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所”字结构在先秦时期的发展演变
张爱卿
(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摘 要 ：通过系统梳理“所”字结构的研究成果，同时结合统计分析发现，在先秦时期“所”字结构的演变规律为：“所”字结构在春秋时期形成，到战国末期结构越来越复杂；“所”字结构中“所+单音动词”出现时间最早，所占比重最高，其次是“所+动词词组”和“所+介词+其他”；“所+介词+其他”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演变过程，“所”字后面介词的种类日益丰富，其中介词“以”的使用频率最高。
关键词 ：“所”字结构；先秦时期； 发展演变
对不同历史时期文献典籍中的某一语言现象分别进行研究，然后对其研究成果系统整理，就可以大致展现出这一语言现象的历史演变轨迹。从对某一语言现象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这一角度入手，本文拟对“所”字结构(为行文方便，下文中的“所”字、“所”字结构都不加引号，分别写为：所字、所字结构)在先秦时期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
一、对先秦时期典籍中所字结构的研究概述
根据已有的资料，所字并不见于甲骨文，始见于铜器铭文。目前对所字和所字结构研究主要涉及的先秦典籍及其研究者有《尚书》(于蓓蓓，2008)、《周易》(于蓓蓓，2008)、《诗经》(黄广生，1962；侯兰笙，1980；周赛红、喻华，2002；胡远鹏，2005；于蓓蓓，2008)、《论语》(薛安勤，1983)、《左传》(何乐士，1990；邓磊、郭小春，1998；赖积船，2002；高留香，2007；康润润，2008；周广干，2012)、《国语》(周广干，2012)、《列子》(侯志伟，2012)、《商君书》(杜丽荣，1998)、《孟子》(冷国俭，1987；孙鲁痕，1988；杨毅华，2013)、《庄子》(殷国光，2006)、《荀子》(霍生玉，2009)、《韩非子》(王兆麟，1988；鲍楠，2012)、《吕氏春秋》(邓磊、郭小春，1998；陈经卫，2009)等。此外，涉及秦汉及其以后的典籍和研究者有《春秋繁露》(王长华，2012)、《史记》(芮月英，1999；洪琰，2010；陈经卫，2010)、《说苑》(阳明强，2011)、《盐铁论》(王应龙，2007)、《大唐新语》(马景仑1986)等。根据学者们对这些文献典籍中的所字结构研究成果，同时结合笔者的统计分析，可以大致梳理出所字结构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演变情况。
将上述先秦时期的典籍按照成书的时间顺序可大致排列如下：《尚书》(周初)→《周易》(西周中后期)→《诗经》(周初至春秋中期)→《论语》(春秋末至战国初期)→《左传》《国语》(战国初年)→《列子》(战国前期)→《商君书》《孟子》《庄子》(战国中期)→《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末期)。这样的排列对于我们探讨先秦时期这些典籍中所字结构的形成及发展演变大有裨益，有助于我们理清所字结构的发展脉络。
王克仲(1982)对先秦21部典籍做了调查统计，利用大量、丰富的语言材料，推导出“结构助词‘所’是由名词‘所’虚化而来的，其演变过程是名词‘所’→代词‘所’→助词‘所’”。[1]他虽推导出了所字词性的演变轨迹，但对所字结构在先秦时期具体的发展演变过程没做过多阐述，这由此成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另外，对上述这些典籍中的所字研究成果一一整理，可以发现：一是此类研究的文献大多是先秦时期的典籍，这为我们探索先秦时期所字结构的演变规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二是此类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典籍中的所字用例进行定量统计，对其用法加以探讨分析，而比较互证研究相对较少，只有如邓磊、郭小春(1998)对《左传》和《吕氏春秋》、周广干(2012)对《左传》和《国语》中所字用法比较研究等有限的几篇，除霍玉生(2009)等外，也较少论及所字结构在先秦时期的历时发展，这些研究上的不足之处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因此本文主要是在前人对所字结构进行穷尽性客观描写和定量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比较互证各典籍中的所字结构，然后加以系统梳理和统计分析，试图归纳出先秦时期所字结构的演变规律。
（4）实验操作与交流：围占2格的图形，先在钉子板上围图形，并把围出的图形画下来，再和同伴说一说，这些图形是占2格吗？如何说明？
二、所字结构的界定及其分类
