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中国人的治学智慧（上）
蒋永福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中国人在几千年文明旅程中积累有极其丰富的治学思想，这一思想遗产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热爱学习的优良传统，是这一思想遗产形成、积累和代代相传的深厚历史基础。在这一思想遗产中，闪烁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之光，照亮着历代学者的为学之路。文章把古代中国人的治学智慧，归纳为十个方面，分别为：学为明道，这是古代中国人的治学宗旨所在；立志正心，这是古代中国人治学的心理与品德基础；经世致用，这是古代中国人治学的修己治人目标所在；勤奋钻研，这是古代中国人治学的基本方法；博约相济，这是古代中国人治学的宏观策略；善疑善问，这是古代中国人把治学引向深入的重要门径；尊师重友，这是古代中国人治学的基本途径；涵泳自得，这是古代中国人治学的基本要领；学有次序，这是古代中国人治学的基本规则；以学为乐，这是古代中国人治学的乐趣所在。
〔关键词〕 治学智慧 古代 中国
引言
狭义上的“治学”，就是指个体的学习过程；广义上的“治学”则包括以学习、教学、学术研究等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接受知识、整理知识、传播知识、创新知识的过程。人的治学活动需要调动知、情、意等心智资源，同时还需要社会提供相应的设施、政策、法规等公共产品资源。仅以社会提供的治学设施而言，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就是供人们接受教育和治学的公共设施。这说明，治学与图书馆亦有紧密关系。从治学论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图书馆是满足人们治学需要的公共设施。图书馆界所熟知的阅读推广活动，若从活动对象（读者）而言可视为接受知识的活动；若从活动组织者（图书馆）而言，则可视为传播知识的活动，而接受知识、传播知识均属治学范畴。可见，为人们的治学活动提供所需的服务（包括文献、场地、活动等），亦是图书馆学研究应该关注的重要内容。从现代的学科分野看，人类的治学活动是教育学、图书馆学、阅读学、文献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跨学科”对象。
毋庸置疑，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读书、热爱藏书、热爱图书馆的民族，亦即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治学的民族。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历程中积累有博大精深的治学思想。这些治学思想既见于学规、学则、学约、劝学、勉学等专门的治学论文献之中，亦散见于文人的专著、笔记、奏疏、书目、序跋、家训、书信等文献之中。可以说，古代中国的文人们几乎无不谈治学，谈治学几乎成为文人“立言”的必要内容之一。由此形成的治学智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和梳理古代中国人的治学智慧，是传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的需要，亦为坚定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需要。文章把古代中国人的治学智慧，归纳为十个方面，下面分别论之。
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被誉为21世纪的科学，是吸引跨学科广泛注意的新型交叉科学。我们认为, 研究复杂系统，再现性是一个合理的要求。由于使用多边矩阵的剖面之间的多种数据运算和多边矩阵的基阵表示的代数运算来研究数据规律并保证再现性[1]，故本文研究内容如下：剖面的广义交叉乘法规则是什么? 可以定义的剖面广义交叉乘法规则有哪些种? 剖面广义交叉乘法规则是否能够采用基阵表示的代数运算规则来表达?
