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朝论文,重新审视论文,内廷论文,市场论文,宫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宫市”一词始于唐朝，专指内廷日常所需派专人主持，到京城市场上直接采购。德宗朝，因负责采买的宦官肆意压价、强取豪夺，严重扰乱市场，屡受抨击。但“宫市”源于何时、起于何职及其间变化，没有详细记载，后人著述时往往以讹传讹。近年有涉论“宫市”文章数篇，（注：近年专门研究“宫市”的论文有龚昭民：《唐代的“宫市”》，《中学历史教学》1987年第1期；张艳云：《唐代“宫市”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元峻：《宫市的另一种含义——读两唐书偶记》，《平准学刊》4（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岳纯之：《唐代宫市略说》，《文献》1992年第1期；李东：《唐代“宫市”之补正》，《安徽史学》1986年第3期。）但仍有未解之事。今人在梳理内诸司使时，都未涉及“宫市使”。（注：略举其要：唐长孺：《唐代内诸司使及其演变》，《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唐代的内诸司使》（上、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6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1984年；贾艳红：《试谈唐中后期的内诸司使》，《齐鲁学刊》1997年第4期；杜文玉：《唐代内诸司使考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赵雨乐：《唐代内诸司使的构造》，《东洋史研究》第50期第4卷（1992年）；论者涉及的内诸司使有三十多种，但未见有论及“内中市买使”和“宫市使”者。）有史载顺宗即位罢“宫市”。那么，宫市是否结束于顺宗，宫市的出现和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宫市”为弊甚深是否可以只用简单的人为因素来解释？是否可以从更深刻的体制方面的因素考虑呢？
由于“宫市”不仅仅是一般的采购行为，而且也是关系到财政体制转换过程中，内廷供送制是如何过渡到供送与采购并举、采购份额逐渐加大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澄清有关的基本史实。
一 “宫市”缘起诸说析论
唐“宫市”缘起时间的判定，有开元说，天宝说，贞元说。按判定学者所处年代顺序，列举如下。
1.贞元说：唐人韩愈与《资治通鉴》作者持此说。
韩愈《顺宗实录》卷2载：“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注：《顺宗实录》，《丛书集成初编》第383册，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5页。）据是书，官吏主持宫中市买是“旧事”，贞元末，才转由宦官主持直接到市场采购，因称“宫市”。但“旧事”起于何时，源自何职，是否已置使领之，官吏主知时是否已有“宫市”之称，不载。
《资治通鉴》卷235，“德宗贞元十三年(797)”载：“先是，宫中市外间物令官吏主之，随给其直。比岁以宦者为使，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后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辩，无敢问所从来。”按，贞元共二十年，该书放在十三年叙述，又有“比岁”之判定，大致认定是在贞元中期，宦官充使，主持宫中采买，因称“宫市”。但“先是”所指时间上限不清。
2.天宝说：南宋人洪迈与陈寅恪先生持此说。
洪迈在其所撰《容斋续笔》卷11《杨国忠诸使》条云：“杨国忠为度支郎，领十五余使，至宰相凡领四十余使，第署一字不能尽，胥吏因是恣为奸欺。新旧唐史皆不详载其职。按其拜相制前衔，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祠祭、木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崇文馆学士、修国史、太清、太微宫使，自余所领又有管当租庸铸钱等使。以是观之概可见矣。宫市之事，咸谓起于德宗贞元，不知天宝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据上，洪氏似认为“宫市”起于天宝时杨国忠以宰臣身份领使。但是书有前后矛盾之处：文中列举杨国忠拜相前所充任的使职，已有宫市使，因此，是在杨国忠任相前后连任的使职之一，明显是使职随人走，而非固定由宰臣充使。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卖炭翁”引《南部新书》戊载：“大历八年(773)七月，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哭于东市。上闻。赐衣，馆于客省。每一字论一事，尤切于罢宫市”；又引《旧唐书·代宗纪》：“（大历八年九月）癸末，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持竹筐及苇席，请进三十字。如不请旨，请裹尸于席筐。上召见，赐衣，馆之禁中。内二字曰监团。欲去诸道监军团练使也。”陈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自天宝至大历至贞元五六十年间，皆有宫市，而大历之际，乃至使郇谟哭市，则其为扰民之弊政，已与贞元时相似。”由于陈先生没有就“宫市”进一步展开考述，我们只能从上述有限的信息得知，首先他认为“宫市”起自天宝，但没有举出具体例证；其次他推定代宗大历年间，“宫市”扰民，已与贞元相似，“而宫市之弊害则由宦官所造成”，（注：《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51、248页。）应是认为代宗时宦官已借“宫市”名义为害京城民间社会与市场。
3.开元说：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陆续有学者持此说。