所字和其后的谓词性成分组成一个以“所”为中心的具有名词性的结构，我们称为所字结构，也叫所字词组。这里的谓词，根据张斌(2002)和黄伯荣、廖旭东(2002)，主要是指在功能上充当谓语、述语和补语的词；根据张德岁(2010)，谓词性成分是指具有陈述、述谓功能的词或短语，主要包括动词和形容词的光杆形式与复杂形式；笔者认为，在古代汉语中，谓词性成分还应包括活用为动词的名词、代词等的光杆形式与复杂形式。此外，所字结构还包括位于所字后面的介词和动词或形容词及其词组等其他成分构成的所介词组。
第二，关于所介词组中的介词“以”。在《论语》中第一次出现介词“以”，用例为3，占到介词总数的75%；之后在整个战国时期，介词“以”的用例数量在所有介词中都是最多的，所占比重均在80%以上。直至秦汉时期，仍旧如此。
根据广义的所字结构概念的内容，我们可以将所字结构分为三类：
所字后面的介词，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演变过程。这一时期所介词组的发展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所字后面的介词的种类越来越丰富，二是介词“以”在所有介词中所占比重最高。
霍生玉(2009)认为“所”字后带介词，构成一个同样相当于名词性质的“所介词组”，这种用例最早见于《诗经·邶风》“叔兮伯兮，靡所与同。”并认为“所介用例最晚应出现于春秋初期公元前660年之前”[5]。自此之后，所介词组开始发展起来，所字后面的介词由单一的“与”字逐渐增加，到《论语》中增加为“与、以”，到《商君书》中增加为“以、与、于”等，用例也大量增加，正如王力先生所说“后来介词的运用日益普遍”[6]。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9]中明确规定：国家指定的收购部门与村民委员会、农民个人书立的农副产品收购合同免纳印花税。
结合各学者对先秦典籍中的“所+介词”的研究情况，从表3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的《尚书》《周易》中还没有出现所介词组。在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中才产生第一例“所+介词”，仅占所字结构的2.4%；《论语》中，所字后面的介词增加了一个“以”字，所介词组所占比例增加至8.3%。到了战国时期，所介词组在数量上大幅增加，所占比重上升至10%～40%之间，尤其是在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中，所介词组已占到所字结构的38%，达三分之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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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固定结构，如有所、无所、何所、靡所、非所、安所、唯/惟所、所谓……(者)等。
本文使用的所字结构这一术语，主要是指广义上的概念。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先秦典籍中所字结构只统计了上述第一类的用例数，对后两类没做统计。
三、所字结构在先秦时期的演变
(一 )所字结构的产生及其复杂化发展趋势
《尚书》中的所字只有名词用法，还没有出现“所+谓词性成分”的形式。到了《周易》，才开始出现“所+单音节动词”和“无所+动词”的用例，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所字结构的产生。从表1可以看出，所字结构自从在《周易》中出现以后就大量使用，成为所字用法的主流，尤其是战国中后期，所字结构在全部所字用例中所占比重均在90%以上，有的(如《商君书》)甚至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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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蓓蓓(2008)认为“《周易》中已经初步具备了“所+v”结构的模型”[3]。到了《诗经》中，所字结构就开始趋于复杂化，周赛红、喻华(2002)将其归纳为4种类型，胡远鹏(2005)将其归纳为5种类型。自此之后，所字前后的成分愈加复杂，结构类型也更加多样化，至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据邓磊、郭小春(1998)，已达12种之多，各种类型所占的比重也都大幅增加，详见表2。
表 1先秦典籍中所字结构用例分布及所占比重表
(注：表中的统计数字，有的来自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有的来自于笔者统计，后面的表格均如此，不再一一说明。)
表 2先秦典籍中所字结构类型分布及所占比重表
(注：因所字后面的形容词、名词或代词的用例数较少，就没有计算所占比重。)
