度较小，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也不大，对国内经济具有“替代效应”，从而导致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也较小。从长期来看，随着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专利技术、先进生产设备的引进也日益增加，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和吸收，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产品进口，将会在未来的几年内显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自从2002年以来，我国的进口贸易迅猛发展，2003～2006年期间，我国进口分别达到4128亿美元、5612亿美元、6599亿美元和7915亿美元，年平均增速达28.3%。
从出口效应和进口效应的对比来看，可以得知：出口的短期效应明显，进口的长期效应明显，出口的短期效应大于进口的短期效应，进口的长期效应大于出口的长期效应。可见，出口的长期和短期效应与进口的长期和短期效应正好具有互补性，从而使得进出口贸易对GDP的整体促进作用都变现为正效应，在前5期表现为逐渐增加的态势，其后小幅度下降，自从第8期开始表现为小幅度波动的态势（如图3所示）。
图3 进出口总额冲击引起GDP的响应函数
图4 FDI冲击引起GDP的响应函数
从图4中可以看出，如果当期给FDI一个单位的正冲击后，GDP表现为同向的变动，并且逐渐增大，在第3期达到最高点，其后开始逐渐回落，自从第7期以后表现基本稳定、小幅度的波动态势。可见，FDI对GDP具有正的促进作用。但是，与进出口的促进作用相比，FDI的促进作用比较小，从短期来看，FDI的最大促进作用大约只有进出口最大促进作用的1/2，大约只有出口最大促进作用的1/3，从长期来看，FDI的促进作用大约只有进出口促进作用的1/7，大约只有出口促进作用的1/4，大约只有进口促进作用的1/6。可见，FDI对GDP的促进作用整体上不如进出口贸易。
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稳定增长，2007年达到了748亿美元，外资的稳定增长对中国经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日益下降，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利用外资的结构引起的。中国利用的外资大部分是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大部分又来源于中国周边地区，由于这些企业比较熟悉中国的国情，虽然带动了一部分就业，但是，中国获得的利润率较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就比较小了。以2007年为例，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37%来源于香港，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毛里求斯等自自由港的外资占30%，日本和新加坡、韩国都在5%左右，美国占3.5%，英、德、法等发达国家都不到1%。其中，来自自由港的外资很多都是所谓的“假外资”。因此，中国利用外资的地区结构不改变，也就是说，利用外资的质量不提升，将很难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目前国家政府实施的提升利用外资质量的战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战略、调整出口退税的战略等都有利于利用外资质量的提高。
从图5中可以看出，如果当期给国内投资一个单位的正冲击后，前3期GDP表现为同向的变动并且逐渐增大，其后开始逐渐回落，从第5期开始表现为反向变动，从第7期又开始表现逐渐增加的态势，12期达到最大值，其后基本保持稳定。可见，国内投资对GDP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前8期）不明显，在第10期以后促进作用才显著、持久。与FDI的促进作用相比，国内投资对GDP的短期促进效应不如FDI显著，但是，国内投资对GDP的长期促进效应却明显的大于FDI，大约是FDI的4倍作用。
图5 内资冲击引起GDP的响应函数
图6 内需冲击引起GDP的响应函数
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快速增长，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建成投产，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得到加强，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煤电油运等“瓶颈”制约得到明显缓解。有关数据表明(14)：2003～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32.5万亿元，比1981～2002年22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还多1.3万亿元；年平均增长26.6%，比1981～2002年年平均增长20.4%快6.2个百分点。其中，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2万亿元，是1978年到2002年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基本建设投资的近两倍，累计建成投产项目212461个，年平均53115个。这些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的竣工投产和生产能力的建成使用，使我国电力等能源工业紧张状况得到缓解，极大地改善了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为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优化产业结构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为下一步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实，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还体现在进出口方面，因为外资的进出口一直占据中国进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例如，2007年外资企业进出口各占全国进出口的58%左右。所以，外资质量的提升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进出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从图6中可以看出，如果当期给国内需求一个单位的正冲击后，GDP表现为反向的变动，并且逐渐下降，在第5期达到最低点，其后开始逐渐增加，在第10期达到最大值，其后小幅度波动，基本表现为稳定的态势。可见，国内需求对GDP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与外需（出口）相比，国内需求对GDP的短期促进效应为负，长期效应为正但促进作用比较小，大约只有出口长期促进作用的1/3左右。
自从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国家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宏观调控措施的积极作用下，商品市场供应充裕，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据商务部对600种商品市场供求排队分析调查结果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全部商品的比重由2002年的12%提高到2006年的28.7%；而供过于求的商品由88%下降到71.3%，长时间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的商品已经消失。市场供求状况的根本改变，推动了我国商品市场格局由生产销售者占主导地位转向由消费者占主导地位。特别是以手机、计算机为代表的IT商品，方便居民出行的汽车，用于改善人们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的住房装饰商品、家用电器等商品大量增加，使市场商品供求结构趋于合理。近几年来，以移动通讯和信息为代表的通讯信息消费；以私人汽车为代表的交通消费；与住房相关的商品消费；以教育、旅游为代表的精神文化消费等为主的消费热点基本形成。有关统计数据表明(15)：2003～2006年，全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23类主要商品零售额中，年均增速最快的是汽车类(52.3%)、通讯器材类(50.4%)、建筑及装潢材料类(28.9%)、家电、音像器材类(18.3%)和金银珠宝类(17.4%)。从长期来看，国内消费需求的增加，势必会成为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重大“引擎”。
2.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没有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Sims于1980年提出的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相对方差贡献率(relative variance contribution，RVC)是根据第j个变量基于冲击的方差对yi的方差的相对贡献度来观测第j个变量对第i个变量的影响。方差分解的基本模型是(16)：
其中，如果RVCj→i(s)大时，意味着第j个变量对第i个变量的影响大，相反地，RVCj→i(s)小时，可以认为第j个变量对第i个变量的影响小。
本文用此模型来分析各自变量的冲击对GDP的贡献率。图7中横坐标表示滞后期间数（单位：年），纵坐标表示变量变化对GDP的贡献率（单位：%）。
图7 各自变量的冲击对GDP的贡献率
从图7可以看出，在本文考虑的所有经济发展因素中，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一直最大，最大值在第6期达到29.9%，其余各期基本都在16%以上（1～3期除外）；从短期来看，出口、外资对GDP的贡献率较大，从长期来看，出口、进口、内资对GDP的贡献率较大；从发展趋势来看，进口和内资对GDP的贡献率整体表现为逐渐增加的态势，进口对GDP的贡献率从第2期的0.13%增加到第20期的11.26%，内资对GDP的贡献率从第5期的1.45%增加到第20期的5.64%，出口、外资和内需对GDP的贡献率整体表现为逐渐下降的态势，其中，外资对GDP的贡献率从第2期的7.59%下降到第20期的1.56%。