唐人戴孚著《广异记》，书中云：“薛衿，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迭日于东西二市。”（注：《太平广记》卷331“薛矜”条引，第7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2627页。）这是目前所见“宫市”一词出现的最早年代。近年，一些学者注意到这条材料，并据此认为，“宫市”应起源于开元时期。（注：龚昭民《唐代的“宫市”》、张艳云《唐代“宫市”考》、元峻《宫市的另一种含义——读两唐书偶记》、岳纯之《唐代宫市略说》及李东《唐代“宫市”之补正》等，都据《广异记》而主张“开元说”。）《广异记》原书不存，成书年代不详。戴孚其人，两《唐书》无传，《文苑英华》卷737顾况《戴氏〈广异记〉序》云：“至德初，天下肇乱，况始与同登乙科。君自校书终饶州录事参军，时年五十七。有文集二十卷。此书二十卷，用纸一千幅，盖十余万言，虽景命不融，而铿锵之韵固可以辅于神明矣。二子钺、雍，陈其先志，泣请父友，况得而叙之。”（注：《文苑英华》第5册，中华书局，1966年，第3838-3839页。）戴孚卒年不详，《太平广记》收录《广异记》一书278条，多为开元以后事，该书卷305“王法智”条载，大历六年，戴孚在桐庐与左卫兵曹徐晃、龙泉令崔向、丹阳县丞李从训等人会见王法智，推知当时戴氏任职于此地。（注：《太平广记》卷331“薛矜”条引，第7册，第2627页。）《广异记》书中所记多为开元以后事，如参照戴氏阅历，推测成书应在开元以后。（注：王应麟《玉海》卷57《艺文》：“唐顾况有戴氏广异记序戴孚二十卷”（第2册，台北：大化书局合璧本，第1142页）。戴孚至德初（至德共二年，756-757）登第初入仕，57岁死于饶州录事参军任上。）
开元时，京城长安市场已经非常活跃，内廷日常食用品更多的通过市场采购是正常的，因此，《广异记》言长安尉主知“宫市”是可信的。但如何主知，以及凡为内廷采购是否已称“宫市”，并没有其他佐证，也未见有职称为“宫市”的专官，有可能是作者著述时沿用当时（开元以后）京城人对此行为的泛称，而非开元时世人对采购内廷所需之称或官吏专任之称。因此，“宫市”一词是否始于开元并无更有力的佐证，《广异记》仅能说明，开元时期，内廷日常食、用品需在京城市场采购的部分，由长安尉负责专知。又，《新唐书》卷46《百官一》云：“金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两京市互市、和市、宫市交易之事，百官、军镇、蕃客之赐，及给宫人、王妃、官奴婢衣服。”据此，“宫市”事务似最早应由金部主持，但他书记载金部郎中职掌均不见有“宫市”一职。（注：《旧唐书》、《唐六典》、《通典》等书都没有金部掌“宫市”的记载。）是否将“官市”误传抄为“宫市”？没有其他佐证，无法判定。亦可能修史者以为金部掌管库藏出纳，“宫市”自然归其所掌？只能存疑。
综上，开元年间，为内廷供应所需直接到（主要是京城）市场采购任务，由京兆府（可能由长安尉主知）负责，但其时是否已称之为“宫市”，除《广异记》外，并无其他佐证；天宝时，杨国忠以使职掌领“宫市”，但其中原委仍需澄清；代宗时，“宫市”已引起民怨，“宫市使”职应已转至宦官掌领，但何人主知，所领何职，惜史无明文；德宗贞元时，已有明确记载“宫中有要市外物”不再循府县供送旧制，而以宦官为使，称“宫市”，因为害甚剧，成为受到朝野抨击最为猛烈的弊政之一。外臣如何主持“宫市”，又如何转到宦官手中，以及“宫市”的出现与内廷供应体制变化的关系，其中仍有未明之处若干。
二 杨国忠领使“宫市”始末
“宫市”有使，始于杨国忠，但外臣执掌内廷采购事宜，并非始白宫市使设置之时。
唐前期，内廷所需基本是供送制。供送物品的来源，一是诸司供给，由司农寺、少府寺、太府寺、太仆寺、将作监等负责；二是诸方贡献，有来自地方诸州，有来自戚属百官；还有一部分是自供。（注：自供方式、自供物品来源及主要种类没有明确记载，也未见专门研究。但自供物品更有可能直接采自市场，日用食品、杂品应该居多。后文所举公主“进食”时有意制造出的炫耀、渲染的场面，可想见，所进之食应在选料、烹饪上都有可值得炫耀、渲染之资本，必定不同于统一供御。自供在整个供御中的比重，随着内廷供应与市场联系的加强而逐渐增加。）殿中省负责御物的管理支配。（注：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3分册第2章“供御”，详细记述了供御的基本机构、办事人员、物品来源途径和经费来源等，兹不赘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一部分供送内中物品需在京城就地采办，采办有两种方式：一是临时所需，即时采买；（注：《唐会要》卷66《少府监》载：“景龙二年(708)四月十四日，敕：少府季别先出钱二千贯，别库贮，每别敕索物，库内无者，即令市进，皆须对主付值，不得且令供物，于后还钱。其钱兼以绢布丝绵充数。”（《丛书集成》第11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56页）李锦绣定名为“别敕索物和市钱”。（见《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3分册第2章“供御”，第1151页））二是配户和市，由京兆府属官主知。（注：《旧唐书》卷98《裴耀卿传》：“开元初，累迁长安令。长安旧有配户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储蓄之家预给其直，遂无奸僦之弊，公私甚以为便。在职二年，宽猛得中，及去官，县人甚思咏之。”在长安行配户和市之法，多是供应内廷或京城官署所需。按户配，是官物供给体制下所采取的强制性手段，被配之户，多集中在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人户，以两市人户为主（包括两市周边同类人户），被迫储备官府所规定的物资，以充和市。《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载：“玄宗开元十六年(728)敕，曰：年支和市合出有处，官既酬钱，无要率户。如闻州县不配有家，率户散科，费损尤甚。设今给假，亦虑隐藏。宜令所司，更申明格敕，应欲反配，须审料度所有和市各就出处。”（《册府元龟》第6册，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5785页））《广异记》所云长安尉主知“宫市”，与裴耀卿废配户和市旧法，两者时间一为开元初，一为开元中，前后相继，但是否有直接关系却不甚明了。（注：据《旧唐书》卷105《王鉷传》，唐玄宗天宝二年(743)，王鉷充任京和市和籴使，则户部财权已经逐渐转由使职统掌。但王鉷充任的使职与内廷供购系统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据《新唐书·食货志》，配户和市仍未禁绝。）
