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中的贸易冲突及其策略选择
黄汉民 范冬梅
内容摘要： 本文考察了历史上大国崛起中的贸易冲突轨迹，通过比较分析贸易冲突的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当前中美贸易冲突问题的实质，即大国崛起中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利益的综合冲突所致。在此基础上，本文相应提出了中国现阶段应对贸易冲突的策略选择：对外推进开放及区域联盟，对内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强本国经济规则与国际经济规则的有效接轨，以促进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关键词 ： 大国崛起 贸易冲突 中美贸易
一、大国崛起中贸易冲突的历史轨迹
(一)17-19世纪的英法贸易冲突
17世纪中后期，英法两国从荷兰手中夺取了海上控制权和商业霸权，成为欧洲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英法两国在贸易领域的迂回争斗，也转为了正面的直接的贸易冲突。英法两国的贸易冲突始于1664年的柯尔伯关税(Colbert’s tariff)，到1860年签订的科伯登—谢瓦里埃条约(Cobden-Chevalier Treaty)，贸易冲突持续了近两百年的时间。
回顾英法贸易冲突的这段历史，这场贸易冲突先是始于1664年法国的柯尔伯关税加于英国的纺织品之上，随后英国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直至1674年谈判，法国同意恢复1664年以前的纺织品关税水平；但随着贸易关系的恶化，法国进一步提高关税，1683—1700年间，法国关税平均增幅为60%，个别商品为100%，纺织品关税在1687年甚至达到了200%(Conybeare，1987)。英国先后采取的报复措施是禁止法国产品进口(1678—1685年、1688—1695年、1704—1710年)，非禁止性的高关税(1685—1688年)以及惩罚性附加税(1695—1704年)；1713年的乌得勒克条约(Treaty of Utrecht)使贸易战短暂结束。但自此以后双方贸易壁垒逐步增加，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双方关税都保持较高的水平(Conybeare，1987)，直到1786年的爱登条约(Eden Treaty)使贸易战暂止；1793—1815年充斥着英国的海上封锁政策和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1815年以后，虽没有实现完全的自由贸易，但双方相继达成各种互惠性协定，直至1860年签订的科伯登—谢瓦里埃条约，英法两国贸易冲突得以结束。经济史上该条约也成为了西欧国家从保护贸易转向自由贸易的里程碑。
(二)19世纪30年代的中英贸易冲突
18世纪后期，是广州单一口岸贸易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一直在不断增加。其中，中英贸易在18世纪后期已经占到广州口岸的一半以上，至19世纪20年代更是占到了80%左右。而在正常的中英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有利的顺差地位，英国每年要支付两百多万两白银的贸易差额。这种贸易上的不平衡，与英国的扩大海外市场、进行殖民掠夺的要求大相径庭。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大量生产鸦片，直接运销中国，通过罪恶的毒品贸易来获取暴利。1820年以后，英国通过鸦片贸易从中国所得白银，不仅抵偿了因进口中国茶叶丝绸所造成的贸易差额，而且还使中国白银大量地流往印度和英国。至1838年，鸦片的年销量已高达35000多箱，价值近2000万两白银，大大超过当时中国茶叶丝绸出口的总值。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和严重的财政危机面前，道光皇帝委派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迫使英国商人交出鸦片2万余箱，随后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虎门销烟事件(1839年6月3日)。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次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为保护鸦片贸易，扩大商品输出而发动的侵略战争。此次战争，中国因多方面落后而最终战败，并于1842年8月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从此，中国由闭关锁国被迫向西方列强开放门户。第一鸦片战争开启了西方国家以武力侵略或武力威胁，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先例。此后，西方列强不断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1857年，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强迫清政府接受鸦片贸易，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持续了4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瑷珲条约》(1858)、《北京条约》(1860)。至此，中国原有的朝贡贸易制度彻底转变为条约贸易制度(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贸易制度)。
例如：许多数学概念需要用数学符号来表示.如dy表示函数y的微分.各种数学符号也是表达不同数学概念的独特方式，有助于学生更加容易理解和形成数学概念，数学符号的表达使得学生对数学概念的理解更加简洁明了.为了增强数学的科学性，很大一部分数学概念的定义都是用各种各样的符号来标识的.许多数学概念还需要用图形来表示.有些图形也是数学概念的一种，比如圆形，正方形，三角形，梯形等.有些数学概念可以用图形来表示，比如y=x+1的图象.像函数的微分dy，就具有几何意义.