从表2我们可以发现：(1)所字结构中的“所+单音节动词”出现最早，《周易》中的3例都是这种类型，所占比重最高；在其后的典籍中，“所+单音节动词”一直存在，在所字结构中所占比重也在20%～60%之间。(2)“所+动词词组”的类型在《诗经》中即周初至春秋中期开始出现，根据我们的考察，“动词词组”类型如动宾、动补、状中、连谓/并列等以及“无所/有所/何所”“所谓”等固定结构在《论语》中即春秋末至战国初期都已经具备。(3)“所+介词+其他”最初在《诗经》中使用，之后用例越来越多，所占比重也越来越高。(4)值得注意的是，“所+名词”“所+形容词”这两种类型最开始出现在《论语》中，即春秋末至战国初期，《论语》中“所”字后面的名词和形容词都是活用为动词的，此后的典籍中都有这两种类型，在《韩非子》还出现了“所+代词”(代词“然”，8例)，用例虽少，但也是所字结构类型复杂化的体现。这种类型并没有发展起来，据我们考察的文献得知整个先秦时期只有《韩非子》中有此种用法，一直到西汉的《春秋繁露》才又出现两例(代词“然”“自”)。(5)《诗经》中所字结构的类型已具雏形，到《论语》中已发展较为完备，其后典籍中的所字结构的发展都是在此基础上扩充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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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时期，所介词组还处于一个发展的过程中。根据我们的考察，《论语》《列子》等典籍中所字后面的“以”字有两种词性：动词和介词，而语法界普遍认为，汉语的介词是从动词演变而来的。“所+动词”和“所+介词”两种形式的并存，说明“以”可能处在由动词向介词虚化的过程中。例如：
另外，根据我们的考察，带有前加成分的所字结构“名词/代词+所+谓词性成分”“名词/代词+之+所+谓词性成分”开始出现于《诗经》中，即春秋末至战国初期；而“唯+名词+所+谓词性成分”和“副词+名词+之+所+谓词性成分”的类型则开始出现于《左传》中，即战国初期；这些类型的产生也体现出先秦时期所字结构的复杂化发展趋势。
关于所字的固定结构中的“无所”，最早出现在《周易》中：“无所往，其来复，吉。”；“靡所”最早在《诗经》中出现，共8例；在《论语》中，“何所”“有所”“无所”“所谓……(者)”等都已经出现。但最初的“‘有所……’‘无所……’是动宾词组，‘所’字结构用作动词‘有’或‘无’的宾语。‘何所……’是主谓倒装的疑问句式，‘所’字结构用作主语，‘何’字用作谓语。”[4]“所谓……者”是“所”字和“者”字结构，表示“所说的……人/事物”，一般作主语。由于“无、有、何”等词经常和“所”字连在一起使用，尤其在《左传》《吕氏春秋》中使用频率较高，因此这些词语就逐渐凝合成固定结构。“有所”“无所”现在还保留在一些成语中，如“无所事事”“无所适从”“无所不为”“有所耳闻”等。
(二 )“所 +介词 +其他 ”的产生及其在先秦时期的发展
1.所+(介词)+谓词性成分。根据介词的有无或谓词性成分的不同，又可细分为：(1)所+单音节动词(及物动词或不及物动词)；(2)所+动词词组(动词词组包括动宾、动补、并列/连谓、状中等)；(3)所+介词+其他；(4)所+形容词；(5)所+名词；(6)所+代词等。
关于所后介词产生的时间，宋玉珂(1991)、杜丽荣(1998)、霍生玉(2009)等都有所论述。杜丽荣(1998)认为：“所字词组中所后介词确实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演变过程，所加介词的形式，从西周末期开始酝酿，春秋时期初具雏形，春秋战国之际进一步发展，到了战国中后期就已经十分完善，并运用得十分广泛了”。[7]我们对先秦典籍的研究资料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又参考了战国时期《庄子》、西汉时期的《春秋繁露》《史记》和《说苑》中所介词组的用例情况，详见表3。
表 3先秦及秦汉时期典籍中所介词组用例分布及所占比重表
(注：介词后面的数字为含有此介词在典籍中的所介词组用例数，为了简化表格，只计算了介词“以”字在所介词组中的比重)
2.前加成分+所+谓词性成分。根据前加成分的不同，又可细分为：(1)名词/代词+所；(2)名词/代词+之+所；(3)唯+名词+所；(4)副词+名词+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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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所字后面介词的种类。在《诗经》中所字后面只有一个介词“与”；《论语》中所字后面介词有“与”和“以”，新增介词“以”；战国初期《左传》中介词增加至4种，分别是“以、由、自、为”，新增介词“由、自、为”；《列子》中介词有“以、由、为、从”，新增介词“从”；战国中期《商君书》中介词是“以、于、与”，新增介词“于”；到了《庄子》，所介词组的用例虽然不多，所占比重也仅有13.3%，但所字后面的介词种类已达到了8种，分别是“以、由、与、自、于、乎、为、用”，新增介词“乎、用”；到了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中，所后介词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所用介词种类有9种，所占比重也高达38%。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所介词组中介词的种类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春秋时期《诗经》中的一种介词到战国末期《吕氏春秋》中的九种介词，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种类越来越丰富。在西汉时期，所介词组中的介词种类虽有所下降，但仍有五六种。