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内廷对市场的需求极为迫切，与市场的联系更加广泛，内廷人数的增加，更加大了对市场的需求量。（注：《旧唐书》卷184《宦官传》载：“神龙中，宦官三千余人，超授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千余人，然衣朱紫者尚寡。玄宗在位既久，崇重宫禁，中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得门施棨戟。开元、天宝中，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大率宫女四万人，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这样算来，内廷仅宦官、宫女已近五万人，长安至少四万人，其他相关人员尚未计在内。）与这种大趋势相适应的是，官府供给系统中市场采购比重逐渐增加。财政体制的变革，财政系统的使职化，内财政内廷市场采购份额逐渐加大，原有供送系统在人员和经费方面已不能满足宫内的即时需要，（注：随着使职的普遍设置，不少在京官吏都被奏充使下判官，如裴宽，开元九年时任长安尉，宇文融为侍御史括天下田户使，奏差其为“江南东道勾当租庸地税兼覆田判官”（《旧唐书》卷100《李朝隐传》），原有内廷供送环节上的长安尉主知“宫市”一环，裴宽恐怕根本无法顾及，而这并非是个别现象。）城市商品经济日趋活跃，这正是“宫市”置使、权限扩增、人选趋重的主要原因。
不经由寺监或府县供送系统，而由内廷委派专人负责到京城市场采购，始自杨国忠，但初领使职，并非称“宫市使”。
据前引洪氏《容斋续笔》载，天宝时，杨国忠以宰相领“宫市使”，是为“宫市”之始，后人似未提出异议。但该书前已罗列杨国忠拜相前职衔，任御史大夫时已领“宫市”，而后语“宫市之事，咸谓起于德宗贞元，不知天宝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显然与史实不符，可知洪氏考证仍未详尽。《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载：“上春秋高，意有所爱恶，国忠探知其情，动契所欲，骤迁检校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监水陆运及司农出纳钱物、内中市买、召募剑南健儿等使，以称职迁度支郎中，不期年，兼领十五余使，转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是岁，贵妃姊虢国、韩国、秦国三夫人同日拜命。兄铦，拜鸿胪卿。八载，玄宗召公卿百寮，观左藏库。喜其贷币山积，面赐国忠金紫，兼权太府卿事。国忠既专钱谷之任，出入禁中日加亲幸。”杨国忠任职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时，已兼司农出纳钱物使和内中市买使，两使职一管钱物出纳，一管入市采买，迁御史大夫后内中市买使已改称宫市使，仍由杨国忠领任。虽然“内中市买使”不见他书记载，但从杨国忠前后担任的职掌分析，兼有内外身份，内中采买确实非他莫属。
天宝初年，正是使职扩增的重要时期，“初，宇文融既败，言利者稍息。及杨慎矜得幸，于是韦坚、王鉷之徒竞以利进。百司有利权者，稍稍别置使以领之，旧官充位而已。”胡三省注：“史言诸使所由始”。（注：《资治通鉴》卷215“玄宗天宝元年三月”条。）司农、太府、度支、户部，包括内廷采购等，都属于“百司有利权者”，因此，都陆续置使领之。“内中市买使”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设置的。
杨国忠充任“内中市买使”的缘起与具体时间没有明确记载，《旧唐书》本传仅记载了他在任度支员外郎一职时，同时担任“内中市买使”，因此，如果知道何时任职度支员外郎即可。
杨国忠任“宫市使”前后职历条缕如下：天宝四载，杨国忠因诸杨姐妹引见，侍宴禁中，因“专掌樗蒲文簿，钩绞精密”而受到玄宗“好度支郎”的夸奖，（《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四载”条。）凭借诸杨姐妹力荐，被王鉷奏充判官，进入财政使职系列；天宝四载八月，杨国忠时任殿中侍御史，充司农出纳钱物使，（注：《唐会要》卷59“出纳使”，第10册，第1024页。《册府元龟》卷483《总序》载，开元二十六年，以“侍御史杨慎矜充太府出纳使”；天宝四载，又“以殿中侍御史杨钊充司农出纳钱物使”（第6册，第5769页）。《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六载十一月”条载：“李林甫引（杨国忠）为援，擢为御史，”作者显然推定杨国忠任职御史应在天宝六载。同书卷216“天宝七载六月”条，杨国忠已任度支郎中兼侍御史，岁中又加领十五使，当月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注云：“杨国忠兼侍御史，在六载、七载之间”），大约在天宝六载十一月以后，七载六月以前。但其他书记载有出入，现综合各书考察。）则他入御史台至少应在天宝四载八月或此前。王鉷奏充判官也应在八月之前，很可能在这时充任“内中市买使”一职；天宝四载十一月，杨国忠时任度支郎中，充诸道铸钱使，（注：《唐会要》卷59“铸钱使”条，第10册，第1022页。）则他应在四载十一月迁度支郎中前己任职度支员外郎。
如上述记载不误，杨国忠在任度支郎中之前，已充任司农出纳钱物使，由此亦可推知，他已经承担了“内中市买”的任务，时间应在天宝四载迁度支郎中之前。如考虑到，天宝四载，王鉷 “务为割剥以求媚”，“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注：《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四载冬十月”条。）而杨国忠主知“内中市买”的主要任务是采买“侍宴”所需，资金也应来自日益膨胀的内库。
天宝六载十一月，李林甫引杨国忠为援，拔擢为御史，（注：《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六载十一月”条载：“李林甫屡起大狱，别置推事院于长安。以杨钊有掖庭之亲，出入禁闼所言多听，乃引以为御史。”）充两京含嘉仓出纳使；（注：《唐会要》卷59“出纳使”，第10册，第1024页。）天宝七载六月，杨国忠己任度支郎中兼侍御史，岁中又加领十五使，其中包括“内中市买使”。当月，又“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恩幸日隆”；（注：《资治通鉴》卷216“天宝七载六月”条。）天宝八载，杨国忠遂“专钱谷之任”，身兼水陆转运、司农出纳钱物、太府出纳钱物、度支诸使。（注：《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一载秋八月”注云：“左藏，旧有令、丞而已，出纳判官盖帝置也。是时分立诸使，旧来司存之官备员，莫得举其职。杨国忠方承恩遇，领使最多，盖兼左藏出纳使而以魏仲犀为判官也。”左藏为国家正库，“天下赋调之正数钱物则皆归左藏也”，玄宗观左藏库后而赏杨国忠。（注：《资治通鉴》卷216“玄宗天宝八载二月”注。）