(三)20世纪30年代的斯姆特—霍利贸易冲突
1929年3月胡佛就任美国总统，同年夏天美国经济出现了萧条。为了保护美国的过剩产能、挽救美国的工厂，一些国会议员提出了一个提高进口商品关税的计划，虽然这个计划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仍然从1930年6月开始实施。这项议案以法律形式修订了1125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其中增加税率的商品有890种，有50种商品由过去的免税改为征税，导致农产品原料的平均税率由38.1%提高到48.9%；其他商品的税率由31%提高到34.3%。从随后的执行情况看，该法案对超过2万种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美国关税平均税率达到57.3%，达1929年关税税率的四倍。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中长期萧条、产业竞争力下降的困境。日本不得不于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结构改革，逐步放松国内经济规制，对外开放市场。同时，也由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对美国出口不断扩大，美国外贸逆差的地区结构发生变化，美国对日本的逆差逐步缩小。1996年，在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中，日本所占比重从1991年的65%下降到28%，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渐趋缓和，不再构成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
(四)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贸易冲突
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了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为了遏制日本的发展，经贸摩擦持续不断。尤其是进入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商品贸易赤字上升至近500亿美元。于是里根政府针对日本经济严重依赖出口、投资及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决定通过贸易战来抑制日本出口，进而降低其经济的竞争力。1980—1984年，日本对美出口在其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从24.2%上升到35.2%，而自美进口的增幅明显低于对美出口，贸易顺差扩大至339.6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日美贸易摩擦进一步激化。美国开始将汇率作为缓解贸易收支逆差和贸易摩擦的重要工具。1985年9月，美国召集西方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达成“广场协议”，使西方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日本成为美国施压的主要对象，日元被迫大幅度升值。与1984年度相比，1986年度日元兑美元汇率平均升值52.8%，到1988年度升幅累计更达90.4%。在日元升值仍未达到大幅降低美日贸易逆差时，美国又于1988年出台了“新贸易法”，强化《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使日本成为美国实施“超级301条款”的主要对象。1989年1月布什总统执政后，美国一边高举“自由贸易主义”大旗，一边积极运用“新贸易法”，在钢铁、汽车、半导体等领域，对日动用“超级301条款”。 当时的美国舆论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美国人认为，日本与过去的西班牙和英国一样，其经济力量比苏联的军事力量更能威胁美国的安全。在此背景下，美国对日贸易摩擦中的政治色彩日趋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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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国贸易冲突本身只是导火索。贸易冲突的背后，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剧烈冲突所致。贸易冲突往往只是守成大国的表面借口，根本上是要维护其原有的地位和利益格局，有效遏制新兴大国的经济崛起和现实挑战。以史为鉴，中国尤其需要对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问题重新评估和反思。绝不能一厢情愿，低估或误判美方的意愿和决心，在我国能够承受的界限内，寻求可能的合理的策略及其路径。
实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目的是让外国产品更贵，以鼓励美国人购买国内产品，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但实际的结果是，该法案不仅没有重振经济，反而加剧了经济大萧条。《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实施之后，该法案收到了来自外国的34份正式抗议，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1930年，加拿大率先在16种产品上征收新关税，占美国输往加拿大商品总额的30%。随后加拿大开始寻求与英联邦的更加密切的经济联系。法国和英国亦表示抗议，并上调对美国的关税，德国则着力于打造联盟，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例如，德国和英国的宏观关税税率由1930年的10%左右上升至1932年25%的高位，全球贸易的整体宏观税率也从10%左右上升到20%。这场世界性贸易大战导致的后果是：1929—1934年间，全球贸易规模萎缩了大约66%。美国本身也遭遇重创，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骤降50%以上，GDP跌幅一度达30%，失业率达到20%以上。1934年罗斯福上任后，《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被终止，于1934年6月签署了《1934 年互惠贸易协定法案》 。此后，美国的平均应税税率和平均总体税率开始逐步下降。该互惠贸易法案的精神，在以后的杜鲁门任期(1945年)，最终催生了由23个国家签署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
二、当前中美贸易冲突与以往大国贸易冲突的比较
(一)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
