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语文学缘起、发展的学术逻辑和历史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缘起论文,中国传统论文,语文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语文学的回顾和评述，归纳出其缘起、发展的学术逻辑和历史逻辑，即以义为本、形音义研究相辅相承和文本解读、文化阐释；同时认为这是受制于又服务于中华文化和汉语汉字的必然和结果；因此中国传统语文学得以成为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领先学科和基础学科。文章指出，鉴于中国现代语言学漠视这一逻辑而抛弃中国传统语文学，最终不能不陷入困境的教训，迈向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要能为普通语言学做出它应有的贡献的话，当务之急是要研究、梳理、接续以及深化、拓展中国传统语文学的这一学术逻辑和历史逻辑，而中国文化语言学对此进行了有效的实践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关键词 小学 中国传统语文学 中国现代语言学 中国文化语言学 学术逻辑 历史逻辑 传统 政治视角 文化视角
一
中国传统语文学旧称“小学”，但是“小学”最初并非指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学问，而是指与“大学”对举的为贵族子弟开设的初级学校，即所谓的“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由于在小学里老师要教学生“六书”，识字和写字是其教学的主要内容，因此，后来人们就把识字和写字的学问称为“小学”。以“小学”指称语文学虽然最早是见于汉代的文献，不过，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小学”已经相当活跃，除出现诸如《史籀篇》一类童蒙识字课本外，人们已开始结合某种需要或目的来阐释汉语汉字了。例如：
1.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
2.政者，正也。予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这是为了阐明某种哲理或政治主张而释解字义。
又如：
3.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老子·第十四章》）
4.凡师一宿为舍，再舍为信，过信为次。（《左传·庄公三年》）这是为了讲解某种哲学、军事等专门术语而释解字义。
再如：
5.同官为寮，吾尝同寮，敢不尽心乎！（《左传·文公七年》）
6.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这是为了解读所引用的古字而释解字义。
以上各例，包括了后来训诂学所说的形训（例1）、音训（例2）和义训（例3、4、5、6）。当然，阐释者本身并不专意于训诂，但是，从中却已显露出在中华文化和汉语汉字，特别是汉字形音义三合一文化性征制约下，中国传统语文学自其萌芽时就贯穿着一种以义为本、形音义研究相辅相承的学术逻辑和文本解读、文化阐释的历史逻辑。
先秦语文学萌芽还表现在那场贯穿整个先秦时期且成为中国传统语言理论源头之一的“名实之争”。史称，孔子处于春秋末期的社会大变革中，面对当时“礼坏乐崩”的局面，他认为政治上的苟且混乱，是由于政治制度的言论苟且和名实混乱，因此，必须通过“正名”即让“名”代表它所应代表的，来重建社会政治的关系与制度。他把“正名”看作是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核心，强调语义在社会实践中的“通义”、“喻事”、“稽实”、“定教”的功能。这透露出孔子将语言视作阐释文化、重建文化的重要基础之思路。其他参与争鸣的老子、墨子、尹子、尸子、管子、公孙龙、荀子等，无不如此。他们关注的都是“名”与“实”即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语言的文化阐释功能、语言在建构其理想的社会政治文化时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这一作用等。因此，这场讨论虽然没有直接去讨论语言文字本身，但它所奠定的语言观却成为中国传统语文学的理论基座和理论核心，制约和指导着中国传统语文学的人文主义发展路向和进程。
总之，先秦的语文研究，是探索“名”与“实”的关系为主，具体词语的考释为辅，“小学”尚未形成。究其原因，一方面，诚如王力先生所说：“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去古未远，而且书籍很少，人们还不感觉到有语文学的需要。”[①]另一方面，早日完成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时代变革是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且战乱频繁，人们无暇专门研究文字训诂。然而，即使如此，在中华文化和汉语文化性征的制约下，中国传统语言研究缘起的以义为本、形音义研究相辅相承的学术逻辑和文本解读、文化阐释的历史逻辑，已初见端倪。
二