综上，天宝四载到六载之间，内中库藏出纳和内廷采买都已由杨国忠一人统领，完成了“内中市买”由职官主持转移到使职的过程。（注：当时王鉷和杨国忠并掌财政，杨国忠“以椒房之亲出入中禁”，虽然内廷及府藏出纳（包括内中市买）王鉷并未染指，但二者的冲突仍不可免。杨国忠在王鉷失宠到贬死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内中市买使”的设置及转为“宫市使”，是内财政使职趋重的结果。（注：关于内、外财政系统及变化，请参见第41页注①所列诸文和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分册第4章“理财的内诸司”。）天宝十一载，王鉷贬死，杨国忠统掌内外财权，升任御史大夫，兼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祠祭、木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据此可知，“内中市买”在天宝四载已置使，由杨国忠充任，但正式出现“宫市使”的职名是在天宝十一载，职掌显然与“内中市买使”没有区别，主持人仍是杨国忠，看来是职随人走，使职因人而设，并非专以宰相充使。但是，正式设“宫市使”是否是在天宝十一载，还是此前即天宝七载六月以后由“内中市买使”已转为“宫市使”，不详。天宝十—载十一月，杨国忠升为右相，“其判使并如故”。杨国忠所充任的使职，涵盖了内中市买从所需库藏收入到支出的各环节，包括度支、司农、御史等。（注：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1064页。）
因此，宫市使应在天宝七载六月以后到天宝十一载这段时间，由内中市买使改置，杨国忠在升任御史大夫兼领十五余使时，继续领使“宫市”，“内中市买”仍是职掌之一，而权限已大为扩张了。“宫市”与其他由外财政逐渐内化或逐渐独立的使职不同，开始设置就有强烈的内财政色彩。其供职范围主要是为皇帝与以诸杨为主的后宫宴饮采购所需。
开元、天宝时，重要财政使职仍由权臣掌领，但宦官已分割了部分财权，主要是在逐渐形成的内财政系统伸展势力，如加置的皇帝私库大盈、琼林二库使就是由宦官领掌。（注：《资治通鉴》卷228“德宗建中四年十月丁未”条“琼林、大盈二库”注：“玄宗时，王鉷为户口色役使，征剥财货，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则玄宗时已有大盈库。陆贽谏帝曰：‘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传诸耆旧之说，皆云创自开元，聚敛之臣，贪权饰巧求媚，乃言：“郡国贡献，所合区分。赋税当委于有司，以给经用；贡献宜归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悦之，新置是二库，荡心侈欲，萌祸于兹。迨乎失邦，终以饵寇。’则库始于玄宗明矣。宋白曰：大盈库，内库也，以中人主之。至德中，第五琦始悉以租赋进入大盈库，天子以出纳为便，故不复出。”大盈库主要收纳钱帛丝布，琼林库主要收纳金银珠宝及器皿。关于库藏内容，详见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39页；杜文玉《唐代内诸司使考略》，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但玄宗时，琼林、大盈二库具体由谁主知，不详。）当时内外财政系统处于胶着状态，很多职任尚无明显区分，内财政使往往是通过对原有职任系统的渗透进而才取而代之。王鉷死后，内外财权都统于杨国忠手中，可为内库财政权由外官手中过渡到内廷的关键。
杨国忠与李林甫和王鉷不完全相同，他“以椒房之亲，出入中禁”，（注：《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有诸杨为其邀宠，自己又表现不俗，最终得到宠幸，虽是以外官系列升迁，但玄宗实际视其为内臣。（注：即吴丽娱所指的“皇帝私人”性质，参见《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兼论唐后期财政使职与宦官的关系》，载《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杨国忠虽然与王鉷并掌财政，但两人所领使范围是有区别的，杨国忠所领诸使职，多为内财政系列，以掌管内库出纳为主。自玄宗朝起，凡外臣掌领财政使，下场无一好结果，如王鉷、第五琦、元载、刘晏、杨炎等。而杨国忠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在与王鉷争权夺利过程中的先天优势，（注：《新唐书》卷207《宦者上》载：“当是时，宇文融、李林甫、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虽以才宠进，然皆厚结力士，故能踵至将相。自余承风附会不可计，皆得所欲。”厚结宦官，加上后宫内助，杨国忠自然比其他人更有优势。）也使内库出纳和内廷采买在内财政使系统的形成过程中逐渐合一。“内中市买使”抑或此后的“宫市使”都是直接为内廷所设使。因此，杨国忠是在财政收入由外库向内库转移、内库财政权由外官转到内臣手中的第一位关键人物。
杨国忠以使职身兼内廷出纳采购之任，很显然，这不仅仅是个别人选上的变化，恰恰是因为内廷供送发生了变化，主知京城两市采购已不再由属于京都府县系统的长安尉等负责，而是转由使职主知。内廷采购选任杨国忠主知，具有个人因素和体制变化的双重意义。
三 宦官掌领“宫市”始末
《南部新书》乙云：“开元天宝间有内三司，置于禁中，内职有权要者掌之，天下财谷著之簿间，毫发无隐。”（注：《丛书集成初编》第2848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6页。）是时是否已设内三司，尚未见到其他史料佐证，但内库规模扩大，内财政系统逐渐形成，宦官逐渐控制内财政权已是趋势所然。
安史之乱是促成“宫市”由外臣转移到宦官手中的关键事件。第五琦是内库财政权由外官转到内臣手中的第二位关键人物。
自肃宗起，宦官已经控制了内廷，外吏逐渐不能“与闻禁中事”，又没有再出现杨国忠这样具有“椒房之亲”身份的外官，内廷供购也就成为外吏不能与闻的“禁中事”之一了。