一年多来因美方的刻意所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给全球经济和中美两国经济发展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第一，加入WTO初期阶段。加入WTO后的头三年，中国对外贸易年均递增24.9%，2004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排名第三的贸易大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了11547.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35.6%。虽然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在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所推动的。但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的贸易增长成为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国家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我国对美国一直保持较大的贸易顺差。如2002年，按我国海关统计口径计算，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427.2亿美元，但按美方口径计算，其对华贸易逆差为1030亿美元；而在2005年，按中国海关统计口径计算，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1000亿美元，但按美方口径计算，其对华贸易逆差近2000亿美元。尽管统计口径存在差别，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开始进入常态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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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8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约2000亿美元商品实施加征关税的措施，自2018年9月24日起加征关税税率为10%；2019年1月1日起加征关税税率提高到25%。2018年9月18日，为捍卫自身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对已公布的约600亿美元清单商品实施加征关税措施，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5207个税目、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或5%的关税，自2018年9月24日12时01分起实施。2019年5月10日美方因谈判未果，又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至25%，中方迫不得已也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2017年初美国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抛弃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等国际交往基本准则，实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作出一系列不实指责，利用不断加征关税等手段进行经济恫吓，试图采取极限施压方法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中国。2017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中国发起“301调查”。该调查由美国自身发起、调查、裁决、执行，具有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
(二)目前中美贸易冲突与以往大国贸易冲突的比较
历史上大国间的贸易冲突，大致包括以下四个特点：
1.4 观察指标 对比观察组与对照组新生儿结局及产妇结局；对比观察组中28～33周者与24～37周者母婴结局；对比A组和B组母婴结局。
第一，大国之间的贸易冲突持续时间一般较长。时间最长的，17-19世纪英法贸易冲突持续了两百年之久；19世纪30年代中英贸易冲突持续了20年以上；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及西欧之间的贸易冲突实际持续了15年；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贸易冲突也持续了10年以上。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刚刚开始，以历史眼光观察，持续时间不会短，正常情况下可能会持续5～10年甚至更长。对此，中国需要做好长期准备。
显然，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已从微观层面(反倾销、反补贴)迅速升级为宏观层面的经贸摩擦(知识产权、国家安全、技术封锁等)，贸易摩擦内容从贸易结构及其平衡升级到两国贸易总体及贸易体制的冲突，贸易摩擦的涉及范围从两国之间扩展到全球范围的产业价值链领域。当前中美贸易冲突问题的核心在于：由于国内经济矛盾加剧，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以贸易平衡为借口，开始对新兴中国的经济崛起进行全面打压，实行直接的赤裸的中长期遏制战略。美国现阶段所采取的系列组合措施，旨在削弱以中国为原产地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优势，改变国际经济资源对中国的配置流向，试图阻断中国经济与全球价值链已有的紧密联系，并通过重构美国为中心的经济联盟来有效遏制中国经济的崛起。
AMVT早期临床诊断困难，无明显的体征表现，常因首发腹痛就诊，但因阑尾术后腹痛症状常被忽视，造成误诊或拖延诊断，有文献报到此病误诊率达到90%～95%，彩色多普勒对于肠系膜上静脉血栓可实现早期诊断，具有较大临床价值。有报到表明超声对肠系膜上静脉血栓整体的灵敏度、特异度，分别达到89.3%，90.0%。彩色多普勒对肠系膜上静脉的内径变化，管内低回声血栓的范围，大小，血流动力学改变以及血管再通情况都能很好的显示，随访观察，还可监测受累肠壁因缺血水肿增厚的情况、腹腔积液情况，细菌通过门静脉入肝后肝内炎性改变情况，是否形成脓肿，超声可多次动态观察后期用药疗效，无辐射，安全，经济。
如之前说所，国内的教学在主要课程上分为《声乐》、《台词》、《形体》和《表演》（简称声、台、行、表），这四门课构成了戏剧影视表演类学生的主修科目，辅助的专业课程通常有《戏剧概论》、《影视作品赏析》和《话筒前配音》等，这一套课程系统的历史之久几乎伴随着表演专业在中国开设到现在。严格来说，《声乐课》和《形体课》虽然是斯坦尼体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发展到中国已经偏离了表演教学的目的。目前的《声乐课》更多是声乐歌唱，而《形体课》更多是芭蕾基训和舞蹈训练。这两个部分的课程没有很好地针对影视表演专业，这一点已经成为目前国内表演艺术家的共识。
3.将传统投入产出表中所涉及的42个细化部门合并为六大部门：农业、工业、建筑业、商业餐饮业、货运邮电业、非物质生产部门；
第四，贸易冲突双方背后的国内政治经济矛盾加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三次贸易冲突背后，均存在冲突双方国内政治经济矛盾加剧状况，客观上导致了贸易冲突双方的不妥协。双方持续对抗的结果，实际收获的却是双败局面。就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而言，虽然存在着各自国内经济矛盾因素作用，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双方远非恶化到不能达成一定协商的余地。这方面，我国应需具有足够的智慧及耐心，避免当前贸易冲突的严重失控。
三、现阶段中美贸易冲突趋向
大致梳理近些年中美贸易摩擦的轨迹，不难发现，贸易摩擦演变升级成为中美两国间的重大贸易冲突，实际经历了以下阶段：