1 学以明道：治学之旨
治学，首先要明确宗旨，这是治学行为得以形成和进展的前提性基础。古代中国人对治学的宗旨有一个普遍共识，那就是学以明道。在古代汉语语境中，明道的过程也就是学道、体道、悟道的过程。在中国古人的人生观视野中，明道是一个人守道、行道进而挺立君子人格的必要基础和必然要求，所以“明道”与“君子”几乎具有等价意义。《论语·子张》云：“君子学以致其道。”顾炎武说得更明确，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1]1429清人章学诚认为，学者致力于学问，其实是在致力于明道，“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是故，遑遑汲汲，自力于学，将以明其道也。”[2]83-84在中国古人看来，道是天下万事万物之所以如此存在、如此运行的根本法则，是由圣人发现和诠释的，圣人之言便是道，道就是圣人之道，“学道便是学圣人，学圣人便是学道”[3]3117；“儒者之学，所以至乎圣人之道也。”[4]
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文”是记录道的基本工具和手段。所以韩愈说“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5]。韩愈的意思是说，道是学的对象，文是用来理解道为何如是的“说辞”。也就是说，通过文可以明道，这就是“文以载道”的原理所在。在一般意义上，“文”可以理解为文字作品即文献，文献的价值就在于载道。正因为“文以载道”，所以读书明理是治学的一种基本形式，诚如苏辙所云“古之知道者必由学，学者必由读书”[6]；也正因为“文以载道”，所以圣人著书立文以传其道，诚如明人薛瑄所云：“千古圣贤垂训炳明，盖欲人读其书，行其道也。”[7]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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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人看来，立志是成事、成学的必备心理基础。元人张养浩《归田类稿》卷八云：“夫学，不求至于圣贤，皆负德造物者也。……志苟一立，天下无不能为之事，而况读书乎？志苟不立，目击所有而不能致，而况为圣贤乎？”王阳明告诫门徒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10]974。明人湛若水在《大科书堂训》中亦告诫诸生云：“诸生为学必先立志，如作室者先曰其基址乃可。志者志于道也。……匹夫不可夺志，若其可夺，岂谓之志？”这些话都表明，治学能否治成，全赖于是否志坚、志笃。所以，元人汪克宽在《志学斋记》中说：“世之人有志于圣人之道者，盖夥矣，然未之或知，訹于小艺，惑于旁蹊，则是志未立也。志苟立矣，朝勤而暮辍，一暴而十寒，则是志之未诚也。志苟诚矣，览之未博，习之未熟，未闻其所未知，未勉其所未行，则是志之未笃也。必也求之方策，诵而复焉，思而绎焉，凡理之所当然者，必法先哲而反诸身，本无往而不至也。然后出其余以肆力于为文，推其用以显于时，则可谓充其志，而于学乃克有成矣。”
治学的宗旨在于明道，所以，古代中国人对于那些不以明道为目的的治学行为予以贬斥。“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13]；“古人读书，将以求道，不然读作何用”[3]181；“为学而不学道，则无天理人伦矣，果何学乎”[7]1480；“学不进，大病在见理不明，信道不笃。”[7]1040陆九渊在谈及道与技艺的关系时指出：“主于道，则欲消而艺亦可进；主于艺，则欲炽而道亡，艺亦不进。”[14]433这些话都表明，为道而学乃正，为利而学乃邪；向道而学是公，向利而学是私。故此，陆九渊在《示象山学者》中指出，“道不远人，……得无愧于‘宿道乡方’之言，斯可矣”[14]248，这里的“宿道乡方”，意为“归宿正道，心向仁义”。由此而言，古代中国人学以明道的治学理念，真正表现出了“天下为公”“谋其道不谋其利”的崇高境界。这种境界，对现今学者端正治学态度亦有重要启发。
2 立志正心：治学之体
上文讲到学以明道的治学宗旨，那么，如何落实这一宗旨？这就需要“向内”和“向外”两方面的工夫。向内需要将“明道”宗旨转化为心向往之的恒定的心理驱动力，即将治学活动建基于“治心”之上；向外需要将“明道”转化为“行道”，即将所明之道落实于“立德、立功、立言”的实践之中。前者为治学之体，后者为治学之用。这说明治学是一个有体有用的心理与行为过程。这里先谈前者，后者将在第3部分论述。
何谓有用之学？这里的“有用”亦有两方面指意：一是用于完善自我人格，即有助于提升自己的伦理修养水平的学问，此即“内圣之用”；一是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即能够用来解决生活本领问题尤其是解决职务履行问题的学问，此即“外王之用”。这两方面的学问结合起来说就是古人所说的“修己治人之学”“内圣外王之学”，亦称“穷理”之学。清人方苞曾言“学不足以修己治人，则为无用之学”[21]82。程颐从“穷理”角度指出“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19]1187。顾炎武把宋明儒“明心见性”之空疏学风批评为“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1]311，进而称自己“凡文不关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22]。
在树型拓扑结构中，由于上游的节点需要承担下游节点数据的转发工作，负载大于下游节点。而且由于网络分布不均，会导致上游节点负载失衡，部分上游节点负载过重进而过早失效。本文采用构建基于最小跳数的能耗均衡树来解决同跳节点负载不均衡问题。