到了汉代，“小学”宣告诞生且成果丰硕。西汉，开创了解决语文上“古今言殊，四方谈异”（《论衡·自纪》）的先例，其中有以今语释古语的《尔雅》、以通语释殊语的《方言》；东汉，更有了探求语文本身形、音、义的创举，其中有贯彻“以形说义”原则的《说文解字》、尝试“以音说义”的《释名》、上承《毛诗故训诗》传统的郑玄笺《诗》注《礼》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第一，崇尚经学和古文经的发现。史称，汉初，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致力于恢复生产；到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为了适应大一统的需要，便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懦术”的建议，懦学大兴。既崇尚懦术，就需有儒家经典，但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懦，许多典籍都散失了，因此，只好使用汉初由一些懦生口授并用当时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的今文经，从而形成了今文经学。后来，汉武帝发动民间献书、汉成帝又派人到各郡搜书，以致“百年之间，书积如山”（刘歆《七略》），其间有不少先秦时用大篆写下的古文经。人们在解读时，只能一字一字地去弄清那些古字的意思，逐步形成了与只讲微言大义、引申比附的今文经学不同的古文经学——着重研究文字训诂，按照字义解释经义。古文经学的发展致使汉代今文经和古文经不仅是书写的字体不同，更重要的是内容和篇章发生差异，对古代人物和制度的看法也不同。由于两派旗帜鲜明，壁垒森严，各自传授，争纷不已，促进人们进一步去考释经文，于是文字学、训诂学大兴，大批的中国传统语文学家由此应运而生。
第二，重视识字的教育和用字的规范。《汉书·艺文志》载：“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说文解字·叙》亦称：“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这样的时代风气和取士制度，不能不使“通小学”成为汉代社会的一种时尚，并为“小学”的普及提供了严格的时代要求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小学”的普及反过来势必推动着“小学”的研究。
总之，中国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经济的发展，崇尚经学和古文经的发现所引起的学术争鸣，识字取士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为“小学”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的环境，而“小学”的创立则巩固了其缘起时那种以义为本、形音义研究相辅相承的学术逻辑和文本解读、文化阐释的历史逻辑，塑成了中国古代语言研究有别于西方的、印度的、阿拉伯的鲜明的民族特色[②]，中国传统语文学从此走上了别具一格的发展途径。
三
东汉以后，“小学”在南北文化融合的波澜里、在佛教传入所激起的中印文化交流的振荡下，沿着以义为本、形音义研究相辅相承的学术逻辑和文本解读、文化阐释的历史逻辑继续前进，呈现不少新气象。首先是作为先秦名实之争的深入而爆发的魏晋言意之辨像一条纽带把“小学”与玄学、“小学”与文学衔接起来；其次，不论是改变从经典辑录文字成规而开创从民间搜集俗字新路的《通俗文》和一反《说文解字》以编撰小篆为主而成为我国第一部楷书字典的《玉篇》等字书，还是由儒生编辑的《广雅》、《经典释文》以及佛家学者编纂的《一切经音义》等义书，无不面对着当时南北文化融合和中印文化交流过程所出现的语言文字问题，紧密联系着社会实际和解经需要，立足于汉语汉字本体之上来解析字形字义。即使貌似极为“物理”化的音理探索也不例外，以致铸成了中国特色的“语音学”——音韵学。
一般认为，汉末孙炎所创制的反切，是中国传统语文学的又一大发明，同时奠定了音韵学的基础。不过，这并非突然的灵感大发，而仍然是中国传统语文学自身内在的学术逻辑和外在的历史逻辑所使然。
前已有述，汉代的字书、义书蔚为大观，然而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是形音义三合一，人们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交流中除掌握字形字义外，还得掌握字音。于是，学者中有许慎的“合二音”和“皆声”，服虔、应劭等开始对反切的研制[③]以及郑玄、刘熙等从声韵调对汉字音读的审辨[④]；民间则有采用“反语”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如《世说新语·言语》“鬼子敢尔”注有“鬼子名温休，温休为幽，休温为婚”，《三国志·诸葛恪传》也载有“如何相求常子阁？反常阁为石，阁常为冈”。可见，早在东汉、三国期间，人们已经开始关注汉字的音读，民间以及学者中都已出现利用声韵相切的办法来给汉字注音了。然而，正如《颜氏家训·音辞篇》所指出：“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然常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辞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后有杨雄著《文言》，其言大备。然皆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读之是非也。逮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熹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孙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同时在“小学”以义为本、形音义相辅相承的学术逻辑的制约下，自觉地从审音的角度整理和发挥了前人的反切成就，撰成了《尔雅音义》，从而改变了汉代以来音书滞后于字书、义书的状况，既为后世反切注音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又延续和巩固了“小学”发展的学术逻辑。