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并宣布美国于7月6日对中国的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机械等行业340亿美元产品加收25%的关税。2018年6月15日，中国政府采取相应报复措施，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545项约340亿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8月23日，美方决定对16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的关税的同时，中方则相应对160亿美元自美进口产品加征25%的报复关税，并与美方同步实施。
中国加入WTO的初期，正值世界经济经历新经济的衰退及逐步复苏，处于缓慢增长阶段。由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并不景气，加之原有制造业加速转移发展中国家，发达经济体的内部经济矛盾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在此国际经济背景下，中国贸易的快速增长正在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发难对象，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开始在国际范围内形成。此阶段，美方的主要策略是联合欧盟、日本等经济体共同压迫我国人民币升值，并对中方明确提出平衡中美贸易的要求。同时，美方开始利用WTO有关规则(如反倾销、反补贴等)限制中国对美出口增长。
第二，全球金融危机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发展再次陷入低潮。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减速，2008年当年仅为3.7%；2009年进一步下滑至-0.6%，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全年负增长。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贸易量萎缩、失业率上升的大背景下，各国转而采取更为保守的贸易政策，贸易保护主义逐步在全球范围蔓延。此时，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2010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申请，按照《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中国的一系列新能源政策和措施展开调查；2011年10月3日，美国参议院程序性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立项预案。此法案明显违背世贸组织规则，以“货币失衡”为借口，将汇率问题进一步升级，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2012年9月底，奥巴马签署了22年来第一个禁止外国投资的总统命令，否决了三一重工关联公司在美国的风电投资；2012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发布调查报告，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国两家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进入美国系统设备领域；2012年10月，美国就中国对美出口的光伏产品作出最终裁决，决定实施18.32%～249.96%的反倾销税率和14.78%～15.97%的反补贴税率；2014年1月美国再次宣布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等等。不难看出，此阶段美国处理对华贸易摩擦的措施运用，已从微观领域扩展到了宏观领域。如所谓汇率操纵问题、国家安全问题等，开始成为美国政府管控处理中美贸易的重要手段。
第三，特朗普政府阶段。美国新政府上台以来，明确将中国视为挑战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主要对手，致使中美贸易摩擦逐步升级。从2018年7月美方对华输美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到2019年5月再次增加的对华输美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威胁将对中国输美剩余3000亿美元商品进一步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为全面的贸易冲突。与此同时，美方严重违反国际经济规则，实行单边主义制裁，以“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为借口，用国内法替代国际法，运用所谓“长臂管辖”，对华为、中兴通讯等中国公司采取全球范围技术封锁、阻断企业供应链等恶劣手段，危及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生存与发展。
第二，大国贸易冲突的后果比较严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三次大国贸易冲突，期间都发生了战争，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发展冲突难以调和，修昔底德陷阱的成分明显。除非冲突中的一方能够忍辱负重，做出相当程度的妥协，如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冲突中的日本成为妥协一方，其代价则是日本经济10年以上的中期衰退。所以，对于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必须清醒地估计我国能够承受的界限或代价，防止出现超出我国能够承受的结果。
但从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态势看来，近期的中美贸易冲突仍可能朝两个方向发展：
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力量重新积聚并发挥功能。全球经济逐步转暖、跨国公司的作用和多边贸易体系的进展，使得全球经济回归一体化发展轨道，美国重新主导世界多边经贸秩序及规则，中美双方将会回到互利共赢、竞争合作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美贸易摩擦也会相应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二是经济逆全球化力量进一步上升。世界经济逐步下滑、各国经济矛盾加剧和多边体系作用式微，美方仍坚持现行单边主义作法，将致使中美贸易冲突可能沿着贸易摩擦—贸易冲突—政治经济摩擦—全面对抗的经济冷战方向升级演变。
四、当前的应对策略选择
现阶段的中美贸易冲突问题，集中体现了处于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利益矛盾。本文认为，处理这一问题总体思路仍然是：宏观把握、微观处理。所谓宏观把握，即从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该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和长期性；所谓微观处理，即必须尽可能把该问题的处理控制在具体经济问题的层面，防止问题的泛化。在选择处理问题的协调机制上，应力求使有关问题在WTO、IMF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多边框架下处理，努力规避有关问题的双边主义处理做法。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力求在国际经济组织的框架下处理有关经贸冲突问题，更利于我国长远经济利益的维护。从大国崛起的国际历史经验看来，中国现阶段的应对策略，可参考以下路径选择：一是对外贸易保护，对内经济自由(美国模式)；二是对外渐进开放，对内经济自由(日本模式)；三是对外区域开放，对内经济自由(德国模式)。