如以《南部新书》为据，则代宗时宦官已领宫市；如以《资治通鉴》为据，德宗贞元中，宦官始领宫市使；如以《顺宗实录》为据，德宗贞元末，才由宦官领宫市使。今人讨论“宫市”问题，未见提出异议。（注：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卖炭翁”一文，没有区分外官和宦官领使“宫市”的时间，仅笼统地认为“自天宝至大历至贞元五六十年间，皆有宫市”。龚昭民《唐代的“宫市”》、张艳云《唐代“宫市”考》、岳纯之《唐代宫市略说》、李东《唐代“宫市”补正》等论者都依据《顺宗实录》和《资治通鉴》的说法，认为以宦官为“宫市使”，自德宗贞元始。）追踪史料，内中仍有蹊跷。
《旧唐书》卷118《杨炎传》载：“初，国家旧制，天下财赋皆纳于左藏库，而太府四时以数闻，尚书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辖，无失遗。及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赋进入大盈内库，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给为便，故不复出。是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嬴缩，殆二十年矣。中官以冗名持簿书，领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给其间，连结根固不可动。”第五琦，肃宗至德元载为度支使；乾元元年(758)加度支郎中兼中丞为盐铁使；乾元二年为户部侍郎。（注：《资治通鉴》卷219“肃宗至德元载冬十月”条载，第五琦为山南等五道度支使，同时主持榷盐。《旧唐书》卷49《食货下》载，肃宗乾元元年第五琦加度支郎中兼中丞为盐铁使。）肃宗初年，在第五琦的建议下，内库开始分割外库的财赋收入，内库出纳也开始由宦官掌领。（注：关于唐代肃、代、德三朝财政使与内廷宦官的关系，可参见吴丽娱《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兼论唐后期财政使职与宦官的关系》。关于内库收支与内库财政权，详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2编第4章“内库收支”。）
“宫市”转由宦官领掌的关键事件是安史之乱，随着杨国忠殒命马嵬坡，肃宗灵武即位，内廷的权力控制在李辅国等权宦手中。《新唐书》卷208《李辅国传》载，肃宗还京，“拜（李辅国）殿中监、闲厩、五坊、宫苑、营田、栽接总监等使，兼陇右群牧、京畿铸钱、长春宫等使，少府、殿中二监”，原由杨国忠所领的属于内诸司各使，基本都由李辅国继任。虽然李辅国没有继任杨国忠担任的司农、太府等外财政使职，但考虑到内库在这时期通过分割外库财赋收入，已控制了国库的主要出纳权，如宫苑使的主要职掌之一即是供应“宫内所需别索”及“内自勾勘”“破用钱物”，（注：《唐会要》卷66《西京苑总监》第11册，第1165页。）唐末有记载，总监“制巨廪以备国储”，又“兼知太仓出纳”，（注：敦煌文书伯3723《记室备要》，是书撰于晚唐五代，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录全文并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6-126页）。但太仓出纳唐后期很长时间仍由外官专知，孙逖《授严正诲博州司马制》：“门下：朝散大夫、行司农寺丞、摄殿中侍御史、专知太仓出纳使”。（《文苑英华》卷414，中华书局，1966年，第2099页）孙逖，据《旧唐书》卷190（中）本传，开元后期到天宝初掌制诰，可知撰文时太仓出纳尚由外官专知。宫苑使应该在更晚时才“兼知太仓出纳”。）因此，内中采买也应顺理成章转由宦官负责。在宦官势力继续膨胀的过程中，“宫市”积弊成蠹。
代宗大历时，“宫市”为弊既深，郇谟“哭市”举动主要是针对宦官专权，“宫市”和“监军”，一为财政，一为军政，亦是受世人抨击宦官专权最为激烈之事。
元载与李辅国有戚属关系，为李辅国所荐拔，因此，在元载当权时，宦官仍控制内财政是可能的。（注：《新唐书》卷145《元载传》。）德宗初即位，杨炎为相，曾劝德宗恢复旧制，将内臣掌财赋出纳权回归到外财政手中。《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末”条载：“杨炎顿首于上前曰：财赋者,国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轻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犹或耗乱不集。今独使中人出入盈虚，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于此。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岁用几何，量数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后可以为政。上即日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一用旧式，岁于数中择精好者三五千匹，（注：《资治通鉴》卷226“代宗大历十四年十二月”条载：“考异曰：《德宗实录》作‘三五十万匹’，今从《建中实录》。”《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作“三五十万匹”。（第6册，第5786页）据宋杰考述，代宗朝绢帛价格在每匹2000文至4000文；德宗朝逐渐跌落，贞元十九年跌至八九百文一匹；德宗末年到宣宗时期，绢帛价格大致在700钱到1100钱之间浮动。（《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卷》第5章“货币与物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514-515页））进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议者称之。”（注：《资治通鉴》卷226“代宗大历十四年末”条。《旧唐书》卷105《王鉷传》：“（天宝）四载，加勾户口色役使”。）这种回归为时甚短，（注：《旧唐书》卷12《德宗本纪上》。）而内库出纳和内廷采购仍由宦官主持的格局并没有变化。
《新唐书》卷52《食货二》载：“是时，宫中取物于市以中官为宫市使，两市置白望数十百人，以盐估敝衣绢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彻肆塞门。谏官、御史数上疏谏，不听，人不堪其弊。户部侍郎苏弁言：‘京师游手数千万家无生业者，仰宫市以活，奈何罢’。帝悦，以为然。”上述材料说明德宗时有宫市使，但大宦官未见领其职；白望数十百人，数千万家仰宫市以活，说明与宫市有关的人众多，可能是各宫（院）都有相对独立的采办人员，才会牵涉到如此众多的人。