另一方面，中印文化的交流以及由此引发的佛经汉译中产生的汉字梵文比较是反切发明的外因。早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西域佛教国家大月氏即派使臣来传经，佛教开始渗入并造成梵语借词的大量出现，以致东汉永平八年（公元65年）明帝赐楚王英的诏书如是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日，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后汉书·楚王英传》），其间一连出现了“浮屠”、“伊蒲塞”，“桑门”三个梵语借词。这既说明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已有一定的规模，又表明朝廷对佛教的提倡。既然要提倡佛教，就得翻译佛经；要翻译佛经，就得进行汉字梵文的比较。正是这一比较成为推动当时学界与民间早已开始的汉字音读研究严密化的“催化剂”，推动中国传统语文学的音理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从此，孙炎著《尔雅音义》、沈约创声律论、陆法言撰《切韵》、守温定“字母”，逐一揭示出汉语字音结构在声调上、韵母上、声母上的特征，同时纵横配合声韵组成了“等韵图”，形成了鲜明特色的音韵学。这一切成果，不仅推进了佛经的翻译，为佛教“中国化”打下了重要的语言文字基础，而且成为连接“小学”与诗学的“百媚宝带”，构成唐代律诗绝句组合音节、安排押韵、交替平仄的音理依据。显然，音韵学缘起的历史逻辑完全也是为了解经的需要，并在佛经的翻译中不断得到发展，不但没有形成一种“纯语言（语音）”研究，反而同文学创作等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它的兴盛不仅开创了六朝隋唐时代“小学”的新局面，而且还开辟了中国诗学的新生面。
总之，中国传统语文学在六朝隋唐与先秦之间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差异。在治学目的上，先秦“小学”只是解读中国传统经典，六朝隋唐“小学”还得译解外来经典；在具体学科上，先秦“小学”的音理分析附属于字书、义书中，六朝隋唐“小学”则完成了音韵学的建构。然而，在民族性上，特别是在遵循以义为本、形音义研究相辅相承和文本解读、文化阐释的学术逻辑和历史逻辑上，是一以贯之的。因此，六朝隋唐“小学”不但与经学、玄学乃至文学紧密结合，而且往往是“小学”上的有所突破才带动了这些具体人文学科及有关的学术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显示出“小学”作为中国古代人文科学的基础学科和领先学科的地位。
四
宋元明时期，理学盛行，“小学”与前代相比，稍为逊色，但依然是遵循着既定的学术逻辑和历史逻辑继续发展。
随着近代白话文学的勃兴，“言”、“意”、“文”三者关系的讨论重点，渐由言意（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关系转为言文（口头语形式和书面语形式）关系。于是，宋元之间，音韵学和文字学同步发展。先是编定《广韵》发展了“今音学”和校定《说文》重振了《说文》之学，接着有古音字的开创和古文字学的奠定，后有北音学的扛鼎之作《中原音韵》和“六书”学代表作《六书故》。这一切成果，无不是传统“小学”在新的时代和社会里，面对着新的语文实践，以求能更好地解读文本和阐释文化所实施的时代性转化的结果。以《中原音韵》为例，正如洪诚所析：“隋唐的韵书，韵部分析极细，诗歌用韵无法遵守，于是立同用独用例来解决它在实际运用中的矛盾，但是，仍解决不了；平水韵大加省并，也不能解决；最后出现《中原音韵》，彻底推翻了旧韵书的束缚。从宋元人的角度看来，实际就是打破古音在诗文用韵方面代替今音的束缚。”[⑤]从而沟通了“小学”与曲学，既顺应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趋势，又促进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定型。再以《六书故》为例，作者戴侗认为“书学既废，章句之士知因言以求意矣，未知因文（字）以求义也；训诂之士，知因文（字）以求义矣，未知因声而求义也。夫文字之用莫博于谐声，莫变于假借。因文以求义，而不知因声而求义，吾未见其能尽文字之情也”，因此，他提出并运用“因声以求义”的方法解释形声字的声与义的关系、辨认古书中的假借字，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解读文本和阐释文化。这一点“六书”学的倡导者郑谯说得更为明确：“圣人之道唯借六经，六经之作唯借文字，文字之本在于六书。六书不分，何以见义？”“小学之义，第一当识子（指声符）母（指形符）相生”；“六书之难明者为假借之难明也”，“先儒所以颠沛沦于经籍之中，如泛一苇于溟渤靡所底止，皆为假借之所魅也”，因此“六书明则六经如指诸掌，假借明则六书如指诸掌”[⑥]。显而易见，这时期音韵学和文字学的同步发展，相关变异，既沟通了曲学又落实到训诂，再次显示了“小学”缘起、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学术逻辑，因为不论是语音的解析还是字形的辨析，都以语义为归宿，而最终目的在于阐释经典。