道作为形而上的本体论概念，本应有天道与人道之别，但在“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的视域下，中国古人往往以人道统摄或映射天道，把天道寓于人道之中，对“道”之概念进行“人文化”诠释，由此形成了对道的伦理化诠释传统。《中庸》云：“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薛瑄说“圣人所谓道，不外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伦”[7]1576；王阳明说“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10]253；程瑶田则稍作展开说“学也者，学为人子，学为人臣，学为人弟，学为人友之道也”[9]13。与此同时，儒家的仁义礼智“四性”亦被认定为是道的具体内涵，如薛瑄云“道即仁义礼智之道也”[7]1480，清人张履祥说“率其仁义礼智之性，则为道；修其仁义礼智之道，则为教”[11]84。这种把人道概括为“五伦”和“四性”的纲常伦理传统，从先秦一直延续到清末。国人皆知，至汉以后，“五伦”“四性”最终被儒家归纳为“三纲五常”之伦理规范，这一规范几千年来从未受到质疑，此即“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语）。对人的治学而言，学就是学纲常之道，“论万事皆当以‘三纲五常’为本。天地间至大者，莫过于‘三纲五常’之道。……舍此则学非所学。”[7]1173道的这种伦理规定性表明，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学以明道实际上就是学以明纲常之道，用另一句话概括说就是“学为做人”。中国古人“学为做人”的治学宗旨与现代人所追求的“学为求知”的治学目的形成鲜明对照。“学为做人”与“学为求知”虽然不可偏执一端，但“做人”即完善自我人格应该成为治学的首选目标，不然难免掉入“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10]28的“求学陷阱”之中。关于“求学”与“做人”的关系，钱穆先生说的一句话值得我们铭记：“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12]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上涨、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国际化趋势的加深，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再单一追求低价，而是更加倾向于选择功能强、性价比高、用户体验性更佳的高端家电产品，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家电消费需求的品质化、供给的智能化，产品的转型升级更能结合当下消费升级的大环境，更加迎合市场需求。从细分品类来看，厨卫行业的高端化趋势一直在持续，其中，嵌入式厨电的智能渗透率逐渐加深，份额逐步提高。
那么，如何做到志坚、志诚、志笃？其答案用一句话说就是“正心”。所谓“正心”，就是正其心态，其要在于有正确的义利之辨、理欲之辨、名实之辨等。不辨明义利、理欲、名实等关系，其治学便是“妄学”。
关于义利之辨。张履祥认为，“凡学……以辨别义利为主。”[11]348明人刘宗周在《告张履祥》一文中说：“学者最患计功谋利之心，功利二字最害道。”清人陆世仪指出，“减得一分势利，才进得一分学问；进得一分学问，便减得一分势利，所谓义利不容并立也。”[17]
关于理欲之辨。朱熹《白鹿洞学规》云：“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明人胡居仁云：“今人为学，多在声价上做。如此则学时已与道离了，费尽一生功夫，终不可得道。……才气高者有此病。”[18]清人李顒在《四书反身录》卷二中说：“为明善复初而学，则所存所发，莫非天理，处也有守，出也有为，生民蒙其利济，而世运宁有不泰？为辞章名利而学，则所存所发，莫非人欲，处也无守，出也无为，生民毫无所赖，而世运宁有不否？”
关于名实之辨。中国古人特别反对为名而学的做法，此即孔子所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之意所在。对此，王阳明说：“为学大病在好名。……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10]30顾炎武在《与潘次耕札》中说：“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陆世仪认为，“读书不绝干禄念头，终无得处，亦终无乐处。”[17]44章学诚指出，“为学之要，先戒名心；为学之方，求端于道。”[2]85
以上是就正心的内容而言的。关于正心的工夫，佛家强调“静”字，道家强调“清静无为”“不欲以静”，而儒家更多地强调“敬”字。当然也有把“静”和“敬”结合起来看问题的，如《管子·内业》云：“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若从现代人的眼光看，静主要指学习环境的安静，属于身外之境，而敬主要指内心的敬意或敬畏，属于身内之情。在古代儒家学说中，“敬”有两方面的指意，一是诚实无欺的心理状态，二是戒慎恐惧的心理状态。这实际上是把《大学》中所说的“诚意”和“正心”合二为一了，所以程颢干脆说“学要在敬也、诚也”[19]141。这种诚、敬合一观，程颐亦如其兄，将“敬”解释为“主一之谓敬”，而且借引《易》所言“敬以直内”一语认为“须是直内，乃是主一之义，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19]169。所谓“直内”，实际上就是指“正心”，“敬以直内”意谓敬是正心的根本要求，所以“敬以直内”与“敬以正心”是一回事。对于治学而言，程颐所言“主一”，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于外界之诱惑，专心致志于明道之学问。薛瑄认为，“千古为学要法无过于敬，敬者心有主而诸事可为”[7]1163；清人杨锡绂在《岳麓书院学规》中告诫学生说：“诸生肆业书院，不患不能文，所患者不能变化气质耳。今为揭先儒两言，曰主静，曰持敬。能静则心鲜驰逐，而病痛自觉；能敬则随事检摄，而偏私渐去。”[8]1578可见，敬是保证学者心无旁骛地专心致力于学问的必备心态。程朱理学问世以来，人们往往把“居敬”和“穷理”联系起来考虑“格物致知”问题，“‘居敬’‘穷理’二者不可偏废，而‘居敬’又‘穷理’之本也。”[7]1172敬是穷理之本，当然亦为治学之本，这就从本体论高度肯定了敬之于治学的心理基础意义。