吴凑德宗时为京兆尹，曾力图恢复内廷供送旧制，把“宫市”仍列入“府县常务”，《册府元龟》卷674《牧守部·公正》云：“于时，宫禁诸司中官乱于坊市，强赊买物，谓之宫市，人情无聊。凑累上奏其弊，又言：故事，宫市是府县常务，近年已来，中官始自市买。今请每有所要，但敕下府县令供送，若乱入坊市取物，恐小人因缘为奸，真伪难辨。不然，特置宫市，所令中官谨厚者主之。中人不便其事。帝亦不纳。”（注：第9册，第8055页。《新唐书》卷52《食货志》将其事系于韦凑，误。据《旧唐书》卷101《韦凑传》，韦凑未曾任职京兆尹，且卒于开元十年。）可注意的是，吴凑为章敬皇后弟，也兼有内外两重身份，代宗时，甚得信任，“尤为委信”，曾倚重为除元载之主要谋臣，（注：《新唐书》卷159《吴凑传》。）出任例由宦官执掌的十王宅使。十王宅使（十六王宅使）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皇子起居、膳食管理，（注：详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1分册“十六王宅使”，第490页。）代宗以吴凑为使，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试图削弱宦官内财政权的信号。德宗时，内职掌已被宦官垄断，因此，吴凑提出恢复京兆府、县负责宫中采买事宜，以免宦官扰民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实施。虽然吴凑也具有双重身份，但与杨国忠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内廷采购权是宦官控制内财政的重要环节，当然不能轻易易手。德宗在某种程度上显然也受制于宦官。
四 “宫市”是否终止于顺宗
世人对宦官领“宫市”的抨击，主要集中在代、德两朝，尤以德宗朝为甚。但史书明确记载担任宫市使的只有玄宗朝杨国忠，肃宗即位后，李辅国接任杨国忠的几乎所有重要职掌，但却不见宫市使一职。此后历朝权宦都没有担任过宫市使的记载，包括气焰熏天的权宦鱼朝恩、程元振等。今人对宦官所担任的使职已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唐后期内诸司使使名及职掌，很多是从墓志和出土文书中发掘出来的，但仍未见有宫市使，仅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看，大宦官并不担任专掌京城采办的宫市使一职。
“宫市”结束于何时，也是一桩疑案。如据《新唐书·德宗本纪》和《顺宗实录》，顺宗一即位，立刻罢“宫市”，如据《新唐书·食货志》，顺宗一即位，不仅罢去宫市使，还罢去了盐铁使。但实际上，顺宗以后，盐铁使继续存在，宫市使也没有销声匿迹。文宗时，史书记载有“十六宅宫市内官”、（注：《旧唐书》卷17下《文宗本纪》载：“（开成二年五月）壬申，上幸十六宅与诸王宴乐。决十六宅宫市内官范文喜等三人，以供诸王食物不精故也。”）“十六宅宫市品官（一为十六宅宫市典）”、（注：《资治通鉴》卷244“太和五年(831)二月”条。《新唐书》卷82《穆宗五子》：”且言宫史晏敬则朱训与申锡昵吏王师文图不轨”。《旧唐书》卷175《穆宗五子》：“乃令神筞虞候豆卢着告变，言十六宅宫市典晏敬则朱训与申锡亲吏王师文同谋不轨”。）“供内品官市典”、“宫市使典”等。（注：《册府元龟》卷670《内臣部·诬构》载：“状告前供内品官市典朱训与前十六宅宫市典晏敬则……”（第8册，第8008页））据此有学者认为，顺宗以后，宫市不仅有使，还有正式属官。（注：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1分册“十六王宅使”，第492页。）
下面一条材料屡被引用，以作为顺宗之后宫市仍然存在的依据：《唐会要》卷86“市”载：“（会昌）六年(846)七月敕：如闻十六宅置宫市已来，稍苦于百姓，成弊既久，须有改移。自今已后，所出市一物已上，并依三宫直市，不得损刻百姓。”（注： 第15册，第1583页。《册府元龟》卷504《邦计部·关市》记为会昌元年(841)，载：“会昌元年七月，敕：如闻十六宅置宫市已来，稍苦于百姓，成弊既久，须有改移。自今已后，所出市一物已上，宜并依三宫置市，不得令损刻百姓。”（第6册，第6051页）按，《会要》与《册府》所记年代有异，因未详考，不知孰是。又，《会要》为“直市”，《册府》为“置市”，从字面上理解应是有区别的，待考。）十六宅，据《资治通鉴》卷238“宪宗元和六年(811)冬十一月”“十六宅”注云：“开元以来，皇子多居禁中，诏附苑城为大宫，分院而处，号十王宅，中人押之；就夹城参天子起居。其后增为十六宅。《旧史》曰：开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为大宅，分院而居，号十王宅。十王谓庆、忠、棣、鄂、仪、颍、永、荣、延、济。其后盛、仪、寿、丰、恒、梁六王又就封入内宅，此十六宅得名之始也。”十六王宅均有自己的库，名“维城库”，（注：《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又于宫中置维城库，诸王月俸物约之而给用。”）所需从库中按月俸支给。十六宅置宫市后，宫市支给很可能也来自维城库。
唐朝“三宫”有两指，一是指大内、大明和兴庆宫：《旧唐书》卷38《地理一》：“皇城在西北隅谓之西内，正门曰承天，正殿曰太极，太极之后殿曰两仪，内别殿亭观三十五所。京师西有大明、兴庆，三宫谓之三内。”《旧唐书》卷184《宦官列传》：“开元、天宝中，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大率宫女四万人，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明确三宫所指为大内、大明和兴庆三宫。另指文宗时三宫太后：《旧唐书》卷52《后妃列传》：“文宗孝义天然，太和中，太皇太后居兴庆宫，宝历太后居义安殿，皇太后居大内，时号三宫太后。上五日参拜，四节献贺，皆由复道幸南内。朝臣、命妇诣宫门起居，上尤执礼，造次不失。有司尝献新苽樱桃，命献陵寝宗庙之后，中使分送三宫十宅。”据《长安志》卷9，宝历太后所居义安殿位于兴庆宫内。（注：《丛书集成初编》第3210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6页。）