还有必要提及的是，萌发于先秦的语法研究，自秦以降便一直依附于训诂而滋长；到了六朝，由于崇尚辞章之学，讲究作文法，研究的重点集中的语助、丽辞和章法上。对此，《文心雕龙》作了出色的概括和阐释，并强调“断章有检，积句不恒。理资配主，辞忌失朋。环情草调，宛转相腾。离合同异，以尽厥能”（《章句篇》）。此后，从语文教学的“对课”到宋元之间《对类》的出现，从语助的探索到《语助》的问世，从宋骙《文则》的词论、句论到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的句读论，语法研究蔚为大观，但都无不与训诂、辞章紧密结合在一起。即使是作为“语法专著的《语助》，在胡长儒为之所作的序中也开诚布公地指出：“是编也，匪语助之与明，乃文法（按：文章作法）之与授。”其编写重在能够指导写作实践的字义差异之辨析上。显然，时至宋元，语法研究依然是以义为本并旨在解经和作文。质言之，依然是离不开“小学”缘起和发展的逻辑。正因为这样，语法研究的成果反过来有效地推动着辞章学等的发展，以致当时的文学家、文论家无不讲“虚字”、“实字”、“字法”、“句法”、“句读”等，甚至还有运用语法研究成果分析诗的艺术、指导词的创作的。
总之，宋元明时期的“小学”虽然面对着许多新情况，但始终遵循着以义为本、形音义研究相辅相承和解读文本、阐释文化的学术逻辑和历史逻辑，即使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看来应该是注重“形式化”的语法研究也不例外。因此，能够继续领先于并指导着同时代的其他人文学科。
五
清代被誉为“传统小学光辉终结的时代”[⑦]，不仅是大师辈出，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指导思想的由音韵文字通经子百家、其研究内容的螺旋式复归、其学术水平的前无古人。
由音韵文字通经子百家，诚如顾炎武所申明：“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顾亭林诗文集·答李子德书》）；也正如戴震从“小学”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所作的具体阐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戴东原先生集·古经解钩沉序》），“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辩”（《戴东原集·与是仲明论学书》）；段玉裁更将这锤炼成“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王怀祖广雅注序》）。这些论点虽然标志着“小学”指导思想已从主张以字形为依据阐明本义转变为倡导以声韵为关键进行名物训诂，然而，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强化了中国传统语文学赖于存在和发展的以义为本、形音义研究相辅相承和文本解读、文化阐释的学术逻辑和历史逻辑。
于是，清代“小学”与清代经学一样，先是“反明而复于汉、宋”，接着“反宋而复于后汉”，最后“反后汉，复于前汉，而渐及于先秦”。整个学界是如此，个人的治学也不例外，阮元就自我表白过：“元少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魏晋、求汉，乃愈得其真”（《揅经室二集》卷七《西湖诂经精舍记》）。在这样的复古思潮中，整个清代“音韵学以上古音为研究中心，文字学以《说文》研究为主体，训诂学以考释古义、探求语源为目标，语法学以经传虚词为研究重点”[⑧]，呈现出明显的向古代复归的趋势。当然，这并非单纯的复古，而是在中印文化长期交流和中西文化初步接触的背景上、在清代大兴文字狱的条件下，一种以民族精神为依托和动力的向民族文化传统的螺旋式复归。其中的奥妙正如章太炎所点破的，即“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兴矣”（《太炎文录·别录·答铁铮》）。正是这种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培育民族主义精神的宏图大志，鼓舞着清代小学家大兴“许郑之学”，发现了诸如“阴阳对转”、“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等音韵规律，提出了“以声为义”达到上窥“上古之语言”的目标并作了以音求义、探求语源的示范，归结了“体用不二”、“虚实对转”，“动静互赅”而“由上下文知之，若单字独出，则无从见矣”的字论和“训诂失而句读亦舛”的句论，从而登上了“小学”的最高峰。他们所提出的历史比较原则、体系原则、声音互求原则、语境即“上下文”原则[⑨]。无不是“小学”以义为本、形音义研究相辅相承学术逻辑在方法上的具体化、系统化，因此，以其研究成果疏通经史百家，焕然冰释，表现出解读民族经典的极大功用和阐释民族文化的极强功能。
六