人的心理是复杂的，所以治学者在正心过程中，除了明辨上述的义利、理欲、名实之辨之外，还要把持好其他方面的心态。明人吕柟指出，“学者有三多，有四寡：寡言则行力，寡动则静深，寡交则业专，寡欲则理明，是谓四寡；多学则德积，多思则几研，多就吉人则为善也易，是谓三多。”[8]843张履祥认为，“读书大忌，一曰文弱，一曰嫩惰，二者勤事则无之；一曰矜骄，一曰自是，二者谦谨则无之；一曰虚浮，一曰饰诈，二者诚实则无之”[11]1099；又说“学者先观其德器。德器浅薄，终罕成就，虽成亦小。诸如易喜易怒、不堪拂逆、疾恶太深、进锐退速之类，皆由于浅。如露才扬己、一得自矜、责人太重、悻悻自好之类，皆由于薄。”[11]1094这些话都在告诫人们，学须心正、心诚，切勿虚荣、浮躁、傲才。
在“名庄酒市场的今天和明天”的论坛上，来自法国、意大利、智利等国家的名庄庄主纷纷发表了自己对名庄酒市场的看法。最后中粮名庄荟总经理李士袆做了总结发言，他说，未来中国的名庄酒市场会变成世界的名庄酒市场，将由各国的名庄酒和品评家来到中国，带动中国的名庄市场成为国际化的名庄市场，携手各大经销商一同挖掘全球的美酒，为中国的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中国进口酒产业链整合创新平台。
总之，立志正心是保证学以明道的心理基础。学以明道中的“明道”的内容是仁、义、礼、智“四性”，这“四性”实际上就是《大学》所讲“明德”，而立志正心实际上就是《大学》所讲“明明德”的工夫，只不过《大学》将此工夫说成“诚意”“正心”“修身”三节。这一点，清人李塨已有言及，其曰：“盖诚意、正心、修身，明明德也，皆所以修身也。”[20]19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学以明道与立志正心的关系是“明德”与“明明德”之工夫的关系。
3 经世致用：治学之用
前文指出，治学是一个有体有用的心理与行为过程。如果说学以明道和立志正心是治学之体，那么经世致用则是治学之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人所谓“经世致用”，既有“修养论”之意，亦有“实用论”之意。从治学论的角度而言，经世致用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学有用之学”，指在学习内容上选择“可用”“能用”之学；二是“所用所学”，指将所学知识用于言行实践之中。
治学首先要治心，治心的核心内容是立志与正心。毋庸置疑，立志是治学的心理基础。志不立，学无所向；志不坚，学无所成。东汉学者徐幹所著《中论·治学》篇在谈及“志”与“才”的关系时指出：“虽有其才，而无其志，亦不能兴其功也。志者，学之帅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晋人虞溥亦云“夫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15]。徐幹把志喻为“帅”，把才喻为“徒”，可谓喻之有方：徒之聚，若无帅之领，就有可能成为“群氓”，甚或成为“无耻之徒”，是故古人云：“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16]在德与才之间，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德才兼备”，但须以德为先；德性与学养兼备是君子的人格魅力所在，但须将德性置于前。正因如此，中国古代书院培养人才亦以“立品”为首务，在此基础上兼顾“立才”，清人陆耀在《任城书院训约》中云：“书院专以作养人才，而人才以立品为首务，其次乃及文艺。果其文行兼优，固当刮目相待。”[8]1488
当学生遇到词汇量不足的情况下，多会采用身体动作和手势来表达目标词汇，帮助自己达到交流的目的，让外教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想法。例如在外教课堂上，学生A想要表达自己想去纽约看自由女神像，但是不知道该如何用英语表达自由女神像，于是选择了用身体模仿自由女神像的姿势。通过这种策略，外教马上就理解了学生的意思，从而帮助学生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由于道是由圣人发现和诠释的，因而明道的过程也就是达到圣人境界的过程，亦即学以明道与学以至圣可视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内容上说，治学的目的是学以明道；从境界上说，治学的目的是学以至圣。学以至圣的治学信念，铸就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崇圣文化”。明人吴与弼云“学者所以学为圣贤也”[8]769，薛瑄亦云“学不至于圣贤，只是有不诚处”[7]1492。当然，学以至圣是一种无以企及的理想信念，信念的价值不在于能否实现，而在于给人以为之而努力的不竭动力，诚如清人程瑶田所言“学者即不敢自谓遽求至于圣人，然亦不可不以君子自勉也”[9]17。
在儒家的“正人先正己”观念下，治人首先要修己，这就是“修身为本”的伦理优先论。学者治学首先要“学以修身”，修身就是明辨善恶、为善去恶，故“读书至圣贤言不善处，则必自省曰：吾得无有此不善乎？有不善则速改之，毋使一毫与圣贤所言之不善有相似焉；至圣贤言善处，则必自省曰：吾得无未有此善乎？于善则速为之，必使事事与圣贤所言之善相同焉。如此，则读书不为空言，恶日消而善日积矣”[7]1037。徐幹《中论·治学》云：“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没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学也。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学犹饰也，器不饰则无以为美观，人不学则无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经人伦，为美观，故可以供神明。”所谓“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就是“懿德”，就是通过“学以修身”而来的美好品德。在古代科举制下，“书中自有黄金屋”成为许多人读书治学的向往，但也有不少人不务举第，怀抱“学以修身”的理念，心无旁骛地苦心治学，终成大学问家。对此，郑板桥有言：“凡人读书，原拿不定发达。然即不发达，要不可以不读书，主意便拿定也。科名不来，学问在我，原不是折本的买卖。”[23]