在研究中，笔者将所字结构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所字结构仅指所字和其后的谓词性成分构成的名词性结构，即所+谓词性成分、所+介词+其他。广义的所字结构除了包括狭义的内容外，还包括所字前面的一些成分，如名词、代词或结构助词“之”等，即名词/代词/之+所+谓词性成分；此外还包括由所构成的一些固定结构，如“有所”“无所”“所谓”等。胡远鹏(2005)提出“所字结构的通式A为：主+(之)+所+介+状+谓+宾+补+(者)”[2]，几乎将所字前后的所有成分都囊括进去，我们简化为：(名词/代词)+(之)+所+(介)+谓词性成分，括号内的成分可有可无，而所字和谓词性成分是所字结构必备的。
根据上面的描述和分析，笔者认为，先秦时期所字结构的产生，一方面，在类型上以“所+单音动词”出现时间最早，其次是“所+动词词组”和“所+介词+其他”，然后是“所+形容词/名词”，最后是“所+代词”。另一方面，从所字结构各类型所占的比重来看，“所+单音动词”所占比重最高，其次是“所+动词词组”和“所+介词+其他”，二者不相上下。这三种类型成为所字结构的主流，也是整个所字用法的主体部分。
(1)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所以”中的“以”是动词)
(2)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所以”中的“以”是介词)
(3)故行不知所往，处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列子·天瑞篇》“所以”中的“以”是动词)
按照《标准》[13]中的“快速冻融循环”方法进行试验。将混凝土试件分为6组，每组3个试件，共计18个试件。当试件到达预定龄期的前4 d，从标准养护箱中取出，放入(20±2)℃的水中浸泡4 d，从浸泡液中取出后将试件置于冻融循环机中开始混凝土冻融循环试验(见图1)，并且将温度设定为-18℃～5℃。
(4)此吾所以道之也。(《列子·黄帝篇》“所以”中的“以”是介词)
王长华(2012)认为“在先秦时期，‘所’仍旧是代词，‘以’作为介词引进动作行为的原因、结果或动作行为赖以实现的工具、手段和方法”。[8]到了东汉之后，“所以”才可作为连词，连接整个句子或分句，表示因果关系。杨伯峻(1981)也早就提出“到了东汉以后，‘所以’便又可以作连词，相当于‘是故’‘是以’。”[9]由表3中介词“以”所占的比重最高可以看出，“所以”由“所+介词”的所字结构发展成一个固定结构，到最后发展成为一个表因果关系的连词，是和“所以”中“以”的高频使用分不开的。
我特意找到和我们一起援疆的姜医生为她诊治，原来是令孩子难以启齿的肛肠问题。医生检查确定无大碍后，我们一起到药房买了药。怕年轻的孩子不会使用，对着药盒上的汉字说明，我一句句读给她听，告诉她用药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然后，我去超市给她买了一个胶盆，告诉她要加强生理卫生，又去市场给她买了香蕉和橘子，让她减轻思想包袱，轻松应对。
除了介词“以”以外，所介词组中用例较多的介词还有“由”“为”“与”“从”等。根据笔者的考察，介词“用”在整个先秦时期只有两例，分别出现在《庄子》和《吕氏春秋》中。
步骤1 依据式(2)～式(5)构建X方主体的损益矩阵[Fij]M×N和Y方主体的损益矩阵[Gij]M×N。
四、结 语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将先秦时期所字结构的发展演变规律总结如下：(1)所字结构自从在《周易》中出现以后就大量使用，成为所字用法的主流，尤其是战国中后期，所字结构在全部所字用例中所占比重均在90%以上，有的(如《商君书》)甚至达到100%。(2)从春秋时期开始，所字结构就趋于复杂化；战国时期，所字前后的成分愈加复杂，结构类型也更加多样化。(3)所字结构中“所+单音动词”出现时间最早，所占比重最高；其次是“所+动词词组”和“所+介词+其他”，然后是“所+形容词/名词”，最后是“所+代词”；前三种类型成为所字结构的主流，也是整个所字用法的主体部分。(4)所字词组中所后介词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演变过程，“所+介词”的形式，从西周末期开始酝酿，最早用例出现在《诗经》中，春秋时期初具雏形，春秋战国之际进一步发展，到了战国中后期就已经十分完善，并运用得十分广泛了。这一时期所介词组的发展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所字后面的介词的种类越来越丰富，二是介词“以”在所有介词中所占比重最高。