从当代经济全球一体化状况看来，大国崛起中的日、德模式相对接近中国经济现实，其中，德国模式更具参考价值；即对外区域开放，对内经济自由。对外区域开放即对外寻求在一定区域组织的开放和联盟，可以借助区域整体力量适度保护本国经济发展，避免中国单独面对美国等经济体的强大压力，减少大国崛起中与当今主要大国发生体制性摩擦，同时可以逐步使国内经济及贸易制度与国际通行市场规则接轨，强化本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有效融合。现阶段中国要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入周边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特别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对内经济自由可以充分激发民间经济活力，形成国内经济自我发展的内在机制，使本国经济发展更具效率，促进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水工混凝土抗压强度和劈裂抗拉强度试验设备为混凝土液压式YE-2000型压力试验机，水工混凝土抗冲磨试验设备为HKCM-2水下钢球法混凝土抗冲磨试验机。试验照片见图1、图2，C40水工混凝土抗压与劈裂抗拉性能情况见表4，C40水工混凝土抗冲磨性能情况见表5。
从中长期而言，应对中美之间的经贸冲突，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尽力朝好的方向努力，这是中国当前应有的理性态度。无论哪种情形出现，最为关键的是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即便出现经济冷战局面，也只能坦然面对。就中国当下而言，真正要做的其实相当明确：
一是对内深化市场化改革。经济对内开放、保障民营经济发展、构建有效的国内竞争环境；大幅减税、适度精简政府规模、构建全国性社会保障体系，形成能够支撑经济长期发展的国内需求。大国崛起的国际经验表明，已有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都是基于对内开放、实行经济自由，确保国内经济的活力与效率作为基础，才能最终得以完成大国崛起的目标。
二是对外进一步开放及加强经济联盟。即开放市场，降低市场准入条件，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严格遵守国际经济规则；与东盟和日本、韩国加速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形成深度融合的周边地区产业分工体系，避免与国际产业价值链脱钩。积极推进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拓展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空间。由于中国自身的产业体系完整，国内市场容量巨大，加上与东亚地区经济及其他区域的国际经济合作规模，中国理应可以承受现阶段中美贸易冲突的负面效应或冲击。
三是，需要强调指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趋势并未逆转，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主流。即使近期的全球经济出现逆全球化情况发生，也只会是局部的或短期的。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之中，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要求中国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局，坚持对外对内开放，坚持市场化改革，以确保本国经济的活力与效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客观、理性地面对目前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并有效合理地处理好现阶段的中美贸易冲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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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Conflicts and Strategies in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UANG Hanmin FAN Dongmei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Summary :After reviewing the trajectory of trade conflicts in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this paper aims to summarize relevant historic experiences and fully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rade conflicts. It reveals that, current sino-US trade fictions are mainly caused by the conflic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between the leading cities and emerging powers. Therefore, we put forward that, promoting opening up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deepening market-oriented reform domestically,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 of domestic economic rul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ules, would b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China to deal with trade frictions at this stage.
Keywords :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trade conflicts; sino-US trade
[作者信息] 黄汉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范冬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
通讯作者： 黄汉民，电子邮箱：whhhm @126.com 。
JEL Classification: F02，F13,F50
(责任编辑：余淼杰)
标签：大国崛起论文; 贸易冲突论文; 中美贸易论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