由上可见，中国传统语文学自先秦至清代，以释解经典为其要务，文本解读和文化阐释自然成其为缘起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同时由于始终立足于汉语汉字本体上，又自然地形成和自觉地贯彻以义为本、形音义研究相辅相承的学术逻辑。这种学术逻辑和历史逻辑铸成了中国传统语文学“通经致用”的人文性特征，其研究成果不仅贴切汉语汉字的实际和汉民族的语文感受，而且贯通了我国古代经学、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因此，中国传统语文学不仅成为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名符其实的领先学科和基础学科，而且在长期与中华文化相辅而行中融成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成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传统之一。
毋庸讳言，中国现代语言学曾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语文学。在一些中国现代语言学学者看来，中国传统语文学只是封建遗老遗少皓首穷经的旧学，而他们已把自己交付给新时代，已经义无反顾地告别了传统，与“小学”无缘了，并且自认为所构建起来的是可以与西方语言学同日而语的“科学”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然而，十分遗憾，今天恰恰是这一由文化阐释之学的“小学”“上升”为纯语言描写之学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日益脱离中华文化的母体，日益孤立于中国社会之外，以致“语法学中句法和词法的基本范畴受到了普遍的怀疑，汉字的性质及其与汉语思维的独特联系正在被重新认识，整个社会漠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语言学与左邻右舍——其他社会、人文学科‘言语’不通，被视同路人”[⑩]。这同当年能够贯通我国古代人文学科而成为其领先学科和基础学科并与中华文化水乳交融、与中国社会同声相应的中国传统语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不能令人感到莫大的历史讽刺，并激起人们去探究其奥妙所在。
文化学原理告诉我们，文化的传承性决定着要做传统的“局外人”，就像要超出自己的皮肤、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只能是一厢情愿。因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传统就先于我们而存在，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前提和条件。在我们意识到传统存在之前，我们实际上早就被置于某个传统之中。我们有不理解传统、与传统决裂的“自由”，但没有不生活在传统中、不在传统中开出新生活的自由。质言之，认识上的“自由”是肤浅的，而存在的不自由才是本质[①①]。鉴于此，我们认为，既然要研究汉语汉字，那么就不可能完全置中国传统语文学于一旁而不顾，所谓的“要与‘小学’作彻底的决裂”是不可能的！相反，汉语汉字研究的任何进展，只能是“小学”传统在不同时代里的宏扬光大和新释重组。因为由中华文化孕育出的中国传统语文学是一种贴近汉语汉字文化性征和汉民族语文感受的、在人类语言研究中是具有独特价值的语言科学形态，它所拥有的特殊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组织机制以及研究方法是现有的任何国外语言学所难于替代的。在汉语汉字研究中，如果硬是摆脱“小学”传统，只是热衷于用翻译过来的西方语言学的语言来构造汉语汉字的结构体系，其最终结果只能得到一个严重脱离汉语汉字文化性征和汉民族语文感受的“理性”形态而已，对于汉语汉字的研究和应用不仅理论阐释力差而且实践指导性弱，甚至是“左支右绌，因不可恶”。中国现代语言学，尤其是“西体中用”的汉语语法学之百年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强调继承和宏扬“小学”传统，决不是主张也不可能回到乾嘉时代。因为文化学原理昭示，文化的发展是文化传承和文化变异的辩证运动。任何有生命的能够代代延续的传统，任何活在人的理解中的传统，也是不可能违背这一发展规律的。因此，“非对象性”的传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为后代所全盘接受。当传统的意义被后人逐渐阐发出来的时候，传统的新生就开始了；换言之，传统总是在后人的理解中接受改造的。因此，传统的发展既不可能是“彻底决裂”的过程，也不可能是“恢复本来面目”的过程，只能是一个选择、批判、改造与重释的过程，即“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不仅后人始终处在传统之中，而且传统始终是后人的一部分，传统必须由后人的存在和解释才能够发展下去[①②]。质言之，传统的意义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我们这一代人所赋之予的时代精神，在于我们这一代人对它所作的现代化阐释和转化，在于我们这一代人对它的创造和丰富。当然，这一切决不是对传统作随心所欲的曲解，更不是将它纂改为某种异类文化的翻版，而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遵循“文化符号解码”和“文本解读”的原则对传统的基本精神作出新的阐释以丰富其内涵。同理，就语言学而言，后代语言学者对语文传统的新的理解和改造，是语文传统生存的方式，是语文传统再生的父母；而这种再生的语文传统又是促使相关语文学或语言学不断现代化的“母体”；就中国语言学而言，其现代化也只能是中国传统语文学的现代化，只能是以经过现代意识阐释的中国传统语文学为“母体”来兼容并蓄古今中外语言学才能最终实现。