因时间精力有限，对先秦时期“所”字的词性、所字结构的语法功能、被动句式“为……所”产生的时期等问题本文没有涉及，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此外，对秦汉以后所字结构的发展演变情况，也可结合各个时期典籍的“所”字研究作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王克仲.关于先秦“所”字词性的调查报告[R]//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古汉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78.
[2]胡远鹏.略论《诗经》中的所字结构[J].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05(4)：6-11.
[3]于蓓蓓. 2008 《尚书》、《周易》和《诗经》的“所”字研究[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1)：110-111.
[4][6]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1：367，366.
[5]霍生玉.《荀子》中的“所”及“所”字在先秦的历史考察[J].古汉语研究，2009(3)：31-34.
[7]杜丽荣.试论《商君书》中的“所”字及其他[J].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社版，1998(3)：4-11.
[8]王长华.《春秋繁露》中的“所”字研究[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90-92.
[9]杨伯峻.古汉语虚词[M].北京：中华书局，2000：48.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Suo ”Structures in the Pre Qin Period
Zhang Aiq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Qujing Yunnan 655011,China)
Abstract : Through systematic comb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Suo ” structures, combined with my own statistical analysis, we believe that the evolution of “Suo ” structures in the pre Qin period is as follows: The “Suo ” structure is form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become more complex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Suo + monosyllabic verb” appears earliest and has the highest proportion in the “Suo ” structures, followed by “Suo + verb phrase” and “Suo + preposition + others”; “Suo + preposition + others” has gone through a evolution process from scratch, and the prepositions after the “Suo ” character increasingly abundant species, of which the preposition “Yi ” is used most frequently.
Key word :“Suo ” structure; Pre Qin Period;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中图分类号 ：H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879(2019)02-0067-06
收稿日期 ：2018-03-11
作者简介 ：张爱卿， 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古代汉语、词汇学、对外汉语研究。
[责任编辑 ：崔 萍 ]
标签：“所”字结构论文; 先秦时期论文; 发展演变论文; 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