进一步来看，可以发现：
(1)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最大，进口对GDP的贡献率逐渐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对进出口的依赖性越来越大，2000年总体外贸依存度为40%，出口和进口依存度都为20%，2007年总体外贸依存度增加到65%，出口依存度增加到36%，进口依存度增加到29%。部分省市的外贸依存度更是超过100%。随着进出口规模的扩大、进出口结构的优化等，势必会进一步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2)外资对GDP的贡献率逐渐下降，内资对GDP的贡献率逐渐增加。伴随着中国经济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将会不断的成长起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更多的依赖这些内资企业，势必会导致外资对GDP贡献率的下降。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从弱到强发展的必然趋势。
(3)内需对GDP的贡献率一直比较小。我国政府一直在想方设法的大力扩大内需，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与外需相比，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小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02年的48136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76410亿元，年均增长12.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5%。与此同时，2003～2006年期间，我国货物进出口连续四年快速增长，年均增长29.8%，其中出口增长31.3%，进口增长28%，是历史上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外需的迅猛发展，势必会使得内需的发展相形见绌。
五、结论
投资和需求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中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本文从内资、外资和内需、外需四个方面对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1)从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因素来看，内因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内需的作用最大，内资的作用其次，出口和外资的作用居于其后，进口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进口与GDP的相关系数为负。内需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大约是外需的4.5倍。
(2)从影响中国经济短期波动的因素来看，预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上一期经济发展情况的变化（预期）对经济波动影响最大，当期内需和出口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也比较大，当期进口对经济波动根本没有影响，当期外资对当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比较小，上一期内需的变化（预期）会对经济波动产生负面影响。
(3)从对经济的动态影响来看，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明显，进口的长期效应明显，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整体上不如进出口贸易，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促进效应不如FDI显著，但是，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促进效应却明显的大于FDI，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促进效应为负，但长期效应为正。
(4)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最大，进口对GDP的贡献率逐渐增加，外资对GDP的贡献率逐渐下降，内资对GDP的贡献率逐渐增加，内需对GDP的贡献率一直比较小。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为了应对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各种挑战：(1)从长期来看，由于内需既是经济长期均衡也是经济短期波动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国应该一直致力于大力大展内需，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既保证短期的经济发展，也为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促进经济增长由出口、投资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中国扩大内需的重点在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家庭消费，主攻方向之一在于开拓农村市场，根本措施在于提高农民收入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17)。(2)从短期来看，中国在继续重视出口的同时，应该充分利用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致力于进口的增加和国内投资的增加，以分享他们的长期效应，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值得指出的是：国内投资增加必须要考虑民营企业。中国当前最具活力的还是民营企业，在过去的30年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我国应该放开国内市场，让民营企业更充分的发挥其作用，在对国外更大开放以前让国内的民营企业更快的成长起来(18)。另外，由于预期对经济短期发展的作用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唱兴则兴，唱衰则衰”，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国家政府还要特别重视对国内外各种投资主体、消费主体等的预期进行适当的引导，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最佳的舆论环境。
注释：
①郭树清：《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问题》，《经济研究》2007年第12期。
②余永定：《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十个问题》，《国际经济评论》2008年第1～2期。
③余永定：《2008年中国经济应对三大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08年第5～6期。
④李富强等：《制度主导、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检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
⑤海闻：《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及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08年第5～6期。
⑥姚枝仲、李众敏：《国际贸易如何传导美国经济衰退？》，《国际经济评论》2008年第5～6期。
⑦樊纲：《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因素分析与展望》，《资本市场》2008年第4期。
⑧Rodrik et al.,2004,insititutions rule:the primacy of insititutions over geography and integration in economics development,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Vol.9,131～165.
⑨Stiglitz,2004,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
⑩Sachs,J.D.,2005,the end of poverty,new york:penguin books.
(1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
(12)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第264页。
(13)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14)《从十六大到十七大经济社会发展回顾系列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
(15)《从十六大到十七大经济社会发展回顾系列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
(16)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17)卢中原、侯永志：《中国2020：发展目标和政策取向》，《管理世界》2008年第5期。
(18)海闻：《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及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08年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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