吉林大学的刘国嵩等人设计了一种整体对称结构的步进型精密直线驱动器[8]，该驱动器在保证位移精度和输出力的基础上，具有较好的行程稳定性，实验测得其在100 V驱动电压、10 Hz频率下，稳定步距为11.7 μm，速度达到6 mm/min，理论输出力约为291 N。华南理工大学的杜启亮等人设计了一种行走式压电驱动器，用于驱动微小型机器人[9]。中国科学院的李全松研制了一种整体结构的步进压电驱动器，如图6所示[10]，试验结果表明，该驱动器行程20 mm，最大输出力38 N，步长0.02～35.15 μm。
在“学以修身”的基础上，还要做到“穷理为用”或“致知为用”。这就需要以“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朱熹语）的精神，凡有助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学问都要学而用之。我们知道，魏源曾编有《皇朝经世文编》，共收录了654位作者的2 236篇文章，这些文章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大类，类下再分65个子目。可以看出，这八大类中，除学术、治体之外，其余六类即为“三省六部制”中的“六部”之实用之学，可谓治平天下之经世学问“一网而打尽”。显然，魏源的意图是通过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把学者引向广学经世之文，进而把学风引向致用之学之路。
在中国古代儒者的观念世界中，修、齐、治、平是圣人开创并践行的为学之路，具有无可质疑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学为圣人，以圣人为楷模，是古代中国人的最高为学目标。杨倞注《荀子》曰：“圣者，无所不通之谓也。”《南史·陶弘景传》称陶弘景“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在这种观念下，学以致用、博学广用成为学者们孜孜以求的“学德”。“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母，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极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守职。”[21]86这21个“能”，也就是21个方面的“德能”或践行能力，可谓无所不通、无所不能。这样的实学致用能力素养，今天的学者们也应该努力具备。
学有用之学，解决的是“学什么”的问题，即解决的是“学德”问题。“学德”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用德”问题，即解决“所用所学”问题。所谓解决“所用所学”问题，也就是避免“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问题。无论是“学非所用”还是“用非所学”，皆将学置于无用之地，反之，学用一致才是“所用所学”。宋明理学兴起之后，学用分离问题愈益严重，对此李塨予以严厉批评，他说：“至学后入于仕途，始置经书于高阁，而从事于礼乐兵农，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此天下所以寡成才，朝堂所以多废事也”[20]70；“学非一名，而总不外智仁圣义忠和之德，孝友睦姻任恤之行，礼乐射御书数之艺而已。尊德性以此，道问学以此，隐居以此，行义以此，所学即其所用，所用即其所学，此府修事和之世，所以治且隆也。……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且学正坏其所用，用正背其所学，以致天下无办事之官，庙堂少经济之臣，民物鱼烂河决，谁遗之祸哉？”[20]229李塨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因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正背离了经世致用的为学之道和用人之道。
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必然要反对空谈虚理而不切实用的学风。“圣贤之书所载，皆天地古今万事万物之理，能因书以知理，则理有实用。不然，书自书，理自理，何以有实用哉？”[7]1416读书为知理，然只知理而不能用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实践，此“知理”便成“自欺”，诚如薛瑄所言“学者开口皆能言道理，然尝体诸心果能实好此道理否？又当体之身，果能实行此道理否？若徒能言之于口，而体诸身心皆不能然，是所谓自欺也”[7]1106。清人申居鄖亦云：“为学之功，要在应事接物处见，若但虚讲道理，而遇事情却茫然，学问便成无用事。”[21]268
反对空谈虚理、不切实用的学风，则必然倡导知行合一或知行迭进的学风。所以，知行合一或知行迭进问题亦与经世致用紧密相关的问题。中国古人有关“知”与“行”的关系问题的论述很丰富，但在知与行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问题上始终纠缠不清。其实，知与行之间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先后次序，其先后次序因事而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在此问题上，李塨的“知行迭进”观充满辩证法味道，他说：“非谓尽知乃行也，今日学一礼，遇其礼当行即行之；明日又学一礼，遇其礼当行即行之。知固在行先，而亦一时并进，且迭进也，非列其夤也。”[20]88我们知道，朱熹理学和阳明心学，虽然严分两派，但在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上均强调“知行合一”，如朱熹言“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3]148；王阳明说“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10]4。知行合一的道理是不难理解的，但在现实中学者们常犯的毛病是：有意无意地“重知轻行”，对“行乃知源”的道理（即理论来源于实践的道理）往往熟视无睹。对此，魏源曾批评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24]对知与行的关系而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能知能行、勤学常做，故清人唐彪说：“谚云‘读十遍不如做一遍’，盖常做则机关熟，题虽甚难，为之亦易；不常做，则理路生，题虽甚易，为之则难。”