既然明令依三宫给直，三宫应各有专人负责采买，所给价钱相对合理，但强调依三宫给直，而不规定依时价给直，可能三宫所给直低于时价，但还没有到严重侵害百姓利益的程度。《唐会要》卷66《木炭使》载：“（贞元）七年十月，司农卿李模有罪免官。初，司农当供三宫各菜二千车，以度支给车直稍贱，又阴雨不时，菜多伤败，模以度支为辞，上责不先闻奏，故免之。于是模奏司农菜不足，请京兆市之。京兆尹薛珏、万年令韦彤，禁有菜者私卖，上令夺珏俸一月，彤俸三个月。”又，“太和七年八月九日敕：司农寺每年供宫内及诸厨各藏菜，并委本寺自供，其菜价委京兆府约每年时价支更，不得配京兆府和市，大仓出给纳。”（注：《丛书集成初编》第11册，第1153页。）可知，私卖菜价高于京兆府给价，配户和市价低于时价。（注：敦煌文书伯2507“唐开元水部式”中规定：“其尚食、典膳、祠祭、中书门下所须鱼，并都水采供，诸陵，各所管县供。余应给鱼处及冬藏、度支每年支钱二百贯送都水监，量依时价给直。”说明配户和市价与依时价给价是有区别的。）
三宫不论具体何指，都是内廷的主要组成，武宗敕十六宅宫市依三宫给直，说明三宫也有到市场采买事宜，但是否也称宫市，不详。
内廷宫市不见记载，并不等于不置，内廷采购必须面对市场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不称宫市，其性质是一样的，由掌领内库的宦官主知也是不会变的。如果简单的认为顺宗罢“宫市”后，内廷所需又恢复了前期的供送制，或采购人员由外官充任，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上，宦官的权力在唐后期进一步增强，他们所控制的权力领域也进一步扩大。上揭武宗会昌六年七月的敕文，针对十六宅宫市之弊，也只是敷衍的规定要依市价给值。
杨国忠担任宫市使（原称内中市买使），主要是为玄宗个人和杨氏姐妹服务，开元天宝时，因宴赐频繁，“进食”相尚之风兴起，内中市买遂成为重要职任，也促使各宫、院在京城独自采办活动日益频繁。安史之乱前，皇帝、后宫、东宫、诸王及公主都有隶属于自己的库，支用相对独立，开元、天宝时，库藏支用独立的趋势逐渐加强。（注：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3分册，第1176页。）《资治通鉴》卷216“天宝九载二月”条载：“时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羞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中书舍人窦华尝退朝，值公主进食列于中衢，传呼按辔出其间，宫苑小儿数百奋梃于前，华仅以身免。”杨氏姐妹、诸贵戚在皇帝的默许下，以进食相尚，必然要争奇斗鲜，即时采自市场，才能出奇出鲜。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宋代，于是造就了北宋东京东华门外和南宋临安和于门外民间“宫市”市场的形成、喧闹与繁盛。（注：东华门是北宋都城东京宫城东门，《东京梦华录》卷1“大内”条载：“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
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其岁时果瓜蔬茹新上，市井茄瓠之类新出，每对可直三五十千。诸阁分争以贵价取之。”（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第31-32页）同书卷8“四月八日”条载：“是月，茄瓠初出上市，东华门争先供进，一对可直三五十千者，时菓则御桃、李子、金杏、林檎之类。”（第202页）和宁门是南宋都城临安宫城北门，《梦粱录》卷8“大内”条：“和宁门外红杈子，早市买卖，市井最盛，盖禁中诸阁分等位宫娥，早晚令黄院子收买食品下饭于此。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遇有宣唤收买，实时供进。如府宅贵家欲会宾朋，数下位品件不下一二十件，随索随应，指挥办集，片时俱备，不缺一味。夏初茄瓠新出，每对可值十余贯，诸阁分贵官争进，增价酬之，不较其值，惟得享时新耳。”（《丛书集成初编》第3219册，第62页））
肃宗以后，内财政系统渐趋完备，内库收入大为增加，内库出纳范围已不限于内廷支度，各宫、院所领（内）库自主权加大，直接到市场采买的份额增加，已不完全依靠计划调拨，甚至有可能也如宋代，在日趋活跃的商品经济刺激下，逐渐增加了独立的经营活动，以应付日益增加的开支需求，甚至以追逐更大利益为目的。（注：《梦粱录》卷9《内诸司》：“慈元殿库、皇后殿库、吴益国位库、淑妃昭修容仪美人才人诸位库，以上并是内侍官兼职提。”（《丛书集成初编》第3220册，第80页）同书卷19《塌房》：“且城郭内北关水门里有水路，周回数里，自梅家桥至自洋湖方家桥直到法物库市舶前，有慈元殿及富豪内侍诸司等人家，于水次起造塌房数十所，为屋数千间，专以假赁与市郭间铺席宅舍及客旅寄藏物货并动具等物，四面皆水，不惟可避风烛，亦可免偷盗，极为利便。盖置塌坊家，月月取索假赁者，管巡廊钱会雇养人力，遇夜巡警不致疏虞。”（《丛书集成初编》第3221册，第179页）《都城纪胜·坊院》：“柳永咏钱塘词云：参差一万人家。此元丰以前语也，今中兴行都已百余年，其户口蕃息，仅百万余家者，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见行都繁盛。而城中北关水门内有水数十里，曰‘白洋湖’，其富家于水次起迭塌坊十数所，每所为屋千余间，小者亦数百间，以寄藏都城店铺及客旅物货，四维皆水，亦可防避风烛，又免盗贼，甚为都城富室之便。其他州郡无此。虽荆南、沙市、太平州、黄池，皆客商所聚，亦无此等坊院。”（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夹注本，第15页）《东京梦华录》卷1《内诸司》：“内侍省内藏库、奉宸库、景福殿库、延福宫、殿中省六尚局、诸阁分内香药库。”（第41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8“仁宗”：“是月，合奉宸五库为一库，在延福宫内，旧名宜圣殿五库。一曰宜圣殿内库；二曰穆清殿库；三曰崇圣殿库；四曰崇圣殿受纳真珠库；五曰崇圣殿乐器库。于是合五库为一，改名奉宸，仍铸印给之。”（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67页）《宋史》卷23《钦宗本纪》：“（靖康元年十一月丁巳）皇后入居延福宫”。关于宋朝内库设置及体制本文不做详解，仅作为唐朝以后，内库增多的参照。）内诸司使任在唐后期细分后，各宫、院应有使专门负责采买，不再由中央掌权宦官充任。因此，勒索、强夺，更有可能是各宫、院下属出外采办的宫市使及典属所为，那些负责采办的低级宦官各恃所依，嚣张于京城市场，如白居易《卖炭翁》中鞭挞的宦官形象。这种相对独立的采买行为，才会有十六宅宫市典因供食不精而受到单独处理。
五代时，内廷采购不再称“宫市”。唐后期建立并成为宦官控制朝政重要环节的内财政系统，五代时也大都由武臣掌控，宦官又退回宫禁，但内廷供应对市场的依赖并没有因此而缩减。
五 有待考察的几个问题
一是前文所录《新唐书》卷52《食货二》中记载的与“宫市”密切相关的两类人。