显然，要实现上述目标，工作千头万绪。不过，当务之急是，必须改变以往那种习于以政治视角来审察“小学”并将之定位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做法[①③]，而采用以文化视角来审察的方法，并将之定位在既受制又服务于中华文化与汉语汉字的基点上，充分肯定、认真梳理、科学阐释其以义为本、形音义研究相辅相承和文本解读、文化阐释的缘起、发展之学术逻辑和历史逻辑，同时努力与当代的汉语汉字研究相接续并在研究中予以深化和拓展。惟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将当代汉语汉字研究置于坚实的中华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基础上的逻辑前提和历史动力，才有可能摆脱中国现代语言学百年来那种没有民族文化哲学依托、缺乏民族语言感受、脱离社会实践急需的局面，从而彻底改变百年来汉语汉字研究始终是跟随在西方语言学后面亦步亦趋的窘境；惟有这样，也才有可能自愿自觉地将被某些人视为历史包袱的“小学”二千年丰厚的学术积累转化为中国当代语言学巨大的治学财富，也才有可能引导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语文学自愿自觉地走向新生命并焕发出青春，从而在迈向21世纪的进程中成为建构当代中国语言学的“母体”并为普通语言学再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自80年代中叶在华夏沃土上兴起的中国文化语言学正是通过充分肯定中国传统语文学缘起、发展的学术逻辑和历史逻辑，才把握住其文化真谛和价值，从而，能够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去努力接续、深化和拓展之，提出了汉语汉字文化功能探究的宏伟目标[①④]，既开始了对中国传统语文学的现代阐释，引导当代汉语汉字研究重新建立在中华文化之上和中国社会之中，改变了百年来汉语汉字研究“言必称希腊”的“一言堂”，同时以自身的科研实践及其社会效益证明了“独立的”、“非模仿的”的汉语汉字研究不但不会寸步难行、无所作为，反而是大有可为、前景广阔！
注释：
①引自《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②详细的比较，参阅申小龙《语文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5页。
③颜师古注《汉书》引服虔反切就有“惴、音章瑞反，鲰、音七垢反，音奴沟反，鲰、音于鬼反”等条；《汉书·地理志》注中引用应劭反切就有“垫、音徒浃反，沓、音长答反”等条。
④对此，周祖谟先生有过很好的概括：“东汉之末，学者已精于审音。论发音之部位，则有横口在舌之法。论韵之洪细，则有内言外言急言缓言之目。论韵之开合，则有踧口笼口之名。论韵尾之开闭，则有开唇合唇闭口之说（横口踧口开唇合唇，并见刘熙《释名》）。论声调之长短，则有长言短言（见《公羊传》庄公二十年何休注）。剖析毫厘，分另黍累，期可谓通声音之理奥，而能精研极诣者矣。”（引自《问学集》，中华书局1981版，第409页）。
⑤引自《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7页。
⑥见于《通志·六书略》。转引自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207页。
⑦胡奇光语。引自《中国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⑧胡奇光语。引自《中国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页。
⑨详见于《中国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0～299页。
⑩引自《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①① ①②参阅许苏民《文化哲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193页。
①③中国现代语言学义无反顾地抛弃“小学”，除了认为“小学”并非科学之外，就在于只以政治视角来审察“小学”，并建立起这样的逻辑推论，即“小学”是为解经服务的，而经学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因此，“小学”也是为维护封建主义服务的。殊不知，“小学”除了具有政治功用之外，还具有文化功用。其具体的政治功用随着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不同政治集团或人物的诠释是会发生变化的，因此是暂时的；而只有其文化功用才是永恒的。
①④详见于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章。
标签：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读书论文; 汉字六书论文; 中原音韵论文; 语言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