[25]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强调“力行”“实用”的重要性时，万万不可走向“读书无用论”的偏颇之中。颜李学派领袖之一的颜元的思想中就具有“读书无用论”倾向，如其在反驳别人时质疑道：“试观千圣、百王，是读书人否？虽三代后整顿乾坤者，是读书人否？”[26]249于是他得出结论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26]251。颜李学派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李塨则不无鄙夷地称读书人为“白面书生”“书生无用”[27]。这种把读书人的作用局限于能否“办经济”，从而鄙夷读书人的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认同的，因为它不仅忽略了“人文学者”的存在及其价值，而且把“经世致用”推向了完全实用主义的狭隘之域（未完待续）。
（来稿时间：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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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Wisdom of Ancient Chinese People in Academic Research
Jiang Yongfu
(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
〔Abstract〕 In several millennium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the ancient Chinese accumulated a wealth of learning thoughts,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found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fine tradition of loving learning is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accumulation and passing of the ideological heritage, which shines the unique wisdom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lluminates the path of academic research for scholars of all the ages.This study summarizes ancient Chinese wisdom in academic research into ten aspects. 1. Learning to know the truth is the purpose of ancient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 2. Determined and rectifying the mind is the psychological and moral found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hip. 3. Self-cultivation and governance is the practical goal of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hip. 4. Diligent study is the basic method of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hip.5. The combination of erudition and induction is the basic strategy of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hip. 6. Good at querying and asking questions is an important path for the ancient Chinese to in-depth study. 7. Respecting teachers and friends is the basic way for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hip. 8. Carefully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and improving their knowledge structure are the basic essentials of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hip. 9.Learning with order is the basic rule of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hip. 10. Learning for fun is the fun of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hip.
〔Keywords〕 Wisdom in academic research Ancient China
〔中图法分类号〕 G250；G795
〔引用本文 格式〕 蒋永福.论古代中国人的治学智慧（上）[J].图书馆，2019（8）：001—006.
〔作者简介〕 蒋永福（1961—），教授，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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