第一类是宫市使下“两市置白望数十百人”，强买强卖，“人不堪其弊”；第二类是户部侍郎苏弁所言“京师游手数千万家无生业者，仰宫市以活”。“白望数百人”身份是什么？“游手数千万家无生业者”（注：《旧唐书》卷140《张建封传》作“游手堕业者”。）因何“仰宫市以活”？史书中没有说明，近人研究时也忽略而过。现推测如下。
“白望”应是各宫、院直接负责采买的低等宦官或从属人员，如《卖炭翁》中的形象。他们借宫市之名强取豪夺，敲诈勒索，实际目的是中饱私囊。各宫、院市买开支独立，可能会有定额，也可能带有承包的色彩，所以搜刮越多，中饱越肥。但具体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资治通鉴》卷236“顺宗永贞元年二月甲子”条，形象地记述了宦官依恃权势，为所欲为于京城的丑态，“贞元之末，政事为人患者，如宫市、五坊小儿之类，悉罢之。先是，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至有张罗网子门不许人出入者，或张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即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或相聚饮食于酒食之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驱詈。或时留蛇一囊为质，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愧谢求哀，乃携挈而去。上在东宫，皆知其弊。”（注：注：“宫市事，见上卷贞元十三年。五坊：一曰雕坊，二曰鹘坊，三曰鹞坊，四曰鹰坊，五曰狗坊。小儿者，给役五坊者也。唐时给役者多呼为小儿，如苑监小儿，飞龙小儿，五坊小儿是也。五坊属宣微院。”）也有并非担任采买任务的宦官，游走于市场，“多诈称宫市，肆夺人物，百姓怨苦”，（注：《册府元龟》卷18《帝王部·帝德》第1册，第201页。）虽然与真正的“宫市”并无关涉，但也折射出“宫市”这种体制转换过程中渗透的非经济因素及与特权相联的采购方式，对市场的损害不仅限于体制内。唐末，宦官对京城商贾近乎疯狂的掠夺更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资治通鉴》卷252载，僖宗乾符二年(875)正月，田令孜“说上籍两市商旅宝货悉输内库，有陈诉者，付京兆杖杀之”。
“京师游手无生业者”，应指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者，有的并无固定职业。之所以仰宫市以活，应该是商贩、手工业者、承包商、经纪人、从事运输、雇佣劳动等与官府（不仅限于内廷）采购市场有着紧密联系的个体和群体。京城数千万家仰宫市以活，有夸大之嫌，但如果是各宫、院分别采办于市场，牵涉的人户当不在少数。（注：关于“白望”和京城“仰宫市以活”的人户，因牵涉问题尚多，拟另文研究，兹不赘述。）可知，京城长安，与市场有关的非生产性人员在官府（包括内廷）供应转换过程中逐渐增加的趋势。
二是顺宗罢“宫市”后，为何还有“宫市”？此“宫市”是否同于彼“宫市”？
唐德宗朝，时任职京兆尹的吴凑为抑制“宫市”为害，曾提出两个解决的办法，一是仍按旧有供应体制，将“宫市”纳入“府县常务”；二是“不然，特置宫市，所令中官谨厚者主之”。（注：《册府元龟》卷674《牧守部·公正》第9册，第8055页。）吴凑所指的“特置宫市”，与“自市买”相区别，有可能是专为内廷采购而设的市场，而非专设的使职，否则，这条建议就没有意义。
据《文献通考》记载，“（宋）初，京师有杂买务、杂买场，以主禁中贸易”，“惩唐宫市之弊，置务以京朝官内侍参掌之，以防侵扰”，（注：《文献通考》卷20《市籴一》，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196页。）说明内廷采购在唐末到宋初，经过整顿后的趋势是：固定场所，有专职官员主持。当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内廷需要的刺激，民间“宫市”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势不可阻，日趋红火。由此想到，在唐朝顺宗正式罢“宫市”以后，为何还有“宫市”及“宫市使（包括属官）”出现？《唐会要》卷86“市”所载“十六宅置宫市”，是否有可能是固定时间和固定场所的专设“市场”，如宋初的“杂买场”？都有待进一步考察。
宋人鉴于唐朝“宫市”之弊，尤其注意严格限制宦官的权力，内廷采买事宜不再由宦官单独主持。（注：《文献通考》卷20《市籴一》，第196页。同书卷60《职官考14》“杂买杂卖务”载“宋朝杂买务旧曰市买司，太平兴国四年改，至道中废，咸平复置。以京朝及三班内侍三人监掌，和市百物。凡官禁官物所需，以时供纳。杂卖务，景德四年置，掌受内外币余之物，计直以待出货，或准折支用。以内侍及三班二人监，后亦差文武朝官。绍兴六年，诏杂买务、杂卖场，置提辖官一员。”（第549页））但内廷采买过程中的扰市、压市、欺市等非市场因素仍不同程度存在，只是形式与唐“宫市”所为又有不同。总体上看，宋朝内廷与市场联系更为紧密和广泛，内廷供应体制更趋细密，中央专门拨款用于内廷采购，内廷各部门（宫）都有相对独立的采购部门、专职采购人员和内库设置。内廷所需，各地贡送、主管部门供给和自行采购的物品内容也有明显的区分。（注：关于宋朝内廷供应体制和方式，因所涉甚繁，俟后再做探讨。）
内廷供送体制转换是一个逐步过渡的过程，不是孤立发生的，也不能仅从人为因素找原因，其背后应该有着更深刻和更广泛的体制转换因素。唐宋时期，官手工业从顶峰走向衰落，白银货币化程度加深，（注：参见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刺激内廷对市场需求增加，官府市场采购份额逐渐加大，采购范围逐渐拓宽等，（注：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第12章《宋政府的消费性购买与工商业经济》论述了政府消费性购买在宋代的制度化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都是促使财政体制变化过程中供应体制，（注：李锦绣在《唐代财政史稿》中将其析分为供国、供军、供御，详见该书上卷第3分册，第805页。）由供送制为主逐渐向采购供送并举过渡的积极因素。但在面对市场的官府行为及其运作中，非经济因素困扰、阻碍市场的培育与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以各种形式长期存在，“宫市”为害的现象，仅仅反映了一个侧面的问题，不应只归咎于宦官势力恶性膨胀所然。任何体制内部的局部改革和浅层面的施政举措，或者依靠“人治”，都解决不了体制转变过程中的根本问题。